 摘 要： 有关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政制中的作用, 学界一般认为流亡者担任的官职较低, 被整体排除在波斯帝国核心官僚体系之外, 因而政治作用有限。从希波关系史视野来看, 两大文明的交流互动, 使得流亡者即使无法担任高级官职, 也可在政治实践中通过建言等多种方式参与到帝国的希腊事务及少数非希腊事务中, 并因此得到波斯国王的重视和厚待。波斯官僚体系的松散性, 为希腊流亡者参与波斯帝国政治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希腊事务是波斯帝国的核心事务之一,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政制中的历史地位应得到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希腊; 流亡者; 希波关系; 波斯帝国; 引言 公元前459年, 希腊帮助埃及人反叛波斯, 客蒙 (Kimon) 率领希腊战舰驶入塞浦路斯和奇里乞亚, 逐步掌握了制海权。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 (Artaxerxes I,前465—前424年在位) 下书亡命波斯的雅典前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前493—前492年在任) 进击客蒙。由于缺乏必胜信心, 为避免身败名裂, 地米斯托克利自裁以殉。1从普鲁塔克的行文看, 地米斯托克利曾许诺波斯国王会负责希腊事务, 而国王在需要时确实给他下达了命令。结合传记全文, 无论是地米斯托克利本人还是波斯国王, 都非常重视他在希腊事务上的能力。 作为流亡2波斯的希腊人中最著名的一个, 地米斯托克利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从居鲁士 (Cyrus II, 前559—前530年在位) 开始, 波斯国王善用异族人的统治策略和赏罚分明的制度, 引起了“颇具野心但在本邦没有机会的希腊人的注意”, 成为“那些有雄心却被城邦流放, 但又不甘于命运的希腊人的天然庇护所”。3① 对于这些亡命波斯的希腊人在波斯政治和希波关系史中的历史定位, 经过多年研究, 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性观点。布里昂 (Pierre Briant) 统计了希腊文献、埃兰文文书、巴比伦年表与贝希斯敦铭文等资料中波斯重要官职的分布情况, 指出“帝国被以王室为中心的贵族集体和波斯人的文化传统所统治”, 希腊人或许会受到重视, 但难以取得与波斯贵族比肩的政治影响力。4卢埃琳·琼斯 (Lloyd Llewellyn-Jones) 将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比作金字塔, 认为国王是塔尖, 劳工是塔底, 两者之间部分的上层是波斯显贵, 下层则是各级官僚。5库克 (J. M. Cook) 也认为, “阿契美尼(Achaemenid) 王朝的统治正变成一种家族事业。精英圈子的这种缩小不仅发生在国王的宫廷中, 如果我们把目光下延到薛西斯 (Xerxes I, 前485—前465年在位) 统治之后, 会发现总督也倾向于使用他们自己的亲属担任重要使命……波斯人与被统治的民众联合统治的想法只是幻想……管理阶层会有当地官员……但统治阶层是波斯人……波斯贵族具有绝对、不可分割的统治权”。6晏绍祥肯定了外族人在波斯宫廷中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时指出, “最高权力一般都掌握在波斯人手中, 外族虽有可能担任某些官职, 但只能是相对次要、而且是基层的官吏”, 7他们的作用“都是局部性的”。8 总体而言, 在古代史料的基础上, 学者们勾勒出了一幅以族群为单位、泾渭分明的波斯官僚分布图景, 表明流亡者在该体系中身处边缘, 无法进入决策中心。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此问题仍有商榷空间。从史实来看, 以“尚 (族) 亲”为政制基础, 是上古文明的显著共性。但与此同时,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统治者礼敬乃至重用族、亲之外“贤者”的“尚贤”记载, 亦不乏实例。从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来看,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获得了极佳待遇, 希腊作家笔下“名列国王施恩者之列, 被国王赐予宫廷头衔、礼物与帮助的希腊人比波斯人还多”。9这与前述学者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协调。换言之,即便未能跻身中枢, 希腊流亡者是否可以凭借波斯君主的恩赏而对波斯最高决策层施加影响?如果说希腊人被集体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所负责事务的类型及方式如何?这些事务对于波斯帝国有何意义? 要解答这一系列问题, 仅考察波斯官僚体系显然不够。由于关涉波斯与希腊两大文明体, 有必要将流亡者的政治作用置于希波关系史的背景之下考察, 该群体不仅在主观上见证了希波关系的演变, 客观上也是希、波文明交互的产物。一方面, 希波关系的波动会对流亡者的政治作用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 唯有在希波关系史的视野下, 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流亡者的历史定位。此外, 对该群体的考察也可丰富对希波关系的理解。希腊城邦在整个古典时期都未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统一, 希波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雅典帝国的形成与波斯之间的关系”、“《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及前后) 波斯对希腊事务的影响”等专题, 较难进行整体把握。希腊流亡者贯穿波斯帝国始终, 不仅人数众多, 而且不乏如地米斯托克利这样的名人, 因而构成了一个相对恒定而具整体性的群体, 可以为理解希波关系提供一定参考。 因此, 本文拟从具体史料出发, 重新审视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政治实践中的位置, 并在希波关系的背景下探讨流亡者对于波斯帝国的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野探究他们的历史定位。 一、流亡者的体制角色与生存环境 波斯官僚体系的核心是波斯人。国王由出身阿契美尼族的波斯人担任, 代表神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 通过人事、财政等手段控制着各级官吏。10在中央, 世袭的波斯贵族组成了最核心的官僚阶层, 他们以“千夫长” (Chiliarch) 、“持弓者” (Bow-Bearer) 、“持杯者” (Cup-Carrier) 、“持矛者” (Spear-Bearer)、“搬运王凳者” (Footstool-Bearer) 、“战车驭者” (Charioteer) 、“持物者” (Staff-Carrier) 、“信使” (Message-Carrier) 等职位服侍国王, 11被希腊人称为“门人” (Peopleof the Gate) 。12法律上, 王室法官是从“波斯人之中挑选出来的”, 由波斯贵族世袭, 为终身职, 负责判决诉讼案件, 解释古老的规矩, 提供咨询。13波斯人的地位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 任何冒犯国家、国王、王室甚至是国王财产的罪行, 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14经济方面, 就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 担任首要财务大臣的是波斯人。15军事上, 波斯人通常是军队统帅, 即使在统领外族军队时也一般如此。16地方上, 波斯基本沿袭了亚述人设立的机构, 17除少数特例, 行省总督由国王任命波斯人担任。18 希腊流亡者官职较低。在希腊文献和波斯文献中, 几位最重要的希腊流亡者并未担任高级官职。戴马拉托斯 (Demaratus) 、地米斯托克利、亚西比德 (Alcibiades) 等人主要是充当顾问, 为国王或总督提供咨询和建议,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担任过总督、将军或其他高级职务。有关希腊人职务的记载, 主要来自波斯波利斯的物资分配文书 (Persepolis Fortification Texts) 。有明确官职记载的希腊人来自经济系统, 他被称作“Yaun” (即“伊奥尼亚人”) , 在公元前499年12月至公元前498年9月间担任财务大臣法纳西斯的秘书。而在任职前, “Yauna”可能曾担任谷物管理员。19此外, 一则文书也证实了希腊官员的存在。该文书由希腊文写成, 内容是  (两马里斯的酒, 10月份) , 20文书尽管不完整, 但可以证明在管理层有惯于用希腊文写作的人员, 并且至少另有一人能读懂希腊文。文书中还记载有从事更具体工作的希腊人, 不少人虽然姓名遗失, 但有关他们的引文、作品等保存了下来, 包括运输建筑材料的工人、灌溉女工等。21 流亡者难以担任高级官职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 流亡者来到波斯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政治庇护与扶持。在希腊与波斯接触初期, 无论是流亡者还是其母邦, 一般都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早期帝国历史中与波斯接洽的希腊人,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后世的流亡者。居鲁士征服吕底亚王国后, 小亚细亚 (以下简称小亚) 地区的希腊人曾要求与波斯签订协议, 22他们试图以臣服换取城邦的生存。冈比西斯 (Cambyses II, 前530—前522年在位) 时期, 库列涅统治者阿尔凯西拉欧斯三世 (Arcesilas III) 的母亲斐列提玛 (Pheretima) 曾向埃及总督阿律安德斯 (Aryandes) 求援, 想借波斯之力恢复对库列涅的统治。23萨迪斯总督欧洛伊铁司 (Oroetes) 以扶持之名, 诱杀了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底(Polycrates) 。24欧洛伊铁司之所以选择该借口, 波里克拉底之所以上当, 说明寻求波斯人的支持在当时并不罕见。 大流士 (Darius I, 前522—前485年在位) 时代以降, 波斯在与希腊的交涉中更加强势, 对于希腊城邦的干涉逐渐增多, 前往波斯的希腊人更以求援为主。最早来投奔大流士的希腊人可能是萨摩斯的叙洛松 (Syloson) , 25他以“国王的恩人”的名义跑到苏撒, 坐在王宫门口, 求见大流士, 希望助他恢复对萨摩斯的统治。叙洛松是较为典型的流亡者, 他被萨摩斯放逐后曾流亡埃及、波斯等地。叙洛松式的求助在大流士时期及其以后颇为常见, 与之相似的有雅典的希庇阿斯 (Hippias) 、奥诺马克里图斯 (Onomacritus) 、狄凯乌斯 (Dicaeus) 、地米斯托克利、亚西比德、塔拉斯的吉洛斯 (Gillus) 等。26 当流亡者功绩显赫或其母邦在与波斯的关系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时, 流亡者可能会要求一定待遇, 但也未出现索要高级官职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 (Pausanias) 。波桑尼阿斯是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军的领袖, 曾在普拉提亚取得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 “在所有希腊人中赢得最高声誉”。27波桑尼阿斯在战后暗通波斯国王, 并在写给薛西斯的信中要求迎娶薛西斯的女儿。波斯在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而波桑尼阿斯又是威名远扬并且有恩于波斯之人, 但即使如此, 他要求的也只是联姻, 并未索要任何官职。另一位同样在希波战争中重创波斯的希腊人地米斯托克利, 在亡命波斯时也未提出担任高级官职的要求。28相较而言, 普鲁塔克有关戴马拉托斯索要优厚待遇的记载则不太可信。据普鲁塔克, 戴马拉托斯曾要求学着国王的样子, 竖戴冠冕, 骑马穿过萨迪斯城。29该记载的问题在于, 普鲁塔克之前的历史学家没有记载此事。而且从希罗多德的记载来看, 戴马拉托斯一贯谨小慎微, 不应提出类似要求。30狄凯乌斯曾与希罗多德会面, 因而希罗多德的记载应该更为可信。不过, 即使在这则可能是虚构的史料中, 戴马拉托斯也未索要高级官职。 其次, 流亡者缺乏担任高级官职的必要能力。在希腊城邦的对外交流中, 对于外族语言的学习并不积极。掌握波斯语是融入波斯政制的必备条件。地米斯托克利曾将语言比作刺绣的波斯挂毯, 是与波斯国王沟通的关键。31古典文献中, 掌握波斯语的流亡者似乎不少。地米斯托克利在来波斯之前, 专门向阿塔薛西斯申请了一年的时间, 尽可能地学习波斯语和波斯风俗。32希斯提埃伊欧斯求救时以波斯语自报姓名。33据阿特纳奥斯 (Athenaeus) 记载, 亚西比德也曾学习波斯语。34然而, 真实情况恐怕并非如此。最有可能掌握波斯语的虽然是地米斯托克利, 但有关他学习波斯语的记载有多个版本, 其中不乏矛盾之处。35希斯提埃伊欧斯求救时的一句呼喊, 并不能作为其掌握波斯语的确证。有关亚西比德学习语言的记载, 来自数世纪之后的阿特纳奥斯, 与其同时代的史学家并未记载, 因而阿特纳奥斯的记载“可能是后世的伪造, 目的是与地米斯托克利的生活类比”。36更为可能的情况是, 亚西比德与波桑尼阿斯相似,接受了波斯的生活习惯, 但没有学习波斯语。37与这些零星且模糊的例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色诺芬《长征记》中的一则细节表明, 小居鲁士 (Cyrus the Younger) 与希腊雇佣兵将官交流时仍需借助翻译。这些将官中不乏像克利尔库斯 (Clearchus) 这样流亡伊始就受到小居鲁士照顾者, 38但他们似乎都未掌握波斯语。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认为, 希腊人是单语族群, 他们可能对异族文化发生兴趣, 但不会努力学习他们的语言以深刻理解其制度、文化和思想。39那些流亡波斯的希腊人, 或许也是如此。 最后, 在希波对峙的时代大背景中, 波斯人对希腊流亡者难免存有猜忌之心, 这也是制约后者步入高阶官僚的重要原因。波斯王室通过联姻, 将权力的享有权和代际传承封闭在有限的圈子内。大流士即位后, 即与多位波斯显贵之女结亲, 以便巩固统治。国王也会将女儿嫁给波斯贵族们, 如戈布里亚斯 (Gobryas) 的次子马多尼奥斯 (Mardonius) 娶了薛西斯之女阿托佐斯特雷 (Artozostra) 。40王室以下, 波斯贵族对于希腊流亡者的排挤尤甚。地米斯托克利曾因太过受宠而惹怒波斯人, 数次遭受性命之忧, 因为“之前没有外国人得到过这些”。41希斯提埃伊欧斯与波里克拉底之死, 与波斯官员的嫉妒不无关系。42据希罗多德记载, 当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特米希亚 (Artemisia I) 试图说服马多尼奥斯不要在海上开战时, 那些因为她受礼遇而对她心怀恶意的人感到幸灾乐祸, 认为她“性命难保”。43普鲁塔克也明确提到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 “非常痛恨希腊人”。44据色诺芬记载, 在小居鲁士争夺王位失败之后,提萨佛涅斯设计杀害数位希腊雇佣兵将官。45实际上, 希腊官员和波斯官员之间的嫉妒是“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 46流亡者显然感受到了来自波斯权贵的压力, 上文提到的戴马拉托斯劝诫狄凯乌斯就是一个例证。47地米斯托克利在看到有人为他摆筵席时, 对自己的子女说:“孩子们, 如果我们过去没有遭受过失败的话, 现在就要失败啦。”48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希腊人, 不大可能主动索要高官职位。49事实上,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 波斯人确实几乎垄断了高级官职, 希腊流亡者不仅缺少索要官职的条件, 即使有此想法, 也很难实现。 二、希腊流亡者的政治实践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的边缘地位, 也体现在他们一系列关键时刻的缺席。冈比西斯一世 (Cambyses I, 前580—前559年在位) 临死前的托付对象是波斯权贵。平定玛哥斯僧叛乱后, 与大流士共商国计的是波斯人。大流士诛杀欧洛伊铁司时的共谋心腹亦是波斯人。远征斯基泰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军事决策, 是由大流士和波斯贵族戈布里亚斯、阿塔班努斯 (Artabanus) 等人作出的。在薛西斯是否出征希腊的问题上,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波斯人。波斯国王常委托波斯人代为管理重要的城市或战略要地。居鲁士离开萨迪斯时, 委任了一位名叫塔巴罗斯 (Tabalus) 的波斯人管理城市;大流士逃离斯基泰后, 负责统领欧罗巴事务的是波斯人美伽比佐斯 (Megabazus) ;希波战争中, 薛西斯撤军后的统帅是波斯人马多尼奥斯。50对波斯人的政治主导性, 希腊人也有所认知。在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的《波斯人》 (Persians) 中, 薛西斯远征希腊后, 波斯显贵们负责监理国政。阿托莎 (Atossa) 在感到绝望时, 也是找来波斯长老们商议。51 不过, 要治理辽阔的帝国, 仅靠波斯贵族显然不够, 尤其在被征服地区的事务上, 波斯需要当地人协助。从希波关系来看, 波斯人对希腊的直接调查发生较晚。据说直到大流士时期, 第一批波斯人才跟随德谟凯德斯 (Democedes) 进入希腊。在与希腊人的接触中, 波斯人连希腊的基本信息都不清楚。当斯巴达人来警告波斯不得滋扰小亚希腊人城邦时, 居鲁士曾询问拉栖代梦人的来历及人数。波斯总督阿塔佛涅斯 (Artaphrenes) 也曾询问前来求援的雅典使者, “那些想和波斯人结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52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中, 直到知晓波斯大军可能战败,阿托莎还不知道雅典。53此类记载可能有古典作家刻意表现波斯人盲目自大的成分,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斯人对希腊的陌生。 因此, 在希腊与波斯正面接触初期, 对于波斯来说, 流亡者的首要功能就是搜集、提供有关希腊的信息。在试图逃回希腊时, 德谟凯德斯找的借口是去收集情报, 并且阿托莎用这个借口成功说服了大流士。54赞克列的僭主斯库塞斯 (Skythes) 在流亡波斯后曾返回希腊, 后又回到波斯, 虽然没有他收集情报的确切记载, 但从大流士事后的赞赏来看, 他返回希腊的目的很可能有关波斯利益。 随着希波关系发展的深入, 波斯人对于希腊信息的需求更甚, 流亡者的作用也更加凸显。以希波战争为例, 在波斯发动战争之前, 希庇阿斯、奥诺马克里图斯、色萨利的阿律阿达伊家族的到来, “帮助马多尼奥斯说服了薛西斯”。55战争进程中, 流亡者因为对地理环境、希腊人作战方式的了解, 常提供有益建议。56温泉关战役之前, 戴马拉托斯协助薛西斯分析希腊情报。阿尔特米希亚出于对希腊人的了解, 建议薛西斯原地按兵不动, 或前往伯罗奔尼撒, 在各个城邦的后方登陆, 等待希腊人自行溃散。当军中缺少合适的流亡者时, 一些希腊人则会扮演类似角色。当马多尼奥斯率军行至彼奥提亚时, 底比斯人劝他们在此安营扎寨, 并且通过行贿当权人物来分裂希腊人。普拉提亚之战前, 底比斯人出于对斯巴达军力的了解, 让马多尼奥斯把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栖代梦人对峙。出于对地形的熟悉, 底比斯人提玛根尼德斯 (Timagenides) 建议马多尼奥斯派兵去驻守基塞隆山道, 以切断希腊的兵源供应。57 希波战争之后, 双方交互进一步加强, 流亡者参与其中的程度更深, 方式也日趋多样。他们有时会担任波斯派驻希腊的使节。面对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的威胁, 提斯劳图斯 (Tithraustes) 委派罗德岛人提摩克拉特 (Timocrates) 前往希腊, 用50塔兰特白银贿赂希腊城邦的领袖, 让他们对拉栖代梦人开战。58大流士二世 (Darius II, 前423—前404年在位) 统治时期, 麦加拉人卡里盖图斯(Calligeitus) 和基济库斯人提马哥拉斯 (Timagoras) 被本邦放逐, 居住在法那巴佐斯 (Pharnabazus) 的官邸, 他们曾奉命出使拉栖代梦求援。59还有部分流亡者在波斯官僚帐下服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亚西比德通过与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法那巴佐斯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波斯的希腊政策。60扎金索斯的法里诺斯 (Phalinus) 曾在萨迪斯总督提萨佛涅斯帐下任职。61小居鲁士在前往萨姆捏里亚探望生病的父亲前,特意召见斯巴达海军将领吕山德 (Lysander) , 以维护波斯利益。62 从古典作家的记载看, 流亡者主要负责希腊事务。国王赐予希腊人的领地一般位于小亚地区, 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情况。63古典作家常强调流亡者负责的希腊事务。普鲁塔克告诉我们, 地米斯托克利去海边是要处理“希腊人的事务”。64当国王无暇顾及希腊事务时, 他就只能赋闲在家。修昔底德也说, “国王希望通过地米斯托克利, 能奴役希腊世界”。65亚西比德投奔波斯国王时, 认为自己会因希腊事务而得到波斯重用。66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古典作家对希腊流亡者在非希腊事务中的作用并不认可。戴马拉托斯曾对波斯王位继承问题发表见解, 并且帮助薛西斯成功获取王位。但希罗多德认为戴马拉托斯并非决定因素, “就算没有戴马拉托斯的意见, 薛西斯也会即位, 因为他 (薛西斯) 的母亲阿托莎很有权势”。然而, 无论希罗多德多么轻视戴马拉托斯的作用, 67他毕竟在薛西斯继位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条颇为合理的建议。希罗多德所以将其记录下来, 说明戴马拉托斯的意见至少起到了一定作用。尤为重要的是, 假设流亡者能够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声, 那么在其他相对次要的事务上也应具备发言权。毕竟, 从传统上看, 波斯国王并不排斥外族人参与波斯事务。68实际上, 流亡的希腊政客常通过建言、建议的方式参与波斯内部事务。地米斯托克利来到波斯宫廷后, 曾与国王一起商定了一些新政策。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政策的内容, 但从波斯贵族的反应来看, 显然不仅仅是希腊事务, 因为波斯人原本以为他们讨论的是希腊事务, 因而不甚介意, 但后来发现那些革新却影响到了他们。69在大流士远征斯基泰时, 正是由于希斯提埃伊欧斯的极力坚持, 大流士才得以顺利返回。大流士还将希斯提埃伊欧斯召入宫廷, 充当自己的顾问。尽管学界对大流士的动机多有争论, 70但至少说明将希腊人作为顾问并非罕见。 此外, 史料中不乏流亡者参与非希腊事务的记载。斯基泰远征时, 来自萨摩斯的工程师曼德罗克莱斯 (Mandrocles) 修建了颇具战略地位的桥梁。“不会说谎的”卡律安达人斯库拉克斯 (Scylax) 奉大流士之命调查印度河入海口, 在他们完成周航后, 大流士就征服了印度人。波斯宫廷御医长期由希腊医生充任, 而他们有时会利用良好的“医患关系”与国王、贵族建立相互信任, 从而对波斯宫廷施加影响。71此外, 希腊雇佣兵首领法恩(Phanes) 曾为波斯征服埃及立下汗马功劳。72前文所引的“Yauna”等财务官员, “不仅掌握着帝国本地经济的所有活动, 还负责资助和控制任何经过此地的官员”。73 流亡者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他们受到的待遇上。通常, 波斯国王会授予流亡者土地、钱财。曼德罗克莱斯曾被授予“极多赏赐, 每种十件”。74戴马拉托斯与岗吉鲁斯 (Gongylus)曾获赠土地。75地米斯托克利曾获赠三座城市, 以供应面包、酒和配菜。76德谟凯德斯、恩提姆斯 (Entimus) 、地米斯托克利等人还获得了与国王共餐的殊荣, 这是在波斯贵族中都不常见的礼遇。77这些流亡者获得特殊优待的原因, 除了他们的“外客”身份, 亦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政事上的作用。厚待有功之人是波斯传统, 如贝希斯敦铭文中大流士所言:“举国之内, 凡忠诚者, 我必赏之;凡作恶者, 我必罚之。凡顺我者, 我必赏之;反损我者, 我必罚之”。78大流士之后的国王们也秉承了这一策略, 他们“经常邀请希腊人去辅佐, 并许诺他们 (希腊人) 每个人都会比地米斯托克利更有影响”。79这一点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斯基泰远征之后, 科埃斯 (Coes) 成为密提林涅的僭主;萨拉米斯海战后, 表现英勇的赛奥迈斯托尔(Theomestor) 被奖励为萨摩斯的僭主, 菲拉库斯 (Phylacus) 则被列为“国王的施恩者”并获赠大量土地。80 三、波斯政制与流亡者的参政空间 由上可见, 尽管流亡波斯的希腊人并未进入波斯官僚体系上层, 但在具体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涉及希腊事务方面, 他们确实得到波斯国王的重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希波对峙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气候, 凸显了希腊亡人在情报、外交以及知识方面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 波斯政治体制、特别是官僚制度的特点, 也为希腊人参与波斯政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从资料最为丰富的经济系统来看, 波斯官僚体系似乎是完整清晰的。最高官员是对国王负责的财务大臣。财务大臣之下有司库、副司库。司库之下有文员和领班, 最下层是负责记录的书记员。该系统中还有晋升渠道。有一个名叫巴拉卡玛 (Baratkama) 的人曾经是分配者, 在薛西斯元年时成了司库。这可以“扫除波斯帝国是在一种松散状态下运行、国家是国王祖产的印象”。81不过, 这套系统也不乏混乱。首先,各职位的职责缺乏明确界定。以财务大臣法纳西斯为例, 文书中没有出现过他的头衔, 他负责的事务也较为繁杂——不仅负责发布命令, 还负责指派工作。82他所任职位的性质,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能力和影响力。其次, 有些高级职位似乎由多人担任。薛西斯七至十九年的司库名叫达塔-米特拉 (Data-Mithra) 。在另一处, 我们发现薛西斯十一至二十年有一个司库名叫瓦胡斯 (Vahu) 。换言之, 在薛西斯十一至十九年间, 存在两个司库, 并且从文献记载来看, 两位司库并无明显分工, 我们甚至不清楚他们是否来自同一个国库。因此, 仅从最高官职上看, 他们的职责、角色, 甚至数量, 都不够清晰。83其他职位也存在类似问题, 因而哈洛克感慨道:“在需要的时候赋予其职责, 比设置一套僵化的层级更为有效”。84 政治系统更为松散。以“千夫长”为例, 在古典文献中, 该职位负责引荐求见国王者, 不通过他, 就无法觐见国王。但是这一职责与其官职名称并无太大关系。千夫长的本职工作似乎是宫廷守卫统领。从文献证据来看, 到了帝国中后期, 千夫长还负责管理国库、金融和法庭, 主持国王会议, 像一个“大维齐尔”。85波斯波利斯浮雕中常出现一个米底人形象, 他的职位是宫廷司仪, 但其职责还与信使有关。86其他职位如持矛者、持弓者等, 其职责也与官名无关, 87这些官名可能来源于政治仪式的某些角色和环节。88政治系统的松散在地方行政方面也有体现。行省之间的地理划分并不明确, 有些不完全是连贯的地区, 整个系统的模糊性在“现代政治地理中肯定是不能接受的”。89行省总督的职责也较为模糊, 他们似乎权力很大, 但同时又常受到诸多限制。行省中设有总督秘书、财政官、行省驻守将军等直接听命于国王的职位, 此外还有“王之耳目”, 每年都要视察各行省。90有时, 国王甚至会直接处理行省的一些小问题。91 官僚体系的松散还表现在任官的多变性。92为了防止官员培植个人势力, 国王常常更换其职位, “每一个宫廷工作都是临时的,每天都可能发生转变”。93官职调动的频繁, 加剧了职务的模糊性。另外,帝国基本没有形成高级的常设机构。从文献记载来看, 波斯似乎存在常规性的长老会。居鲁士青年时期, 波斯好像就存在长老议事会。94当以斯拉返回耶路撒冷时, 提到自己是在国王和七个顾问的命令下回国的。95薛西斯在进攻希腊人之前曾经召开了会议。96小居鲁士在审判叛变心腹奥伦塔斯时, 曾召集了七个最有名的波斯人。97因此有学者认为长老会是一个常设机构, 98但正如晏绍祥所分析的, 构成议事会的成员并不固定, 并且最终决策仍掌握在国王手中。99更有可能的情况是, “贵族和高官们只有在要作出某些特定决策时才会聚集在国王的宫廷里。”100 松散的官僚体系为希腊流亡者参政提供了机会。攻打纳克索斯时, 希腊人构成了海军的主要力量, 但统帅一职由波斯人美伽巴铁斯担任。这位统帅并非徒有虚名, 在发现希腊人的舰队训练懈怠时, 他进行了严厉的责罚。但是, 身为希腊人首领的阿里斯塔格拉斯 (Aristagoras) 竟敢公然反抗, 美伽巴铁斯对此无可奈何, 只有靠出卖联合事业来报复前者。当德谟凯德斯以收集情报之名返回希腊时, 大流士特意安排了一些波斯人同往, 表面上波斯人是此行的主导, 因为大流士要求德谟凯德斯将希腊的情况报告给波斯人, 但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监视德谟凯德斯, 在他逃跑之后, 他们的侦察行动也就难以为继了。101亚西比德在提萨佛涅斯那里虽然仅担任顾问, 但会以提萨佛涅斯的名义下达命令, 成了“提萨佛涅斯在所有事情上的顾问”。102 对于流亡者而言, 获得国王宠信是发挥政治作用的必备条件。对于波斯国王而言, 宫廷“既是扩大化的王室, 也是帝国统治的中心机构”, 103国王在官职任免上的绝对权力,使得任何能接近国王的官员, 都有可能施加影响或者获得宠信。104事实上, 许多情况下, 官员需要将自己的功绩展示给国王, 才能获得国王的重视, 105许多高级官吏正是国王重视的亲信。106由于前文分析的诸多原因, 尽管国王意识到流亡者的能力或功绩, 也不会轻易授予他们高级官职, 但可能在政治实践中给予一定的发挥空间。 国王是流亡者政治功能得以发挥的保障。就我们的资料来看, 一般只有在国王的要求下, 流亡者才会加入到相关讨论中。面对其他大臣的异议, 波斯国王有时还会维护希腊人。在薛西斯出征希腊时, 阿塔班努斯曾劝薛西斯不要率伊奥尼亚人进攻他们的父母之邦, 因为希腊人并不值得信任, “那一天如果米利都僭主希斯提埃伊欧斯和其他诸王的意见一致, 而不是相反的话, 波斯人的帝国就要化为乌有了”。薛西斯则回应道:“ (关于) 伊奥尼亚人的忠诚, 他们曾向我作出最有力的证明。你也可证明这一点, 所有随大流士征伐斯基泰的人也可以证明。在事关波斯全军存亡的关头, 握有决定权的他们表现出正义和忠诚, 丝毫没有伤害我们。何况, 他们将会把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国内, 那时谁能想象他们会叛变呢?”当希腊人的建议未被采纳时, 波斯国王会安抚他们。温泉关之战, 薛西斯不顾戴马拉托斯的建议, 强攻温泉关受挫。战后, 他赞扬了戴马拉托斯的建议。在决定进攻斯巴达人的策略时, 尽管薛西斯听从了阿赫明尼斯 (Achaemenes) 的建议, 但也制止了他对戴马拉托斯的抨击:“戴马拉托斯的意见是他最好的意见——虽然不如你高明……戴马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挚友, 我警告所有人, 不要说他的坏话”。萨拉米斯海战前, 薛西斯虽然没有采纳阿尔特米希亚的意见, 但对她的意见“大为高兴”。107 希腊与波斯的外交、军事接触给希腊人提供了与波斯国王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在逃亡波斯时, 他们常会提起自己对波斯的善举, 以示好国王。上文提到的叙洛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此外, 地米斯托克利在希波战争中曾劝说雅典人不要追击波斯人, 之后还派遣亲信前去将这些告诉薛西斯, 以备“在雅典遭到什么灾难时, 有个避难的地方”。108在他准备投奔波斯人时, 还特意向阿塔薛西斯强调了这一点。109为了逃亡波斯, 波桑尼阿斯在赫勒斯滂地区担任指挥官时, 曾经释放了在拜占庭俘虏的波斯国王的亲戚和随从, 并且给薛西斯写信以求交好。110吉洛斯虽然没有流亡波斯, 但是也知道拯救沦为奴隶的波斯人, 以便获得波斯国王的帮助。有时, 流亡者所说事迹不一定属实, 如上文斐列提玛在求助埃及总督阿律安德斯时, 称他的儿子因为“向波斯人示好”而被杀。111这个说法显然牵强, 不过恰恰证明她认为示好波斯人颇有必要。 结交国王身边的波斯显贵, 也是希腊流亡者立足波斯政坛的一条途径。波斯帝国后宫庞大, 数目众多的国王子女是国家高级职位的资源库, 112而且她们手中掌握着大量资产, 113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14后宫戒备森严, 常人难以接触, 只有医生能够与之保持常态联系。115从阿波罗尼德斯(Apollonides)的例子来看, 希腊医生与波斯王室成员关系密切。116德谟凯德斯就是借助阿托莎的帮助, 才顺利逃离波斯。在宫廷之外,波斯总督的女眷们也常常与希腊人取得联系。地米斯托克利请求女眷, 才取得吕底亚地方总督的原谅。据说他在接洽千夫长阿塔巴努斯时, 也曾得到过“阿塔巴努斯要娶为妻子的一个埃雷特里亚地方的女人”的帮助。117来到波斯后, 地米斯托克利通过参加波斯国王的家庭活动, 与太后建立友谊。118此外, 波斯的驻外总督也是希腊人结交的对象。 (119) 对于波斯国王而言, 积极将希腊流亡者纳入政制之中也不难理解。如上所述, 高级官职多由波斯贵族担任, 虽然他们的任免由国王决定, 但并不意味着国王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从根本上说, 授予个别贵族高级职位实质上是王权对抗贵族家族势力的被动策略。119官僚的随机性与机动性, 一方面是对官僚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使国王失去了官僚体系的强力支撑, “国王与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 会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 导致波斯政治的动荡和政变的经常发生。”120贵族一旦失去国王宠信, 就倾向于发动政变。121波斯国王对于贵族的控制并无自信, 大流士在诛杀音部塔列涅斯 (Intaphrenes) 和欧洛伊铁司时表现得非常谨慎。122相对而言, 希腊人更易取得波斯国王的信任, 一方面由于他们背离了希腊世界, 国王是庇护者, 除依靠国王外, 没有其他选择, 另一方面正如薛西斯所说, 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被波斯人所控制。如开篇地米斯托克利所表现的那样, 即使在难忤国王之意时, 他也并未反叛。不少流亡者的后代在波斯生活了很长时间, 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希波关系与希腊流亡者的历史定位 据普鲁塔克记载, 当地米斯托克利前来投奔时, 阿塔薛西斯认为“交了极大的好运”, 以至于在睡梦中三次欢呼:“我得到了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123这段记载未必全然可信, 但波斯国王对地米斯托克利等具有重要价值的希腊流亡者的重视却得到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佐证。假如仅将流亡者负责的希腊事务视作“一个较小的边界问题”, 124那么波斯国王对他们的厚待就难称合理。要准确理解希腊流亡者的历史价值与历史定位, 除了要考察他们在波斯官僚体系、政治实践中的作用, 还需要将其所作所为置于希波关系的视野中进行考量。 无论对于波斯帝国本身还是希波关系, 甚至对于后世的影响, 希腊事务的重要性都不可小觑。由于波斯帝国领土广袤, 民族众多, 地方事务繁杂, 希腊事务的重要性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事实上, 从居鲁士在征服吕底亚之前寻求与小亚希腊人同盟, 到大流士、薛西斯等人为希波战争所作的积极准备, 再考虑到希波战争的规模与后续影响, 希腊事务对波斯帝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主要负责希腊事务”不应成为低估流亡者政治作用的原因。 在希波关系的发展历程中, 尽管流亡者只是以建言的方式参与其中, 未能从显性的制度层面发挥作用, 但他们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一方面, 流亡者参与了希波关系发展的每个阶段。如前所述, 从本土希腊与波斯的最初接触, 到两大文明关系的演进、碰撞, 再到最终对抗格局的形成, 希腊流亡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串联起了整个希波关系发展史。另一方面, 流亡者在每个阶段的作用都非常突出。由于对希腊事务的熟悉, 他们的建言不仅是波斯人在初期了解希腊的重要途径, 也是后期波斯帝国希腊政策的影响者乃至制定者。建言的参与方式, 并不代表流亡者作用低下, 而是受限于波斯官僚体制的现实特征。 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是影响希波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在古典时代的多数时间内, 小亚处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而波斯在此地的统治方式通常是设置“仆从僭主”或代理势力, 流亡波斯的希腊人是其人选之一。如前文提及的希斯提埃伊欧斯就是米利都的僭主, 在他流亡波斯宫廷之后, 米利都则由他的侄子及女婿阿里斯塔格拉斯接管。米利都在小亚地区的希腊城邦中地位颇高, 有“伊奥尼亚的花朵”之称, 125它与波斯的关系对于小亚地区的其他希腊城邦有较强的引领与示范作用。此外, 如前文所述, 还有一些流亡者获赠的封地位于小亚地区, 客观上也有助于波斯对该地区的统治。实际上, 由于希波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小亚地区的流亡者们不仅需要像其他地区的代理人一样为中央谋取利益, 还需要帮助帝国向希腊扩张势力, 并防止希腊势力向波斯的渗透。 除了直接参与具体事务, 流亡者还间接影响着希波关系, 因为向流亡者提供庇护还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收留流亡者, 波斯国王成为庇护者的化身, 而在希腊文化中, 庇护者是伟大而高尚的。126波斯国王对流亡者的善待, 在希腊世界广为人知。希腊人非常清楚服务国王可以获得礼物和回报。127事实上, 后期的许多流亡者之所以来到波斯, 就是因为之前的善待先例。希罗多德多次提到波斯国王对流亡者的慷慨, 128他笔下的海达涅斯曾经劝说斯巴达使者斯波提亚斯和布利斯为波斯国王效力, 因为“国王深知如何去敬重有功德的人物”。129相较而言, 波斯人流亡希腊的现象则十分罕见, 唯一有确切的记载是佐普鲁斯 (Zopyrus) , 他是波斯“七人”之一美伽比佐斯的后代, 在家族衰落后流亡希腊。130 本文的分析表明, 在希波关系演变的宏观背景下,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帝国政制中的位置较为突出。由于希波之间长期的对抗格局、波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及波斯贵族对希腊人普遍存在的猜忌, 希腊流亡者在波斯官僚体系中难以获取高位。但由于波斯官僚体系的松散性特征, 在政治实践层面, 希波两大文明体的交互背景, 使流亡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波斯帝国的希腊事务及少量其他事务之中。从希波关系的视野来看, 流亡者主要负责的希腊事务是波斯帝国的核心事务之一, 不仅是波斯帝国整体统治策略的一部分, 还有助于波斯势力向希腊的进一步扩张。对波斯帝国政制中希腊流亡者所发挥政治作用的探析, 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多民族帝国中少数族群的历史定位提供了视角和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