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有幸躬逢清华历史系90周年的庆典，甚感荣幸！编辑部给我分配的任务是比较民国时期清华和北大的历史系，我会更多侧重北伐前后一段时间。那是两系史学风格的形成期，的确展现出各自的特色。这不是个小问题，无法在简短的“笔谈”篇幅里说得周全，只能说一些点到为止的观察，恐怕还是个人的偏见。 据出身北大却长期在清华任教的冯友兰观察，北大和清华在“教育界各自代表一种风格”，在“学术界也各自代表一种流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而两校历史系的风格异同，又与另外两个重要的机构相关：一个是1929年停办的清华国学院（正式名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部”），一个是1928年开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面就从这一视角做些初步的探讨。 历史系与国学院的风格差异，是清华内部一个需要辨析的因素。前些年常有人说及“清华学派”甚或“清华历史学派”，据说这是一个广义的指称，不过落实到史学上，相当一些人说的可能更多是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取向。其实国学院和历史系在治学方面虽有互动和分享的一面，但风格仍有不小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历史系的何炳棣曾明确辨析说： 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三十年代的清华历史系决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自1929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清华国学院的学风本较独特，与更早开办的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格就颇不相同。清华国学院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和前期主持者吴宓曾明确宣布：“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其研治国学的取向，也异于国内其他研究国学者。这固然是创办者的追求，从其发展看也是言之有据的。大体上，北大国学门受日本东洋学的影响较大，而清华则受西洋东方学的影响更大。 清华学校在1926年决定在新建的大学部里设立历史系，一开始国学院中的老师多兼任于历史系，而历史系的初期风格（更多是纸面的，因为学生极少，老师也不多）也颇近于国学院。首任历史系主任陆懋德为历史系设计的发展方向，就与国学院风格接近，还共建了一个考古学室。但这或者是有意向那时强势的国学院倾斜，或根本是采纳了其他教授意见的产物，是否代表陆先生本人的治史取向，都还存疑。 我们只要把陆懋德后来出版的《史学方法大纲》与北伐前李大钊在北大所教《史学要论》以及北伐后傅斯年在北大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很多不一样。故上述发展计划恐怕更多停留在纸面，并未在清华历史系形成多少实际影响。或可以说，即使在陆懋德主事期间，清华历史系的风格也与国学院不甚同（我们通常说到王国维便要提及的所谓“二重证据法”，在清华历史系便少见传承）。而不论是陆懋德的计划还是后来的发展，又都与北大历史系的风格不同。 清华真正成为大学，是北伐后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北伐后几年那段时间，对清华和北大两历史系都特别重要。当年的北大同学罗家伦和傅斯年，都曾实际掌控着两校的历史系——罗家伦以清华校长兼任历史系主任，然后引入蒋廷黻主持历史系；北大则一度由校长蒋梦麟兼任历史系主任，后由陈受颐出任，实际为任讲师的傅斯年幕后主持。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位《新潮》时代的同学和战友，办出了两个风格很不一样的历史系。 据冯友兰的观察，“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从社会角度言，这多少提示着北大学生罗家伦“入主”清华一事（冯先生自己就是罗家伦援引入清华的一位北大同学，后长期在清华任教）。但两边学风的差异仍是明显的，到西南联大时期，各校的研究所仍是独立的，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 冯友兰的观察仅涉及一个方面，在其他不少方面，两校的史学风格也非常不同。这又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相关。史语所成立后不久，清华国学院便停办，初期五位教师中王国维已离世，梁启超多病（1929年1月弃世），其余三位（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悉数被史语所网罗。连清华国学院学生中唯一一位获得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正式提名（即进入“决赛”）的徐中舒先生，也被史语所收纳。虽然有人说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是“北大派”，但傅先生自己在1939年曾明确指出：史语所中清华留美之人不少，而“研究员中，今无一人出身北大，弟‘北大派’之实际如此”。 从那时研究人员的构成看，说史语所更多继承了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大体不差。不过，傅先生做出的显然是一种选择性表述，若就史语所中尚未升任研究员那些更年轻的成员看，恐怕“北大派”的称谓还是难以避免的。这提示出一个重要消息，即在教学中，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并未在清华历史系得到多少传承，而在北大则得到更多传承（那时史语所多位研究人员在北大历史系兼课）。其结果，清华历史系的毕业生很少进入傅斯年一手掌控的史语所，而进去较多的是北大学生。 在清华，罗家伦和蒋廷黻开出一条非常不同的史学之路。按何炳棣的看法，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故“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风格。 何先生所说的是较宽宏的整体概括，具体言，强调外国史这一倾向到刘崇鋐任系主任时代更加明显，并在雷海宗任系主任时代进一步发扬（按刘崇鋐任系主任时间不长，但在清华历史系任教时间则特别长，实际影响较大。不过因为1949年后去了台湾，所以少为人提及）。昔年很多大学教外国史的老师，就毕业于清华历史系。一般而言，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历史系，正以外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称。 这又涉及前引何炳棣提到的陈寅恪。何先生对陈寅恪在清华的影响有些低估，这或许与他一向对史语所不注重西洋史学方法和社会科学不满相关。其实陈先生因为晚到，在清华国学院的影响没有一般所说的那么大。另一方面，陈先生虽一直任职史语所（并任第一组主任，但多取卧治，早年实际管理第一组事务的是徐中舒先生），又长期在清华历史系教书，然其治史风格独特，既不同于我们一般印象中“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史语所取向，也与偏重社会科学的清华历史系风格有别。通常体现一系治史风格的更多是如何培养研究生，而即使在蒋廷黻全面掌控历史系之时，研究生也一直是以中古史和清代史为方向，大体还是陈、蒋平分秋色的局面。 在研究生层级，清华的中国近现代史便超过外国史了。我们都知道罗家伦和蒋廷黻是20世纪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学科的创始人。尽管他们两人都先后离开了这一领域，导致这一学科整体不够成熟，但其开创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费正清就曾受教于蒋廷黻，由他发扬光大的美国近代中国研究后又反过来影响中国，形成一种循环式的推动和促进）。而近现代史在清华的吸引力很大，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在本科时便是跟从蒋廷黻专攻清史的，其学士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就发表在《清华学报》上。而邵循正的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清华大学1935年出版）也是蒋廷黻指导的，后蒋先生送邵循正到欧洲学蒙古史，但其回国后仍兼教中国近代史课程，到20世纪50年代还担任了北大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 两校不同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北大的中国近现代史一直不是很强，而清华在院系调整后中断了几十年的历史学，恢复历史系后，一开始仍以中国近现代史见长（老清华历史系的毕业生刘桂生老师在“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教公共课，后来复系时便使往昔的学风得以传承）。这是清华的传统学术强项，非常希望以后得到进一步发扬。 从20世纪30年代清华和北大两校的历史系发展看，北大由谁担任系主任不一定有实质性的影响，而清华似乎是谁任系主任谁就能塑造和改变一系的学风（如蒋廷黻和刘崇鋐、雷海宗的影响都非常明显），所以，我对清华历史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