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包括史学界在内，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总结40年来的发展变化。借此机会，我就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带有趋势性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作一个交流。 一、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4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总的趋势，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强，历史理论研究却越来越弱。 这是我的一个总的概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既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时这两者又合在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史学理论”。那么这两者区别何在？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你研究某个茶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这就是历史理论；如果你研究这个茶杯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喝白开水还是喝茶水？是用来喝绿茶还是用来喝红茶？这就是史学理论。也就是说，历史理论研究历史的客观内容，历史是什么？它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等等。用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历史理论。 那么史学理论是什么？概括地说，它是研究我们这些主体怎样应对客体的理论问题。如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认识论，这些都属于史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研究方志的编纂理论属于史学理论，不属于历史理论的研究领域。因为它研究我们这个主体怎么面对方志这个客体，怎么把方志的具体内容转化为我们主体的表述，所以它是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40年来，总体上史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繁荣，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而历史理论研究却越来越弱，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和前30年正好相反。前30年主要是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的很少，或者说相对比较少。那30年，无论是从民国过来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青代史学家——老一辈的像郭沫若、翦伯赞等，新生代的像林甘泉、宁可等，他们主要研究历史理论。体现在具体研究领域就是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与民族关系等等。如大家所熟悉的农民战争研究，那30年是显学，而现在研究的就很少。当时之所以普遍研究农民战争，是因为认为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去研究。而一说到动力，那它一定是历史定位，不是史学定位。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也是这样。萌芽的问题，就是考察在封建社会产生了怎样的近代的要素。这都是历史理论。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问题，都是历史理论。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地发生变化，慢慢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我们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的史学理论杂志，现在叫《史学理论研究》，那些年还刊登历史理论的相关研究，后来几乎就找不到作者了。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总的趋势是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强，历史理论研究越来越弱。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总体上与40年来史学理论领域理论思维的相对弱化相关。不少学者对历史哲学等重大问题不再有兴趣和热情，思维能力、思辨水平都在下降。进一步追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和国外一些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有关系。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总趋势，就是由客观唯心主义快速地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在20世纪发展到整个思想史的顶峰，它最极端化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完全不考虑客观的东西，都是在主观的内部打圈圈，而且把主体内部的要素提炼到诗学的层面。诗歌是极大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的一门艺术，而极端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恰恰把整个文化都视为诗学的外化，主观主义随之也就主导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史学理论是研究主体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就把历史写作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这种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我把它叫做“潜流”。这种最直接的形态性的转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恰好与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 在哲学界、文艺理论界，这种主观主义的大泛滥，表现得更加厉害。在这样一个总体趋向中，必然会伴随着学术的碎片化，必然伴随着研究的形式主义化，必然伴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肤浅化。现在，很多论文趋于形式化的研究，不再深究历史研究的本质；重在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而不再追问现象背后的原因。大量的史学论文，都在描述历史现象，或者“还原”一个历史事实，或者“重建”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很少被关注。目前的许多研究对象，是前30年所忽略的，但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偏向，因此，就导致史学理论研究整体上看来枝繁叶茂、繁花似锦，但其主干、主流却不突出。现在我国的史学研究，可以说已经“产能过剩”，但绝对不能说“产能不足”，而以往更多的则是产能不足的问题；你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史学很博大，甚至有点混乱，但是谁都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史学很贫乏。不过，恰恰是这两者的关系，我认为处理的不平衡；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忽略了历史理论。这种现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特别加以注意。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演化基因的研究，强化对以往国家传统治理经验的总结，应当十分注重和加强对历史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再强化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依照新时代的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严格地讲，唯物史观是历史理论，不是史学理论。前30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是用唯物史观代替了史学理论，这是不合适的。唯物史观是最宏大、最科学、最有指导意义、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理论，但是，它不能代替相对具体的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问题。刚刚不久，党中央决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中要新成立一个研究所，叫做历史理论研究所，而不叫史学理论研究所，我的理解是，这说明这个研究所侧重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力、阶段与规律，着重于依照唯物史观去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研究历史编纂学之类的东西。 二、关于史学与方志学的问题 关于方志学与史学的关系，我认为，不能说方志是从史学中发展起来的；应该说，先有方志，后有历史学。借用刘师培的一个句式，即方志为史学之所从出。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含在章学诚的观点中的。章学诚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讲，但作过相关论述。对此，潘捷军主任等专家已经作过相关研究。 依照章学诚的看法，最初的中国学术，不是独立的、分科的，而是治教不分，官师合一，学志合一。就此意义而言，也可以说西周及之前，并不存在学术。当时只有“志”，没有“学”。自从官失其守，学在四夷，才形成了单独的“学”。这是古文经学家的学术源流观。在官师合一时，官所做的事就是“记”，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记四方之志，也就是方志。官失其守，学在四夷后，官和学分离，才有了“学”。这个“学”，其中一个就是史学，在章学诚看来是一件悲哀的事。他认为，到战国的时候，“学”越多，思想越不齐，大道越隐。 因此，从古文经学家的观点看来，是方志在前，史学和其他的学术在后，包括诸子，都在后面。从起源的意义上讲，历史学来源于方志，不是方志来源于历史学。对此，章学诚有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当然，他的论述中也有一些比较迂腐的见解。如章学诚对“以吏为师”是持赞赏态度的。他之所以赞赏“以吏为师”，就是不希望官失其守，是要恢复最古老的中国学术制度。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看法。不过，从章学诚这种经古文学家的学术源流观可知，今天的方志工作是中国学术当中唯一保留着中国学术最原始形态的学科。很多专家都提到，方志是官修；所谓官修，不就是官师合一吗？当然，方志也有私修的，但总的来讲，还是官修为主。官修就是官守，也就是章学诚所向往的我们中国学术最原初的形态。这对于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提升对于方志的认识、提高方志学的地位，我认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今文经学家并不赞成学官之说。有许多学者对史官文化、“官守”之说持否定的立场，尤其是现代学术产生以后，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不是官守的。但从古文经学的观点讲，它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逻辑上也是圆足的。人们很难说它一点客观的根据都没有。即使从刘向刘歆算起，也流传了两千年。从古文经学家的知识论系统出发，可知编纂方志向来都是国家行为、体现国家意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而且，它完全符合国家对方志功能的定义，即它就是记录，而不是著述。这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方志之内在本质的体现。 对于记录，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价值体系，总感觉低人一头，认为方志是记录，录音机也是记录，而史学家不仅记录，还能通古今之变，能够成一家之言。其实，在古文经学家看来恰恰相反，认为记录高于著述。因为著述越多，想法越多，思想越乱，统一思想越不容易，这是章学诚的观点。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张三说一套，李四说一套，那真正的真理在哪儿呢？大家说的越多，辨析的东西越多，大道越隐。当然，章学诚的这一观点，有一点皇权专制主义的味道在里面，但这是另外一回事。总之，章学诚认为记录是最原初的文本。 没有记录者，历史学的基础就不存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一切著述都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方志恰恰是为历史学这座大厦培植根本、培植基础的一门学科。志书修完了，也许当时不受重视，但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永远具有基础的作用，一万年以后也有人看。但是，史学家写一本书，也许第二年就没人看了。所以，历史著作要在学术市场中经受严格的考验，大量的史学书籍要被淘汰掉，而志书却很难被淘汰。当然有的志书修得好，有的修得不好；即使修得不好，也留下了基础性的史料。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志书不会被淘汰，但它被淘汰的机率要远远低于一般性的史学著作。很多史学著作，将会被时间所抛弃，而大部分方志不会被时间所抛弃。因此，作为一个学者，我全力支持方志学列为一级学科，支持冀祥德主任的主张。 我认为，方志学可以立为一级学科，不必再经过二级学科的中间阶段。当然，学科设置问题又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这三大体系建设，离开方志学者的参与，显然是不行的。 根据作者2019年1月6日在珠海“新时代的方志学与历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信息来源：《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