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学政颜光敩 颜光敩（1660－1698），字学山，山东曲阜人，复圣颜子六十七代孙。康熙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浙江乡试主考官、提调浙江学政。他和大哥颜光猷和二哥颜光敏被称为一母同胞三进士，是清初科举史上的佳话。在三进士中，颜光敩由于寿命短，人生经历简单，又没有著作流传下来，名气相对小些。如果用百度搜索三兄弟的名字，信息条数最多的是颜光敏，达六位数；颜光猷也达五位数，而颜光敩竟只有两位数。而且在这区区几十条中，有价值的内容很少，基本上是展转抄录，还颇有错误。其实，颜光敩其人还是很值得介绍的，他一生的经历虽然比较单纯，有些事迹也颇为感人。 一 三兄弟的父亲叫颜伯璟，生活于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年代。家本来在府城兖州，祟祯十五年腊月清兵攻破兖州城时，伯璟从城上跳下摔伤了腿。后来他知道了官河间知府的父亲颜胤绍己经全家七口自焚殉国，便跣行千里去找回了一家人的尸骸安葬。入清以后，他就不再入仕做官，只专心培养子弟成材，并全家迁往曲阜。 颜伯璟共生六子，光敩最小。《颜氏族谱》说他：“十八岁而孤”，伯璟卒于康熙十六年（1677），可知光敩应生在顺治十七年（1660）。比他的大哥光猷小22岁，比二哥光敏小20岁。 三兄弟都聪颖异常，而其中光敩尤为出色。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是他曾为兖州城南陋地村火神庙撰楹联，当时请了不少饱学之士白发宿儒，在他们都还在沉思苦吟时，年未弱冠的颜光敩却已完成，最奇的是这副对联中每个字都还带个“火”字旁。这令所有在场者叫好并自叹不如而搁笔。当然这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为什么以颜光敩为主角，一是因为他在当时确实就以神童著名，二是陋地村与颜子有关，据说那里是颜子的郭外田，建有复圣庙和颜子书院。现在火神庙还是陋地的一个自然村。 颜光敩虽然聪明，读书仍十分刻苦。他以两个同胞兄长为榜样，决心通过科举实现光宗耀祖的愿望。有记载说他案头常摆着一块小石头，上面刻着他父亲临死时对他的嘱托，时时以此督促自己用功。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举，时24岁。 这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南巡归途到曲阜祭孔，光敩以新科举人的身份参加助祭。他有两首应制诗，一题为《聖驾释奠阙里恭纪》，一题为《喜雨》。所谓应制，就是应皇帝诏命而作。应制诗一般是五言排律，和试帖诗有某种相似，总体要求是必须庄重雍容，属对工整，词藻华美，音韵浏亮；内容当然是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这种诗必须有熟练的文字技巧，但不会有多少真情实感和深刻的社会价值，所以此处就不引用了。 这次皇帝亲临祭奠之后，对参与人员都有奖励陞赏。其中一项是针对新科举人的，按规定颜光敩可以立即以知县用。但是他没有接受优待，而是决定继续读书，走既定的科举之路。 颜光敏之子肇维撰其父年谱说：“康熙乙丑，弟光敩试礼部不中。府君督责严切，比归，限以家居日课，故光敩卒成进士。其文汪洋恣肆，识者谓颖滨之于东坡也。”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可知光敩中举的次年参加会试并未成功。他在二哥的严厉督促下苦学，终于在康熙二十七年（1687）中进士。不过此时颜光敏已在两年前去世。 上引文中的颖滨即宋代苏辙，当时两兄弟的砥砺向学，被人们认为可以和苏轼兄弟相比。 颜光敩中了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之职。翰林院是国家的储材机构，接近权力中枢，清华高贵，极具发展前途，进翰苑是那时所有读书人的最高梦想。此时颜光敩只有27岁，可说是春风得意。（网上有文章说颜光敩“雍正五年登进士第”，显然是错误的。其时颜光敩去世已近三十年。） 颜光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个闲散职务，此后的几年中他读书奉母，弹琴射箭，悠然自得。后来，他又兼任了日讲起居注官。 关于任此职的过程，《曲阜县志》说：“讲官阙（缺），圣祖忆光敩名，召问其家世及幸鲁时事，喜甚，遂补日讲官起居注。”田雯撰《日讲官起居注兼翰林院检讨学山颜公墓志铭》则说： “壬申，会讲官阙员，上遴文学最优者，掌院臣以公名进，召问者再，授日讲起居注兼翰林院检讨。”壬申，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32岁。 讲官，又叫经筵讲官或日讲官。任务是向皇帝讲授儒家经典，同时还要随从皇帝参与各种重大的政治礼仪活动和日常朝会，纪录皇帝所颁御旨、诏书以及群臣奏对情况。这一职能，和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官有重合，所以在康熙二十五年以后两者合而为一，称日讲起居注官。这一职务通常从翰林中产生，由掌院学士推荐。掌院学士一满一汉，担任此职的都是朝廷重臣。康熙三十一年时满人为傅继祖，汉人为张英。其中张英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是多部官书的总裁官，又是后来的名相张廷玉的父亲。应该主要是张英向皇帝推荐了颜光敩。 掌院学士认为颜光敩是“文学最优者”，而康熙皇帝还一再专门召问了他的家世情况。可见他当时不仅经常得近天颜，而且深受皇帝重视。 颜光敩有两首《经筵侍班赐宴恭纪》诗，所纪就是参加经筵的事： 讲幄频前席，熙朝正右文。九重花外露，五色天外云。盛事今方睹，虛怀古未闻。万邦崇圣学，下问意犹勤。 自有传心法，渊源古帝王。一言天道合，二典圣谟彰。仙仗随鸢尾，清班列雁行。近臣夸异数，袍袖拂天香。 诗中“频前席”是用《史记·商君传》之典，说秦孝公听卫鞅讲谈治国方略时全神贯注，“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这和下边的“下问意犹勤”，都是说康熙皇帝的虚心向学和不耻下问。这是颂圣，也是写实，因为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位好学习又极具科学素养的人。诗第二首第四句后有自注：“是日进讲《舜典》及《中庸》‘至诚无息’章。”记下了那次经筵所讲的题目。也揭示出经筵制度的核心目的就是“传心法”，传续理想中的上古时代帝王的统治术。 我们翻阅《清实录·圣祖实录》，经常可以看到“上御经筵，讲毕，赐大学士、九卿、詹事、及讲官等宴”之类的记载。有资格为皇帝讲经的，都是年高德劭学问渊博的大臣，颜光敩资历尚浅，无此殊荣，此时他只是“随鸢尾”“列雁行”的“侍班”。但这也是今后发展的必要步骤。 二 颜光敩在京城翰林院大约五年后，康熙三十二年（1693），他又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主考官。 乡试，是选取举人的考试，每3年一次在省城举行。主考官是代表皇帝为国家选拔人材，所以要由皇帝亲自从翰林中选取，因此主考官被认为是钦差大臣，所到之处会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按照惯例，江苏、浙江这样的科举大省，主考官都是从阁部大臣即三品以上的大员中选取的，而颜光敩这个翰林院检讨，当时只是从七品，所以当时人都认为是“异数”，标志着皇帝对他具有超出常规的特殊恩宠。 颜光敩本人对此当然是感激涕零。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圣恩。乾隆《曲阜县志》说他：“绝请谒，严校勘，束刍粒米不以累有司，阅文至夜分乃寐，积劳呕血不少懈。”－－绝请谒，是拒绝一切希望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功名的企图；严校勘，是在阅卷过程中坚持标准，确保有真才实学者不被遗漏，水平不够者也不会侥倖入选。为了保证这一点，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累得吐血。记载中特别強调了他的清廉：一束柴草一粒米粟都清清楚楚，不给有关部门添麻烦。可以说，这是一种清教徒似的洁癖。 评判一个主考官的政绩，最关键的是在于“得人”，即真正为国家选拔了人才。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主考官在选拔人才中的作用。 主考官除了要遵守法规杜绝舞弊以确保公平外，他本身的文化素质也是具有重要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其形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全国都一样。但是试卷的题目却是由主考出的。试卷阅判由各房官负责，房官初阅后，选出优秀者荐呈主考，最后的去取和名次的确定权也在主考。为了防止遗漏人才，还要对未被荐的落卷复核。因为在已被黜落的试卷中发现特殊人才的事也是有的。这些过程中，都可以体现出主考官本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于他本人对文字优劣的理解水平和评判标准。所以《颜氏族谱》说他“校阅文艺独能具法眼，拔取尤奇，不袭常格”，就是这个道理。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又称制义。颜光敩自幼对制艺文字有特殊的才能。有记载说他“为文不效括帖，独抒性灵，笔墨所至，皆超然尘埃之外”。括帖指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范文。虽然八股文本身只是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号称代圣贤立言，其实是束缚思想扼杀创造力的文字游戏。而颜光敩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前文说他的文章“汪洋恣肆”，这里说“独抒性灵”，“超然尘外”，都是说不拘謹、不陈腐，清新俊逸，有自己的特色。这好比戴着脚镣的跳舞，在种种严苛的规定下却伸展自如，翻出新意，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有很多人把他的文章当作学习的范本，争相传抄。他在中举人后，曾把比较得意的四十篇文章刻印成书，结果抢购一空。成进士后名气更大，书贾看到其中的商机，撺掇他又增添了二十篇，出版后又极受欢迎。可以想见，他这种对制艺文字的天赋，对于浙江的考生会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他此次任浙江主考，照例也把优秀试卷刊刻成书，结果是“不特两浙人传诵之，并海内莫不知有浙江考卷，购求诵读。” 乡试考官是个临时性的差使，考试结束，考官就回京复命，再作安排。大概因为在浙江任上表现突出，颜光敩接下来被任命为浙江学政。 学政又称督学使者。其主要职责是主持所辖各府州的岁科两试，督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等。颜光敩任浙江学政三年，“训士如严师慈父，士气腾涌，文风丕变。”－－这句话后八个字说他影响了浙江读书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字风貌，是非常高的评价。 颜光敩任满返京时，浙江士民为他立了德政碑，碑文由浙江籍的著名学者朱彝尊撰写。其中说： 士三年大比，浙东西就试者至万馀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攒讥竦诮，有裂榜纸而以瓦砾击其后者矣。君来，榜既放，虽见抑者无怨；及闻君再至，交以手加额。君亦杜绝干请，惟真才拔擢，……焚膏点笔，靡间晨暮；席门瓮牖，韦带紃履之士，悉甄综无遗才；饭粝茹藿，甘之如饴，士皆鼓舞自奋，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当复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谋述君之德以贞石，以传诸不朽……予惟君之试士，去剿说，明正学，拔寒微，百千人誉之不以喜，百千人毁之不为动…… 文中除了写他在任的呕心沥血，更重要的是强调他的公正：“杜绝干请，惟真才拔擢”，使寒微出身的子弟有机会脱颖而出。文中说以往的主考官因为不能公正，竞招致有人用瓦砾袭击和撕裂榜文；而对颜光敩则是“虽见抑者无怨”，落榜者也心悅诚服。古代衡文并没有标准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阅卷人的主观看法，颜光敩有充分的自信，所以能“百千人誉之不以喜， 百千人毁之不为动”。 他在浙江任主考官和学政，以其凛然风骨而嬴得巨大声誉；但是，无疑也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权贵们。所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学政是从翰林或进士出身的官员中简派，品级未必很高，但其地位与总督、巡抚平行，属于钦差大臣。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说：“学政之职，在于督察师儒，考校庠序，而康雍时有兼观风整俗吏者。”所谓“兼观风整俗吏”，就是说他还可以接受民间的申诉冤抑、控告不法，可见权力也是相当大的。但颜光敩本质上是个读书人，他进入仕途后在翰林院五年，从事的是文字方面的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过地方事务，所以他不懂得世事的复杂和人心的险恶。现在忽然进入一省最高官员之列，单纯、充满书生气、又坚守自己人生理念的他似乎很难适应。详细情况不得而知，现在只知道他在任期间竟还受了处分。 乾隆《曲阜县志》说他： 在官三年，虽与主不少徇，大逆诸贵人意，往往为蜚语欲中伤，文吏吹索，不得毫毛，以簿书疵，鎸二级。光敩夷然不芥蒂。…… 我们不知道这段文字中的“主”和“诸贵人”都是谁。推想起来，应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之类高官吧。但是颜光敩却“大逆”他们之“意”，完全不懂应该“徇”，即顺从、曲从他们。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贵人们对他有什么要求，推想起来，大概不外是在试卷的评判、人才的选拔，甚至有关生员罪错的处理审判、各地学官的考核任用等方面，会有一些超出法规的要求吧。颜光敩坚持原则，当然就得罪了他们，而把自已孤立起来。三年中这种事不会只一件两件，结果就是他树了不少敌人。这些人用造谣诬蔑流言蜚语中伤他，颜光敩一身正气，倒也不再乎。但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借以报复的打手，这就是上引文字中的“文吏”。 文吏，指衙门里办文案的吏员或幕僚。他们不属于官员序列，地位不高，但往往把持某方面事务的实际操作，有时候连主管官员也奈何不得，养成了以此谋利的潜规则。这种人很善于从技术的角度吹毛求疵，诸如公文行文的不规范之类，谓之“吹索”。“吹”是手段，“索”是目的。要金钱，要好处，本来试无不中，但在颜光敩这里却“不得毫毛”。这当然令他们恼羞成怒。结果就是被“鎸二级”，降低两级官阶。 其实，衙门里的公文簿书，一般都是由门客幕僚处理的。著名学者唐甄就曾做过颜光敩的门客。簿书出现瑕疵，官员当然有失察之责，但问题的关键是“诸贵人”想借此整他，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他就毫无办法，只能接受了。这件事反映了颜光敩虽然聪明过人，学富五车，却完全不懂官场的潜规则。 但颜光敩对处分似乎不当回事。“夷然不芥蒂”：平静面对，坦然接受。 唐甄在其名著《潜书》中曾提到过与颜光敩的一次谈话： 翰林颜学山先生试士浙江，唐子为之客。颜公语座人曰：“人之生，皆不自足者也，庶人有庶人之忧，士有士之忧，公卿有公卿之忧，天子有天子之忧，此谓‘天之劳我以生’也。”唐子曰：“有一事可以无忧，人不知求之耳：学圣人之道是也。不求足于世，孰有与之以不足者？孰有处于不足者！坦坦然、荡荡然游于天地之间，如在唐虞之世，其有忧乎？其无忧乎？”颜公改容曰：“子之言诚是也。” 在这段话中，颜光敩感叹人愿望的永远不能满足（不自足）。说不管哪个阶层的人，都会因此而忧愁，所以有所求就是忧愁的根本原因。按，“天之劳我以生”，这是庄子的说法，庄子是提倡人要顺其自然、无欲无求的。唐甄给颜光敩提出的解决忧愁方法，是“学圣人之道”。唐甄说的这个圣人显然不是老子、庄子，而应该是儒家的孔子、孟子或王阳明－－姑不论唐甄把“学圣人之道”视为消除一切希望的做法是否有效，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颜光敩是存在着“不自足”之忧的。这种不自足是什么？是官场的种种不尽人意？是人际关系中的难言龃龉？不得而知。但是看来他认可了唐甄的观点，找到了疗救心病的灵药；力图把自已受处分带来的忧愁化解掉。“夷然不芥蒂”，实际上就是“坦坦然、荡荡然游于天地之间，如在唐虞之世”的状态。 在田雯作的《颜光敩墓志铭》中，对受处分之事说得很委婉：“俗有为蜉蝣之撼、作薏苡之疑者，知音既稀，真赏殆绝。于公奚损焉！”－－蜉蝣之撼，用韩愈《调张籍》诗：“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薏苡之疑，用《后汉书·马援列传》，说马援从交趾带回一车薏苡种子，而权贵们竟造谣说是他贪污的明珠等珍宝。这令皇帝大怒，以致马援死后竟不能正式下葬。此两典说出了颜光敩被攻击陷害的事实。而“知音既稀，真赏殆绝”八个字，也生动地写出了他在浙江学政任上的内心的孤独。 三 康熙三十六年（1697），颜光敩浙江学政三年任满，离任返京。 《曲阜县志》记他离任时的事，也很令人匪夷所思： 巡抚线一信来祖送，直入卧室，文籍外无长物，太息而去。抵北新关，榷使假拜谒入舟，见数敝箧无扃鐍，乃错愕愧谢。及复命，遂引疾。 线一信，辽宁人，属汉军正白旗，康熙三十五年任浙江巡抚。在他之前的浙抚是张鹏翮。颜光敩有《锁闱中秋次张大中丞韵》诗。颜光敩和两任巡抚都曾共过事。从记载看，线一信官声不错，张鹏翮更是被康熙帝大力表彰的“天下第一廉吏”，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不知道颜光敩在任上所开罪的是谁，但所造的流言蜚语线一信一定听到了，所以他会趁祖送之机去一探究竟，甚至以不惜有失封疆大吏身份的方式，直入人家卧室，看看他到底搜刮了多少浙江人的财物。那个北新关（杭州税关）的榷使，也借拜谒之名，去船上查看颜光敩的行李。 但是结果很令他们失望：除了书籍之类竟无长物，几个破箱子连锁都没有，显然没有黄白细软之物。所以他们一个是“太息而去”，感叹的是想不到这个高级别的官员居然穷到这个程度。另一个是“错愕愧谢”：这位榷使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查处偷漏税，他一定认为颜光敩是一条“大鱼”，兴冲冲地要立个大功，想不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在仓卒之间大感惊愕，只好向颜光敩表示愧谢－－虽然己经谢任，颜光敩毕竟是钦差大臣，自己一个区区榷税使（《清史稿·职官志》载税课司大使为从九品），这时除了狼狈地连说“对不起”之外，也实在无法下台。 如果说巡抚趁祖送之机查看颜光敩的卧室还是出于好奇，那榷使假拜谒以登舟则应是出于有意的安排。是谁的安排？不知道。也许此时浙江高层的一些人已经认为颜光敩是个贪官，他们要在他最后离去时确认一下，搜集证据，以便对他进行弹劾， 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推测。 从上边的叙述可以看到，颜光敩三年的浙江学政之任，固然为国选拔人才，深得士子拥护，有口皆碑：但恐怕私下也没少受窝囊气。他虽然从理论上认可了学圣人之道便可无忧的平衡心理办法，但如果说他对此毫不介意，那絶对是不现实的。他曾经“积劳呕血”，身体本就不好，因气恼而加重病情也是合乎逻辑的推测。甚至说他因此致死，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关于颜光敩的病和死，《族谱》说：“任满复命，因病亟乞假，圣恩优渥，特遣大臣视疾，壮后予归。抵家甫三月而卒，年仅四十。”壮后予归，应是说让他病好后再回家。但甫三月而卒，显然并未“壮”。《曲阜县志》说：“及复命，遂引疾。上嘉其廉慎，特命大学士王熙视疾，传旨慰留，疾笃乃得归，卒于家，年仅四十。”两书都是说皇帝起初不同意他回家。为什么？我想关键在“遂引疾”三字，引疾，是托病辞官的意思。康熙皇帝认为他是托病，有病但不严重，是倦于官场了。派大臣视病是表示关爱，也有观察病情是否危笃的意思。皇帝爱惜人才，所以对他格外挽留；但皇帝未必知道颜光敩在任上所受的委屈。 田雯撰的《颜光墓志铭》开头就说：“康熙戊寅 月二十有二日，日讲官起居注兼翰林院检讨颜公卒。”提供了颜光敩去世的确切年份（可惜月份阙如）。戊寅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上文曾根据族谱所说推断出他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这样算起来他只活了39岁（虚岁），“年仅四十”只是取其整数而已。田雯引用《世说新语·伤逝》中王长史（王濛）的话：“如此人，曾不得四十！”联想到他过人的才华、高洁的品格和仕途种种，这真是令人泣下的感叹。 四 从上所叙，颜光敩给人的初步印象似乎只是一个八股文高手，甚至使人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这样的人一般都缺乏生活情趣，呆板、木讷、迂腐。其实并不是这样。 颜光敩自幼活泼可爱。他的叔父颜伯珣在一封信中说：“闭门无聊，独与六侄为友，渠幼无知，而又多致，时能启余。诵书当歌，把青荷叶濯足沼中，亦足乐也。”这个六侄就是光敩，当时才7岁。 《曲阜县志》说光敩“少学鼓琴，崇朝尽得其妙；习射，不中不归食，至日昃发必中。”说明他有广泛的兴趣和坚強的毅力。田雯撰的《颜光敩墓志铭》说：“公灵姿妙悟，尤精琴理，尝曰‘琴之失传久矣，今之鼓琴何殊筝笛，吾数年后当别有谱……’”可见他对自已的琴艺是很自负的。 孔尚任在《与颜学山》中说：“六兄贤豪长者，家庭区划，自尔尽善……”此书作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25岁时。其时他二哥光敏新逝，他尚未中进士，在家奉亲，读书之余管理家务。可知他于理家处世并非一无所能。 田雯又说：“公至孝，官翰林时迎养母于京邸，僦居陋巷，竭事甘毳，友人赠言曰：‘每向高堂忧菽水，何尝太史不箪瓢？’伤公之贫也。今藐尔诸孤，葛衣负薪，家徒立壁，则公之廉可知矣”。这向我们展示出颜光敩家庭生活的－个侧面：清贫。他虽贵为翰林，但薪水有限，他又不愿用各种办法“打秋风”－－其实，他被放学差，本就是捞钱的好机会，仅各级官员为拉拢感情所送的程仪及门生所送贽敬，数量就应该很可观，这在官场上是基本被默许的潜规则。而他有道德洁癖，都拒绝了。所以他去世后家里穷得四壁空空，孩子们要穿着粗布衣服亲自抱柴做饭。由此可见，他的廉洁是真正的廉洁，清贫也是永远的清贫！ 遗憾的是颜光敩的诗集沒有流传下来。他的曾侄孙颜祟椝说他：“在院日久，请假时诗文稿为人取去，箧衍所遗寥寥数纸。”这就是收在《海岱人文》中的《怀轩遗稿》，只有诗11题14首。现在抄一首《鬻儿行》以见一斑： 悠悠彼昊天，胡为降疢疾？我生复何时？罹此饥馑日！蚕时典衣襦，无计救懔慄。中夜思鬻儿，无言与妇述。岂不畏饥寒？一去永相失。号哭向柴门，去去不忍出。朝负进都城，车马永相轶。物贵人命贱，转恐复见黜。儿前牵衣号，岂复有善术？富贵非爷娘，胡独不我卹？闻此如刺耳，血泪翻胸溢。背面涕潺湲，強颜犹喝叱。归来妻候门，谁能一一悉。念我出腹子，日暮常在膝。一朝委道涂，甘苦哪能必，生理尚未筹，县吏满蓬荜。尽输犹未偿，一儿曾几镒。哀此茕独民，谁为达衢室！ 这诗写一对夫妇，因为疾病饥馑无以为生，只能忍痛卖掉亲骨肉。前半部分写夫妇两个心有不忍又不得尔的矛盾挣扎，写与骨肉生离死别的悽惨以及失去后的椎心之痛。后边几句说，卖儿所得的钱，还没来得及用来添补家用，县里催科的官吏己经挤满了院子，把钱全都拿走还嫌不够，那是因为人命太不值钱了（历史儿曾几镒）！作者对此怀有深刻的怜悯和悲愤。可以说，这是一首对社会贫富不公现象的血泪控诉之作。诗中出现有都城，也许是任职翰林院时所作，他身在“车马永相轶”的繁华京城，而能关注下层社会的痛苦，尤其难能可贵。其实，这和他在任学政时为“席门瓮牖之士”争公平，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充分反映了他浓厚的人本思想和祟高的人文情怀。 颜光敩又有《学山先生近稿》一卷，是制艺之作，笔者未见。 笔者掌握的材料有限，不可能作更深入的介绍。但仅此己可看出，颜光敩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有担当，也对历史有所贡献的读书人。这样的人物不应被历史湮灭，希望有兴趣者继续发掘资料，还原一个更全面更真实的颜光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