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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摘 要：北部湾沿海广泛分布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贝丘和沙丘遗址,这些遗址的生业方式为利用海洋资源的混生渔捞狩猎采集经济,稳定的海洋经济在生业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凸显出鲜明的海洋性文化特征,构成了北部湾早期海洋性文化的主体。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文化存续于距今7000-4000年,其特点是对海洋的适应和利用而不是开发。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文化是在本区域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早期采集狩猎人群向北部湾沿海地区迁徙的结果。 关键词：北部湾; 海洋文化; 新石器时代 基金：广西壮族自治区八桂学者“中国-东南亚铜鼓文化研究”岗经费资助 北部湾(Beibu Gulf,旧称东京湾)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北部,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东临中国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广西壮族自治区,西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北部和中北部,与琼州海峡和中国南海相连,为中越两国陆地与中国海南岛所环抱,面积接近13万平方公里。 北部湾地处亚热带和热带,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食物来源。沿海海岸线曲折连绵,浅海和滩涂广阔,十分便于人类捕捞渔猎,许多以捕猎采集为生的先民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很早就被北部湾丰富的海洋资源吸引到此来居住生活,因而在环北部湾沿海一带广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地层堆积中的包含物和遗物观察,均具有鲜明的海洋性文化特征。 一、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 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100余处,主要集中分布在北部湾西、北和东南部的越南和中国的广西、海南等地,尤以越南为多(图一)。这些遗址有贝丘、沙丘、洞穴等几种类型,其中贝丘、沙丘类型遗址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它们构成了该区域早期海洋性文化的主体。 1、广西沿海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 广西南部的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濒临北部湾,在沿海目前已发现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十余处,主要有海岸型贝丘和沙丘遗址,以海岸型贝丘遗址为主。海岸贝丘遗址主要有防城港市的亚菩山、马兰咀山、杯较山、社山、蟹岭、番桃坪、营盘村、蠔潭角和大墩岛,钦州市的芭蕉墩,北海白虎头的高高墩等。遗址都处在临海地带的山岗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有的也前临水,背靠山,一般高出附近海面约10米左右,但附近必有淡水小河入海,保存较好且经发掘的遗址主要有防城港市的亚菩山、杯较山、社山等遗址。 图一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从试掘的几处贝丘遗址可知,地层堆积以大量的海洋贝壳和人类食用后丢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文化遗物有较多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水陆生动物遗骸经鉴定的有鹿、象、兔、鸟、鱼、龟、文蛤(cytherea,sp.)、魁蛤(Aroa,sp.)、牡砺(Qstrea,sp.)、田螺(Viuiparus)、乌蛳(Semiewecospira)等。石器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类,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是遗址中最具有普遍性的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多而且型式相当复杂,都是石核石器,原料全部是河砾石,其中以石英粉砂岩最多,占石器总数的80%以上。打制石器多呈扁椭圆形,均厚重粗大,大多采用锤击法直接打制而成。器形主要为器体厚重、具有尖端和厚刃的蠔蛎啄以及砍斫器、手斧状石器、三角形石器、网坠、凹石和石球等,其中蚝砺啄是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制作大部分很粗糙,器型主要有斧、锛、凿、磨盘、杵、石饼和砺石,另有部分有肩斧、锛和梯形小石锛。陶器均为夹砂粒和蚌末的粗陶,火候低,胎较薄;陶色以红、灰黑、褐为主,部分粗黑陶表面挂有红色陶衣;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少量篮纹和划纹。器形多为圜底的罐、釜、缽类。骨蚌器数量较少,但大多磨制。骨器有锥、镞和穿孔饰品,以用鱼的脊椎骨制成的穿孔饰品为主;蚌器有铲、环、网坠,网坠系将蚶壳的顶部敲打出一圆孔而成(1)。 沙丘遗址主要在北海发现了西沙坡、牛屎环塘,钦州上洋角、妮义嘴等少数几处,但都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文化内涵和面貌不清。保存较好的上洋角遗址位于今钦州市钦南区三娘湾出口处的死沙丘上,北与上洋角岭相接,其余三面均为海岸冲积台地,东面有一条小河南流入海,遗址分布范围长宽约52米,高出海面约4米。地表采集有打制的尖状器、石斧、石片和磨制的斧、锛、凿、刀等石器,陶片全为夹粗砂的黑陶(2)。 2、广东沿海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 广东只有雷州半岛的西侧与北部湾相连,迄今只在雷州半岛西北部发现鲤鱼墩贝丘遗址一处。遗址位于遂溪县江洪镇东边角村鲤鱼墩,相对高度约2米,现存面积约1200平方米。2002年11月至03年1月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地层堆积以贝壳为主,发现新石器时代屈肢葬墓8个,房子2座,出土了陶、石、骨、蚌器一批。 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打制的为主;打制石器有尖状器、敲砸器、网坠、石锤、石砧、石饼等,以网坠和尖状器为大宗;磨制石器有锛、石拍、凿等。陶器均多为夹砂红褐陶,少量泥质陶或夹细砂陶,其中有一种外抹赭红色陶衣,并打磨光亮的陶器;纹饰多为以泥蚶或毛蚶在器表上划出的或直或斜的线条,以及交错绳纹、篮纹、条纹、不规则橘皮纹等,部分器物素面,但口沿上饰锯齿纹。器形有罐、釜、钵、圈足盘、纺轮等。骨器有铲、鱼椎骨做的项饰,蚌器主要是用牡蛎等贝壳制成的穿孔器。出土贝类主要有泥蚶、毛蚶、钳蛤、海月、牡蛎、青蛤、文蛤等十余种,以牡蛎为多。鱼有两种,大的可能属于鲅科,小的属于鲤科。从脊椎骨的大小判断,这些鱼大的可达二十多斤,小的也有一斤多。兽骨较少,种类简单,有水鹿、水牛、野猪、小(麂)等种属(3)。 3、海南岛发现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 海南岛的西部与北部湾相连,在北部湾沿海也发现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临高、儋州、昌江、东方、乐东等县市,遗址类型多为贝丘和沙丘遗址。贝丘遗址有的坐落在临近海边及海湾旁沙丘地带的山岗上,高出海平面数米,属滨海类型的贝丘遗址。面积大小不一,有的分布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中包含有大量的螺、蚌、牡蛎等海生贝类动物遗壳,也有的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沿岸沙丘台地上。但海南发现的遗址年代较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距今5000年及之后(4)。 最具代表性的东方新街遗址,是迄今海南岛发现年代最早、面积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遗址位于东方市新街镇北黎河入海口2.5公里的左岸沙丘岗地上,分布面积约16000平方米。在暴露的厚达0.5-1.1米厚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较丰富的螺、蚌、牡蛎等贝壳以及牛、野猪、鹿、豪猪等陆生动物遗骸。文化遗物有石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用砾石打制而成,略呈椭圆形或梯形,器类单一,仅见砍砸器和斧形器,也有少量的磨制斧、锛;陶器数量少,均为夹砂粗陶,器形简单,为圜底的釜、罐类(5)。 4、越南沿海发现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 越南沿海地区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特别是北部湾沿海一带,从北部的广宁省一直到中北部的广平省都有发现,以分布于沿海和近海的内陆湖泊盆地、具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贝丘和沙丘遗址为主,另有少量洞穴遗址。这些与海洋文化相关的贝丘、沙丘和洞穴遗址主要分属于越南的盖萍(Gai Beo)、下龙(Ha Long)、多笔(Da But)、琼文(Quynh Van)、保卓(Bau Tro)等几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或类型。 盖萍(Gai Beo)文化主要分布在海防省的吉婆岛上,遗址多位于沿岸地区,前临小海湾,海拔一般为2～6米,有Gai Beo等少数遗址,只有Gai Beo遗址经过发掘。Gai Beo遗址分布面积达18000平方米,高出海平面6-7米。地层中包含大量海鱼骨骼和牡蛎等。石器绝大多数为打制石器,有砍砸器、盘状器、尖状器、石锤、石砧等,磨制石器基本只磨刃部,有少量椭圆形石斧和有肩石斧。陶器数量少,胎质粗厚,形制简单,只有侈口、束颈、弧腹、圜底和直口、弧腹、平底两种,纹饰简单,多素面,有少量绳纹、贝印纹、篮纹或简单刻划纹;盖萍遗址中动物种类有果子狸、马熊、鹿、麋鹿、野猪、羊、亚洲象、黄猴、猴、鱼、海龟、牡蛎、蚝、扇贝等,其中鱼骨数量巨大。Gai Beo遗址包含Gai Beo和Ha Long两个文化,早期为Gai Beo文化,晚期为Ha Long文化(6)。 Ha Long文化主要分布在越南东北沿海的广宁、海防各岛屿、近海矮山的沙洲、山腰或洞穴中,有土丘、沙丘、洞穴几类遗址,以海边沙丘遗址为主,其次有少量咸水贝类堆积的洞穴遗址。经过发掘的有Gai Beo、Thoi Gieng、Hien Hao等。遗物包括石器和陶器。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类,打制石器数量很少,有尖状器、手斧形、三角形器等;磨制石器多通体磨光,有梯形、长方形、三角形和近梯形斧,有肩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等,另有网坠、环、玦以及较多的有凹石硾、砺石。陶器主要是夹蚌末、细沙的淡红色,多素面,纹饰以绳纹为主,有的在绳纹上再刻划水波纹或S形纹。器形一般较大,可辨器型有敞口圜底釜、长颈圈足罐、敛口钵、圈足碗、口部为五角形的盘等,还有少量带流、带耳陶器。口多为侈口,部分为盘口、敛口,有的口沿外有一周凸棱。器底有平底、圜底、矮圈足、高圈足。墓葬很少,葬式多为屈肢葬和蹲葬(7)。 Da But文化主要分布在马江流域下游的清化、宁平省沿海平原地带,发现有Da But、Con Co Ngua、Lang Cong、Go Trung等7处贝丘和沙丘遗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一般为面向湖泊,背靠大土丘;地层堆积很厚,最厚的达5米,包含物以大量的蚬壳以及少量淡水贝壳和人类食用后丢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为主。文化遗物丰富,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并发现数量较多的墓葬。石器包括打制的盘状器、短斧、龟甲形器等。磨制石器有磨刃石斧和小梯形石斧,中心穿孔的扁圆石器以及部分网坠、石杵、磨盘和磨棒等。陶器多为灰褐色夹砂粗陶,胎厚,通体施篮纹、绳纹。器型多为直口、微敞口或敛口的直、鼓腹圜底罐(釜)类。骨器有磨制的鱼镖、镞和锥等。墓葬数量多,葬式普遍为屈肢蹲葬;经济生活以捕捞水产特别是各类贝类如淡水螺、蚌、蚝、蚬和咸水扇贝、蛤蜊、蛤及龟、鱼等为主(8)。 Quynh Van文化主要分布在义安、河静的狭长沿海地区,尤以义安省琼琉县一带的浅水海湾地区最为集中。遗址多为贝丘堆积,以扇贝占绝大多数,少量的蛤蜊、螺、蚝、蛤等,以及数量较多的水、陆生动物遗骸。遗址的地层堆积厚薄不一,一般厚2-5米,最厚达7米。遗址多高于周边平地2～4米,面积大小不一,多为数千到万余平方米,文化遗物以石、陶、骨器为主。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打制石器为主。打制石器多用海滩的砾石简单打制而成,器型有大型砍斫器、盘状器、椭圆形器、三角形器、龟甲形器、斧形器、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片石器等。少量长方形或梯形磨刃斧和通体磨光的双肩石斧以及研磨器、锤、砧、砺石等石器。陶器多为夹砂粗黑陶,胎坚硬而厚,主要为捏塑法、泥条盘筑法结合拍打而成,器形和纹饰简单。大部分素面,少量饰绳纹、条纹、篮纹;器型有尖底器和圜底器,以呈漏斗状的尖底器为主。圜底器多为敞口、折沿、束颈、宽平腹,少量敛口,部分口沿有穿孔。体大、饰条纹的尖底器是该文化最有特征的陶器。骨器主要有用鱼骨制成的穿孔骨针和骨锥、凹刃骨凿、骨刀等。少量蚌器,均系将蚌或蠔壳边缘磨成锋利刃的刀。在Quynh Van遗址中还发现较多的墓葬,形制为圆形或近圆形的土坑墓,单人屈肢葬或蹲葬,大部分以屈肢蹲坐的葬式埋在圆形的墓坑里;随葬品少,通常为石制工具和带穿孔的贝壳饰品(9)。 Bau Tro文化主要分布于义安、河静、广平等省的沿海地区,为贝丘和沙丘遗址。与Quynh Van文化的贝丘遗址相似,只是规模更大,文化层厚3～5米,主要有各类咸水贝类以及鱼类和兽类骨骼堆积。发现的石器除少量打制石器外其余均通体磨制,但大多仍留有较多打制痕迹,主要为磨制较精的斧类,有椭圆刃斧、方形斧、有段斧和有肩斧,其中有肩石器的数量较多。装饰品有少量环、管形串珠、玦、指环等。陶器多为夹细砂陶,纹饰有刻划纹和印纹等,还有部分陶器外表磨光并施红色陶衣。骨器主要是用鱼骨做成的锥类。墓葬均为屈肢蹲葬(10)。 二、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性文化的年代 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的年代,就目前的考古工作和研究而言,分布在越南一带的年代比较清晰,中国境内的除广东遂溪鲤鱼墩遗址做过C14测年年代比较清楚外,广西和海南的还不太明确。 越南的早期海洋性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进行过考古发掘的遗址也较多,研究也较为深入,文化内涵、面貌、序列比较清楚,对其中的许多遗址做过C14年代测试,有着大量的C14年代数据,年代上也较为明确。多笔遗址所测最早的一个年代是距今6540±60年,盖萍文化最早的年代为距今6480±40年,其余的琼文、下龙、保卓等文化所做C14的年代均在距今5000年以内。多笔遗址的这个年代是现有年代数据中最早的一个,而多笔文化与广西顶蛳山文化在葬俗、石器和陶器制作技术、器形、纹饰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直领篮纹的陶罐(釜)与顶蛳山第二、三期的也非常接近,因此,多笔文化最早的年代大致在距今7000年左右。通过对遗址中出土文化遗物的对比,结合各文化遗址的测年,可知北部湾沿海越南的早期海洋性遗址年代为距今7000年—4000年,其中盖萍文化的年代大约为距今7000年—5000年,多笔(Da But)文化年代大约为距今7000年—4000年,下龙文化年代约距今5000年—4000年,琼文(Quynh Van)文化年代距今约5500年—4000年,保卓文化(Bau Tro)年代距今约4500年—3500年。 广东遂溪鲤鱼墩贝丘遗址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对比分析,鲤鱼墩遗址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第一期陶器都是夹砂黑褐陶、红陶,夹砂较粗,多为棱角分明的粗石英粒,纹饰为凌乱的深篮纹(或粗绳纹)、细绳纹,胎体厚薄不匀,火候低,总体上与顶蛳山(11)二期比较接近,年代距今约8000年以上。第二期陶器为夹砂红褐陶,饰中绳纹再略加抹平。主要器形为钵形釜,这种器形与顶蛳山三期的Ⅰ式釜甚为相似,二期的年代应与顶蛳山三期相当。该期用碳样和贝壳所测的三个年代为距今5160±100、4820±100、5050±100年。第三期以红衣陶钵为特色,夹砂陶器与四期夹砂陶器比较相似。第四期以夹砂陶釜和红褐色泥质圈足盘为特色,从总体上看,它们与珠江三角洲商时期的文化面貌相似,所测的一个年代数据为距今4660±100年(12)。发掘者认为第一期的年代约与顶蛳山第二期接近,距今8000年以上,但出土的遗物很少,也没有测年数据,对其真实的年代还较难以判定。第二期年代与顶蛳山第三期相当,但与所测出的年代数据有较大的差距,从陶器的特征看,确实与顶蛳山遗址第三期和多笔文化早期的相近。但总体看仍然偏早,本人认为将第一、二期的年代定在顶蛳山第三期较为妥当。第四期的年代与所测年代较为接近,约为距今4500年。 广西的亚菩山、马兰咀山、杯较山、社山等贝丘遗址,因发掘面积小,文化遗物少,也没有测年数据,对它们年代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最初的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属于广东新石器时代早一阶段的遗存而稍晚于西樵山文化(13);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广东潮安陈桥村、石尾山,福建沿海及岛屿上的贝丘遗存相近,年代相当,为大湾文化稍晚的阶段(14)。从出土的遗物来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与多笔、盖萍、鲤鱼墩、下龙的相近;陶器在陶质陶色及器形上也与多笔、鲤鱼墩二期的相似,用鱼椎骨穿孔制成的饰品也见于鲤鱼墩二期,但石器中有部分有肩斧、锛和梯形小石锛,陶器中的敞口、束颈罐又与鲤鱼墩三期、盖萍、琼文、下龙的相近,因此其年代应当界于多笔文化与鲤鱼墩三期、琼文文化之间,约距今6000年左右。 以上通过各遗址出土遗物与周边遗址的比较以及测年数据综合研究,可知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文化的年代处于距今7000年-4000年间。 三、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经济和文化特征 北部湾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半封闭式海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虽然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但区域性的文化特点十分明显,文化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一般临近海边及海湾旁沙丘地带的山岗上,有的前临水,背靠山,也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还有的靠近河流入海口的沿岸沙丘台地上或因海退而形成的湖沼盆地。 第二,遗址类型有海岸贝丘和沙丘两类,以海岸贝丘为主,地层堆积中包含大量的贝壳和人类食用后丢弃的水、陆生动物遗骸。 第三,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以石器为主。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石器所占的比重大,器类主要有蠔蛎啄、砍斫器、手斧状石器、石硾和网坠等,其中的尖状石器—蠔蛎啄最具区域特色。 第四,生业形态为利用海洋资源的混生渔捞狩猎采集经济,主要包括稳定依赖和利用海洋鱼类和贝类资源,同时也采集可食性植物和狩猎陆生动物,生业系统中不存在明显的农业因素。特别是贝丘遗址的先民主要依赖的是海洋鱼类和贝类资源,这在贝丘遗址中存在大量的咸水类贝壳,动物骨骼中鱼骨占有绝对多数就是充分的例证,另外鲤鱼墩遗址出土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先民以海生类作为主要食物来源,陆生动物在人类的食物结构中只处于辅助地位(15)。 第五,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文化更多的是对海洋的适应和利用而不是开发。由于遗址多在浅海湾的近旁,对于海边水陆生动植物采食方便,海洋食物主要是近海的贝类和鱼类,从鱼脊椎骨的大小判断,大多为小鱼,部分遗址中虽然发现有石、蚌网坠,但都是小型网坠,说明当时的捕渔并非海上的网渔生业,而是以近海边的海产为主。 第六,鲤鱼墩遗址第一、二期各发现房址1座,鲤鱼墩、多笔、下龙、琼文、保卓文化等遗址还发现较多墓葬,说明北部湾早期海洋性遗址多为长期面向海洋定居的聚落遗址,聚落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小变大。 第七,埋葬习俗以各式屈肢葬为主。在多笔、鲤鱼墩、下龙、琼文、保卓等文化遗址中发现较多墓葬,葬式均为屈肢葬,其中屈肢蹲葬数量最多。 第八,出现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北部湾早期海洋适应性文化肇始于距今7000年左右,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结束,持续时间长达3000年。 四、结语 北部湾沿海早期海洋性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北部湾北部和西部,以越南北部和中国广西南部最为集中,海岸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构成了本区域海洋文化的主体。 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文化是在周边,特别是越南北部、广西地区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早期采集狩猎人群向北部湾沿海地区迁徙的结果。多笔、盖萍、琼文文化以及广西防城贝丘遗址的打制石器在加工方法上与和平文化相似,杏仁形器、尖形器、龟甲形器、椭圆形器、短斧、盘状器、砍砸器等都有和平文化的特征,磨制石器与广西南部顶蛳山文化的相近;埋葬习俗与和平文化、顶蛳山文化的相同;多笔、鲤鱼墩、防城贝丘遗址的陶器在制作技术、器形、纹饰上与顶蛳山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从区域分布和文化联系上看,多笔文化的内容与顶蛳山文化系统应为一脉相承(16)。从整体文化面貌上来看,北部湾沿海海洋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着明显的顶蛳山文化的要素,最初的居民可能主要来自内陆地区以顶蛳山文化为代表的采集狩猎人群。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也有大量来自珠三角的文化因素加入,从晚期大量有肩有段石器的出现可以看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经由海路的传播对北部湾沿海的早期海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部湾沿海距今7000年-4000年间的大部分遗址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其生业形态是海洋渔捞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总体来看,北部湾沿海早期的海洋经济和文化表现的是对海洋资源的依赖和利用,更多的是对海洋的适应而不是开发。随着农业扩散至岭南地区,北部湾沿海地区海洋适应性文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可能是生计方式发生的变化或农业文化的强势进入,北部湾沿海以稳定依赖海洋食物的早期海洋性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注释: 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2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3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遂溪鲤鱼墩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7期。 4a.郝思德:《海南史前文化初探》,邓聪:《东亚玉器·庆祝中国艺术研究中心创立二十周年论文集》,第329~335页,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b.何国俊:《环海南岛的史前聚落与海洋文化》,吴春明:《海洋遗产与考古》,第48~56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5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44~24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6(7)(9)(10)HàVǎn T n ch biên.Kh o c7(8)阮文好:《越南的多笔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第341~346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8(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 9(1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遂溪鲤鱼墩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7期。 10(1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第12期. 11(14)(16)张驰、洪晓纯:《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七),第415~43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12(15)胡耀武,李法军,王昌燧,Michael P.Richards:《广东湛江鲤鱼墩遗址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华南新石器时代先民生活方式初探》,《人类学学报》2010,2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