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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类型学定位 总的看来，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是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受不同语言类型发展状况的制约，还受不同语言的共时特点制约，另外还与人们的认知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一）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在不同语言中发展不平衡，存在类型层次差异 从大量的语料中可以看到，人称代词格范畴在不同语言特别是在不同语支之间存在较大的层次差异。如在格范畴的类别上，藏缅语北部语言的格范畴多用粘着式和屈折式，南部语言的格范畴更多采用分析式；在格范畴的形式上，羌语支语言用声母、韵母的变化或用词缀来实现；缅语支、彝语支则以韵母和声调变化来实现；在格范畴的数量上，北部语言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领格3种格形式，有的语言存在施动格，南部语言多主宾格同形。 在同一语言内部，格范畴在不同人称和数上也存在类型差异。如阿昌语、哈尼语、羌语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格范畴类型倾向一致：如果第一人称采用粘着式，第二人称也会采用粘着式，如果第一人称采用屈折式，第二人称也会采用屈折式。第三人称的格范畴类型与第一、二人称会有差异，如表12所列。  从表12可以看出，桃坪羌语第一、二人称代词格范畴为屈折式，第三人称代词已经发展为分析式。 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在不同数上的类型差异尤为明显。格范畴的类型在不同人称上不一样，不同数上也不一样，而且两种形式交织在一起：单数第一、第二人称格范畴类型基本一致，单数第三人称如果类型变化了，也会随之与双数和复数的类型一致。 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为什么存在这种复杂的类型差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语法范畴是各语言后起的语法形式，是各语言创新的结果，为适应各语言的语法系统而形成各自的特征；另一种解释是，格范畴是原始母语的共同特征，语言分化后各自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类型主要是分析式，兼有屈折式和粘着式类型 藏缅语格范畴的形式，有些语言已经完全采用分析形式，大多数藏缅语格范畴的屈折式只保留在第一人称单数上，双数和复数采用分析式。（这一观点前文已有详尽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三）有的语言格范畴的粘着式和屈折式来自词汇的连音音变，是由分析式到屈折式的“逆向演变” 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粘着式和屈折式究竟是怎么来的？通过共时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来自词汇的连音音变，即人称代词与助词紧密结合成一个音节。这种形式是局部的，与一般所谓的从非分析式到分析式的演变路径不同，应视为分析式格范畴的“逆向演变”形式。以木雅语为例作说明（表13）。  木雅语人称代词领格的屈折形式是人称代词和表领属的格助词  合成的，施动格的屈折形式是人称代词与表施动的格助词ji合成的。这种“逆向演变”还类推到木雅语的双数和复数上，使木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有一套严整的屈折变化，但不难看出它是由分析式演变而来的。再以珞巴语为例（表14）：  珞巴语的人称代词的宾格是在主格后加-m尾构成。从形式上看，二者是粘着变化。实际上是，代词出现在受事位置时，后面要加结构助词  ，代词和连用后，在人称代词后加上-m尾，区分了主格与宾格。领格也有类似的变化，上文提到的景颇语和木雅语的领格变化，就属于这一类，也是“逆向演变”的结果。但这种变化并非真正的分析式到屈析式的演变。 可见，非分析式的格范畴并非都是顺向发展的，在分析具体语言事实时，切忌简单化、表面化。 四、从藏缅语人称格范畴反观上古汉语 藏缅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是能构拟原始共同语的亲属语言，这是迄今未有争论的观点。但是，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藏缅语和汉语的特点发展处在不同的层次上。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藏缅语有些特点与现代汉语接近，但有不少特点则与汉语的古代特点接近。这种演变不平衡的亲缘关系，能够为探索藏缅语和汉语的历史发展提供线索和证据。人称代词格范畴的关系也是这样。为了反观的需要，下面先简要介绍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表现形式，然后再通过藏缅语反观上古汉语。 （一）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表现形式 上古汉语也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但第三人称代词使用指示代词“彼”“此”“是”“其”等表达。 上古汉语同一人称代词存在多词并用的现象，不同的词在句法功能上存在差异，用法互补。第一人称代词有吾、我、予、余、朕、台；第二人称代词有尔、汝、而、若，第三人称代词有彼、此、是、其、斯等。研究古汉语的学者，对多词并用的原因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是方言差异在书面语上的反映，有的认为是格位不同造成的。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 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也有格范畴，但区别不严格。表现在有的词三种格都可以使用。例如“我”和“予（余）”既可以做主宾格，也可以做领格，“吾”既可以做主格，也可以做领格。例如： 庚寅卜，争贞：  其祀于河。（《合集》14549）——主格甲辰卜，争贞： 伐马方，帝授我祐。（《合集》6664正）——主格、宾格丙辰卜，永贞：呼省 田？（《合集》9611）——领格 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主格我其发出狂 家，耄逊于慌。（《尚书·微子》）——领格上面表示不同格范畴的词，能够在语音上看到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缺少严格的对应。以第二人称代词为例，如表15所列。  从上表构拟的语音可以看出，上古汉语第二人称代词的声母为  ，韵母主元音为 ，除“乃”外，均有介音“i”。我们从中能够看到语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第三人称代词虽非专职，但还具有实在的第三人称功能，不是临时兼用的。第三人称与第一、第二人称一样，格范畴多词并存、功能互补但区分不严格。 从人称的“数”来看，上古汉语没有单数、复数的区分，不同数使用同一个词。所以格范畴也不存在单数、复数的区分，而要通过句子中的分析性语义关系来判断。 （二）藏缅语和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格范畴比较 通过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反观上古汉语，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上古汉语和藏缅语格范畴基本类型相同，主要属于分析型。古汉语人称代词格范畴是单音节性的，根据34种藏缅语的统计，单数第一、第二人称都是单音节的有33种，第三人称有26种是单音节的，有8种是双音节的；双数和复数大多是通过词汇形式实现，少量通过语音变化实现。在格范畴的形式上，上古汉语和藏缅语一样，主要是分析式，但兼有屈折式。可见，上古汉语的人称代词格范畴在整体上已进入分析型阶段，这与上古汉语总体语法系统的分析性特征是一致的。 2.藏缅语和上古汉语在人称代词格范畴的差异主要有3点： 一是藏缅语大多数的情况是某一人称只有一个词形，但有少数语言因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存在两种词形（如景颇语的第三人称），而上古汉语同一人称则是多词并用，这在传世文献中屡见不鲜.例如《左传》中第三人称代词主要有“之”“其”“彼”“厥”“夫”5个(20)，以第三人称代词作宾语为例：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  。（隐公元年）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以讨  不与盟于齐也。（僖公二十三年）为是犯难而来，吾若善逆  以怀来者。（宣公十七年）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  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襄公三十一年）二是汉语格范畴的形态变化不如藏缅语丰富。如藏缅语北部的嘉戎语、尔龚语、珞巴语等形态变化较多，分析性较弱，其格范畴类型更趋向粘着式；羌语、木雅语、景颇语、普米语等形态变化也比较丰富，分析性较强，其格范畴类型更趋向屈折式。相比而言，上古汉语格范畴的形态变化少且不显著，姚振武认为至中古人称代词渐趋归一，只保留“我”，格范畴消失。(21)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由北向南形态变化越来越少，与古汉语格范畴的发展趋势一致。 三是在句法结构上，由于藏缅语是SOV型语言，上古汉语是SVO型语言，二者宾格结构存在某些差异。上古汉语的宾格在动词后面，只有在否定句中，汉语的宾格移到动词前面，而藏缅语的宾格在动词前面，加了否定词语序也不发生变化。 通过藏缅语反观上古汉语，可以认为，上古汉语已经是分析型语言，人称代词主格、宾格、领格的语音变化不明显，缺少形态变化，至于中古与近代汉语，就更看不出形态变化了。藏缅语北部语言人称代词格范畴保留较多的形态变化，可以看作上古汉语的前身。但是，藏缅语北部语言的特征毕竟是现存的语言特征，而上古汉语是汉语两千多年前的语言状态，虽有相似点，但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共同点。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历史比较研究中常用的、有效的科学方法。 通过上文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共时描写分析，我们大致能够获知，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有3种形式：粘着式、屈折式和分析式。但在不同语言中或不同的人称和数中有不同的表现。从单个语言来看，有少数语言纯粹使用分析形式，但大多数语言以一种类型为主，还兼用其他类型来表达。从不同人称、数的情况看，有的人称、数用分析式，有的用屈折式。总的看来，大体存在以下3种类型：一是分析式，二是分析式兼屈折式，三是粘着式。这3种形式中，第二种形式使用最多，反映了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3种类型并存、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在藏缅语族语言人称代词格范畴共时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类型进行分类并对各种类型进行定位，认为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在不同语言中发展不平衡，存在层次性的特点，但其类型主要是分析式，兼有屈折式和粘着式，而有的语言的粘着式和屈折式来自词汇的连音音变，是由分析式到屈折式的“逆向演变”。在掌握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类型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反观上古汉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上古汉语已经是分析型语言，缺少形态变化，藏缅语北部语言人称代词格范畴保留较多的形态变化，可以看作上古汉语的前身。 ①孙宏开.藏缅语人称代词的格范畴研究[J].民族语文，1994，（2）. ②才让三智，多拉.藏、英、汉三种语言的人称代词用法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自然科学版），2011，（3）. ③戴庆厦，崔志超.阿昌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④孙宏开.尔苏（多续）话简介[J].语言研究，1982，（2）. ⑤孙宏开，等.史兴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 ⑥孙宏开，等（2014）认为史兴语的格范畴渐趋消失。 ⑦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6～61. ⑧孙宏开.羌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⑨蒋颖.大羊普米语参考语法[M].戴庆厦审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⑩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68～69. (11)关于嘉戎语的例子和语料均引自：向柏霖.嘉戎语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48～155. (12)考虑到汉藏语分析性的特征，我们采用声韵调系统分析法。藏缅语诸语言的韵母有“韵腹+韵尾”的组合，屈折变化有时也涉及韵尾，例如：独龙语的复数人称代词领格的表现形式即是韵尾的变化：  →k。因此文中我们采用“韵母屈折”的说法，而不用“元音屈折”说法。(13)孙宏开.藏缅语人称代词的格范畴研究[J].民族语文，1994，（2）. (14)赵敏.墨江哈尼族卡多话参考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5)孙宏开.独龙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 (16)孙宏开.羌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17)戴庆厦.藏缅语十五种[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18)欧阳觉亚.珞巴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19)该表中的拟音采用郭锡良先生的构拟。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0)曹炜，孙习成.试论《左传》第三人称代词的句法、语义、语用特征[J].学术交流，2018，（4）. (21)姚振武.上古汉语语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