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美帝”是我从小长大最熟悉不过的口号,代表着当年我们这代人对美国的基本认识。我们还知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和美帝之间自然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 所以,当我坐在哈佛的课堂里,正儿八经地学习他们自己写的美国历史时,居然也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阶段”的说法,还真有点惊讶,原来他们并不忌讳这个称号。“帝国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国家向外扩张的行为,在美国历史上,一般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帝国”或“帝国主义”阶段,当时美国与西班牙争夺古巴、菲律宾等海外殖民地的控制权。有史家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在“显然天命”驱使下的领土西扩和美墨战争也视为帝国主义行为,因为这些做法符合“帝国主义”的定义。美国的每次领土扩张,都会在国内引起争议和批评,购买所得尚可(1803年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1867年从俄国购得阿拉斯加),武力夺取尤甚,史书都如实记载。 令我惊讶的事情还很多。刚到美国时,就在电视上看到里根早年拍的电影。里根作为演员从未达到一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隐瞒不了,也无需隐瞒。只要有观众愿意看,就照放不误,既不因为他当了总统而播放其影片来吹捧他,也不因为他当了总统而禁演其影片来掩饰他。一切都摆在阳光下,没人觉得有理由拿这段历史来做什么文章。后来,美国史读多了,知道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不再惊讶了。日后当克林顿陷入莱温斯基丑闻时,就基本可以推测其结果:只要他在宣誓下说了谎,就一定会有人穷追猛打将他揪出来,没有哪个人或者机构能够拦得住。更有美国特色的是:只要弹劾通不过,克林顿就能照样风风光光当他的总统,不会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而声名狼藉,抬不起头来;也没人会说三道四,因此而不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一个长着法律头脑的人民的行事风格。 美国历史不过区区四百年,可是到图书馆一看,美国史书林林总总,数量十倍于中国史书。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在美国的图书馆,就算进了中国的图书馆,能称为正史的中国史书也就那么多,因为中国自古就立下官方修史的规矩,民间是不能随便写史的,写了也很容易面对被禁的命运,更不用说拿一个草民写的史书来当教材。虽说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便有秉笔直书的典范,但经过官方层层审查保留下来的作品也不多了。史官的脑袋尚且可能保不全,史官的作品能否保持原样呢?连唐太宗、乾隆爷这样光照史册的大帝都不免做些删改,造圆了自己的光辉形象。 美国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民间编写,政府没有专门机构编写教材,也没有这笔开支。史家各写各的,没有限制,也不需要统一观点。有多少人想构建自己的体系,就可能写出多少本美国史来,一起进入出版市场去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美国人好像不怕历史被歪曲,他们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出版市场保持自由,学界和读者便自有公论,优秀著作一定会脱颖而出,胡说八道的一定会招来抨击而被淘汰。 我在哈佛上过一门美国通史课,用的教材主要就是任课教师瑟斯特罗姆本人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会列出许多该领域的权威著作,以便学生拓展阅读。一门课读下来,既有纵向的深入分析,又有横向的融会贯通,不同史料彼此互补,各种观点相互较量。这样获得的知识不是灌输进脑子里去的,而是必须通过大脑琢磨辨识,才能慢慢消化吸收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这过程也是在训练自己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 谁都知道,中国史以朝代更替为主线,具有一种循环往复、螺旋升降的特点,非常符合“History repeats itself”(历史重复自己)这句老话。李唐、赵宋、朱明……发生的事情就算具体内容不同,也基本是同一模式在不同情景中的再现,问题也大同小异。 相比之下,美国历史的发展更像一条直线,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同一问题基本上不会重复出现,也就无须重复解决。如果说美国历史也在重复自己,那就是四年一次的大选,而它更像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领导人物和治国理念的吐故纳新。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历史的这条直线。 17世纪殖民初期的主题是定居,移民以自己的方式将欧洲文明移植到美洲,好在荒原立足扎根。对内主要是组建政府、完善社会、发展经济,对外则是对付大自然和印第安人,这花了他们大约150年的时间。其尾声就是对英独立,结束殖民地身份,创建合众国。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最后阶段不过用了二三十年,而18世纪也就到此结束了。 19世纪一开始是西进运动,领土膨胀,由此激化了自由制度与奴隶制的对决。妥协屡屡失败,内战爆发,苦战4年后终于彻底铲除奴隶制,19世纪的一大半也就这样耗掉了。在最后40年里,制度障碍既除,全国投入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和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从17到19这三个世纪,是美国从无到有、迅速崛起的历程,到此为止似乎可以安享太平了。 然而天下从未有过一劳永逸的好事,大量财富产生后,财阀经济、贫富不均、劳资矛盾等问题接踵而至,其间还夹杂着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大潮。世纪交接之际的美国,又是农民运动,又是工人罢工,社会震荡,此起彼伏。最后通过上下呼应的各种改革运动,一方面强化政府对垄断企业的监管,另一方面扩大公民参政权,广泛开展民间扶贫,终于缓和各种矛盾,社会完成转型,重获平衡,这就是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宗旨。随后美国经历大萧条,强化联邦政府功能,创建社会保障体系。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是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迎来号称“美国世纪”的20世纪,同时面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国际责任。 在美国400年历史中,没有出现太多的重复,面对的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某个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很少会以类似的方式卷土重来。内战不大可能再次爆发,现在恐怕没有一个州会愿意退出联邦。加州有些人嚷嚷着要独立,但若进行一次公投也未必能成功。虽然经济危机还是时常会发生,但是像大萧条这样的灾难不大可能再次来袭了,因为经济学家翻来覆去一直在检讨其发生的原因,再不吸取点教训就谈不上智慧了。即便是最棘手的种族问题,解决办法也是步步为营——消灭奴隶制、取缔种族隔离、实行扶持政策——全局上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并无反复。一个民族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复错误,就避免了一错再错付出的高昂代价。究其原因,一是直面问题,不掩饰不回避,追究原因才能吸取教训,这和每次空难后必须找出原因是一样的。二是法治的功劳,美国人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每次问题的解决都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再出现类似问题就有法可依,也就不算问题了。 从1607年创建詹姆斯敦到如今2019年,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已经有412年的历史。即便从1776年立国算起,也有243年之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然不算悠久,但是和中国周朝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相比,时间也不算短了。即使汉、唐、宋、明、清这样历时长久的朝代,过了240年也基本进入衰败期,西汉、东汉是断裂过的,北宋、南宋虽然一脉相承,毕竟只剩半壁江山。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并不像马上要倾覆的样子,原因何在呢? 其实解释起来并不复杂,中国历史始终和某个家族捆绑在一起,于是王朝的命运与皇帝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密不可分,而皇帝这个职位要求极高——权力过于集中,职责过于繁重,还不死不得解脱,实非一般才智之人所能胜任。开国皇帝是亲手打下的江山,无论人品好坏,掌控大权的能力是没有疑问的,可惜才能无法遗传,其子孙的治国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了。看看中国几个相对长久的大一统王朝,都是开国之初皇家有幸连着出现几个能干又长寿的继承人,王朝便得以稳定兴旺。只要两三代守成无大错,百姓安居乐业,盛世便随之而来,如贞观、文景、康乾。而无此幸运的王朝,只需一两代昏君便足以亡国,大国如秦、晋、隋,小国有南北朝或五代十国间无数的短命王朝。 往深里说,人治终究是没有保障的,即便能成功一时,一个王朝也很少能超过三百年的。王权下的错误无法自拔,只要有一个人高踞于法之上,就会自上而下有一层层的人高踞于法之上,从而影响所有国人的行为方式。无数人狐假虎威,凭借皇权不可反对的至尊权威来为非作歹,说白了,此乃人治的劫数难逃。 可见,美国没有产生这样的循环怪圈并非侥幸,而是其文化使然。它的文化中没有朝代更替的基因,没有天下私有的概念,没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更没有不可怀疑的教条。四年更换一次的总统即使不是国内最有才干的人,至少也是众目睽睽下历经繁复选拔过程后产生的能够称职的人,更不用说还有各种防范措施来预防他的专权与堕落,只要通过弹劾程序,便可立马将他赶下台。 回到修史,美国是民间修史,史学家观点不同,但无不在挖掘美国历史上需要反省的问题,如早年强迫印第安人迁徙、黑奴制度、侵略墨西哥战争、内战后南方长期的种族隔离、加州的排华法案、“二战”期间的日裔集中营、麦卡锡主义等,一桩也逃不过。搜索美国历史诟病的人从不收手,也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可能被隐瞒。在一次又一次的筛滤后,美国历史上的罪恶已经很少能够被遗漏,凡此种种,都是美国人自己明明白白写在史书上的。只要揭露出来的问题言之有理,总能得到众口支持,被誉为史学成就。正因为学术起着澄清真相的作用,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已经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道歉以正视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所涉人员进行了赔偿。所幸的是,美国政府从建立起未曾中断过,一直连续至今,能够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负责。 公认的伟人,包括“国父”级的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也照样被史学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寻找可能的瑕疵来公之于众。林肯堪称美国圣人了,但不同的解读也很正常,不存在禁忌。 不仅是对待历史问题,在现实政治中,美国的舆论也从未停止过批评内政外交。政府是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出资支持,公仆挨批评理所当然,无需多加思索。1984年我到美国后,发现美国人好像个个都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互不相让,但却从未听到过有人怀疑是否可以妄议里根总统。且不说人民本来就有议政之权,政府若能接受人民监督,好处实在是不胜枚举:制定政策会更加接地气,更加有社会基础;不同意见平衡之下不容易走极端;便于接受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等等。 故人已逝,反省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而是吸取教训。美国内战后奴隶制既除,目的达到,林肯坚持“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宽大仁爱”,没有战犯,没有处决,呼吁胜利的北方不要去报复失败的南方,而是尽快地接纳南方一起进入新时期。机制如此,历史也就不会循环往复地瞎忙乎了。 本⽂选编自《回眸哈佛》。 作者|钱满素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