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1905年清廷停废科举后,继续保留了之前辅助性的优拔等考试作为善后之策,由此优拔贡考试也变得炙手可热,无形中取代了之前乡会试的作用,吸引了大量考生特别是具有新式出身的人与考。实际上,优拔考试之地位远不如科举未废前的乡会试,而且优拔贡的现实出路也并不好,多数中选者难以得到实缺,这种局面的存在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晚清以来的官多为患局面,被不少人认为是清朝灭亡的造因。 关键词：卢文炳; 优拔考试; 优贡; 拔贡; 官患; 一、导言 1933年4月,江苏吴县人卢文炳招集清末己酉(1909)优拔同年于其书斋人寿庐聚会宴饮,并写下两首七律诗感怀昔日赴北京参加“朝考”往事及二十四年来的沧桑变化: 岁逢己酉殿科场,多士同分贡树香。梦杳春明成往迹,欢联吴郡接谦光。却缘疏懒稀朋会,每感凋零到辈行。国事阽危人事变,惊心二十四星霜。 雅集移尊到竹四(余人寿庐中斋名),白头天宝话重提。升沉无定殊车笠,离合随缘况鼓鼙。浙水人文汇茅茹,暮春风物过棠梨。辉生蓬荜觥筹错,尺幅留真志雪泥。1 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时隔二十四年,卢文炳对昔日获选拔贡的荣光依旧念念不忘,并为此召集旧时优拔贡同年雅集以表纪念与怀念,藉此展示自己昔日的科举功名身份和当下的生活品味。 进一步,通过当时《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媒体上的报道,我们也可以重建卢文炳之“考试史”。卢氏当年是江苏苏州师范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以“备取”身份考中,2两年的速成师范教育后,他分派到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充当修身科教员。任教不久,卢文炳即参加了1909年暑假举行的江苏即苏属四府一州(当时人也称之为苏省、苏属)中的分场苏常两府的拔贡、优贡考试。或许卢文炳的答卷让提学使樊恭煦比较满意,拔优贡复试名单他均在列,但卢文炳只能参加地位更高的拔贡生复试而舍弃优贡生复试,最后由江苏巡抚瑞澂亲自复试定夺拔优生录取名单。3此复试通过后,卢文炳正式成为新科拔贡生。4一同参与优拔考试与优贡复试的柳诒徵则以增生身份录取为优贡生。5 翌年(宣统二年、庚戌年、1910年),卢文炳赴北京参加拔贡会考和朝考(柳诒徵因丁母忧未能去北京参加优贡朝考6)。六月初四日,礼部主持的各省会考结果出炉,卢文炳与同样经由苏省优拔初试、复试上来的阳湖人梅鹤章等一并被评为江苏二等三十九名之一。7六月二十七日,诸人集结于保和殿参加朝考,结果赴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过的梅鹤章列二等,卢文炳则评为江苏拔贡一等十五名之一。8随后根据上谕,卢文炳同其他一等、二等拔贡分批受到皇帝接见后,“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9他最后分配到吏部。10如此千辛万苦经过多番考试后,卢文炳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考察科举停废以后清廷继续举办优拔贡等考试的初衷,则会发现它们原本是为旧学寒儒考虑的善后举措。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请停科举以推广学校,为减少阻力,他们特别提出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措出路的举措,即继续保留优拔考试和保送举贡等措施。11此奏很快被采纳,八月初四日,清廷正式下旨立停科举,“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要求各地“多建学堂,普及教育”。12同时谕旨根据此前袁世凯等人在会奏中的建议,没有停止之前辅助性的“考试优拔”等举措,反将此作为善后之策,以便为之前举、贡、生员等所谓“旧学应举之寒儒”的未来出路留下保障,以防士子受到的震荡太大。至于正在学堂求学的学生,同样会根据其成绩“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13另外为了预防影响兴学大业,清廷再次重申已入学堂者不准再参加优拔考试之令。14 由上述举措可以看出,清廷延续优拔考试和制订“奖励出身”的政策,不但含有为旧学士子谋出路的考虑,还有安抚反对废科举者之意,体现了主事者与清廷既希望兴学堂又不愿彻底废科举的两难心理,只是原本为“旧学生员”谋出路的规划,实行后迅速变为卢文炳、梅鹤章这样新学出身之人的做官门径。 二、优拔之出路 当诸多考生费心劳神、花费巨大代价忙于优拔考试时,或会给读者一种印象,即考中优拔后前途光明、待遇优渥,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前引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的折中曾对参加朝考后的优贡出路有所揭示,“朝考后用为京官、知县等项”。《清史稿》则对有清一代五贡出路情况有简单勾勒: 五贡就职,学政会同巡抚验看,咨部依科分名次、年分先后,恩、拔、副贡以教谕选用,岁贡以训导选用。康熙中,捐纳岁贡,并用训导。雍正初,捐纳贡生,教谕改县丞,训导改主簿。既仍许廪生捐岁贡者,用训导;恩、拔、副贡年力富强者,得就职直隶州州判。嘉庆以后,凡朝考未录之拔贡及恩、副、岁、优贡生,遇乡试年,得具呈就职、就教。优贡就教,附岁贡末用训导。 科举废除后,“五贡一体以直隶州州判,按察、盐运经历,散州州判、经历,县丞,分别注选,或分发试用。”15以上叙述过于概括,以下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在既有各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16对清末的优拔贡出路及优拔考试与乡会试、优贡和拔贡之区别再进行一番探讨。 相较之前各科优拔贡生的录取名额,丙午科(1906)考优、己酉科(1909)优拔考试计划举办之初,清廷就准许了政务处关于拔贡录取名额加倍、优贡录取名额扩充四倍的提议。故之,丁未年有近五百人先参加了礼部的复试,经过遴选之后有三百八十三位优贡生接着参加了保和殿朝考,稍后朝廷公布了朝考结果,一等一百三十二人,二等一百六十八人,三等八十三人。17最后朝考结果列一等一百三十二位中的三十二人“均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其余一百位列一等者“均著以知县分省补用”,一百六十八位列二等者“均著以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散州州判、府经历、县丞分省补用”。18列三等者最多只能以“州判”“训导”“县丞”等候补身份回原籍候用。像王锡彤当年在拔贡朝考中列三等,“例可注官,余注一直隶州州判”。19而己酉年为优拔同考之年,两贡相加录取人数尤多,因此庚戌年(1910)来北京参加朝考的人数又较丁未年大增,拔贡生约有三千五百人,优贡生四百余人,“今岁各省举行优拔贡场,售者均来京预备朝考。一时新贵,溢满京华,科举情形仿佛又见”。时人用竹枝词描述这种盛况曰:“何期科举久停裁,优拔名场却又开。要为高才谋出路,一时新贵凤城来。”20在这四千人中,复试后能被录取的近千人,被录取者中能留作小京官自然系出路最好,其次属“著以知县分省补用”者,所谓“上之可得小京官,次之可以用知县”。21但仅有在朝考中被列为一等的拔贡和优贡才有可能留京做七品小京官,如前引卢文炳即是如此。至于知县一职,按照清廷规定,只有一百七十六名列二等前茅的拔贡才能“著以知县分省补用”。温州刘绍宽在日记中曾记载其同乡郑绍钧在此次拔贡朝考中列浙江二十名二等之一,“以拔贡廷试二等得知县”,22分到贵州任职,返回家乡后大摆宴席庆贺之事。23知县官虽不大,且不一定有实缺,但得之艰难,“至考取之优拔贡,则专以知县分发”者,“至多亦不过二十人中取一而已”。24 与卢文炳、梅鹤章一起参加此次礼部和保和殿复试的甘肃拔贡生张国钧(张维)被录取为甘肃拔贡二等十一名之一,25只是其排名不如郑绍钧靠前,出路就稍差,只能如其余二等一百七十七位拔贡,“交与吏部询问,愿就京职者以八品录事、书记等官分部补用,愿就外职者,以直隶州州判、按察司经历、盐运司经历三项分省补用”。26张国钧最后分派到学部任八品书记官,在“普通司行走”。27尽管他发牢骚说是“鸡肋功名误英雄”,但在诗中仍颇为自得、自雄:“也曾骥尾附群英,愧以不才负圣明。芥尔一官君勿笑,枫宸雨露满南城。”28 不像拔贡卢文炳、郑绍钧、张国钧那样幸运,29岁的己酉浙江优贡生余姚人朱鄂基(朱鄂生)在优贡朝考中评为优贡一百七十名二等之一(二等三十八名)29,未成功留作小京官或外放为知县,最终被派分为他不乐意为的“指项州判”,但他不愿就职,宁肯“捐资回籍”,也要向吏部“呈请暂缓分省”。30 至于其他在朝考中被列为二等如朱鄂基一样的优贡,还有那些在朝考中获评二等之后的优拔贡生,以及更多没能通过礼部复试的优拔贡生,乃至往年未能成功就职的举贡,除了超过十年仍未得官缺的举人出身者可以得到清廷许诺“免缴年限银两”的优惠,其余人等并没有受到特别照顾,最后能否得到实缺,端赖个人的经济实力与人脉关系了。 可以说,较之朱鄂基、张国钧、郑绍钧等人,卢文炳能够顺利通过苏省的优拔考试和北京的礼部复试、保和殿朝考成功留做“七品小京官”,可算是其中的幸运者,难怪在时隔二十多年后,他仍颇为自得地写诗纪念。 除了上述常规和非常规的出路外,宣统元年夏以后,优拔贡在经过考选后还可以入新开办的经科大学读书。原因在于以保存国粹,“研究中国本有之学问”为宗旨的经科大学开办之初,报名应考的学生甚少,“学生尚未足额,志愿入经科者较少”,于是该学堂监督刘廷琛提议让各省“遴选经明行修、具有根柢之科举举人保送来堂”,后经清廷准奏,让各省考选保送“经学根柢素深”的“从前科举时举人并拔贡、优贡”入京,由学部复试后“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31这等于是为“科举中人推广出路”,32曾引起时论抨击,“中国之优拔真万能哉!经科大学学生取之于优拔,直隶地方自治欲就商于考试优拔之人,某省商界领袖又须推举优拔,政学商三界均不能不借重于优拔,宜乎考优拔者之多也!”33至于推荐入经科大学的“举人并拔贡、优贡”具体名额是大省送八人,中省送六人,小省送三人,年龄须在三十五岁以下,入京后还要再经学部复试挑选。34之后,包括浙江提学使支恒荣、署江宁提学使陈伯陶、署河南提学使孔祥霖、奉天提学使卢靖等人在内,均按学部布置推荐了若干人选。根据媒体报道,其中奉天提学使卢靖即报送了两名优贡:宾州优贡姜树春报习《左传》,吉林府优贡德馨报习《毛诗》。35各地推荐的这些人选经过复试后,学部只录取了三十人专研《周礼》《毛诗》《左传》三部经书,备取则仅录一人。36如此操作,不难看出经科大学对学生素质要求甚高,所容纳之优拔贡着实有限。且该出路不是直接做官,录取竞争又异常激烈,对于各省优拔贡之吸引力应该不大。 科举废除后优拔贡之出路如此,那么在1905年9月科举制未废除以前其情况如何呢?因为有乡会试的存在,优拔贡等考试的意义则更为有限,不太为科举中人看重,“此等功名却是鸡肋,亦无甚味,惟秋闱最是紧要”,37故其往往只具有安抚补充作用——“济乡会试之穷”。所谓“生员优者,应科举时自可脱颖而出,不专藉选拔为晋身”,38清廷视拔贡考试如此,视优贡考试亦雷同。故此,优拔贡之出路与废科举后并无太大差异,但最重要的区别是当时优拔贡录取人数较科举废除后的数额要少很多,且多了仍然可以继续参加乡试这一途径。若是没有继续参加乡试这条路,未通过朝考的优拔贡在废科举前一般很难脱颖而出,甚至连获得相应的实际职位都比较困难,通过朝考者即便有获得候补的机会,但要想获得实缺乃至进一步上升仍不容乐观。39《申报》曾专门发表有评论对此进行揭示和提醒: 优拔考试,不过为寒士谋一出身,浸假而优矣拔矣,浸假而朝考得职矣,上者不过一小京官,其次则佐贰末秩,然亦徒以虚名荣之,初未即属以事权也。40 进言之,就算是被分为最上等的“七品小京官”, 这个出路略好也只是相较其余等第者来言,其实,得之者的官运未必好上多少。如丁酉(1897)科江苏拔贡汪荣宝在戊戌年朝考中列为二等,被留用为“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41后被分到兵部做事,不过官宦家族出身的汪荣宝并不满意这样做个低级官员,后遂辞职入南洋公学学习外语,然后赴日本留学。最后汪以留学生身份归国后,“不三年而为丞参”,“以留学生为显官”。42但汪荣宝这样的改变只是特例,在官满为患的清末社会,一般来讲,优拔贡之常规出路难言乐观。对此情况,时论在丙午考优后业已有所揭示: 向例优拔贡应朝考后,以知县、教职分用。闻优拔知县补缺无期,且有留难不令到省之事。尔时优拔少于今日数倍尚且如此,后更何望?教官仅仅免裁俸给外无可张罗,即令获选得缺,亦将枵腹旅居,穷无聊赖。此优拔出路之情形也。43 科举废除前如此,到了1909-1910年时,其状况更形变本加厉,“有缺实如无缺”,录取人数分别是废科举前四倍的优贡生、两倍的拔贡生多是以候补身份待命,最后能成功授予实职的为数极少,仅是早已奔走于朝廷各大老之门进行“运动”的“强有力者斯得耳”,44而且为此还要花费巨大、等待甚久。不过一旦入选,获隽者的心态与身份就大不一样了,正如时论所言“一登仕籍,即以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45这意味着中试者幕后的辛苦和花费就有得到回报的希望,“其求之当如何运动也,其得之当如何愉快也”。46 若进一步与乡试相比,优拔考试的难度其实有些逊色。像河南卫辉府汲县士子王锡彤虽因受到河南学政徐继孺赏识,“不论楷而论文”,楷书不佳的王锡彤才侥幸“凭文论定”,成为卫辉府选拔生,然后到省城参加丁酉各府州县选拔生会考,之后他依然要同其他百余选拔生一起参加更加注重楷书、也更为时人看重的八月乡试,结果王锡彤“仍复落第”,一同参加考试的其他百余选拔生,“获举者只四五人”。47又如浙江瑞安宋恕表弟陈京,多次参加乡试不第,直到丙午年浙江优考,才获选优生。48再如柳诒徵在科举未废前曾“两应乡试”不第,49后却顺利考中苏省己酉科优生。 进言之,乡试重要性远也非优拔考试可以比拟,中选优拔贡者往往会继续参加当年乡试。据记载,咸同年间,“有以拔贡中举人大挑二等任某县教谕者”。50再像光绪三年进士朱赓飏与光绪十六年进士朱益藩,他们均曾斩获所在省拔贡生第一名,并且在朝考中成功,分别被分为七品小京官和知县,之后仍去参加乡试,中举后又参加会试,最终考中进士。51有清一代,其他这样类似拔贡出身被录取为小京官再去参加乡会试中选乃至高中状元者不乏其人,包括嘉庆乙丑科探花何凌汉、庚辰科榜眼许乃普,道光丙戌科状元朱昌颐、丁未科状元张之万,咸丰癸丑科传胪黄钰、状元翁同龢,同治癸亥科榜眼龚承钧、乙丑科榜眼于建章、戊辰科探花王文在,光绪丙子科状元曹鸿勋、榜眼王赓荣、庚辰科状元黄思永、传胪戴彬元、庚寅科状元吴鲁、甲辰科榜眼朱汝珍、传胪张启后等均是如此。52 优拔考试之吸引力和难度更是无法企及会试,尽管直接将两者相比较有些不太合适。像光绪二十九年借闱开封的会试,虽然存在时间紧凑及交通困难等诸多不利条件,但与考的各省士子“通共六千来人,误名不到者三百余名”,53同一时间在开封举行的癸卯考优,参加考试的豫省士子仅有百余人,录取名额却有十六人之多,中选率远超会试。54 考优拔较之乡会试差别如此,那么优拔贡两相比较如何呢?同样是正途出身,优贡受到的重视度较拔贡稍逊色,不过优贡因科举未废前录取名额极为有限,每科“限大省无过五、六名,中省三、四名,小省一、二名,任缺无滥”,55其录取名额较之十二年一考的拔贡要少很多,事实上更难考取。道咸时浙江人徐时栋曾以“吾浙”的录取情况对此进行过说明: 国家待拔贡优于优贡,于是士子亦重视拔贡,其实优贡难而拔贡易。拔贡十二年一举,府学贡二人,县学贡一人。即吾浙计之,凡九十四人。优贡三年一举,浙额六人,十二年四举,先后合计不过二十四人。且拔贡每县有之,无论其文风如何,必当依例选拔,若优贡则非大郡县不易得也。故小州僻县,有自开国以来不得科第者,而辄以拔贡、岁贡为土产。56 饶是如此,拔贡地位仍高于优贡,前引张国钧、朱鄂基在朝考中同列二等,但身为拔贡二等的张国钧却能选择留京做八品小京官,身为优贡二等的朱鄂基只能“分省补用”。所以当优拔贡考试同年举行之时,均是先拔后优的考试与录取顺序;如果考生在拔优贡初试中同时中选,则需要放弃优贡生复试,参加更重要的拔贡生复试,如前引卢文炳的情况一样;至于优拔考试中所收取的考试费用及录取后考生需要向考官、学官奉上的“贽敬”,也是以考拔为高;遇到一些省份优拔贡同场考试,录取时以成绩最好者为选拔生,次好者为优生。同样,科举废除后,清廷用科名奖励学堂学生出身时,获得拔贡奖励的学生成绩也高于获得优贡的: 其奖励章程……大学分科毕业,最优等作为进士出身,用翰林院编修、检讨。优等、中等均作为进士出身……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毕业,最优等作为举人,以内阁中书、知州用。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以中书科中书、部司务、知县、通判用。中学毕业,分别奖以拔贡、优贡、岁贡。高等小学毕业,分别奖以廪、增、附生。初等小学属义务教育,不给奖。优等师范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初等师范毕业,分别奖以拔贡、优贡、岁贡,以教授、教谕、训导用。高等实业学堂毕业,最优等、优等、中等均作为举人……中等实业学堂毕业,奖励视中学。57 凡此均可见拔贡之地位高于优贡,而其朝考后的出路也相对较好,由此结交的人脉较广,较之优贡,拔贡也更容易在乡会试中脱颖而出。 三、官多为患 废科举后,清廷不但续行优拔贡考试作为善后之策,还同时继续坚持生员考职、保送举贡政策,在宣统元年又照惯例开设特科——为庆祝宣统帝即位要各省举荐孝廉方正。这些考试均是为所谓旧学寒儒谋出路的辅助措施,它们在实行过程中如优拔考试一样问题多多。 我们先看己酉生员考职的情况,因其只是为培养基层官员而设,其重要性远不如优拔考试,是故时论对之关注度不甚高。58确实,较之优拔贡考试更为低阶的生员考职,其意义更加有限,出路也更为不堪,中选后只能充作“巡检、典史”类基层小官,所谓“一等以巡检用,二等以典史用,分别注选,如愿交分发银两者,并准分省试用”,59然而这并不妨碍考生的与考热情。河南因各地报送生员考职人员“逾额至十倍之多”,60署理提学使孔祥霖不得不做出资格限制,并按照科举乡试标准先行初试筛选:“各属申送考职生员逾额过多,虽经提学使札饬照章限制,无如投考者源源而来,势难令其向隅,爰拟一通融办法,按照从前乡试,先考录遗一场,俟取列后方准入正场与试。”61结果造成未被录取者“纷纷拦舆恳求汴抚,并有涕泣而痛哭者”,让河南巡抚吴重熹“为之惨然”,不得不“全行札送应试”。62东三省的铁岭县因没有优生名额,考生不能参加优贡考试,导致“热心末世科名者大以为憾事”,“幸考职尚获售三人”,然而中选三人“均任学堂要职,而偏与一般旧学争,卑之已甚”。63为了避免参加生员考职考试的人数太多,山西规定只有参加优拔考试的落第者才能获得考职资格,临时报考者不能与考。64最后于一千四百名考生中录取了七十人,其中一等、二等各三十五人。65更多有报考资格的考生,不论新旧,大多为拔优职连考,“各属士子皆挟一不得于彼必得于此之心而来,虽首战失利而志不稍灰”。66像科举世家出身的直隶深州武强士子贺葆真于丙午直隶考优失利后,复勉力连续参加了己酉直隶拔优贡考试与考职,其预估中选希望不大,“特无辞而不来耳”,结果考职中选,得偿夙愿。67 己酉年各省的保送举贡考试即举贡考职考试,也是因为“当道者乃深以旧时举贡别无出路为虑”,68其对象为未能任职的戌、壬、子三科之举人和五贡出身者,其中优拔贡须参加过朝考者,且因为与考的优拔贡增多,礼部取消了旧例举四贡一的录取比例,“本年礼部新章,不分举、贡,一律凭文选录”。69像湖北即根据礼部指示参照戊戌科会试员额“加三倍录取举贡六十人”,备取十人,其中举人正取三十名,五贡正取三十名。70而稍早进行考试的河南则录取了六十八名。71 不过根据江宁的情况来看,与考的举贡素质同样不佳,应试者一百九十余人,多属不通新学的所谓“旧学寒儒”,“此项与考者则为老先生居多,发秃齿危,笔枯墨涸,佳作尤不易得”,导致署江宁提学使陈伯陶感叹:“文运将终,求之举人、五贡中,亦复荒废如此。”朝廷虽欲宽其出路,效果却不甚佳。72对此情况,沈同芳其实早在丁未保送举贡考试时即有预见: 今日举贡中之考职者,大率失馆之迂儒、武断乡曲之豪绅,不知政治敎育、不辨欧亚墨非,惴惴焉,惟恐生计之就终,穷无复之,思假一不可必得之官,为子孙衣食计。一日得志,而谓能通达治体,泽润民生,吾未之信也。73 抑有进者,即便是更具形式意义的为庆祝宣统帝即位特诏各地举荐孝廉方正的征选,士子也争先恐后应选,为此不惜造假作伪、钻营贿赂,甚至公然购买。74像山东有一些人考优拔花费“万金”却未获隽,个别人不得不另想门路,“皆变计而谋孝廉方正”。75其中蓬莱有人居然能“以百五十金办一孝廉方正,一时闻者莫不骇为奇谈”,原来是该功名系其与学官串通伪造,“仅在学中注册,不但上司不知,并县令亦不知,仅藉此夸耀一乡,以为荣身地耳!”76 士子作假,各府州县在保送方面也草率应付,胡乱保举。像当时扬州保送孝廉方正,一郡居然“保有五六十人”,遂让时论感叹,“何孝廉方正之多也”。77不独江宁属下的扬州如此,江苏各属也出现滥保孝廉方正的情况,为此护理江苏巡抚陆忠琦根据名单抽查“验看”了三位各属保送到苏州的孝廉方正后,当面感叹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滥竽充数,恐亦难免,诸君宜自爱。”78 而被举荐为孝廉方正的人选,其实也多所谓“蝇营狗苟之行”。像海州保送的孝廉方正葛润田本系漕运书办世家出身,通过种种舞弊手段,有家私逾三四十万,且勾结官府,鱼肉乡里,又花费巨资,多方运动才得此孝廉方正名衔,但因牵涉命案,招致众怒,虽用贿赂手段,仍旧被查办,其孝廉方正名衔遂“先被撤销”。79山西阳城县保送的孝廉方正王某也因品行不端,恃财运动,为人告发。80湖北麻城和随州也有举荐的孝廉方正因为品行恶劣被人揭发的。81河南则有地方恶霸向县令自荐求为孝廉方正者。82难怪三十多年后刘绍宽回忆宣统初年清廷下诏要求各地保送孝廉方正的往事,仍坚持“各州县保送尤滥”,其中温州保送了十人,刘绍宽认为只有乐清倪楚湄这个人选“不愧”孝廉方正称号。83 不管如何,这些考试同优拔考试一样,均录取了大量预备官员,这且不说清廷为选拔新式人才而设的其他考试录取的人才,乃至通过各级学堂奖励选拔的人才,其数量远比科举未废时代录取的进士、举人、五贡为多,《大公报》对此曾有简单的统计,可以窥豹一斑: 昨得京友访函,谓有人统计今年新登仕版之官,约可达五千人以上。兹列表如下:留学毕业生计用二百四十人;举贡应试者一千五百人,取三百二十人;拔贡应试者三千五百人,照章第一次试后取六成,第二次试后取四成,应取八百四十人;优贡应试者五百人,试章与拔贡同,应取一百二十人;各省孝廉方正约得二千人,应尽取用。又未取举贡、优拔四千二百二十人,照例得就职,即以对折算,亦将二千人。以上都凡五千五百二十人。而高等学堂毕业生及陆军学堂毕业生,并法部考取各省法官,及买移奖得官者,尚不在内,亦可谓盛矣。84 以上统计指的仅仅是己酉年清廷按照正常考试途径选拔的人才,而据《新闻报》一评论估计:如果算上宣统二年“应行分发者”一万余人, 再加上通过“捐纳、保举两项已有实官而尚未引见、验看者”,统计下来不下十万余人。85清廷根本无法有效安置这么多官员,“宦海之中,骤增数千,无论内官、外官,现皆异常拥挤,殊觉难以安置”。86这些人得不到实缺位置,只能形成新的冗官、冗员,成为体制内的局外人与游荡者,最终不但危害体制,也鱼肉百姓。正如杜亚泉所言:“一方面产出少数虚靡俸给之官吏,以贻害于今日之政治,一方面养成多数失望无业之国民,以流毒于将来之社会。”87 实际上,此种官满为患的情况在晚清一直非常严重。88王锡彤在自述中记载的友人暴幼梅的遭遇即是证明。暴本人获选乙酉科(1885)拔贡,在第二年的朝考中又被评为河南六名一等中之第一位,89“著以七品小京官分部学习”。90发榜后,暴幼梅去拜谒某大老,结果遭到该大老当面挖苦:“官真容易,又添了许多。”暴本人“闻之以为此老病狂”。但事隔多年后,王锡彤反思道:“此老是清醒人,知官多为害之厉。然熟视不能补救,则亦焉用彼相矣!”91在王锡彤看来,自乾隆朝开办恩科开始,这种“不讲取士之方,但广入官之路”——官多为患的局面已经出现,所谓“官门日多,官缺日少,官箴日失,官祸无穷,有自来矣!”92太平天国之役后,朝廷“以官为奖进军人之路”,而捐官买官现象又普遍流行,实缺有限,甚或有“二十年不得缺者”,有名无实者越来越多,导致官场“愈趋愈下,官人乃愈来愈多”。加之清廷不断“开恩科,加中额”,官员数量愈发增多,“一时有官荒之谚”。93于山西太原乡居的士子刘大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有类似所见,并在日记中屡有评论:“当此之时,名器甚滥,所到之处,有顶戴者甚多”,其中这些顶戴多是靠捐纳手段获得,“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然而实缺有限,“有着落者无几”。94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与考优拔者希望通过获选优拔贡来改变命运的期待难免落空。正如时论针对五六百举贡考职获选后的出路之评论: 然以近年仕途之杂,选人之拥挤,额设之官缺,供不足以剂求,各省纷纷请展限停止分发,而更于两年之中使天下骤增五六百员之候补官吏,捧檄到省,有终身不获一例差者。95 进言之,何止是多数考职中选的举贡与新获选的优拔贡无法得到实缺,即便是之前的某些进士出身者,想谋得一实缺职位都非常艰难。“十四年而得补缺”之进士出身的何刚德对此情况曾有回忆: 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十倍于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96 时论也曾报道过清末南京官场个别底层候补官员的惨况: 仕途冗杂,有一人而身兼数差,有数十载而未得一差者。日前候补典史李厚堂因贫不能活,投江自尽,被人救起。兹又有候补同知某数载赋闲,一贫澈骨,连日在夫子庙、状元境一带,逢人长揖乞钱,有与以一角二角者不等。呜呼!官场苦乐之不均,至是可叹,亦可悯矣!97 面对这样的境况,时人其实早有意识。一般人家子弟读书只是为了识字谋生计,他们并不能真正以花费巨大的科考为出路,出身贫寒的朱峙三对其家乡情形就有类似记载:“下等人家专以读书认字多为主,盖读一二年即学徒为工商者也。欲习科举为进身之阶,仅四五家。”98而且即便考中,其出路也未必佳。特别是随着晚清以来捐纳之门大开,加上因军功、荫庇、保举等获得科举功名和官职之人越来越多,“我朝入官之途,向以科举、捐纳为大宗,次则保举、任子”。99在这样的情况下,科举对促进社会流动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小,贫寒子弟在科举未停废前就很难再倚赖科考作为进身之阶,一是因为花费巨大而成效未知,二是即便考中后也很难获得实缺。因之,面对优拔考试中的巨大开销,时论有考中不如考不中之说,即因其花费太多而未来前景却难言乐观之故: 笔墨之资,辄逾数元;房饭之需,动增数倍。学房之婪索、书斗之要求,均一一受其欺而不暇与之辩论。若谓一朝入选,可有万利之望,不知未入选者失利尚小,幸入选者,所失更无涯矣。100 这种情况或正如时论所言,对于与考科举者:“非中资以上之家不能竞学(寒士劬学能有成就者,史册即传为美谈,即知此等人实居少数)。”101在此意义上,科举停废与否,对贫寒士子影响其实不大。至于时论和时人所言的“自科举停罢,而细民之有子弟者遂不复以读书为事”这样的情况,102更是早已发生,无待于科举之被废,只是科举废除更加恶化了内中情形,使得一般子弟依靠读书谋求出路的期待更乏正当理由而已。 1905年9月后,清廷虽然废除了乡会试、岁科考,但在形式上依然保留了属于科举制一部分的优拔贡、生员考职、保送举贡、举荐孝廉方正等考试,再加上清廷推行的其他诸如考试留学生、考试法官、考试录事等。这些考试名目繁多,影响甚大,“今之考试,其影响所被,视科举为尤烈”。103即便是不授予科举功名的录事考试,也吸引了大量考生参加,像大理院招收录事的考试,赴考者即有七千人之多,初试录取名额却只有三百余人,陆军部招收录事的考试,也有四千余报名者。为此邮传部在招考时居然不敢先行公布招考告示,饶是如此,闻风者纷纷报名,且不乏托人说情者,为免不必要的麻烦,邮传部遂将此考试停止。104 可以说,清廷热衷于举办考试的意图,无非是希望藉此将科举、学堂和选官合为一炉,避免科举制或学堂的弊端,通过考试不但可以让所谓旧学寒儒进身有阶,还能吸引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诸如学堂学生、留学生、教员等人与考。不过在时论和时人看来,这些考试皆无科举之名而有科举之实,不但在事实上规复了科举,还大大伤害了学堂。如时论之言:“无论考日之烘托、考场之布置,一一皆仿考试旧法,即考官、襄校官之驺从,烜赫沿途,州县官之办差认真,亦无不如科举时代之主考。”105徐兆玮也有类似感受:“今岁考试大盛,邑馆中闻无容足地,罢科举之名而阴行其实,何贵乎变法也?照此做去,将来如何结局?”106 进言之,这些考试录取了大量有职无位的候补官员,进一步加重了清末的官多为患问题。像旧官僚恽毓鼎即感叹道,宣统二年开始,“今年自正月以来,考举贡,考拔贡,考优贡,考法官,考大学毕业生、游学外国毕业生,以及录事、供事之类,几于无月不考,除官至五千人。名器泛滥,至斯已极!”107这正与之前清廷实行的改革官制、裁汰各部与各省冗员、冗官以节约财政支出的做法相枘凿。所以有御史担心:“方今各学堂学生及游学生,合之优拔诸生,人人皆官,官既日多一日,诚恐生计日促一日。”108御史叶芾棠明确指出了这种情形的潜在危害: 各部各省,人浮于事,几数百倍,差缺难得,百计钻营,则害在人心。请托者众,长官不能因缺择人,转致为人择缺,则害在吏治。始犹暮夜苞苴,继且公行贿赂,则害在风俗。需次既久,债累盈身,偶得一缺,有如饿虎,则害在民生。最可异者,直隶州州同、盐库大使、盐按、经历等官,每省多则十余缺,少或一二缺,而候补至数百人,有穷途自尽者,名为疏通正途,实则纳诸陷阱而已。109 诸如此类的表达均揭示出当时“官患”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因官迷而中官毒,传官毒而成官瘟,遂致有举世滔滔之慨”。110 四、余论 辛亥革命后,形势大变,亲与其事者纷纷反思辛亥鼎革之原因,不少当事人发出“后见之明”。像王锡彤则以自己亲身参与的河南为例,直陈是冗官冗员造成了清朝灭亡的后果: 今受官毒之流即以河南论,吾所交游之进士、举人,凡作官于外者,至光绪、宣统之交,殆无一不咨调回籍办学者,名曰服务桑梓,实则饥饿而回。至绅士既多,权势遂重,官民猜忌,祸难以兴。辛亥之革命成,吾省自都督以至司道各县知事,百分之九十分为清之进士、举人,其九分为贡生、秀才,一分则外省之在本省候补官也。清二百余年之乡试、会试结出此果,诚为当局所不及料。111 近人罗养儒与王锡彤所见略同,他也认为清末由于捐纳大开,导致“国中人士几无一不欲出而做官也”,有清实亡于此:“呜呼!清代名器由斯而滥,政治愈由此而窳败。后之革命军起,亦不尽借口于一切外交失败,国威不振,政治不良,于仕途上亦有所执词也,然俗有‘明末无青草,清末无白丁’之传言,不亦信乎?吁!此清室之所以不造,所以云亡。”112民初时也曾有时论如此表达: 前清末季,京官终日所办者,只两大事:一曰吃饭,一曰套车。所有公文要件,实力任事者不过十人,余则委之录事、差役耳!然每部司员多则千余人,少则数百人,疲玩无状,满清遂瓦解而亡。113 亲历晚清以来变局的何刚德则认为清季各变乱皆因科举之不善而清廷疏导无方引起,“壅塞之弊,无以宣泄,其尾闾横决,至不可收拾。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114 较之上述王锡彤、罗养儒、哲维、何刚德等人对清末“官患”影响的看法,不少人则聚焦于昔日清廷立停科举之策的影响,对此进行反思,自然目睹民初乱局后的沮丧与对革命的惧怕不可避免被附加于其上。像之前认为科举当废的严复在反思辛亥鼎革原因之时,即全然忘记自己昔日的立论,这时居然认为停废科举让士子“进身无阶”,是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造因: 出洋惟取于速成,返国悉趋于奔竞。巧速者咸据丰腴,拙缓者常虞觝滞。爵位差使,未尝不众,顾不足以笼一切干禄之士,使之尽入彀中。于是海内颙颙,而辛壬革命之运,不可挽矣。115 曾留学日本的参政院参政程树德在1915年初也曾提出要大总统袁世凯恢复科举制,其依据亦是建立在“前清覆亡,全由于废科举、兴学堂”的认识上。116前直隶总督陈夔龙在辛亥鼎革后感受略似:“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117诸如此类的后设认知与反省,在多大程度上形塑和重构了时人乃至后来研究者关于科举停废影响的记忆与认知,颇有再做深入探讨的必要。 注释 1卢文炳:《癸酉余月,己酉优拔同年集人寿庐欢宴,感成两律》,《虞社》第198号,1933年9月,第14页。 2《师范学堂第一期考取学生》,《申报》,1906年9月29日,第3张第17版。 3参看《考试优拔职场类志》,《申报》,1909年8月5日,第2张第3版;《考试选拔职场近事》,《新闻报》,1909年8月6日,第2张。 4参看《苏松常镇太五属拔贡姓名榜》,《新闻报》,1909年7月31日,第2张。有关卢文炳参与此次优拔考试的答卷,可参看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6-197页。 5参看《苏松常镇太五属拔贡姓名榜》,《新闻报》,1909年7月31日,第2张;《苏州小学堂教员得拔之平均》,《申报》,1909年8月1日,第2张第4版;《考试五属优生草案揭晓》,《申报》,1909年8月3日,第2张第3版;《电五》,《申报》,1909年8月7日,第1张第4版;《苏属正陪取优贡姓名详志》,《申报》,1909年8月8日,第2张第3版;《考试优生二场题》,《新闻报》,1909年8月8日,第4张;《苏省正陪取优榜姓名详纪》,《新闻报》,1909年8月10日,第2张。 6柳诒徵丁母忧情况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武黎嵩博士提示,谨此致谢。 7《考试拔贡录取名单》,《大公报》,1910年7月25日, 第1张;《礼部考试拔贡录取名单》,《申报》,1910年7月28日,第2张第2版。 8《复试拔贡等第名单》,《申报》,1910年8月8日,第1张第5版;《复试拔贡等第名单》,《大公报》,1910年8月10日,第2张。 9《上谕》,《申报》,1910年8月19日,第1张第2版。 10《拔贡录用小京官分部掣签单》,《大公报》,1910年9月8日,第2张;《申报》,1910年9月11日,第2张第2版。 11《直隶袁会同盛京将军赵、鄂督张、署江督周、署粤督岑、湘抚端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山东官报》,第16号,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第1-3页;该折在当时曾被各报广为转载,已收入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册卷87《选举考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456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31册,第114-115页。 14参看《咨政务处拟如闽督所请速成简易各生一律考试优拔文(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学部官报》,第4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第36-37页。 1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839-840页。 16有关的研究成果参看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37-40页;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45-46页;邸永君:《清代的拔贡》,《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皮德涛:《废科举前后关于旧有举贡生员出路初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肖宗志:《政府行为与废科举后举贡生员的出路问题》,《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3-184页;等等。 17参看《丁未优贡朝考名单》,《时报》,1907年8月19日,第4页。该名单又见《北洋官报》,第1454册,1907年8月16日,第13-14页。 18《上谕》,《北洋官报》,第1470册,1907年9月1日,第2-3页。 19王锡彤:《抑斋文稿·河朔前尘》,林庆彰主编:《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181页。 20《京华百二竹枝词》,收入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4-125页。 21借:《代新科优拔致上海报界书》,《新闻报》,1909年8月8日,第2张。 22《拔贡知县掣签单》,《大公报》,1910年9月13日,第2张。 23刘绍宽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方浦仁、陈盛奖整理:《刘绍宽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518页。 24参看《政府考用人才之方针》,《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第2版。 25《复试拔贡等第名单》,《申报》,1910年8月8日,第1张第5版。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258页,宣统二年七月十三日上谕。参看《上谕》,《申报》,1910年8月19日,第1张第3版。 27张维:《还读我书楼文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26页。 28张维:《还读我书楼文存》,第127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第2册,第311页。参看《优贡朝考等第名单》,《申报》,1910年9月5日,第2张第2版;《优贡朝考等第单》,《大公报》,1910年9月8日,第2张。 30朱鄂生:《朱鄂生日记》,赖明德主编:《民国史学丛刊》第1编第63种,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第594页。 31《举人、优拔选入经科大学》,《新闻报》,1909年7月14日,第1张。 32《经科大学招考有期》,《舆论时事报》,1909年8月15日,第1张第2页。 33《万能之优拔贡》,《申报》,1909年7月20日,第2张第4版。 34《浙江选送经科大学学生》,《大公报》,1909年7月26日,第2张;《分科大学先开经文两科办法》,《舆论时事报》,1909年10月8日,第1张第2页。 35《咨送经科大学学生》,《北洋官报》,第2269册,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第11页。 36《经科大学取定之人数》,《大公报》,1910年3月26日,第2张;《复试经科大学揭晓》,《大公报》,1910年4月27日,第2张。 37参看孙鸣锵:《致孙诒钧等(二)》,谢作拳、陈伟欢编:《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3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册,第839页。 39参看邸永君:《清代的拔贡》,《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0《论咨议局议员不宜与考优拔(投稿)》,《申报》,1909年5月16日,第1张第3版。 41参看《本馆接奉电音》,《申报》,1898年8月24日。 42参看朱德裳:《三十年见闻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70、143页。 43杜述武:《对于生员考优拔考巡典之政见》,《杭州白话报》,1907年1月16日,原报无注版面。 44《度支部主事邓孝可为时局危迫泣恳都察院代奏呈》,《申报》,1910年9月17日,第1张第3版。该文还连载于《大公报》,1910年9月12、13日,均在第2张。 45《论学与仕》,《顺天时报》,1909年10月13日,第2版。 46《论近日之考试忙》,《新闻报》,1909年8月30日,第1张。 47王锡彤:《抑斋文稿·河朔前尘》,《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第156-158、161页。 48关于陈京屡次乡试不第的情况,1895年间陈京致宋恕的几封信中屡有提及,而他直到丙午年才获选优贡,表明此前各次乡试他依然没有中举。参看温州博物馆编:《宋恕师友手札》下册,浙江摄影出版社,2011年,第355-359页。 49参看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348页。 50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626页。 51参看马镛:《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52参看朱彭寿:《旧典备徵·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180页。 53参看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王维泰:《汴梁卖书记》,上海开明书店,1903年,第10页。 54参看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55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册,第839页。 56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历代学人撰:《笔记小说大观三十编》第7册,台北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9年,第4412页。参看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李春龙整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7、140页。 57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册,第848页。 58有关此科生员考职的情况,关晓红教授已经有一些初步描述。参看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86-188页。 59《吏部奏酌拟生员考职人员选补班次并免交分发银两折》,《北洋官报》第1470册,1907年9月1日,第3页。 60《汴省考职时之惨状》,《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0月9日,无标注版面。 61《限制考职办法》,《大公报》,1909年10月5日,第2张。 62《汴省考职时之惨状》,《香港华字日报》,1909年10月9日,无标注版面。 63《考职者得职》,《盛京时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三日,第5版。 64《考职须有优拔落第资格》,《汉口中西报》,1909年9月14日,新闻第2页。 65《抚宪覆试考职榜》,《晋阳公报》,1909年10月6日,第4页。 66《赣省优拔现形记七》,《神州日报》,1909年9月23日,第3页。 67参看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第153-154页。 68《论官吏罪多之可虑》,《新闻报》,1910年6月1 9日,第1张第1页。 69《保送举贡揭晓》,《汉口中西报》,1910年1月1 8日,新闻第3页。 70《保送举贡揭晓》,《汉口中西报》,1910年1月1 8日,新闻第3页。 71《考试保送举贡之揭晓》,《汉口中西报》,1909年10月16日,新闻第2页。 72《宁省优拔现形记六》,《神州日报》,1909年9月29日,第3页。 73芳:《论礼部定期考试举贡》,《申报》,1907年6月19日,第2版。 74有关此科孝廉方正征举的情况,可参看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213-215页。这里是在关著基础上的细化。 75《鲁省优拔现形记三》,《神州日报》,1909年10月10日,第3页。 76《孝廉方正之变相》,《神州日报》,1909年11月26日,第3页。 77《孝廉方正何多》,《舆论时事报》,1909年8月13日,第2张第1页。 78《孝廉方正种种》,《神州日报》,1910年6月2日,第3页。 79《孝廉方正种种》,《神州日报》,1910年6月2日,第3页。 80《孝廉方正被控》,《晋阳公报》,1910年2月22日,第4页。 81《孝廉方正一席话》,《汉口中西报》,1911年6月3日,新闻第4页。 82《请看自举孝廉方正者》,《晋阳公报》,1910年10月8日,第4页。 83参看刘绍宽辛巳(1941)七月十四日日记,方浦仁、陈盛奖整理:《刘绍宽日记》第5册,第2113-2114页。 84《仕途又添五千余人》,《大公报》,1910年7月1日,第2张。该文略改动后又刊载于《申报》,见《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7月4日,第1张第5版。 85《论官吏罪多之可虑》,《新闻报》,1910年6月19日,第1张第1页。 86《欲做官者终不离考试》,《申报》,1910年4月11日,第1张第5版。 87参看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东方杂志》,第8卷第2号(1911年4月23日),第19页。 88对于晚清官场这种冗官冗员充斥的情况,可参看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第27-50页。 89《乙酉科直省选拔生朝考取列一二等名单》,《申报》,1886年6月24日,无标版面。 90《上谕恭录》,《申报》,1886年8月15日,无标版面。 91王锡彤:《抑斋文稿·浮生梦影》,《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第109页。 92王锡彤:《抑斋文稿·浮生梦影》,《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第105页。 93王锡彤:《抑斋文稿·浮生梦影》,《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第107页。 94参看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69、102、71页。 95《论壬子年考试之宜亟停罢》,《新闻报》,1910年6月23日,第1张第1页。 96何刚德:《客座偶谈》,张国宁点校,孙安邦主编:《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3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 97《呜呼,官场之末路!》,《神州日报》,1910年6月1日,第3页。 98朱峙三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日记,胡香生辑录:《朱峙三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99《御史赵炳麟奏仕途滥杂请饬详议官规折》,《南洋官报》,第107期,宣统二年七月初五日,“京朝法政”,第1页。 100墨:《论科举余毒急宜铲除》,《申报》,1909年8月19日,第1张第2版。 101《论中国今日宜注重普通教育》,《中外日报》,1906年1月3日,第1版。 102东:《论近日学术之不振》,《汉口中西报》,1911年1月10日,新闻第1页。浙江趋新士人陈黼辰在科举废除后亦有类似感慨:“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觖望,将皆废书不观矣。”转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0-701页。 103独孤行稿:《论廷试留学生》,《神州日报》,1910年5月25日,第1页。 104《录事投考之多》,《北京新报》,1910年7月7日,第3版。 105《考试之余焰至今犹未已耶?》,《申报》,1910年11月28日,第1张后幅第4版。 106徐兆玮宣统二年五月初六日日记,李向东等标点:《徐兆玮日记》第2册,黄山书社,2014年,第1093页。 107恽毓鼎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108《宣统政纪》卷21,宣统元年九月庚申。 109《宣统政纪》卷39,宣统二年七月丁卯。 110《闲评》,《大公报》,1911年6 月11日,第1张。 111王锡彤:《抑斋文稿·浮生梦影》,《民国文集丛刊》第1编第64种,第107-108页。 112罗养儒:《纪我所知集·云南掌故全本》,第138页。 113哲维:《时评三·开国气象》,《亚细亚日报》,1912年9月1日,第6页。 114何刚德:《客座偶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3辑,第127页。 115严复:《原贫(1912年12月28日)》,李学智编校:《严复全集》卷7,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14页。 116《程树德请复科举之梦想》,《时报》,1915年1月30日,第3页。 11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收入孙安邦主编:《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2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