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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共和早期平民与贵族的“天命”之争 [摘要]公元前5-4世纪，罗马平民要求获得担任执政官，贵族元老院认为平民缺少担任公职的宗教资格，理由是“平民没有auspicia”（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这是一条古老而重要的观念证据，它揭示出古代罗马国家神权政治的本质：auspicia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也是贵族垄断政权的依据，谁掌握了auspicia，谁就能执掌政权。auspicia的本义是“飞鸟占卜”仪式，引申为“举行占卜的权利”（the right of taking auspices），并与统治权紧密结合，从宗教语境过渡到政治语境，其本质含义代表“神的意志”，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天命”意思相近。中国殷商时代形成的天命观和君权神授的政治传统与古罗马的神权政治环境十分相似。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占卜仪式纠纷，也可以理解为“天命”之争。李维记载了平民同贵族围绕auspicia的三次争论（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67年、公元前300年）。在第一次、第二次争论之后，平民先后取得了与贵族的通婚权和担任最高行政职官的权利。不过，由于“无天命在身”（ne in magistratibus quidem habent），第一批平民职官的职权是有缺陷的，他们只有军事指挥权（potestates），而无命令权（imperium），不能主持换届选举、宣战、召开公民大会、净化等宗教仪式，不能举行凯旋式，不能制定法律，还经常因宗教原因被罢免。导致平民无法获得天命的根本原因是宗教隔离。平民有平民的宗教，也有平民的天命（auspicia plebeii），只是不被贵族承认。“天命”与朱庇特崇拜、占卜和婚礼仪式有关。朱庇特原为贵族的神，平民无权祭祀，但平民很早就模仿贵族祭祀朱庇特；通过与贵族通婚，平民显贵的后代成为朱庇特的子孙，拥有了“神佑”；平民祭司、占卜师、预言师也逐渐进入公共领域，逐渐实现与贵族的宗教认同。天命遂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平民手中。 [关键词]古罗马；占卜；天命；合法性；平民;贵族 一、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 罗马早期共和史上有一个被视为常识，以至于不被当作问题的问题。起初，贵族垄断权力，平民不能担任执政官（consul），后来平民依靠集体撤离，抵制征兵，利用战争威胁等手段，迫使贵族让步，最终获得了平等参政的权利。不过，仅仅凭借“撤离”、“抵制”等消极手段怎么能证明平民执政具有合法性呢？而且这种认识强调政治理性，但古罗马人并不是理性至上的现代政治人，他们更敬畏宗教。 古代罗马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依托于宗教。罗马贵族反对平民担任执政官的关键性理由就在于，平民不具备担任公共职官的宗教资质。而罗马统治者所必备的宗教资质就是auspicia。 在李维《罗马史》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平民同贵族关于auspicia之争。公元前445年，当平民保民官第一次提出允许平民担任执政官的要求时，贵族以“平民没有auspicia”为理由，加以否决。 保民官问，为什么平民不能当执政官？库尔提乌斯回答：“因为从来没有一位平民拥有auspicia，所以十人立法委员会才禁止通婚，防止生下一群身份不明的子女，颠覆了auspicia。” 平民因受了这般奇耻大辱而感到怒不可遏，因为这等于说，平民被不朽的天神所憎恶，才无法获得auspicia。 （Interroganti tribune cur plebeium consulem fieri non oporteret, ut fortasse vere, sic parum utiliter in praesens Curtius respondit, “Quiod 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 ideoque decemviros conubium diremisse ne incerta prole auspicia turbarentur.” Plebes ad id maxime indignation exarsit, quod auspicari, tamquam invisi dis immortalibus, negarentur posse.） 这段对话情节也许出于作者李维（Titus Livius）的想象或虚构，但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至少作为观念史料，是真实可靠的。它揭示了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auspicia。平民之所以卑贱（plebs，词根pleo，意为“卑贱”），是因为他们没有auspicia。而auspicia是罗马建邦、立国的根基。 罗马城的建立全靠auspicia；无论战争与和平，无论在城邦，还是在疆场，无不遵从auspicia，谁敢疏忽。 （Auspiciis hanc urbem conditam esse, auspiciis bello ac pace domi militiaeque omnia geri, quis est qui ignoret?） 谁掌握着祖先遗风的auspicia？当然是贵族；因为平民职官从来不根据auspicia选举产生； （Penes quos igitur sunt auspicia more maiorum ? Nempe penes patres ; nam plebeius quidem magistratrus nullus auspicato creatur） Auspicia属于我们贵族，因为贵族职官不仅是根据民意，更是根据auspicia选举产生的。我们甚至不需要公民大会授权就有权根据auspicia摄政；而且我们贵族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也奉auspicia行事，而你们平民，即便担任官职，也没有auspicia。 （nobis adeo propria sunt auspicia ut non solum quos populus creat patricios magistratus non aliter quam auspicato creet, sed nos quoque ipsi sine suffragio populi auspicato interregem prodamus et privatim auspicia habeamus, quae isti ne in magistratibus quidem habent.） 若选举平民为执政官，就剥夺了贵族独自拥有的auspicia，也就剥夺了城邦的auspicia。 （Quid igitur aliud quam tollit ex civitate auspicia qui plebeios consules creando a patribus, qui soli ea habere possunt.） （若选举平民为执政官）立法和选举职官就不需要考虑auspicia；森都里亚大会和库里亚大会也不需要元老院审核批准。 （non leges auspicato ferantur, non magistratus creentur, nec centuriatis nec curiatis comitiis patres auctores fiant.） 可见，auspicia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谁掌握了auspicia，谁就能执掌政权。拥有auspicia成为罗马贵族垄断政权的重要依据，也是罗马的执政者必须拥有的“资格”。那么，auspicia究竟指的是什么？ 据《牛津拉丁词典》，auspicium（复数为auspicia）一词包括6层含义： （1）通过观测飞鸟行迹进行占卜。 （2）飞鸟占卜得到的吉兆。 （3）天赋、运气。 （4）举行占卜的权力。 （5）领导权、指挥权、权威、榜样。 （6）上任、开端。 Auspicium的词根由“鸟”（avis）和“观测”（specio）组成。本义为“飞鸟占卜术”。飞鸟占卜术是古罗马人诸占卜术中比较重要的一种。罗马作家费斯图斯（Festus，公元一世纪）在著作中列举了5种占卜术，除飞鸟占卜术（ex avibus）以外，还有神鸡占卜术（ex tripudiis），雷电占卜（ex caelo），野狼占卜（ex quadrupedibus）和危险异象占卜（ex diris）。 这些统称为auspicium。因此，auspicium一词后来亦泛指各类占卜术。 有占卜，就会有结果，占卜的结果有吉有凶，而auspicium专指“吉兆”，这是其第二层引申义，它既可特指鸟占获得的吉兆，也可泛指任何预兆。拉丁习语有Auspicium facere“观天象”之说。“吉兆”是天赐之福，由此引申出第3层含义“天赋、运气”。 Auspicium的第四层含义是“举行占卜的权力”。《牛津拉丁字典》所举例句就是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此处的auspicia被解释为“占卜权”。罗马国家的最高占卜权从前属于国王，后来属于执政官。 Auspicium与ductus, imperium，iudicium并列，组成代表“最高领导权”的词组ductus auspiciumque, Auspicium iudiciumque和imperium auspiciumque。意思是“在……领导下”、“在……权威下”、“在……指挥下”，以及“以……为领袖”。这是第五层含义。 罗马人在公共生活中，每逢大事，必先占卜，获得吉兆后才能践行。故取得auspicium就意味着可以“就任”、“履职”、“开战”或一般意义上的“开始”等等，这是第六层引申义。 综上可归纳出auspicia词义演变的逻辑，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包括本义“飞鸟占卜术”以及广义的宗教占卜仪式（auspices），由此发展出第二层含义，指举行占卜仪式的行为（taking auspices）；由具体上升为抽象，当仪式行为指代仪式权利时，就产生了第三层含义“占卜权”（the right of taking auspices）；由于占卜权是执政者的一项重要职能，故逐渐转化为统治权的象征。至此，auspicia完成了从宗教语境向政治语境的跨越。 关于auspicia一词翻译，英文的对应词是同源词auspice，该词包含占卜仪式、吉兆、神意等多重含义。以罗耶布古典丛书为例，auspicia被译为auspices， taking auspices，the right of taking auspices。转译为中文，如果仅仅译为“占卜”、“举行占卜仪式”和“举行占卜仪式的权利”，则丢失了作为仪式结果的“吉兆”，以及诸义项背后共同的寓意“神的意志”这层重要含义。若不拘泥于“占卜仪式”译法，更侧重于从“神的意志”这层含义来理解，则用中文的“天命”一词对译，似更为妥帖。 《汉语大词典》中关于“天命”有5个义项： （1）上天之意旨；由天主宰的命运。 （2）指自然的规律、法则。 （3）古以君权为神授，统治者都自称受命于天，谓之天命。 （4）谓天赋。 （5）犹天年，谓人之自然寿命。 除第4和第5义项以外，中文“天命”中的“受命于天”，与拉丁文auspicia的“天意”词义非常接近。 古代中国政治仪式中重视“天命”，与古罗马国家公共生活中重视auspicia也是一样的。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天命观和君权神授的政治传统。商周统治者凡事都要占卜天意，卜凶问吉。试对比如下： （1） 建邦。《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罗马城的建造全靠auspicia”（Livy, History of Rome,VI, 41, 4）。 （2） 选举执政者。《史记·五帝本纪》：“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贵族职官不但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且是根据auspicia选出的”。（ Livy, History of Rome， VI, 41,6）。 （3） 宗教特权。商纣王：“吾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祖先的auspicia由谁掌管？全由贵族。”（Livy, History of Rome ,VI, 41, 5）。 （4） 统治权的更替。《左传·宣公三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执政官因宗教“瑕疵”（vitim）被免职，则由摄政官员重新占卜，更换执政（Livy, History of Rome，V, 31,7: per interregnum renovari auspicia.）。 （5） 军事指挥权与宗教权威结合。《史记·周本纪》：“白起善用兵，又有天命。” “安菲特律昂奉天命作战，攻城拔寨”（Plautus, Amphitryon,I.1,37: expugnatum oppidum est imperia atque auspicio…Amphitruonis…）。 相似的神权政治环境衍生出相似的术语。中国的“天命”和罗马的“auspicia”含义相同，功能相似，或可互译。则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可理解为“平民从未接受过天命”。这句话里的auspicia（天命）包含三层意思，它既代表“神意”，也指通过占卜询问神意，解释神意的“知天命”能力；还可特指获得神意赞许，即“吉兆”。借助“天命”这个概念，或可这样来理解李维笔下的公元前4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占卜仪式纠纷，理解为“天命”之争。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平民能受命于天，所以十人立法委员会才禁止通婚，防止生下一群身份不明的子女，胡乱解释天命。平民受了这般奇耻大辱而感到怒不可遏，因为这等于说，平民被不朽的天神所憎恶，才无法接受天命。 天命属于我们贵族，因为贵族职官不仅是根据民意，更是根据天命选举产生的。我们甚至不需要公民大会授权就有权奉天命摄政，而且我们贵族即使在私人生活中也奉天命行事，而你们平民，即便担任官职，也无天命在身。 这些修辞性话语虽不足以证明对话中的人物和场景的真实性，却可用作观念史材料。这种天命观显然十分古老，对于共和晚期的罗马人来说，几乎已是一种陌生的概念——李维的插入语“这也许是事实”（ut fortasse vere）暗示了这一点，所以这种天命观不可能是后世罗马作家臆想、虚构出来的。重构共和早期史，不得不面对遭到诸多诟病的传统文献史料。不过，我们不是要论证某人、某事的真实性，而是侧重于分析这些材料所折射的具有真实内涵的历史内核。本文的立论和对史料的选择也基于这一认识。 罗马编年史家提供的共和早期的执政官年表和执政官事迹因有窜入人名或虚构故事的嫌疑而往往不被重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利用传统史料就无法重构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传统史料中无疑包含真实的历史事实，其真实性往往体现在被后世之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或者说与后世制度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执政官的领导力体现在“命令权”与“天命”集于一人之手，当时有imperium auspiciumque，或iusticium auspiciumque的说法，说明共和末期的执政官同时拥有“命令权”与“天命”，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不过，在公元前4世纪的传统叙事中，却出现“天命不在平民”，“即使平民担任了执政官，也无天命在身”之说。这种制度显然与罗马编年史家的生活时代不符，正因为如此，才反应出它的古老性和可信性。本文利用李维的文本找证据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回到开头的问题：平民究竟是怎样通过获得天命，从而取得合法的统治权的？这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二、ne in magistratibus quidem habent 细读李维的作品可以发现一条潜伏的线索：在等级冲突过程中，“天命”逐渐由贵族集团转移到平民集团。 公元前445年，贵族说：“从来没有一个平民受命于天”。（nemo plebeius auspicia haberet） 公元前367年，贵族坚持说：“平民即便担任公务也无天命在身”。（auspicia habeamus, quae isti ne in magistratibus quidem habent.） 但是，到公元前362年，产生了“第一位受命于天、指挥作战的平民执政官。”（primus ille de plebe consul bellum suis auspiciis gesturus esset） 公元前300年，平民领袖声称：“司法、命令权和天命曾为你们所独有；事到如今，平民和贵族一样，同样拥有所有这一切。”（vos solos iustum imperium et auspicium domi militiaeque; aeque adhuc prosperum plebeium et patricium fuit porroque erit）. “贵族的天命”（auspicia patrum）为何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过程是否随着平民担任公共职官一蹴而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李维的记叙并不完整，留下了诸多疑问。一个疑问是，平民是如何反驳“贵族天命”观的？在李维记叙的三次“天命”争论事件中，前两次完全没有留下保民官的辩词。只是说“平民受了这般奇耻大辱而感到怒不可遏……”（公元前445年）。只有在公元前300年的论战中才听到平民否定“贵族天命”论的声音。 我们听够了你们的老调重弹，说什么你们全都是受天命眷顾的，只有你们才拥有氏族，只有你们才拥有对内、对外的司法权、命令权和天命；事到如今，平民和贵族已经能够同样拥有命令权和天命了。 （Semper ista audita sunt eadem, penes vos auspicia esse, vos solos gentem habere, vos solos iustum imperium et auspicium domi militiaeque; aeque adhuc prosperum plebeium et patricium fuit porroque erit）. 不过，李维借平民领袖普布里乌斯·德西乌斯·穆斯（Publius Decius Mus）之口称“天命”在身的证据是，“贵族之所以尊贵，不是因为他们是天神的后裔，而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出显赫的祖先，他们不过只是自由人而已。现在我也可以说，自己拥有执政官出身的父亲，而且我儿子也能说出他的祖父曾是执政官”。（consulem iam patrem ciere possum,avumque iam filius meus.）言下之意，平民的“天命”实际上来自平民执政官的职位。并且，每个担任过执政官的平民都会把从职位获得的“天命”传给其家族后代。 问题是，第一批当选为执政官的平民，其天命从何而来？在前两次“天命”之争中，平民明明在天命问题上无言以对，却为何结果却占了上风？ 公元前445年，在默认“平民无天命”，“与贵族通婚生下血统不纯的子女会混淆天命”的前提下，平民获得了与贵族的通婚权和担任最高职官“享有执政官权力的军政官”的权利。 公元前336年，在平民“即使担任公务也无天命在身”的情况下，却诞生了第一位平民执政官。 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最初担任公职的平民职官其权力并不完整。换言之，平民军政官、平民执政官只有世俗权力，而无宗教权威，平民职官的命令权（imperium）、司法权（iustium）与天命（auspicia）是分离的。而无天命保障的世俗权力也就缺乏相应的合法性，平民职官的地位因此也是不稳定的。 有证据表明，直到公元前3世纪，平民精英才能证明“天命在身”，才确立了宗教权威，完善了权力结构。“平民的天命”从无到有，是隐藏在等级冲突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对于理解平民显贵的形成和平民执政官制度的确立至关重要。而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挖掘将是有益于理解平民职官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早期平民职官无天命在身的证据何在？ 首先，这表现在平民获得的第一个公职“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与执政官的职能差别上（公元前444年设立，公元前300年担任）。传统上认为设立于公元前444年的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是平民与贵族两个等级冲突的结果，古代作家一般认为，设立这一职位是为了使平民能够担任该职位，从而避免付出开放贵族专任的执政官职位的代价。某些现代研究者倾向于否定古人的说法，认为二者是一回事。 还没有证据或可能性表明，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与执政官的职能或权力有所不同。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之所以没有举行过凯旋式（Zonar. VII. 19）也许仅仅反映了凯旋式记录存在着缺陷，或者在最重要的战役中任命独裁官的习惯。 没有理由怀疑古人的记载。军政官的职能与执政官是有差别的，这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军政官的头衔显然要比执政官略次一等。tribunus militum consulari potestate这一头衔清楚地表明了其军事职能，同时也反映出作为最高职官，其权力存在的缺陷。执政官的权力本应包含iustitium，imperium和auspicium三种权威，可军政官只有potestates，这种“权力”甚至还算不上imperium，其用法类似于次等的保民官权（potestates tribuni plebeii），更没有执政官权力构成中最为核心的“天命”（auspicia）。二者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此：军政官只是代替执政官行使世俗军事指挥权的职官，而不是集天命于一身，具有宗教权威的执政者。 军政官的设立似乎意味着，在等级冲突的背景下，罗马国家权力一度分裂，贵族有限度地对平民放开军事指挥权（Imperium），试图继续垄断命令权（imperium）、司法权（iustitium）和天命（auspicium）。 军政官没有“天命”的证据还表现在不能举行凯旋仪式。因为凯旋仪式不是来庆祝普通的军事胜利的，只有在“神的命令”（auspicium）和“人的命令”（imperium）统一指挥下取得的胜利才值得举行凯旋仪式庆祝。也就是说，作为罗马军队的统帅，他必须亲自向神灵祈祷、占卜，根据神的旨意宣战/停战，他要亲自指挥战斗，并把胜利归功于他求得的神佑。凯旋的将军打扮成朱庇特神的样子，这也是天命在身的象征。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享有执政官权的军政官的名字不见于传世的凯旋表名单。《剑桥古代史》的编者猜测这是因为人名遗失，或因为元老院中途任命独裁官的缘故。这种解释十分勉强。军政官既然是为“不知天命”的平民而设立的，既不知“天命”，就不能求得“神佑”，所以战场上的胜负乃由人力决定，需要答谢的是士兵，而不是神灵，不必举行谢神典礼。有天命在身的贵族职官正好相反，往往把胜利归功于赐福于他的神。 贵族将军和平民将军处置战利品的不同方式也许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公元前396年，在处置维爱城（Veii）战利品的事件中，平民军政官普布利乌斯.李锡尼乌斯（Publius Licinius）主张缴获的战利品归平民士兵个人所有；贵族独裁官马尔库斯.弗利乌斯.卡米鲁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却命令士兵把战利品的1/10献给国库，兑换成黄金捐给阿波罗神庙。这位贵族独裁官的理由是，他在战前举行占卜仪式，向阿波罗神祈祷、许愿，并得到阿波罗的“神佑”（auspicia）。因而罗马军队是在阿波罗神的引导和帮助下才获得胜利的，应按照许诺用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答谢阿波罗神。 军政官无权主持换届选举、宣战、召开公民大会等宗教仪式。虽有天命授权——军政官是经过占卜仪式，从获得“吉兆”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creare），但是，主持选举和占卜仪式的仍是前任贵族执政官或元老院指定的摄政官。 公元前399年，五位平民军政官在气候反常，瘟疫流行的自然灾害面前，显得无能为力。结果还是由元老院指定了两名贵族宗教专员（Duumviri Sacris Faciundis）承担本应属于最高执政者的宗教义务，主持祛灾祭祀仪式（Lectisterum）。 军政官不能穿紫红色绲边的托迦袍（这是能知天命的大祭司和得到神佑举行凯旋仪式的罗马将军的着装）；没有塑像权（imaginum），这些都是缺乏宗教权威的明证。 军政官是等级冲突下的协商产物，由于缺乏天命支持，所以其合法性往往受到质疑。贵族屡屡借“神的意志”决定军政官的人选或军政官机制的存废。 公元前444年第一届军政官就任仅三个月，就因占卜程序存在“瑕疵”（vitim）而辞职。元老院奉天命代行摄政，恢复了执政官选举，使得命令权和天命重新回到贵族手中。 在平民连续两年（公元前399、398年）当选为军政官之后。贵族借罗马发生的瘟疫攻击平民执政“违背神意”，宣称“诸神不愿看到，按照神的意志召开的公民大会竟然使卑贱之人执掌政权，贵族的荣誉被玷污，世家的声望被颠覆。”结果，第二年没有平民当选为军政官。 元老院即使不以灾异为借口，也可以随时以“天命”为借口，任命由贵族担任的独裁官取代平民军政官。如公元前396年，在平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军政官的席位的情况下，元老院任命了一位贵族担任独裁官，负责指挥作战，平民军政官遂被停职。此举的仪式含义是，平民执政官上任时已经取得的神圣授权（auspicia）被终止了，需要重新占卜，更换新的执政者，即更新天命。 贵族掌握着审视天命的占卜仪式，也就控制了挑选军政官候选人的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平民难以获得当选为军政官的“吉兆”（auspicia）也就不足为奇了。从公元前396年到公元前366年平民执政官诞生前夕，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平民只有两次“意外地”得到了神意许可，成功当选军政官（公元前388年，公元前383年）；但间隔周期较长，分别为8年和5年之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第二次“天命”之争。公元前369年，保民官提出一条法案，要求预留一个执政官席位给平民，贵族以“只有贵族才拥有天命”为理由，否决了这一平民提案。不过，三年之后，尽管仍未打破“平民无天命”的魔咒，却也产生了平民执政官。 据罗马传统记载，公元前366年设立平民执政官席位之后，贵族曾复辟，公元前355年至公元前350年，无平民执政官选出。公元前342年之后，每年必有一位平民当选执政官才成为常态。这种情况说明，早期平民执政官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平民执政官的权力缺乏“天命”支持。 以下重点考察公元前366—公元前342年的早期平民执政官及其权力缺陷。首先，平民执政官最初似乎没有“奉天命作战”（imperium atque auspicium）的权利。 罗马人在开战之前必须举行占卜仪式，征求神意。执政官亲手宰杀牺牲。脏卜祭司检查牺牲的内脏，观其形状判断神的意愿。若是吉兆，执政官就下令开战。若遇凶兆，则立即停战。俗语Imperio atque auspicio sui，意思是执政官亲自征求神意，得到神佑，并战胜敌人。这既是执政官的职责，也是他的宗教威望的体现。但是，第一批平民执政官（公元前366年，公元前365年，公元前364年，公元前363年）似乎没有主持战前祭神、占卜仪式的权利。 直到公元前362年，才出现“第一位靠自己征求神意，指挥作战的平民执政官”路奇乌斯·格努奇乌斯（Lucius Genucius）。但这位平民执政官打了败仗，自己也阵亡了。元老院走马换将，任命贵族独裁官曼利乌斯（Manlius）接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于，关于平民执政官第一次行使仪式权（auspicia）这件事似乎源于平民的集体记忆，可能出自平民编年史作家李锡尼乌斯·马凯（Licinius Macer）的记载。而故事的结局——平民执政官战败身亡，元老院任命贵族独裁官挽救罗马，重现了贵族意识形态，暗示神不庇佑平民执政官，幸运只属于贵族独裁官，天命掌握在贵族手中。 如果这段记事是真实可信的话，那至少说明最初的平民执政官没有仪式权（auspicia），而平民执政官试图通过建立军功，证明平民也能够获得神佑，从而证明平民执政的宗教合法性。但这种努力一开始不被贵族集团所承认。贵族不愿承认平民拥有获得天命的可能性。而平民将军战败似乎印证了贵族的说法：“平民是得不到神佑的”。即便平民将军取得了胜利，也不被认为是“替天行道”的胜利，拒绝授予平民将军举行凯旋仪式的荣誉。 不能举行凯旋仪式，这是平民执政官无“天命”的第二种表现形式。在凯旋仪式上，凯旋的将军被打扮成神（朱庇特）的样子，俨然是庆祝神的胜利。凯旋者确实把胜利归功于神的指引（朱庇特），他自己只是作为神的代理人发挥了作用。归根到底，凯旋者向观众展示的是他有天命在身，或者说有天神附体。 公元前361年，平民执政官盖乌斯·李锡尼乌斯·卡尔乌斯（C. Licinius Calvus）和贵族执政官盖乌斯·苏尔皮西乌斯·费提库斯（Gaius Sulpicius Feticus）共同领导了战争，但只有贵族执政官举行了旋式。公元前356年，元老院未批准平民独裁官盖乌斯·马尔奇乌斯·路提鲁斯（C. Marcius Rutilus）举行凯旋式。 文献确实记载了三次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和独裁官的凯旋仪式。但这些凯旋事件有不少疑点。一例是公元前360年，平民执政官盖乌斯·波提利乌斯（C. Poetelius Balbus）因战胜了高卢人和提布尔人（Tiburtes）举行了凯旋式。这个凯旋仪式很值得怀疑。据李维讲述，在战争中，元老院任命了一位贵族独裁官塞维利乌斯·阿哈拉（Q. Servilius Ahala），由独裁官主持了一场许愿仪式，发誓若得神佑战胜敌人，将举办答谢神灵的大赛会（ludos magnos vovit）。这说明，胜利应归功于贵族独裁官取得的“神佑”和领导（auspicio et imperio）。平民执政官既无求“神佑”之功，也无军事指挥权——独裁官命令他按兵不动。而平民执政官之所以能举行凯旋仪式，是由于贵族独裁官的谦让。而且关于这场胜利，在当时就颇受争议，甚至被敌人嘲笑。 另一个例子是公元前357年的首任平民独裁官盖乌斯·马尔西乌斯·路提鲁斯（C. Marcius Rutulus），他未经元老院授权，仅仅通过了公民大会或平民会议表决，就举行了凯旋仪式，显然是不合法的。 第三例是公元前350年的平民执政官马尔库斯·波庇利乌斯·莱纳斯（M. Popilius Laenas）。他举行凯旋仪式的时间极不正常，是在换届选举之后，新任执政官上任之前才举行，而且是在得知了新一届执政官全部是贵族的情况下举行的。这位平民执政官为什么不在正常的任期内举行凯旋仪式，却偏要选在即将卸任时才举行？李维说他“因伤推迟举行凯旋仪式”，但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抗议平民落选，执政官席位被贵族重新夺走，很可能未经元老院批准。 倘若将三个非常可疑的凯旋仪式忽略不计的话，那么，从公元前366年至公元前339年，平民执政官们几乎都没有举行过凯旋仪式。这种情况与平民执政官时立时废——公元前355年—前350年完全没有平民执政官，贵族集团随时可能重新垄断两个执政官席位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公元前339年，平民独裁官昆图斯·普布利乌斯·费罗（Quintus Publilius Philo）举行了凯旋仪式，这个事件是比较可靠的。其背景正是在平民执政官的席位稳定下来之后。公元前342年以后，平民执政官席位再也没有被贵族剥夺。此后，平民执政官变得比较容易获得元老院许可，举行凯旋仪式了。公元前342年—公元前287年（平民运动结束之年），平民执政官/独裁官共有16人次获得元老院授权，举行了凯旋仪式。平民将军终于证明自己也可以得到天命，代表神灵战胜敌人。 “无天命”不能举行凯旋，也不能主持换届选举。罗马执政官的命令力和天命（imperium et auspicium）是抽象的，独立存在，可延续，可传递的。换届选举的仪式就是要完成权力和权威的授予与接受，把无权的普通公民转变为掌权的公职人员。 在选举日到来的前夕，主持选举的官员身穿祭服，跟随占卜祭司来到指定的鸟占圣所，按照占卜祭司划分的天界，凝视夜空，将候选人的名单默祷于神前，请求显示神迹。如果出现吉兆，就表明诸神接受这些候选人了。次日，主持人将在战神广场高声宣布由占卜确定的候选人名单。未获得吉兆的候选人则被除名。公民们根据这份名单进行投票选举，但无权选择其他候选人，因为只有获得吉兆的人，才是神许可的人。 平民不能主持选举仪式的原因，单纯从平民不懂贵族的占卜术来解释，还不够充分。从权力传递的仪式要素来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抽象的权力和权威必须寄存在某个实体中，这个实体即权力的象征物，通过象征物的传递，使抽象的权力授予和接受得以清晰呈现。罗马执政官的换届选举也是如此。即将卸任的执政官通过占卜仪式挑选合适的继任者，将自己从前任那里继承的命令权（imperium）和天命（auspicium）传给继任者，从而“制造”（creare）出新的掌权者。在仪式中，权力和天命的传承只能从有权者手中传递下去。平民手中很可能只有世俗权力，而无宗教权威（天命），自然不能完成权力和权威的交接仪式。 自执政官职位对平民开放之后（公元前366年），在最初50年时间内，几乎没有关于平民执政官主持换届选举的记载，一般都是贵族执政官，或由元老院任命的贵族独裁官主持换届选举。即便主持换届选举的贵族职官不合适，平民执政官/独裁官也没有机会。例如，公元前361年的执政官换届选举先是决定由贵族执政官苏庇奇乌斯（Sulpicius）主持，当年的平民执政官李锡尼乌斯（Licinius）指控他涉嫌利用主持选举的机会谋求个人连任。结果，苏庇奇乌斯虽被撤换，李锡尼乌斯也不能接替他主持选举。结果，元老院临时任命贵族提比略·昆克提乌斯·波埃努斯（T. Quinctius Poenus）为独裁官，负责换届选举。 公元前356年的换届选举曾出现困难。当时的贵族执政官被战事拖累，不能回罗马主持选举。而两位在任的平民执政官和独裁官竟然都不能担任选举主持人。因为“贵族不愿让平民独裁官或执政官来主持公民大会的选举”。最后，元老院决定这一年换届选举由“摄政”（interregnum）主持，其成员全部是贵族。 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平民执政官才能够主持执政官选举，或任命独裁官。文献中提到了几次：公元前336年，平民执政官埃伊乌斯·派图斯（P.Aeius Paetus）主持换届选举；公元前327年，平民执政官昆图斯·费罗（Quintus Philo）任命独裁官；公元前318，平民执政官昆图斯·奥利乌斯·凯莱塔努斯（Q. Aulius Cerretanus）主持换届选举；公元前313年，平民执政官盖乌斯·尤尼乌斯·布布尔库斯·布鲁图斯（C. Iunius Bubulcus Brutus）任命独裁官。不过，贵族祭司偶尔会质疑平民执政官主持的仪式有效性。比如，公元前327年，贵族占卜祭司就宣布平民执政官费罗（Philo）任命独裁官的过程有瑕疵，罢免了已上任的独裁官。 制定政策和法令也同样需要遵循天命（auspicia）。这表现在公民大会制定的法案需要元老院审核，审核仪式相当于卜问神意。平民执政官因为无天命在身，所以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方面也无法作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前，文献中没有发现以平民执政官命名的法律。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至少产生了两项平民执政官/独裁官立法，包括公元前339年，平民执政官昆图斯·普布利里乌斯·费罗（Q. Publilius Philo）关于“平民会决议对全体公民有效”的法案。公元前334年，平民执政官提图斯·维图利乌斯·卡尔维努斯（Titus Veturius Calvinus）制订了一项在凯莱（Cales）建立殖民地的法案。 殖民地的建城仪式中，天命尤其重要。城市选址就是通过占卜，由神意来决定的。建城者驾牛犁地，划出一圈壕沟作为城市的宗教边界（pomerium），显示神庇护（auspicia）的范围。建城仪式本由贵族祭司所掌握。前面提到的贵族与平民关于“天命”的争辩中，这项贵族专利被提到过。但是，公元前334年，派往凯莱（Cales）筹建殖民地的三人委员会均是平民。公元前313年，营建撒提库拉（Saticula）殖民地的二人委员会也由平民组成。这说明，平民职官已掌握了如何举行建城占卜、奠基仪式的秘诀。 Non auspicia habere不仅仅意味着平民职官无权举行占卜仪式，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公共祭祀，早期平民职官都无权主持。例如，公元前363年，元老院专门任命一位贵族独裁官路奇乌斯·曼利乌斯·因帕利奥苏斯（Lucius Manlius Capitolinus Imperiosus）来主持消除瘟疫的献钉仪式。当年的平民执政官格努西乌斯·阿文提嫩西斯（Cn. Genucius Aventinensis）不能插手这项宗教仪式。 半个世纪之后，公元前313年，平民独裁官波埃泰利乌斯·利波·维索鲁斯（C. Poetelius Libo Visolus）终于能够举行献钉仪式。其他平民职官的仪式权利也使逐渐完善的。以监察官为例，其最重要的仪式职责是，人口调查结束之后，为全体公民举行净化仪式。平民监察官设立于公元前332年，但是直到公元前279年，才第一次亲自主持全体公民的净化仪式（lustrum）。 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平民职官的仪式行为暗示，平民已被认可拥有“天命”。天命从贵族手中（auspicia patrum）转移到平民手中（auspicia plebeii）。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对此，古代作家并未明确解释；现代学术也没有多少可供借鉴的研究成果。但这其实是一个不容绕过的问题。在政治高度仪式化的语境中，平民精英必须证明自己也拥有获得天命的天赋和技能，才能拥有与世袭贵族平等的宗教权威，从而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分享政治权力。 三、auspicia plebeii 回到“平民无天命”这个命题。如果原因只在于宗教隔离的话，那么，确切地说，平民只是没法获得贵族的神降下的天命（auspicia patrum）。而事实上，贵族有贵族的宗教，平民也有自己的宗教，由此推断，平民也应有自己的天命（auspicia plebeii）。 即使从表面上也能看出平民宗教与贵族宗教的对立。贵族有三大主神，两种组合：一组为朱庇特（Jupiter）、玛尔斯（Mars）、奎利努斯（Quirinus）；一组是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密涅瓦（Minerva）。与之相对，平民也有三大主神，两种组合：一组为凯勒斯（Ceres）、利贝尔—利贝拉（Liber-Libera）、狄亚娜（Diana）；一组是：朱庇特·泰利托（Jupiter Territor）、朱诺·雷吉娜（Juno Regina）、狄亚娜（Diana）。 有贵族的宗教圣地——卡皮托山，那里是贵族的三大神的神庙所在地，也有平民的宗教圣地——阿芬丁山，那里有平民三神的庙宇。有贵族贞洁祭坛，也有平民贞洁祭坛。有贵族的赛会（Ludi Maxium），也有平民赛会（Ludi Plebi）。 有贵族出身的祭司，也有平民出身的祭司。充当平民金库、档案馆的凯勒斯、利贝尔—利贝拉农神庙祭司、卡斯托尔神庙和狄亚娜神庙的管理者似乎都是平民祭司。罗马大祭司团中的凯勒斯祭司（Flamen Cerialis）就是由平民担任的。 某些公共仪式是由平民职官主持的。例如，公元前495年，墨丘利神庙的落成典礼由一位平民百夫长马尔库斯·莱托利乌斯（Marcus Laetorius）主持。罗马每年8月末举行的农神节（Cerealia）由平民市政官负责组织赛会。 共和时期的罗马平民有家庭宗教崇拜。公元前474年，保民官格努西乌斯（Genucius）在家庭圣火祭坛前献祭、发誓，欲惩治前任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27年，罗马瘟疫流行，许多平民在家中祭祀外邦神。李维似乎也默认平民拥有自己的家庭宗教。他借反对与平民通婚的贵族之口说：“这种婚姻生下的孩子弄不清该参加谁的宗教”（ut qui natus…quorum sacrorum sit）。 平民也有自己的占卜术和预言师。公元前391年，高卢人劫掠罗马城前夕，平民预言师马尔西乌斯·凯迪奇乌斯（Marcius Caedicius）向执政的军政官们汇报，他“在黑暗中听到一个不同于凡人的声音，警告说高卢人正在迫近”。该平民氏族马尔西乌斯（Marcii）把预言术传入意大利。公元前294年，在罗马公民大会的会场（Comitium）为该家族的预言师马尔西亚斯（Marsyas）树立了一尊塑像。 保民官“选举”同执政官“选举”，用词完全一样（creare）。保民官的权力（postates）和“神圣人身”（sacrosanctum）也需要通过仪式传递，因此即便不按照贵族宗教的方式占卜神意，也必定需要按照平民的宗教仪式举行。公元前449年，为选举保民官而召开的平民大会是由贵族大祭司长主持的。李维有两处提到，当选的保民官和市政官有瑕疵（vitim），上任后不久就被替换。种种迹象表明，平民职官并非没有占卜权。事实也并非如贵族所说“平民职官从来不是根据天命选举产生的（nam plebeius quidem magistratrus nullus auspicato creatur）”。平民职官也通过宗教仪式选举产生，也拥有受命于天的神圣性人身。 同样地，平民立法也要经过宗教审议程序，才能通过。公元前459年，保民官伊启利乌斯（Icilius）制定的《阿芬丁土地法》在公民大会上表决时，有执政官主持，大祭司、占卜祭司和两名掌管牺牲献祭的祭司也到场，按照传统宗教礼仪举行占卜、献祭、祈祷，最后批准通过该项立法。 由此可见，平民也祭神，也能获得神佑；平民也占卜，也能知天命。只不过，平民的天命不被贵族所承认。因此，平民需要争取的是融入贵族宗教，取得贵族认可的天命；使贵族承认平民的宗教，平民的神和平民的天命。 先看平民是如何融入贵族的宗教，取得贵族的天命。 朱庇特是罗马的主神，也是发布神谕之神。在飞鸟占卜仪式所观测的鸟类正是朱庇特之鹰，它是传达朱庇特神谕的使者。执政官的选举占卜取决于朱庇特的神意；就职典礼在罗马广场上向朱庇特献祭；举行凯旋式的执政官则打扮成朱庇特的模样，到卡皮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献礼。可见，罗马国家的权力仪式的核心是朱庇特崇拜。如果获得朱庇特的吉兆是取得最高治权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平民必须从三方面进行努力。一是朱庇特祭祀权；二是贵族的宗教婚礼权；三是占卜权。 朱庇特是贵族的神。平民起初无权祭祀朱庇特。相传罗穆路斯设庇护所收留外邦难民；诸王也曾在罗马诸丘安置拉丁战俘；还有外来工匠、商人。外邦难民、战俘、工商业者构成了早期平民的主体，就是瓦罗（Varro）所说的，在罗马无家庭圣火的人。他们每年向奎利努斯神献祭。在参与罗马城邦的公共祭祀活动中，罗马平民耳濡目染，必定接受了朱庇特崇拜，并逐渐试图主动祭祀朱庇特。 相传王政时期的图鲁斯·塞尔维乌斯王在平民聚居区埃斯奎林（Esquiline）山上新建了一座朱庇特祭坛，专门供平民祭祀。 公元前493年，第一次撤离运动结束时，平民在“圣山”上树立了一座“令人恐惧的”朱庇特祭坛，举行献祭仪式，把撤离期间占领的“圣山”奉献给朱庇特，表达他们在撤离运动中心怀恐惧，希望不要因此遭到而朱庇特的神谴。 公元前364年，平民争取到担任牙座市政官资格，从此能够主持祭祀朱庇特神的赛会（Ludi Maximi）。该职位一开始只能由贵族担任。 公元前296年，平民市政官奥古尔尼乌斯（Ogulnius）为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奉献了青铜门槛，银制祭盘，和庙顶上的朱庇特乘坐四马战车的神像。 此外，如前文所述，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先后有十多位平民执政官举行过凯旋仪式，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献祭。 这些情况说明，平民作为外来者，很早就创造出平民自己独特的祭祀朱庇特的方式，借此实现与贵族的宗教认同。因此，在公元前300年为争取担任大祭司和占卜祭司的争论中，保民官有理由声称：“无论私人宗教崇拜，还是公共宗教崇拜，我们跟你们完全一样。” 其次，平民若要获得朱庇特的青睐，就必须成为朱庇特的子孙。罗马人的婚姻与Auspicia有紧密联系。贵族的婚礼仪式“共食婚”（confarretio）中有一道“问吉礼”（auspex），婚礼司仪的职责原为占卜新娘嫁入夫家是否符合（朱庇特的）神意，后来则演化为由伴郎查验新娘的嫁妆是否合格。只有举行了经过占卜，符合神意的婚礼才是合法婚姻，其婚生子女才能获得（朱庇特的）“神佑”（auspicia）和神授的“父权”。 贵族婚礼由朱庇特的祭司（flamine Dialis）主持，表明这种婚姻和婚生子女受到朱庇特的保护。起初，平民无权举行“共食婚”。平民婚礼是一种由夫妻双方在见证人面前缔结口头约定的世俗性“要式婚”。平民也举行宗教性婚礼。凯勒斯（Ceres）可能是平民婚姻女神。平民婚礼仪式上有男童手持的火把就叫“凯勒斯”。平民的宗教婚礼可能是由凯勒斯女神的祭司（Flamen Cerialis）主持。凯勒斯女神祭祀有一个奇特之处，在仪式过程中，任何人不得提到父亲的名字。似乎平民婚姻尊母系，轻父系。代表母权的平民神凯勒斯与代表父权的贵族神朱庇特的冲突也导致贵族十人立法团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其宗教理由是 “（平民与贵族通婚）所生孩子弄不清自己的血统，也弄不清该参加谁的宗教”，势必造成“天命混乱（auspicia turbarentur）”。 既然平民的子女是凯勒斯女神的子孙，而贵族的子女是朱庇特的子孙。而罗马的公共占卜仪式是凭朱庇特的意志挑选治国之材的，朱庇特的子孙当然会优先获得朱庇特的吉兆。平民的子孙自然无法获得吉兆。 平民为了取得朱庇特的天命，就必须先取得了与贵族的通婚权，从而改变庶民血统（volgus ergo）。平民保民官李锡尼乌斯娶大贵族法比乌斯（Fabius）的女儿从而当选为执政官，跻身显贵阶层的故事广为人知。平民显贵的婚姻由此获得了“神佑”，其婚生子女也因此出身神圣。尽管贵族试图否认平民与贵族通婚所生后代的合法身份，称之为“身份不明之人”（incerta prole），认为他们会破坏神佑（auspicia turbarentur），但是在开放通婚权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借口已经变得无效了。 最后，只有当平民固有的占卜术和预言术得到贵族承认，而平民祭司被罗马贵族的祭司团接纳之后，才能证明平民拥有解读神意，求得神佑的能力。 平民祭司进入公共宗教领域的线索比较清晰： 公元前367年，通过了改选十人宗教团的法案，五位平民当选为掌管《西比林圣书》的祭司，负责主持阿波罗祭祀赛会，以取代以前的贵族两人祭司团（duumviris）。 公元前359年，平民波庇利乌斯·莱纳斯（M. Popillius Laenas）担任卡门蒂斯女神祭司（Flamen Carmentalis）。 公元前300年，平民可担任占卜师、大祭司。 平民占卜术也逐渐得到贵族的承认。平民掌握着独特占卜术，与贵族的占卜术不同。费斯图斯（Festus）提到的飞鸟占卜术、神鸡占卜术、雷电占卜、野狼占卜属于贵族所掌握的占卜术，而“危险异象占卜术”似乎与平民有关。 公元前391年，一位名叫马尔西乌斯·凯迪西乌斯（Marcius Caedicius）的平民向享有执政官大权的军政官们报告了一件危险的异象。某夜，他在维斯塔（Vesta）圣火所附近听到一个神秘的声音，声若洪钟，警告他说：高卢人正在逼近罗马。事后，果真发生了高卢入侵事件。公元前389年，罗马政府在听到神秘声音的地点建立了一座祭坛（aius locutius）。 凯迪西乌斯根据“幻听”异象预测高卢威胁的例子正好说明存在这种平民占卜技术。这种占卜术可能最初只在平民的私人宗教领域使用。上述例子暗示，平民试图通过私人宗教干预公共事务，但一开始并不被贵族所承认。“神声祭坛”的修建，异象占卜术被纳入公共占卜范畴，凡此种种表明，平民的占卜术、预言术最终得到了罗马贵族的承认。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平民为了取得天命和神佑，甚至采取极端的仪式方式——“人殉”献祭。平民似乎热衷于自我牺牲的献祭仪式。第一次撤离运动中，通过“神圣誓言”设立的保民官就是一种“牺牲”（Sacer），他以诅咒和“与侵犯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方式同贵族职官对抗。侵犯保民官的人身，会遭到神的诅咒，任何人可以代表神意替保民官复仇。保民官的权威由此而产生。 有的平民执政官为了获得神佑，战胜敌人，不惜举行献身祭（devotio）。公元前340年，平民执政官普布里乌斯·德西乌斯·穆斯（P. Decius Mus）在战斗的危机关头，决定把自己当作牺牲，与敌人同归于尽，作为献给神灵的祭品，以获得神灵的助佑。他命令随军大祭司马尔库斯·瓦莱利乌斯（Marcus Valerius）帮助他完成献身祭仪式（devotio）。然后，冲入敌阵，战死沙场，以自我牺牲换来罗马军队的胜利。 大祭司命令他穿上镶嵌紫边的长袍，把头罩住。在长袍下用手触及下巴，把双脚踩住长矛，这样站着说道：“雅努斯、朱庇特、父亲马尔斯、奎里努斯、贝洛娜、拉瑞斯、外来的神明、祖传的神明、我们和敌人皆处于权力之下的神明们，冥神们，我向你们祈祷，向你们请求，祈求你们赐恩，期盼你们助佑，赐给奎里特斯的罗马人民以力量和胜利，让奎里特斯的罗马人民的敌人惊慌、恐惧和死亡。就像我现在允诺的那样，我将这样为奎里特斯的罗马人民的国家、军队和辅助者，让敌人的军团和辅助者同我一起，献给冥神和地神。”他这样祈求后，……作伽比尼式束腰，武装齐备，跳上战马，冲进密集的敌人中间……在敌人密集的投枪中倒下…… 公元前300年，德西乌斯·穆斯（Decius Mus）的儿子同贵族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围绕是否允许平民担任占卜祭司和大祭司展开辩论。他在公民大会出现时，刻意穿上带有迦比刺绣的献祭袍服，脚踩长矛，就像是举行自我牺牲的献祭仪式一样，试图唤起人们对他父亲的回忆。 这是平民与贵族关于天命的第三次争论，也是最后一次。德西乌斯·穆斯的理由是：平民职官曾为了罗马人民的利益举行自我牺牲的献祭，有资格向神祈祷，并获得神意支持；许多平民将军赢得了多次战争，证明平民在战场上有能力拥有命令权和神意保佑；平民将军举行的凯旋仪式多于贵族，说明平民将军更得到神的喜爱；贵族拥有神圣的出身，是名门之后。平民显贵也有声名显赫的父亲、祖父，有资格担任宗教职官。平民和贵族祭祀同样的神灵，平民不仅有能力为私人祈福，相信也有能力为公共利益祈福。 结果平民成功获得了担任占卜祭司和大祭司的权利。关于天命的争论也到此结束。平民精英最终证明，平民也能够获得天命，并且凭天命获得命令权。 （注释略） （胡玉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