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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纪之交开启的兴边富民行动,对于我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以及边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此项工程的推进也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事实证明,在地理条件复杂、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多样性突出的边境地区,单纯依靠经济手段难以真正实现兴边富民的目标。超越狭隘的经济发展视野,充分认识民族文化对于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民族文化的繁荣带动边境地区的发展,是历史赋予兴边富民行动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文化兴边; 兴边富民; 民族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吕俊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业，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越边境族群关系研究” (13BMZ007)。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为了促进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 缩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 中国政府启动了旨在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兴边富民行动”。经过近20年的努力, 边境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民族团结和稳固边防的社会基础日趋牢固, “兴边富民行动”——这个边境建设工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基础、边民知识技能以及市场意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如何立足地方实际, 客观看待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 及时调整发展思路, 以更好地实现兴边富民行动的目标任务, 乃是摆在各级政府和各族民众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本文研究试图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 对兴边富民行动的策略调整问题进行探讨。 一、作为边境建设工程的“兴边富民行动” 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前, 在以“天子”自居的中原王朝统治者眼中, 有所谓“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之说。只不过, 王朝统治者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 大多采取“因其故俗治之”的策略。尽管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方略不尽相同, 但无论是早期“羁縻”制度的实施, 还是后来土司制度的推行, 其治理思想都没有超越这个范畴。从表面上看, 这或许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策略, 但实质上却潜藏着某种“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统治心态。由于中原王朝经略甚少, 边疆 (境) 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自然”状态之中, 其与中原地区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由来已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新生的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支持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以改善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然而,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边境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依然较为滞后, 边民贫困现象大量存在。这种状况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 也没有能够得到实质性的改变。1998年,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率先倡导推动兴边富民工作, 并于1999年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发起“兴边富民行动”。此项边境建设工程的最初设想, 是以政府扶持为主, 全社会积极参与, 依靠各民族自我发展, 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巩固和发展民族关系, 实现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和繁荣进步。2000年2月, 中央政府正式启动“兴边富民行动”, 并使之成为边境地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载体。 我国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 有陆地边境线长2.2万公里 (其中1.9万公里分布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 , 边境地区国土面积197万平方公里, 人口2300多万, 30多个民族群体与周边国家的相关民族毗邻而居。目前, 纳入《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地区, 共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个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 (市、区、旗)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 另有海南省的6个民族自治县享受兴边富民行动相关政策。自实施“兴边富民行动”以来, 中央政府先后制定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二五”规划》《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与此同时, 围绕着“兴边富民行动”的总体目标, 中央及地方政府实施了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经济发展能力、推动沿边开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内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并取得许多阶段性的成效。 “兴边富民行动”以加快边境地区经济建设为主要着眼点, 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支持、边境地区各族民众共同奋斗, 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此项宏大的边境建设工程, 亦因之被认为是一个“实实在在地促进生产力、真正使边疆各民族群众得到实惠的富民强国的行动”。或许可以这样说, “兴边富民行动”的实施, 是促进边境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其之于富民、兴边、强国、睦邻, 巩固祖国的万里边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20年的实践表明, “兴边富民行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二、“兴边富民行动”的时代困境 “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实施以来, 我国边境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高, 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效果突出, 各族群众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 为边境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 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导向之下推行的“兴边富民行动”, 仍然面临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1. 复杂的地理条件, 使边境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受到严重限制。尽管制约边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因很多, 但地理环境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理上看, 我国边疆的9个省区, 除广西、云南部分地区之外, 均处在所谓“胡焕庸线”之西北, 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 高原山地多、平原盆地少, 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大量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 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与周边国家 (地区) 开展经贸合作的某些便利条件,但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 这些“有利因素”实际上很难转化成现实的经济实力, 边境经济发展也因之只能在水平相对较低的层面上展开。 2. 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格局, 不利于产业集群的聚集以及产业规模的扩大, 市场经济发展先天不足。从总体上看, 边境地区的人口分布密度约为12人/平方公里, 远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边境地区固然拥有地域空间上的某些优势, 但相对偏低的人口密度, 对于边境地区的投资和消费市场而言,却是一种不利因素。事实上, 由于人口分布上的这种特点, 我国边境地区的产业聚集度相对较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此外, 由于受到传统生计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些边民的知识技能以及市场意识还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边境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先天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3. 长期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 抑制了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缺乏投资资金, 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产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与此同时, 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复杂的地形条件, 也使得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效率低, 不能对产业经济的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后果, 就是边境地区的工业基础薄弱、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地方经济发展只能依赖于并不发达的第一产业。由于产业结构得不到优化, 难以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 边境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4. 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存在, 削减了民族优惠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边境地区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之一, 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较为明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 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优惠政策, 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然而, 由于在地理环境、生计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边境地区各地、各民族群体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参差不齐, 而地区之间、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此等情状的现实存在, 使得国家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有时难以真实惠及所有地区及各民族人口, 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被不同程度地消减。尽管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所改善, 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仍有相当程度的存在。 5. 全球经济一体进程的快速推进, 使边境地区的“边缘化”态势日趋严重。长久以来, 由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 边境地区往往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自此时起, 曾经独处一隅的边境地区, 开始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到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当中。然而, 经济全球化在使边境地区——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 也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核心竞争力的缺乏, 边境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传统的边缘地位被进一步固化。 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 “兴边富民行动”固然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及社会各界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 但如果只是照搬照抄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而不能制定契合边境地区社会发展特点的策略, 那么这项工程之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事实上, “兴边富民行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局, 是难以通过“常规经验”加以解决的, 只有立足地方实际, 正视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以及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的社会事实,才有可能找到适合地方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