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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增福财神又称增福神,最早出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元代碑刻记载了增福神的传说和信仰,称该神在五代、两宋得到过朝廷的敕封。元杂剧塑造了增福神的形象,描写了当时增福神信仰的流行情况。增福神的上位神是东岳大帝,因而他主掌地狱各司,也掌管人间衣禄食禄、贵贱高下,故又被称作福禄之神。明清时期增福财神信仰已流传到华北各省,多地志书都曾记载过增福财神庙会。清代以后,随着五显、赵公明、关公、比干等财神的兴起,增福财神逐渐被取代,只是信仰并未消失。河北曲周县相传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生前任职、死后葬身的地方,信仰氛围一向浓厚,今天仍保留了较多的民间传统色彩。 关键词：增福财神；元杂剧；职司；庙会；唱赞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位财神,汉魏时期天师道的三天万福君已有赐财功能。宋代民间年画出现了“财马”(即财神像),财神名目则有五通神、增福神。五通神主要流行于华南,其神以偷盗淫邪为事,有违伦理教化,后世屡遭禁毁,又以五路神、五显神、五圣神等名目出现。增福神,也称增福相公、增福财神,主要流行于华北,后因赵公明、五显神等财神的兴起而逐渐被取代,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近现代以来财神信仰大盛,却几乎找不到增福财神的踪影,研究者也很少提及他,好像并不存在一样。但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增福财神信仰在民间还有存留,有些地方还在他的诞日举行财神庙会或财神会,如胶东财神会就在增福财神的诞日举行,其活动现状我们已做过调查。河北曲周县相传是李诡祖生前任职的地方,原有增福财神庙、李诡祖墓,明代以来县志多有记载。2018年8月,笔者赴曲周县考察了两座增福财神庙。基于此,本文先对增福财神的历史发展脉络做大致梳理,进而在此基础上对当下曲周县增福财神信仰的情况略做介绍。 一、元代增福神信仰 元朝增福神的主要信仰地域在今河北、山东、北京等省市,中心区域是据传为他生前任职的河北曲周县。增福神的诞辰原本是九月十七,后又衍生出七月二十二、八月二十四。凡在这些日子举行财神庙会,大致可推断此地曾经信奉增福财神。 现今可见最早记载增福财神信仰的文献是至治三年(1323)杨熙撰《重修曾福相公行宫碑记》。该碑记见载于民国《昌乐县续志》卷十七,文曰: 于庄中有一神祠,故老相传曾(增)福相公之庙,绵绵互乎千古于斯,积有年矣。至唐明帝朝天成元年,赠为神号曾福相公,以为福禄之神。时有本村巨农于渊,诣其祠,窥其墓,询咨叹曰:“灵神于此,庙貌不存。惟基址荆棘荒芜,无人整葺,何忍坐视,宜重修建,不宜(亦)可乎?”谓妻李氏可否,妻从其言,并长子于德,慨然允之。同发虔心,舍箱囊,随鸠工聚材,不一载彻而新之,兼捏塑神像一堂,正殿、门宇不日而成。 《碑记》称神名为增福相公,于庄有其祠,也有其墓,但未提及他的姓名、籍贯和来历。此处说后唐天成元年(926)他被加封为增福相公,而且明确说他是“福禄之神”。人们对“福”的理解,更倾向于多财;“禄”即俸禄,即官吏的薪给,也就是钱财。所以,增福相公就是增财、赐财之神。山东昌乐县距河北曲周县一千多华里,而曲周县的增福庙“岁在咸平,复增修庙貌”,也就是说北宋早期曲周县的增福庙就重修过了。昌乐县的“行宫”,肯定是从曲周县或别的什么地方分香过来的。此庙“积有年矣”,说明它分香过来的年代也很久了。因此,推定增福神在五代时期已有信仰,并非不可接受。此碑为“巨农”于渊一家人修葺荒废旧庙后所立,立碑时间是“九月下弦”,即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立碑?大约跟增福相公诞辰九月十七日有关。估计这次立碑行动,是庆祝增福相公诞辰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没有赶在诞辰当天立碑,而是稍晚几日,杨熙撰写碑记时有所暗示:“(于渊)欲论著其始末,踵门求愚为记。予固辞之,再三祷之,仍不获已。”于渊请杨熙撰写碑记,杨熙一再推辞,碑记未能如期完成,因而此碑比诞辰晚数日才得以树立。 在元代,山东、河北等地民众同时在信奉增福神。元代中山府判官胡仲昇为曲周县增福庙撰写的《福善平施公碑记》,把增福神与历史上在曲周(古称曲梁)任职的某位县令联系起来。该《碑记》云: 仰惟福善平施公,淄川人也。仕魏文朝,出宰曲梁,怀英明之德,抱哲智之才,其决如神,其谋若圣。于时有妖狐之害、巨水之灾,公即除妖拯溺,泽流四境,民获安生,功烈固已至矣。其土俗感恩之深,既升之,后遂立神宇而敬致祭享,庶报其赐。考诸祭法,能御灾捍患则祀之,理固诚然。迨后唐天成二禩,封增灵德侯,神之灵应日以宣著。逮亡宋,岁在咸平,复增修庙貌,其雄壮观于四方。鸿惟大元天历二年,加封福善平施公,益崇祀事,盖取诸《书》《易》福善祸淫、称物平施之义,以彰神之英明德化,礼亦甚称。 碑文称增福神为淄川人,“仕魏文朝,出宰曲梁”,明确了他的籍贯和生活时代,没有提及他的姓名,但对照此人事迹,其为明代王一鹗《增福李公祠记略》中的李公、《搜神记》中的增福相公李诡祖无疑。此“魏文”一般认为是北魏文帝,而非曹魏文帝。主要功德是为当地除妖狐、洪水之患,民众感其恩德而敬致祭享。又称后唐天成二禩(927)封“增灵德侯”,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增修庙宇,元天历二年(1329)加封“福善平施公”。对后唐加封的记载,在时间、封号上与杨熙所撰《碑记》皆有出入,因新旧《五代史》不载,孰是孰非无法辨别。从唐高宗开始给神明加封爵号,到五代各国封神现象多而混乱。后唐明宗可能加封过增福神,但也可能根本没有加封,但增福神崛起以后,有关加封的传说很容易被接受。后一次加封《元史》也没记载,但刻碑与加封仅有几年之隔,这次加封应是真实的,否则树立此碑在当时人看来就荒诞可笑了。增福神原本是地方神,元廷加封地方神灵甚多。此碑撰者胡仲昇,生卒年月不详,《全元文》有其小传:“胡仲昇,元至治三年(1323)间任历城县(今属山东)主簿。”这个小传太简短了,只字未提胡仲昇在河北的经历。实际上胡仲昇曾任中山府判官,《全元文》收他两篇文章,都是他在中山府任职期间写下的。这两篇文章,其一为《刘公德政碑》,是他为鸡泽知县刘明善撰写,褒赞其功德政绩;其二即《福善平施公碑记》,介绍曲周县增福神原委及被加封之事。碑文记述了天历二年朝廷对增福神的加封,故立碑时间肯定在此后。估计是元廷加封增福神以后,曲周士绅重修了增福庙,因而邀请胡仲昇撰写《碑记》。碑文赞扬了增福神的灵异,遇水旱蝗疫之灾,有祷即应。“世传适在金国,邑罹攸灼之灾,诸舍宇为之一空,惟是庙岿然独存,所以表其神之异尔。”这更是一种大灾之后惟庙独存的模式化传说,民众常以此证明庙神灵异,士绅则据此动员大众捐资修庙。因为增福神的种种灵异,百姓遇到旱涝蝗疫等灾害即来祷求。然而,文中的灵异神迹似乎与司财之职并无关联,唯其封号中的“福善”强调对善人的福报,“平施”有平均、施与的意思,与“称物平施”的碑文相对应,且与民众对财神平均财富的期待相吻合。中国古代平均财富的思想源远流长,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此意。道教《太上三洞神咒》卷九《雷霆祈祷诸咒》之“化财咒”曰“天有钱星,地有钱灵,阴阳造化,陶铸均平”,也是祈祷天下钱财平均。财神掌管财富,具有施予钱财的功能,不管是南方的五路神,还是道教的赵公明,概莫能外。从名号上看,“福善平施公”既是福佑善人的,也是平均财富、施与钱财的,跟增福神的基本神格并无二致。 二、元杂剧对增福神的描写 元代,对增福神主司财富的描写,出现在多部杂剧中。杂剧中的增福神也是从人转化而来,有的剧情还介绍了他前世的姓名、官职和事迹。 元代郑廷玉杂剧《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一折,描写穷汉贾仁到灵派侯庙祈求神灵赐给他富贵,并发愿富足之后一定做善人。灵派侯认为这事该增福神掌管,唤来增福神处理。增福神出场时有个自我介绍: 贾仁做拜科,云:“上圣可怜见,小人怎敢埋天怨地。我想贾仁生于人世之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穷杀贾仁也!上圣可怜见,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上圣,则是可怜见咱!”灵派侯云:“这桩可是增福神该管。鬼力,与我唤的增福神来者。”正末扮增福神上,云:“小圣增福神是也,掌管人间生死、贵贱高下、六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七十四司。” 增福神介绍自己掌管之事甚多,神格比较宽泛。其中“六科”,即科举考试的六种科目,而科举及第被授予官职从而获得薪给和其他收入是古代文人谋取财富的重要途径。灵派侯请增福神来处理贾仁祈求“衣禄食禄”,可知他的神格偏重于司财。“贵贱高下”体现财富多寡,“六科长短”决定俸禄多少,也能体现出财富多寡。所以,增福神的这段表白再次印证了他的财神职司。 刘唐卿《降桑椹蔡顺奉母》也写到增福神,神格特征与郑廷玉的描写相近。其第二折叙述孝子蔡顺的母亲病中想吃桑葚,为治愈母亲疾病,隆冬季节蔡顺对天叩头出血,祈祷天神让桑树结葚,并愿将自己寿命减一半加给母亲。他的孝心感动上天,上天派遣增福神降临人间传达敕令,冬天变做春天,桑树结出桑葚,让蔡顺摘去献给母亲。增福神出场时自白:“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我身居逍遥之境、自在之乡,掌管人间贵贱寿夭增福延寿之事。行善者增添福禄,作恶者减算除年。”可见他的职司很广,且含有“贵贱”“增福”“延寿”等事。 刘君锡《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对当时拜财神的描写更多,对增福神的塑造也更生动。该剧第一折描写庞居士同情负债人,烧掉别人借钱的契券,因此感应了主掌财富的增福神。这位增福神名叫曾信实,来到庞居士家探问为何烧掉契券。庞居士说自己不稀罕钱财,恨不得把自己的家产全部给穷人。他们在对话中说到了除夕拜财神的情形: 正末云:“先生,还有一等无端的小人,到那腊月三十日晚夕,将那香灯花果祭赛,道是:‘钱呵,你到俺家里来波!’那的都是邪气。”(唱) 【鹊踏枝】谁待要祭那财神,我则待送那魔君。缠杀我也财物金银,我觑的似吊客丧门。倒不如将他来与贫乏家施舍尽,另做个种果收因。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出,元代除夕夜就有了祭财神、祈钱财的习俗。庞居士对这一习俗持排斥态度。他因偶尔的机缘听到了槽上的驴马对话,它们都说前世欠了庞家债务,今世变驴变马来还债,大为惊骇。他原以为借钱是助人脱困,没想到却成了别人的来生债。他决定散财给贫乏之家,断掉前世因,消除后世果。剧中还描写了李孝先因还不起债而忧戚生病,庞居士当面烧掉了他的借据,还赠金抚慰。李孝先死后被加封为注禄神,从名目上看就是主掌爵禄的神灵,跟增福神职司相近。 无名氏《施仁义刘弘嫁婢》塑造了一个名叫李逊(字克让)的增福神。在“楔子”中他原本是中举后赴任的官员,病卒于路途上,把家小托付给洛阳刘弘。因刘弘善待他的家小,李逊被加封为增福神后,在玉帝面前替刘弘祈求延寿增嗣。 李逊扮增福神上,云:“吾神乃上界增福神是也,生前乃是汴梁李逊,字克让是也……小圣在生之日,与人水米无交,死归冥路,今以正直为神。上帝点检人间善恶文簿,洛阳刘弘,有两桩缺欠,夭寿乏嗣。小圣在玉帝前展脚舒腰,叩头出血,言刘弘每事皆善,出无倚之丧,嫁贫寒之女,乞告一子,见今十三岁,乃刘奇童是也。” 小圣死归冥路,乃至天庭,为生前秉性忠直,主东岳增福之案,掌人间生死轮回。 此处李逊自称是因生前为人正直而死后在天庭被敕封为神,“主东岳增福之案,掌人间生死轮回”。在杂剧的最后,增福神李逊降临刘弘之家,说自己“奉上帝敕令,特来增福延寿也”,并声称“今日个保全你那妻财子禄寿”。所保全的五个方面有财和禄,在综合性神格中显示出财神的特性。 从以上四部杂剧对增福神的描写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四位增福神都不叫李诡祖,其中两位没有交代名讳,另两位的名讳分别是曾信实、李逊,还有一个跟增福神相似的注禄神李孝先。这些人的籍贯、事迹与李诡祖毫无共同之处。这说明元代的增福神信仰很流行,对增福神的来历存在多种文学化阐释。第二,有两部杂剧说增福神为东岳属神,《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东岳殿前灵派侯让鬼力唤来增福神,《施仁义刘弘嫁婢》中增福神自称“主东岳增福之案”。相传建于唐宋、重修于元代的泰山南边的蒿里山神祠森罗宝殿内最早出现的东岳七十六司,其中就有增福司。泰山中天门下旧有增福庙,后称增福财神庙,迄今尚存。由于跟东岳的这层关系,增福神总是具有主掌人间生死寿夭的职能。但是,四部杂剧也都写到他听命于天帝的情形。玉帝是增福神的最高主宰。第三,增福神的神格甚广,主管地狱各司、生死轮回、寿夭子嗣,也主管科举爵禄、贵贱高下、钱财多寡。他主财的职能十分明显,且贯穿元初、元末杂剧之中。第四,元杂剧中有明确的财神称谓,《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有对除夕祭财神、祈祷发财习俗的描写——这是古代最早的对除夕祭财神的描写。除夕祈财习俗,至今仍在一些地方存在。 三、明清时期的增福财神信仰 戏曲具有艺术感染力,对看戏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入的。有人说:“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其他神仙鬼怪,富贵荣华之剧,皆足以移人之性情。”戏台就像个大课堂,让人学到知识,也劝人遵行礼法,引导人信奉神佛。杂剧演出对增福神信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信仰地域扩大,庙宇也不断增多。 明代增福神仍在扩大影响力,并跟曲周县历史上的县令李诡祖结合起来。元杂剧中描写的增福神曾信实或李逊,在曲周并无什么影响,当地人坚信李诡祖才是增福神的正身。由于司财功能明显,增福神在曲周被称作增福财神。不过,当地儒者仍强调他是一位有功德于曲周的名宦。明万历年间曾官至兵部尚书的王一鹗《增福李公祠记略》就主要从儒者的角度叙述神主的德业: 增福庙崇祀旧邑侯李公也。谨按郡乘,公家世淄川,魏文帝朝仕曲梁。时殛狐妖,塞横水,心切民隐,贻福孔多,既逝之后,民作庙祭祀之。盖能御大灾,捍大患,固祭典之所宜祀者。有唐封增福相公,元封福善平施公,则庙之所建也远矣。明兴,晋祀名宦庙,仍唐封,以便民之伏腊荐享。灾祥祈禳者,公多灵异,每祷辄应。嘉靖初年间,按使毁淫祠,议及公庙,稽功德独存之。庙制中为享殿五楹,左右翼以廊各五楹,前重门,次乐楼,后燕宫。积岁,两廊、燕宫就圮。迄已未秋,乡民宋渊等,请于祝侯斗南,倡议捐资,聚材鸠工。正梁宇,新覆构,耀金碧,藻檐朱栋,饰牖画垣。民咸乐趋事,不月而廊宫焕然,且增建穿廊及广生殿,以弘古典,以循时制,庙其大备矣乎!岁时伏腊,百姓祀公于庙,而公坟墓在庵上村。 碑文说李公事迹,符合《礼记·祭法》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的原则,被列入圣贤之列,因而嘉靖初年禁毁淫祠时,增福李公祠得到保全。王一鹗还介绍此庙布局,“中为享殿五楹,左右翼以廊各五楹”,规制相当可观。此庙位于曲周县城东街,本地人都称增福财神庙。当地百姓每逢朔望、节日或庙会都来庙中祭拜。王一鹗作为曲周本地人,对李诡祖信仰比较了解,他说李诡祖“坟墓在庵上村”。 增福财神信仰在明代传播甚广,影响也在扩大。明代《搜神记》就收入李诡祖的小传,后来《搜神记》又被收入《续道藏》之中。该小传仍称他增福相公、李相公,明确称他就是李诡祖。其传曰: 增福相公,九月十七日生。李相公讳诡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阳间,决断邦国冤滞不平之事,夜判阴府是非狂(枉)错文案,兼管随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饮禄料,及在世居民每岁分定、合有衣食之禄。至后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赠为增福相公。 此小传介绍李诡祖生平,与他处“出宰曲梁”或“仕曲梁”不同,这里夸大了他的官职,说他“治相府事”,还说他“白日管阳间”“夜判阴府”,拔高的倾向十分明显。此小传还声言他兼管三品以上高官及在世平民的衣禄食禄,具有财神的特征。另一方面,这里还明确说明他“九月十七日生”。这个神诞日《诸神圣诞日玉匣记等集目录》也有记载:“(九月)十七日增福财神圣诞。”从明代地方志记载来看,此日民间有庙会,因而道观也应有相关科仪活动。此时增福神已经从民间神祇跻身于道教神谱之中。 李诡祖为九月十七日神诞,到清代更加流行,华北多地的财神庙会十分热闹,所以康熙年间御刻本《治国兴家增福财神宝卷》说:“财神老爷圣诞之辰,九月十七吉日良辰,天下共闻处处庆贺是实么!”宝卷是通俗性宗教表演的底本,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就是民间信仰的显示器,任何流行的神仙都会很快进入到宝卷之中。此本宝卷是皇家御刻本,属比较贴近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却说九月十七日财神老爷圣诞“天下共闻处处庆贺”,足见财神诞辰的普及和热闹景象。在北京的财神庙,庙会前后持续三天,各界人等都来参加。如《燕京岁时记》载:“财神庙,在彰仪门外,每至九月,自十五日起,开庙三日。祈祷相属,而梨园子弟与青楼校书等为尤多。士大夫之好事者,亦或命驾往观焉。”天津也在此日举行财神庙会,《津门杂记》载:“城内东北隅,财神殿”,“(九月)十七日祀财神最盛”。《津俗谈丛》也说:“津俗以九月十七日为财神生日,商号及商人家庭皆于此日以香烛、供品致敬,悬彩张灯,鞭炮齐鸣,俨如年三十,故五六十年前,津门有‘九月十七小除夕’之说。”财神诞日的热闹盛况犹如过年,可见天津工商业者对增福财神崇拜之热烈。商店庆祝财神生日时,掌柜的率领职工们站在柜台前,人手各举一个算盘,频频摇动,哗哗作响,表示生意旺盛的繁忙景象。河北、河南等地的人们也于此日庆祝财神诞辰。如光绪《滦州志》:“(九月)十七日,俗以为财神诞日,商贾咸赛神为会,响爆竹如雷。”至今,河北沿海渔民仍信奉增福财神,如《河北省志》卷四《海洋志》说:“农历九月十七,是财神爷生日,海上常闹天气,这天出海会触犯财神爷闹天起风。”民国《长葛县志》(河南)载:“增福庙,在县西北十八里,明景泰年石宗重修,成化二十三年诸石宇重修,有碑记。”长葛县增福庙过去也在九月十七日庆祝神诞。 可以看到,在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河南等北方地区,明清时期都有增福财神信仰,九月十七日举行庙会也很普遍。 四、清以后增福财神被其他财神取代 清代以降,五路财神信仰大盛于华南并不断向北方传播,与此同时,赵公明、关公、比干、沈万三、金龙四大王等也名声日隆,而北方有数百年历史的增福财神却逐渐式微。于是,后起的财神不断侵占原属增福财神的地盘。到清末民初时期,北方已经拥有多位财神。“老北京称增福财神、赵公元帅和关帝为‘三财’,也就是三位并列的财神。”其实这三位财神,增福财神是固有的,其他两位是后来崛起的。后起的财神反客为主,不断扩大影响力,出现了增福财神逐渐被取代的景象。 南方信仰的五路财神,也称五显神,在北京入主增福财神庙,仍在九月十七日举行神诞庙会。前引《燕京岁时记》所说彰仪门(即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每年新正月二日,及九月十七日,香火甚盛……庙中神像五座,皆短衣威猛”,“有借元宝之俗,发财后加倍还之”。五显财神诞日原本在正月初五,此庙却是九月十七日,显然原本祀增福财神,后来庙名、神像都被五显财神取代了。此庙以向财神借元宝来吸引信众,以为借元宝即可发财,而发财后需十倍还钱。震钧《天咫偶闻》卷九云:“广宁门外财神庙,报赛最盛,正月二日、九月十七日,倾城往祀,商贾及勾阑尤伙,庙貌巍焕,甲于京师。庙祝更神其说,借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则十倍酬神,故信从者益多。”向财神庙借债、发财后加倍还钱之俗,以苏州上方山五通神“还阴债”最为有名。北京五显财神庙,糅合了南北财神的信仰方式。 赵公明取代增福财神的情况也屡有发生。清代以来坊间相传赵公明原是回民,祭祀只用牛羊肉,忌讳猪肉,这成为辨认赵公明信仰的一个重要依据。光绪《乐亭县志》载:“(九月)十七日,福神诞辰,城乡皆以羊祀之。”此处福神实即财神。民国《昌黎县志》载:“(九月)十七日各商家赛财神,俱以羊祀之,不用猪肉。”民国《滦县志》亦载:“(九月)十七日,俗传为财神圣诞日,商贾咸置酒食以庆祝。祭神必牛羊肉,无用猪肉者。”我国南北朝已有的胡人识宝传说,后来大盛于唐代。“回回”之名首见于宋代,原指侨居中国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是我国回族的祖先。明代已有“回回”识宝故事,还有“回回”献宝之说。邓之诚在《骨董续记》卷一说:“丙寅冬,于法兰西人亚当处,见回回财神铜像。高三寸许,深目高鼻,卷发作头陀状。跪一足,手持一宝瓶。座侧有文曰:‘襄阳府竹山县巡检司舍人□□,成化十年敬造。’知是时回回财神之教盛行。”此铜像为“跪一足”造型,岂有财神反过来给人下跪之理?此造像应为“回回献宝”,而非“回回”财神。胡人识宝、“回回”献宝之类传说,影响到了对财神赵公明的想象,他被描述成黑须虬髯的面目,被认为是西域“回回”人。于是祭祀财神不能用猪肉的说法流行开去。河北多地九月十七日祭财神都强调要用牛羊肉,不能用猪肉,表明增福财神已被赵公明取代。强势者取代衰微者,这种情形在清代民国时期的财神信仰中一直在悄然发生。 关公信仰在明清时期迅速崛起,因其威武形象和忠勇信义品格,首先被一些商人会馆奉作保护神。山东聊城原本信奉增福财神,并在九月十七日庆祝神诞。山陕会馆初建时,中堂奉祀关公以联系乡谊,左偏殿奉火神、文昌,右偏殿奉祀大王财神。此“大王财神”就是金龙四大王,“清代重漕运,更以四大王兼为运河神”。因在运河沿线经商全赖运河通行情况,商家又以金龙四大王为财神。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1809)刻《金龙四大王行略碑》,说金龙四大王是谢纪、谢纲、谢统、谢绪等四人。然而,有意思的是,山陕客商在此会馆奉祀关公并向关公祈求发财,久而久之他逐渐具备了司财神格。此会馆仍于九月十七日举行庙会,但所奉财神不再是增福财神,而是金龙四大王和关公。该会馆影响甚大,信仰方式向其他商业会馆渗透,从而推动商人群体财神信仰的转变。由于关公与中国传统伦理高度吻合,在商人中间形成了“义能生财”的观念,供奉关公既表达伦理思想,也体现神灵信仰。于是,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在商人群体中被普遍信奉为武财神。 北方是增福财神的信仰圈,道观内他原有一席之地,但到清末也被其他财神取代了。北京东岳庙有阜财殿,清末塑文财神比干和武财神赵公明像。比干也被说成增福财神,但他还有沈万三、杨公丞等化身。这些说法有点乱,民间信奉实践的情况则更加复杂,人们说起财神,更多想到武财神赵公明、关公,或者文财神比干,还有其他财神。民国《新河县志》说:“至于工人,则各供祖神,商则只供关帝及财神。”把关帝与财神并列,而财神又有路财神、场财神、仙家三种,却没有增福财神。在有的地方,新的财神取代了原来的财神。如光绪《遵化县志》载:“九月十七日,祀财神暨金龙四大王。”大运河沿线地区把金龙四大王奉为新财神,但此处原财神是哪位,却没有说清楚。仍有个别地方把财神与增福财神等同起来,却认为他是由文财神、武财神组成的。如民国二十九年《武安县志》载:“财神,一称‘增福财神’,有文财神、武财神之说。商店、居民多争祀之。”当把增福财神等同于财神,而人们由财神联想到的更多是赵公明、关公乃至比干、金龙四大王的时候,增福财神就被架空或取代了。实际上,武安县与增福财神李诡祖任职的曲周县毗邻,却已不知增福财神原委,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 山东的胶东地区有财神会,会期为七月二十二日,原本奉祀增福财神,民国时期已转变为赵公明和关公。1949年以后,胶东财神会陷入停顿。改革开放以来,胶东财神会渐次恢复,但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原本奉祀的是增福财神了,现在一般都把赵公明、关公或比干的神像摆放出来叩拜。近年有人在淄博市淄川区(原淄川县)洪山镇五松山嬷嬷幢找到了李诡祖的坟墓,重建了增福财神庙,并在七月二十二日举行财神庙会。这只是个别学者根据历史文献(甚至不惜杜撰历史文献)试图建构淄川增福财神信仰的一种努力,其中有经济利益的诉求自不待言,但这种建构能否在将来转化为民众的自觉信仰,尚需时日加以观察。 五、曲周县增福财神信仰现状 据元代《福善平施公碑记》记载,河北曲周县是增福神生前任职、建功业的地方,死后当地人安葬了他并建庙致祭。祠庙、墓葬在安上村。县城东五里许有相公庄村,当地传说是给李相公祠种地的农户聚居形成的村庄。明清时期曲周县城内也有一座增福财神庙,“其主要建筑为山门、戏楼、拜殿、正殿、后殿(寝殿)、西跨院、廊房等,占地面积达十余亩”。曲周附近的鸡泽、肥乡等县也有增福庙或增福祠。这一地区的增福财神李诡祖崇拜氛围较为浓重。但是,清中期以后,随着赵公明、关公等财神的强势崛起,增福财神信仰受到冲击,有些庙会还是原来的日期,但所祀的神已不再是增福财神。譬如鸡泽县的增福庙,庙的名称没有改变,但现在供奉的是文财神比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财神崇拜受到批判,安上村的李诡祖墓被铲平,祠庙也被拆除。曲周县城东街的增福财神庙先是被一所小学占用,后来拆毁神殿建成了县政府办公楼。前几年县政府搬到新址,旧址转给县公安局,现在曲周县公安局大院就是增福财神庙旧址。十多年前,东街居民安FQ在大院东北院墙外建了一座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庙,正门上方题“增福财神庙”。庙坛正位塑增福财神李诡祖的文官像,双手抱着金元宝,身后的绘画也有金元宝和钱串子。坛下左右两边各立一侍者,左侍手拿铁锏,颇显威武;右侍手持长蛇,据说此蛇能增长财富。庙前有一个不大的空场地,左右各立一石狮。每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举行神诞庙会,前来烧香的信众数以千计。据安FQ介绍,庙会日期以前就是八月二十四日,延续的是旧俗。庙会期间,香客除了来自县城和本县各乡镇外,还来自附近几个县以及邯郸市、石家庄市等地,另外还有来自北京、内蒙古、河南等地的香客。他们认定这里是所有财神的祖庙。 安上村李诡祖墓旧址,现在是一片农田。笔者前去调查的时候,农田里的玉米一人多高。在一位村民的指点下,我们在玉米地里找到了一南一北相距5米左右的两间小平房,是村民近年自发修建的李诡祖祠。祠内没有神像,只有香炉,炉内的香灰已经板结,说明已长时间没人来烧香了。据指路的村民说,南边的那间屋子原本有李诡祖画像,被一村民拿回家供奉去了。这个简陋的小庙,连找到它都很困难,平时根本没人来烧香。 在相公庄村,李诡祖受到高度重视,不过不是作为增福财神,而是作为廉政教育的正面典型。村广场有一尊李诡祖塑像,基座的正面镌刻“清慎勤”三字,背面刻写一段介绍李诡祖当年爱民、救民事迹的文字。这些文字主要来自元明两代碑记和地方志。村广场南边水池是相公湖,湖边有一座奶奶庙,其财神殿内供奉的是比干,而非李诡祖。 简陋的小庙,冷清的香火,并不意味着曲周县增福财神信仰传统的失传。事实上,曲周县仍在流传增福财神李诡祖除妖救民的传说,当地文人也不断撰文介绍李诡祖事迹,赞扬他舍身为民的精神。当地还有一些唱赞财神的歌谣。虽然无法断定这些歌谣中的财神就是增福财神李诡祖,但是,鉴于当地历史上对李诡祖的浓重崇拜氛围,以及至今对他仍有崇拜的事实,也不排除这些歌谣中的财神就是李诡祖。当地文化人士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到多首《财神经》《接财神》之类的歌谣,内容都是描述财神给人带来财富的。如《财神经》: 清早起来把门开, 俺把财神接进来。 头顶金,脚蹅银, 怀里抱着聚宝盆。 聚宝盆里哗啦啦响, 俺家的金银往上长。 拉莫佛,弥陀僧, 今儿个诵了个财神经。 还有《接财神》: 正月初八俺把门开, 俺把财神接家来。 骡驮金,马驮银, 狮子就驮着聚宝盆。 门君老爷管开门, 灶王老爷接财神, 接到家下扎下根。 烧上了香,摆上了供, 财神爷就把金银送。 明的送,暗的增, 增得俺的买卖四季红, 保俺的买卖四季红, 一年四季得了顺风。 善人跪倒地溜平, 谢谢财神爷的大恩情。 阿弥陀佛,接了胜钟。 这些歌谣在八月二十四日增福财神庙会期间也有人演唱。庙会期间在增福财神庙表演担花篮时演唱这些歌谣,毫无疑问是为了表达对增福财神的崇信。任建曾经调查东街增福财神庙会,他当时搜集到的一首《财神歌》,是香客现场表演给增福财神的。其歌词如下: 财神爷爷不姓财, 俺请财官下天来。 头戴金,身穿银, 怀里抱着个聚宝盆。 手里拿着摇钱树, 脚下蹅着雪花银。 摇钱树上拴玉马, 玉马这里卧麒麟。 麒麟这里摇一摇, 金的元宝屯着门。 打了三天没扫地, 金的元宝三尺深。 对增福财神赐予财富的功能,歌谣做了夸张性描述。增福财神是从天上下来的,这跟当地人把李诡祖称作财帛星君的观念是一致的。增福财神“手里拿着摇钱树”“怀里抱着个聚宝盆”,头戴、身穿、脚蹅全是金银,完全成了财富的化身。信众在庙会期间通过歌舞表达对增福财神的信仰,同时也表达对富裕生活的期待。长期以来民众的生活都是拮据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过上衣食充足的日子,同时也渴望将来有更加富足的生活,这符合当今发展的趋势。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曲周县对增福财神的信仰虽然已经远不如元明时期流行,但这种信仰仍然存在。两处小庙都是民众自发建造的,庙会活动也是接续历史传统延续下来的,呈现的是比较淳朴的民间仪式。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李诡祖,发掘他身上的廉政元素,但出于某种顾虑,还没有发掘他的神格资源;当地商业资本迄今也没有开发增福财神的打算。这其实不是坏事,因为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民间信仰可以更好地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式传承。 六、结语 以上我们对增福财神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当下传承现状做了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增福财神最早出现在河北、山东等地。元代碑刻记载了增福神的传说和信仰,称该神在五代、两宋得到过朝廷的敕封。此外,元杂剧还塑造了增福神的形象,描写了当时增福神信仰的流行情况。增福神的上位神是东岳大帝,因而他主掌地狱各司,也掌管人间衣禄食禄、贵贱高下,被称作福禄之神。明清时期增福财神信仰已流传到华北各省,多地志书都曾记载过增福财神庙会。清代以后,随着五显、赵公明、关公、比干等财神的兴起,增福财神逐渐被取代,只是信仰并未消失。河北曲周县相传是增福财神李诡祖生前任职、死后葬身的地方,信仰氛围一向浓厚。现在该县仍有两座增福财神小庙,每年举行庙会,信众亦有自发的唱赞活动,保留了较多民间传统色彩。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