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民俗传统的“凭借”依据与本真性 作为祭祀凭证的灶王年画，在现代性社会变迁中经历了技术、艺术、生产与销售等方面的变化。随着现代性日益成为一个论题，社会的复杂性也在增加，社会秩序需重新建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与表达，这种表达是通过“物”这种介质来传达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社会演化的过程中，民间手工艺品的使用价值、实用价值都在发生偏离，附着于其上的文化观念、价值判断等也都走向嬗变或衍生，由是，其生产制作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由手工转向机器复制技术)，但“变”是相对的，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灶王年画并非面目全非，它作为民俗中的“凭借之物”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 这种“变”与“不变”是有依可循的。灶王图像作为年俗仪式中对灶神信仰的膜拜之物，显示了它根植于传统的独一无二性。事实上，传统的年画艺人无论在对原有样张的复制与已有题材的拓展方面，还是在构思新的艺术形象、创制新年画的时候，都与时代社会中某种特定的民俗心态有关。这也是衡量一幅灶王年画“变”与“不变”的准绳。当灶王年画从民俗艺术图像进入非遗语境，它就开始脱离原有的民俗空间被欣赏、被消费直至被重新进行意义构建，这时变迁中的民俗文化的“真实性”就被予以放大审视。尽管其本真性无法加以明确，原生态幻象也被学者们加以扬弃，但我们必须以动态的、变迁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其本真性。如果说变化的自然环境、社会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构成了灶王年画的本真性系统，那么本真性本身是动态的，而且灶王年画作为民俗中的“凭借之物”的性质就是维护这种动态平衡的“定海神针”。 民间礼仪图像是文化的产物，对其使用者来说具有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是世代传承的累积，它赋予人们对自我的认同，即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归属于”谁的一种认知的东西。灶王图像作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自身不具备任何清晰的意义，只有在不同语境中不断被阐释，才能产生有效的社会功能。目前，全国很多农村还延续着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的祭灶习俗，仍是“一送一迎”。在“送”“迎”的仪式操作中，灶王年画被看成祭灶仪式的凭依之物。这个“仪式”需要三个要素：所说的话、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举动。在祭灶时，“所说的话”——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通过“所说的话”表达内心的期望。“所用的东西”就是祭拜仪式中用眼睛可以看到的“物品”，比如端坐的灶王图像和供奉给灶王的面条、水果、糖瓜等。“所做的举动”是指在仪式中人神共享的交流时刻，人作出合乎礼仪的“禁忌”，比如，祭祀在什么方位举行，有谁来祭拜，以及祭拜时的身体规范。 祭灶仪式使人们有机会进行神话表演，让自己进入一种神圣的语境，暂时脱离凡人的身份——在跟家神对话中体会社会身份的脱离。祭灶仪式不是社会中某物的反映，而是再现了有着自身独立动力机制的传统——人神之交。仪式中的“物”体现了人与神之间的交往逻辑，反映了人类对于自己在宇宙以及社会中的自我定位，这也是民间习俗在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功能。历史悠久的祭灶习俗，是以地区为单位的社会性行为，在文化习俗的传承过程中逐渐稳定固化，使其富有社会意义，这种意义与非遗保护的初衷相一致。非遗语境中的民俗传统，在于敬神行为的背后，以强化家族观及民族观为目的，体现中国人的神圣观念，暗指中华民族薪火相传、团结进取、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社会在发展，技术在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更不会“从一而终”。最初为神灵而做的手工制作品，在当下的非遗语境中被当成艺术品收集到博物馆中来展示，或被收藏爱好者占为己有。机器生产的民间手工艺品，虽然作为传统手艺的物体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民俗中的“凭借之物”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即便是机械生产的工艺品也没有完全丧失它的本真性，至少它祭拜的“初衷”还保存在里面，这也是一幅灶王年画的属性与样态在现代性社会中“技术变迁”与“信仰功能”交互作用下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方面，与民间手工艺原本和洽的乡土不再是原来的乡土，另一方面，新的传承主体……对民间手工艺的审美追求恰好包括了乡土性。可以说，从乡土化到再乡土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艺获得了新的社会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