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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真正的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在大历史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普通民众在小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故事”两部分构成。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民间口承叙事以其“边缘化”、“微观政治”的口述历史特征而存在，与正史记载互成合力和分力。一方面，口述历史通过民间口承叙事不断强化正史上曾经涌现的事件或情绪，为正史的记录做加法；另一方面，口述历史通过民间口承叙事不断删减或滤出不被底层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历史事件和族群情感，为正史的记录做减法。正是这种合力与分力、加法与剪法的互为补充，才共同完成了区域文化史的整体建构和感性传承。 关键词：口述历史 正史 新历史主义 辽宁满族 民间叙事 作者简介：詹娜，女，满族，辽宁本溪县人，民俗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自民俗学发生以来，民间口承叙事作为民俗学研究的源起和开端，一直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国内的民间口承叙事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民间叙事研究理论的引入和借鉴，在理论层面的创新和建构相对较少，这从西方民俗学史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到。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民族主义、文化进化学说、太阳神话学说、神话仪式学说等学派先后开启了民间叙事研究的先河。20世纪以后，受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交互影响，民间叙事研究中出现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形态学等理论视角，先后形成了“历史—地理学派”、“地域—年代假设学说”以及“功能主义流派”和“文化方法论”等研究范式。20世纪中后期，民间叙事研究的跨学科、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其中，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和民族志诗学成为最有影响力和最为活跃的三个流派。 与之相应，国内自20世纪初期的歌谣学运动以来，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先后经历了文本采录搜集、类型学、主题学、故事形态学、文化精神分析、口头程式的展演和建构、对讲述者及讲述空间的关注等多维度的考查。尤其是随着口头程式理论和表演理论的成熟使用，国内学界对民间叙事的研究出现了从“文本”向“表演”、向“讲述人”和“讲述背后的情境”过渡的取向和趋势。叙事文本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对隐藏在水面以下的巨大冰山底部的关注和挖掘才越来越成为民间叙事研究的主体。这种研究趋势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民俗学以人为本的学科本质和研究属性，还为研究者考察民间口承叙事、理解民间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可能，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法尝试对民间口承叙事开展更深层次的探讨。 作为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交流记录方式――民间口承叙事，自其产生起就发挥着口述历史的记述作用，随时记录和反映社会民众的思想愿望、历史评价、生活态度和审美倾向，与“正史”一同见证特定生存空间下民众的生活经历与心路历程。这种从口述历史的视角出发，探讨民间口承叙事与历史建构的研究成果逐渐呈现，例如江帆《满族说部叙事的隐性主题与文本意义——以〈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为例》，指出满族说部作品讲颂族史家传、颂扬祖先业绩的显性主题往往与“正史”呈现出“互释互证”的关联，凸显着满族“根性”文化的印记与特点；詹娜《辽宁满族民间文学的史料价值探析》提出民间文学以其独有的生活性、灵活性的记忆特征弥补了正史记录中的不足；杨春风《从“满族说部”看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解体》以满族说部的婚姻主题变化回溯满族母系社会的变迁；杨春风、张雪霜《满族神话、史诗形成时期初探》中将文本与历史进行对照，探讨满族早期神话产生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此外，还有学者对满族三仙女神话的不同版本进行研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印证满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及汉族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 这种将民间口承叙事作为狭义历史表述的重要手段去关注和探讨的研究取向，与新史学观的研究思路颇为契合。本文即从新历史主义视域出发，以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及辽宁满族区域文化史的建构为例，揭示民众底层的口述历史是如何与上层官方正史相互印证、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叙事文本”及“历史文本”进行对比，阐释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口述历史与正史在记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记录原则及作用发挥逻辑，突显民间口承叙事作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一、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学术理念 20世纪初期，随着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宽，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质性变革。即旧的以官方政权、政治更叠、言官记录、重大事件、英雄人物为主导的历史记录观逐渐被怀疑和诟病，新历史主义文化思潮随之出现。 新历史主义文化理念是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反驳和补充，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等后现代主义特征。新历史主义强调，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向来是带有双重属性的,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历史故事”。 从历史科学视角出发，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从叙述历史故事的视角出发，历史可以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演绎出来的，带有虚构、想像和叙述色彩的历史故事。站在文化承载者的视角看，历史既应该是社会上层精英的历史事实，还应该是社会中下层普通大众想像和理解历史事实的历史故事，只有包括了“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的建构和解读才构成完整的历史。正如有学者所讲，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可见，在新历史主义理念视域下，真正的历史包含两个部分，即英雄人物在大历史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普通民众在小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故事。作为历史记忆的民间口承叙事恰恰是以“边缘化”、“微观政治”的口述历史特征而存在，堪称能够展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小历史存在状况的叙述策略和阐述方式。在与大历史相对立和响应的互动过程中，历史事实有了被叙事和被解读的机遇和可能，历史故事也因此向人们展开了多元化的思维空间和展演场域。 二、作为社会记忆和口述历史的民间口承叙事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认为，人类的记忆既包括属于个体官能的个人记忆，还有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那部分记忆——社会记忆。所谓社会记忆，一般是指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的过程的总称。其深层内涵在于，它是人类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它是人作为实践主体对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进行确证、保存、占有和延续的内在机制。 当然，在不同社会空间和生活背景下，人们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一样，其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信息的过程也不一样。正是因为不同民族对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的认知经验和实践逻辑不同，才构成了多元化的人类文化类型。在传统社会，不同文化类型下的生产创造、经验积累和信息传递等活动，绝大部分都是以口承叙事的模式传播和传承的。在辽宁满族生活的特定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下，满族民众创造和传承的民间口承叙事，作为民众集体的社会记忆和历史记忆被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其中不仅蕴含着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还表现出强烈的崇尚勇武的民族意识和族群精神。当然，在人与自然、社会和个体的交往中，这些民间叙事还更深刻地反映出在自然生存压力下，满族民众对自然生境、族群历史、社会变迁、族际交往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独特认知和切身感悟。 从社会记忆的视角来看，传说故事正是一个族群对相似性认同的一种主观信念，一种特定范围内的共同记忆。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的出现是由辽宁满族独特的历史背景与生存环境所决定的，民间叙事的内容与风格既与东北整个满族的发展历史及民族整体风貌一脉相承，又与未作南迁至今仍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满族其他支系迥然有别。是整个东北满族民间叙事中发展较快、传承较广、农耕特色及地域特色非常浓郁的一个支系。其叙事特征主要有三： 第一，从叙事体裁的分布上看，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以篇幅相对较短的散文叙事体裁居多，如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歌谣等。其中，尤以传说、故事、歌谣最多，神话相对较少。在传说方面，主要有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大类，人物传说以部落早期英雄如王杲、努尔哈赤、完颜阿骨打的传说居多。究其原因，辽宁满族是东北地区的满族南迁而来，其开化程度较高，认知自然与认知世界的思维更为开放，故对于满族早期神话的保留和传承相对较少。而辽宁是努尔哈赤统一崛起的发源地，故努尔哈赤的传说数量最多。 第二，从叙事内容的主题上看，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中展现农耕生计及农耕理念的生活故事比较突出，这些生活叙事非常完整地向人们展现了辽东满族民众如何从渔猎生计向农耕生计发生转变，如何开始跑马圈地、开垦造田的农耕生活。辽东满族一方面保留着传统的挖参、围猎习俗，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开耕种田、开矿、制窑、采玉、养蚕、织布，大大推进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辽东满族民间叙事既表现出满族早期崇尚勇武的民族精神，更折射出满族民众迁移至此，开始农耕生活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的独特认识与切身感悟，这是其与黑龙江、吉林地区的满族叙事最大的不同。 第三，从叙事风格的呈现上看，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中满、汉融合特色非常浓郁。在辽宁，不论汉族还是满族，有关罕王努尔哈赤的传说，几乎村村皆有流传，黄狗救主、乌鸦救驾的情节在当地也是人尽皆知。辽东地区很多满族故事传承人讲述的故事都带有明显的农耕文化色彩，而当地的汉族民众也都能讲述一些带有满族原生文化特色的渔猎故事。在满族故事家的传承线路中，汉族身份和族群的传承来源非常多见。此外，除满族历史人物传说、满族风俗故事外，辽东区域流传的一些故事已很难确切定位其民族属性，这些叙事在讲述风格、情节内容上明显汉化，但语言上仍保留一定的满族特色。 由上可见，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是辽宁满族人的共同记忆，它不仅是满族文化、历史、宗教、伦理和习俗等有关先民生活经历和心理经验的口头叙事方式，更是辽东这“一方水土”上的民众在特定历史阶段内生活风貌和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是对以文字方式记录的正史的有力和必要补充。郭沫若曾经说过：“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的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学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正是以这样一种不同于文字的口传方式，从不同侧面描绘出滋养满族及其先民的这片土地，即辽宁东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历史画卷。 为何民间口承叙事可以成为区域历史的记载工具，可以成为与“历史事实”并重加以研究的“历史故事”？按照保罗·康纳顿的解释，“社会记忆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能够使当下的秩序合法化，我们对过去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当下的关注，也就是说存在于某种社会秩序中的每位参与者都必须要有属于他们所共享的、共同的那部分记忆，并在实际的操演中保持和传承。”这种社会记忆的保持和传承除了依靠实际的操演或者纪念仪式外，无文字的历史传承或者口述史也是一个重要方式，“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于是，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作为辽东社会秩序下每位参与者都拥有的共享记忆的口头记述和反映，在一次次的叙事讲述活动中将其所传达的区域历史与文化信息不断地记忆、强化和表述出来。这种体现了群体历史和记忆特征的个人叙述内容，在被拉回并归位到群体的区位历史场域下时，它的存在、表现及张扬力度将无限被放大，通过多维度、多向度个性叙述的展现，势必会折射出整个区域的发展历史。 可以说，辽宁满族民间叙事是关于辽东满族底层民众的文本，它所承载的是辽东区域社会底层民众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类自身接触过程中的磨合和历程，它体现了满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渊源的追溯和认同，也体现了本族群文化面对外族群文化的包容和反思。面对掌握话语权的上层社会历史记录，满族底层民众将自己置身于这一参照系当中，以区域文化内部角色的底层视角来发声，在满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坐标中标识并强化自己的真实存在与主体地位。这样的位置就决定了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一方面不可能全然脱离族群和区域正史，彻底被正史记录所淹没，另一方面又彰显了满族底层民众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资源，成为与正史并存的底层历史叙事中的浓重一笔。于是，在挖掘、采录并解析辽宁满族民间叙事时，不能仅从单一的类型、主题、母题、情节、程式等文本标准来分析，还应该从民间叙事所呈现的记录历史和记忆过去的史学信息和价值出发，揭开叙事文本所潜藏的历史气息与时代脉络，让这些民间叙事文本爆发出应有的能量与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