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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诗诞生之初，就有人主张从民歌民谣中汲取营养，“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产生的中国诗歌会创办的《新诗歌》在《发刊诗》中宣称：“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以小说见长的艾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创作的新诗《救亡对口曲——动员全国民众武装救亡》（本文简称《救亡对口曲》），经冼星海谱曲，长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唱，成为“新诗歌谣化”的代表作。遗憾的是这首诗歌既没有收入《艾芜全集》，也没有得到学界讨论，本文对相关材料做一钩沉，以引起学界注意。 一 《救亡对口曲》最初刊载于洪深、沈起予编辑的《光明》战时号外第2号（1937年9月8日出版）。《光明》战时版每周三出版，发行人洪深，环龙路106弄6号北雁出版社总经售。本期共16页，本诗在第8页。本期还刊发了郭沫若、郑伯奇、穆木天、沈起予、林林等人的作品。作者队伍基本是左联旧人。《救亡对口曲》全诗如下： 救亡对口曲——动员全国民众武装救亡 八月里来稻子黄 （一） 八月里来稻子黄，家家户户正农忙。 只说今年收成好，哪知沿海进虎狼。 （二） 东洋飞机丢炸弹，我国人民大遭殃。 与其坐着来等死，不如大家去救亡。 （三） 今朝就把锄头放，提起刀枪上战场， 不管鬼子来多少，包他个个见阎王。 ——男的唱 八月里来桂花香 （一） 八月里来桂花香，含泪送哥上战场。 撇枝桂花哥来戴，好比为妹在身旁。 （二） 天气快要转秋凉，早晚当心加衣裳， 一路饮食要留意，麻打草鞋多带双。 （三） 家中诸事别罣记，一心一意打东洋。 打退东洋回家转，不要耽误在他乡。 ——女的唱 “对口曲”是两人相对，彼此唱和之意。这种形式，流行乡间极广。但因其是自然经济时代的产物，颇带田园牧歌风味，当然不及近代的进行曲，气魄壮大，合乎群众歌唱。我现在采用的意思，是想把文艺上的各种武器，在此救亡期间，都拿来试试。又因老百姓对于这种曲子，极其熟悉，不用人教就会上口，故先作成这篇东西。随后还想试试别的，只要它的形式，真能接近大众。 从艾芜所写附记来看，他采用了在“流行乡间极广”的“对口曲”这一民间歌谣的“旧瓶”，装入了送郎抗战的“新酒”。这虽是艾芜第一次写作民谣，但“新诗歌谣化”却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的重要方向。艾芜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写作的《救亡对口曲》，正处于左翼诗人主张的“新诗歌谣化”的脉络上。如果说此前左翼诗人在倡导和讨论“新诗歌谣化”时还表现出“种种游移和往复”，以致很多作品传播不广，那么艾芜《救亡对口曲》则因为有冼星海的谱曲，内容又切合了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救亡情绪，故深受各地人民喜爱，成为抗战名歌。 在冼星海谱曲之前，《救亡对口曲》就曾收入一些诗歌集。刘福春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根据《抗战颂》（上海五洲书报社1937年）和《战时诗歌选》（冯玉祥等著，战时小丛刊之十八，战时出版社1937年）两次收录该诗。 据熊飞宇先生介绍，“此诗一出，仿作甚多”。能够查考的就有两种。一是上虞县抗日自卫会暨上虞报社编辑的《同仇》周刊第2期（1938年5月6日出版）上登载的署名“庆”的《救亡对口曲——动员全国民众武装救亡》，“较之艾芜的歌词，男唱部分，区别主要在第一节；女唱部分，则三节都有改易。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时令的变化，即物起兴，便有了歌词的调整”。二是《中国诗坛》第2卷第4期（1938年5月20日出版）登载的雪汀《救亡对口曲——送哥上沙场》，“相校而言，雪汀的对口曲，已经是新的创作了”。仿作多，说明它广受关注，而冼星海为它谱曲，无疑为它的传播添上了翅膀。 冼星海谱曲的《救亡对口曲》发表在《文艺战线》第1卷第7期（1938年2月15日出版）。在该版中，艾芜“附记”被删除了，个别字词有改动，第一部分每节末尾加上了“朗朗朗朗……”，第二部分每节末尾加上了男女合唱“呀呼嗨……朗朗朗……”。这首歌曲当时就曾被收进阙仲瑶编《抗战歌曲选》（战时出版社1939年）和沈维余编《战歌》第1集（战旗社1939年，绍兴战旗书店总经售）等多部歌曲集。《救亡对口曲》成为冼星海的代表作，收进了他的多个集子。 二 抗战时期，《救亡对口曲》迅速传遍全国，深受民众喜爱。 1937年颁布的《陕西省中等学校战时教育国文科教材纲要》中高中教材部分就选入了《救亡对口曲》，注明来自“《光明》二期”，选材目的为：“激发学生民族意识及抗战之明确认识”，“使学生认识中国社会及国际情势”，“养成学生抗战一切宣传文字的技能”。抗战时期，贵州思南县的一些进步青年在尧民、芭蕉溪、麻坝、板桥等村寨创办农民夜校，“当时夜校里传唱的一首抗日歌曲，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正是《救亡对口曲》，“后来，这批青年农民成为中共思南地区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思南游击队，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政权的基本力量”。始建于1928年的广东徐闻县下洋镇下港小学，1941年改名为“下洋乡第七保国民小学”，“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用各种形式到这里来传播抗日救国的革命思想”，中共党员郑质光就曾在该校教唱过《救亡对口曲》。陕西、贵州、广东同时传唱《救亡对口曲》，足以见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一些师生对收集民歌民谣发生了兴趣，刘兆吉和李广田都从民间收集到了《救亡对口曲》。 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1938年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搜集沿途民歌民谣2000多首。他在云南沾益收集到这样两首歌： 三月里来麦子黄， 家家户户正农忙。 只望今年收成好， 那知北方进虎狼。 三月里来百花香， 含泪送哥上战场； 摘朵鲜花给哥戴， 好比小妹在身旁。 刘兆吉将这两首歌归为“抗战歌谣”，认为这些歌谣“由其词意来判断，无疑的有许多确出自乡民之口。有数首很像被访问的中小学学生自己编的。无论怎样，他们是充满了爱国的热诚。又套用的山歌的格调，自然也有使大家过目的价值。”“乡下的老百姓，当然没有音乐家作谱作歌的知识……因为西南乡民是惯于唱山歌的，他们自然而然的把抗日的情绪，用山歌的格调表露了出来。这样的歌，自然不像文人音乐家作的歌曲，辞句音调免不了粗俗些，不过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窥探出一般民众对于抗战的认识，及忿慨的情绪；惟其民歌词意粗浅，音节简单，才易懂易唱，易于普遍。比起我们到民间宣传时，所唱的民众听不懂的歌曲，收效还大得多呢。所以说山歌的粗俗，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如此才合民众的口味。”其实这两首歌正是艾芜《救亡对口曲》的节选。只是歌者根据改编时间和当时时令，把“八月”改成“三月”，“稻子”改成“麦子”，又根据当地的语言习惯，将“撇枝桂花”改成“摘朵鲜花”，以便于民众传唱。 1947年元旦，李广田记下了他抗战时期在云南收集的歌谣，其中有一首为： 八月里，稻子黄， 家家户户正农忙， 只说今年收成好， 那知滇西进虎狼。 今朝就把锄头放， 提起刀枪上战场， 不管鬼子来多寡， 包他个个见阎王。 李广田认为：“这样的歌谣，在文化修养很高的人群中是不会产生的。文化程度高，自然产生高级的诗歌，然而大多数高级的诗歌却又容易失之于苍白而虚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鲜泼野的力量。现在有些诗人在注意民谣，并有些诗人用了山歌民谣的格调说事写诗，这应当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注意了民谣也就注意了人民的生活，于是也就更接近人民，可以为人民说话，而且，最低限度在创作中也可以从民谣吸取一些新的生命，特别像云南边远地方的这类民谣，也许是更值得注意的。”李广田其实没有注意到，上面这首民谣不是从民间产生，而是改编自艾芜《救亡对口曲》。改编幅度并不大，只是将“沿海”改成了“滇西”，从而更符合云南当地民众的感受。 除李广田、刘兆吉的采集外，一篇回忆抗战时期云南建水救亡活动的文章也提到了《救亡对口曲》： 建民、临中两校的学生不仅走上街头，用歌声宣传抗日救亡，而且深入农村用歌声唤醒民众，同时收集整理民歌、民曲，用民间流行的曲调，配上抗日救亡的内容，向民众进行宣传，深受民众欢迎。如用建水采茶调填写的《救亡对口曲》，歌中唱道：“八月里来谷子黄，家家户户正农忙，只说今年收成好，那知边疆进虎狼。今朝就把锄头放，拿起刀枪上战场，不管鬼子来多少，包他个个见阎王。”由于采用了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歌词又易记易唱，很快就流传到了农村。 看来，建水流传的《救亡对口曲》不是冼星海谱曲，而是用当地的采茶调谱写的。《救亡对口曲》传到农村后，苗族人民也演唱开来。高云览注意到，在抗战时期的贵阳青崖，“苗民最爱唱山歌，苗夷的学生便自编抗战的山歌来唱”，其中最流行的就有《八月里来桂花香》，其歌词为： 八月里来桂花香， 含泪送哥上战场， 摘枝桂花哥来戴， 好比小妹在身旁。 高云览没有说明这是用汉语还是用苗语唱的。20世纪50年代，西南民族学院罗荣宗教授从居住在贵州天柱县侗乡的苗族人龙萃泉搜集到四首用当地话演唱的民歌，其中第二首是“抗日战争时期，侗族姑娘送郎上战场的情歌”，龙萃泉翻译成汉语如下： 八月里来桂花香， 含泪送哥上战场。 摘枝桂花哥来戴， 好比为妹在前方。 高云览和罗荣宗采集到的苗族人唱的这首“山歌”都节选自《救亡对口曲》，他们和李广田、刘兆吉一样，都误以为是当地人自己创作的。 《救亡对口曲》不仅在国统区广泛传唱，在沦陷区也被演唱，并受到了汪伪政府的查禁。上海市市长陈公博1943年8月31日签署《市府关于抄发禁止歌曲清册训令》。其中艾芜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亡对口曲》在《歌词曲谱全禁者》名单之中，可见这首歌曲在沦陷区也有较大影响。 抗战结束后，1946年6月3日，成都市青年联谊会主办“冼星海作品演唱会”在成都暑袜街礼拜堂举行，到会千余人，十分热闹。“结尾时，听众高喊再来《救亡对口曲》《莫提起》，使人想起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对抗战的贡献。” 三 值得注意的是，《救亡对口曲》不仅在抗战时期广泛传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在采集民歌时，还常常听到乡村歌手演唱它。 20世纪80年代，河南获嘉县编辑了一本当地的民歌选，其中有一首《含泪送哥上战场》，由当地人刘爱珍1956年1月口述，腾云搜集整理。歌词如下： 八月里来桂花香， 含泪送哥上战场， 折枝桂花哥来戴， 好比小妹在身旁。 天气快要转秋凉， 早晚当心加衣裳， 一路饮食要留意， 麻打草鞋多带上。 家中诸事别挂念， 一心一意打东洋。 打退鬼子回家转， 不要停留在他乡。 1960年出版的《佛山专区民歌选集》收录了当年流传在中山市的《抗日救亡》歌，演唱者为当地人甘土旺，歌后附记：“这是民国二十八、二十九年中山沦陷后当地的救亡歌。”歌词如下： 八月里来稻子黄， 家家户户真农忙。 只说今年收成好， 哪知沿海净虎狼。 啷——啷。 八月里来，桂花香， 含泪送哥上战场。 摘枝桂花哥来戴， 好比为妹在前方。 啷——啷。 向超等人于1982年6月25日在重庆石柱县南滨镇及附近乡村搜集整理民歌，当地老人谭荣鑫提供了三首抗战民歌，其中前两首为： （1）哪知沿海进虎狼 八月里来谷子黄， 家家户户正农忙， 只说今年收成好， 哪知沿海进虎狼。 （2）拿起刀枪上战场 东洋飞机丢炸弹， 我国人民大遭殃。 全国人民把锄放， 拿起刀枪上战场。 据介绍，提供人谭荣鑫，“女，1926年生，石柱县南宾镇人。1938年在石柱县南宾女校读书，受到抗日爱国主义教育，1939年任儿童生活服务团长，1940年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人们从河南获嘉、广东佛山、重庆石柱都采集到了这首歌，采集者本以为是当地的民歌，其实正是艾芜的《救亡对口曲》，只是在个别字句上有小改动。比如河南获嘉将“打退东洋回家转”改成“打退鬼子回家转”，如此修改避免了同上一句的“东洋”重复，体现了民间智慧。广东佛山的“哪知沿海净虎狼”中的“净”字本为“进”，可能是整理者的笔误。 鲁迅1934年在致《新诗歌》编辑窦隐夫（杜谈）的信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艾芜《救亡对口曲》在节奏和韵律上十分讲究，每节四行，每行七字三节拍，全部对称，全诗押韵，一韵到底，十分工整。这符合鲁迅对新诗有节调有韵且自然的要求，在几十年间广泛传唱，堪称“新诗歌谣化”的代表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