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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民族饮食文化地位的确立 民族交融有主次之别，尽管游牧民族轮番入驻燕地，但在饮食文化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汉民族，游牧民族的饮食总是不断向汉民族偏移、靠拢。饮食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与统治民族的更替并非完全合拍，汉民族饮食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蓟城西、北、东三面与游牧民族相接，通过古北口和居庸关隘与这些民族发生密切的经济交往。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是这样描述蓟城的：“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处于这般交通要道，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便突显了出来。有学者研究指出：“燕国和这些国家（指上面引文中的各国）不断进行贸易，获得了很多的利益，蓟城应该就是燕国进行 对外贸易的中心。”［13］ 从秦汉以降，直到唐末，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经贸交往密切，而燕都蓟城发挥了中枢的作用。蓟城一跃而为富冠海内的名城，成为整个华北地区最繁荣的都市。“除了 黄帝的后裔们在此居住之外，先后有西周召公奭的子孙、以游牧为主的山戎部落民众，以及后来的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奚族、女真等大量少数民族民众都曾经定居在这里。”［14］《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国所出产的“鱼盐枣栗”，素为东胡等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而燕国的国都则是东胡与中原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1973年在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村发掘的一墓葬，出土了大量猪、狗、牛、马、羊、鹿等动物的骨骼，足见当地畜牧业的发达。猪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之一。春秋时，猪的名称很多。猪又名“豕”“彘”，一岁小猪叫“豵”，三岁大猪叫“豜”，母猪曰“豝”，公猪曰“豭”，肥猪曰“豜”“豚”，去势之猪曰“豮”。猪多圈养，即所谓“执豕于牢”。至于饲料，由于当时酿酒及制酱、制醯（醋）已很普通，对微 生物发酵技术已很熟悉，可能已有青粗饲料发酵喂养的方法。不同的民族有着相异的饮食习惯，说明北京成为城伊始就是多民族饮食的汇聚之地，没有哪个城市各民族饮食融合 的程度表现得如此之高。 总体而言，燕国虽然远离中原，与中原的经济联系却很密切，其饮食文化属于中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燕国的饮食文化与中原饮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具有多元性上。燕国饮食文化的多元更缘于其疆土之辽阔，它本身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燕国东边有孤竹，东北有肃慎，北边有山戎。《战国策·燕策一》记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自西周到战国，先后活动于燕地附近的少数民族，有山戎、东胡、肃慎、孤竹、令支、屠何、鲜 虞、秽貊、无终、林胡、楼烦、匈奴等［15］。相应的，燕人流行放牧，牛、羊和马是主要牲畜，还畜养狗和猪。随着疆域的向外拓展，移民相继产生，饮食文化的交流必然更加频繁和密切。 1985年8月至1987年12月，北京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在延庆盆地北部边沿地带、军都山南麓约 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春秋战国之际的山戎文化遗存十余处。已经发掘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墓。墓内的殉牲现象很普遍，被杀殉的牲畜主要是牛、羊、狗，其中以狗最为普遍［16］。这说明山戎族群的饮食生活以游牧为基本特征。山戎墓葬中还出土了大批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玉器、金器、青铜器。青铜器有兵器、生 活器皿、装饰品、车马具等。就礼器而言，按用途可分为蒸饪器、盛食器、酒器、水器等几大类。蒸饪器有鼎、鬲、甗等，盛食器有簋、簠、豆、敦等，酒器有罍、盉、壶、舟等，水器有盘、盆、鉴、等。鼎又有蒸饪的镬鼎、供席间陈设牲肉的升鼎、备加餐的羞鼎［17］。很多器物的器形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色，说明当时的燕国是北方各民族集结与经济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而燕国都城蓟城是当时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燕之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饮食物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蓟城）处于华北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和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利于发展农牧经济和北进蒙古 高原、东拓东北疆域，对燕国以后拓展冀北和辽西、对燕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18］ 至战国中期，燕昭王于今河北省易县修筑武阳城，辟建下都，燕的政治中心从此南移，遂称下都之北的蓟城为上都，其地在今北京旧外城的西北部。城里有定期的集市，除了本地和来自中原的商人以外，还有来自东北的东胡、朝鲜等族的商人。市面上的商品有粮食、麻、枣、栗、布帛、铁器、铜器、陶器、食盐、狐裘、毡子、马匹等。货币已广泛使用，主要的 货币是燕国自铸的“明刀”，也有三晋地区的各种刀、布（货币）。蓟城已成为北方各民族共 同的经济中心，成了战国时代的“天下名都”之一［19］。 在北京宣武门、和平门、广安门、法源寺、陶然亭等处经常发现战国时代的陶井井圈，大致标出了古代蓟城的范围。在广安门附近曾经发现战国时和更早的遗址遗物，包括饕 餮纹半瓦当，说明这里是宫殿区的所在。至今仍存的外城西北部的蓟门遗址，大约就是古蓟丘的所在。据《水经注》等文献的记载，古蓟城有内外城两重，外城南北九里、东西七 里，有十座城门。城内有公宫、历室宫。有燕市，会聚南北各地的物产，荆轲嗜酒，曾与屠狗为业的高渐离在此酣饮［20］。以后，燕文化愈益加速了同中原文化交融的步伐，燕文化中原有的粗犷、野性和古朴的内在特质愈益减少或消退，诸多器类已难与中原器物相区别，共性渐多而个性渐少，已是此期燕饮食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的规律特点。这一点， 在北京地区几次为数不多的青铜器发现中，也有所反映。据唐山贾各庄墓地出土资料，战国时期燕文化青铜礼器的完整组合，应为食器、酒器和水器俱全的组合，即应为鼎、豆、簋、 敦、壶、盘的成套组合。这些饮食器具表明，蓟城的饮食文化正逐步向中原靠拢。 《史记·匈奴列传》曰：西汉“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应劭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21］两汉始终在北方开设关市，与匈奴等民族进行贸易。商品交换必然使大量外地食物涌入北京，从此，北京饮食便有了汇集全国各地饮食的显著特点。当然，中原民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始终是最为深刻的，或者说，所有的变化 其实都是围绕汉民族饮食展开的。 秦汉以降，各少数民族分批大举南下，问鼎中原，幽蓟地区轮番被北方民族和中原政权所占领，胡汉多民族杂居成为常态。族群的聚合，进一步促使燕蓟地区的饮食文化具备了容纳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单一性的饮食形态几乎被完全颠覆。在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反复冲击下，汉民族饮食文化的根基反而越来越牢固。这种民族及其饮食文化之间的双重博弈，使辽金以后这一地区在成为政治中心的基础上，也作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中心而闻名于世。 参考文献 ［1］［11］ 万建中.北京饮食文化的滥觞与定型［C］//全面小康：发展与公平——第六届北京中青年 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学者论坛文集.北京：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2. ［2］ 齐心.东胡林人与雪山文化遗址［J］.学习与研究，1982，（1）. ［3］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15-16. ［4］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方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C］//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0. ［5］ 张樱烁.西周时期邢、燕考古文化的比较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7，10.［6］［12］ ［西汉］司马迁.史记［M］.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7］ 华泉.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学术讨论会侧记［J］.史学集刊，1982，（4）. ［8］［16］ 靳枫毅.东周山戎文化考古新收获［J］.北京文物报，1988，（试刊第2期）.［9］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J］.华夏考古，2009，（4）. ［10］ 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J］.考古学报，1987，（2）. ［13］ 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J］.人文杂志， 1958，（2）. ［14］ 张艳丽.北京城市生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概述”第3页. ［15］ 高寿仙.北京人口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5. ［17］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利器研究［J］.考古与文物，1981，（2-4）. ［18］ 王建伟.北京文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1. ［19］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30. ［20］ 张京华.燕赵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71. ［2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应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6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