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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政治认同为重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包含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变革，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从长远看，是主体摆脱自然和超然束缚，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社会实践。同时，伴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现代化转型，不同领域的关系体系模式正在重新被生成，表现出各种新的特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或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只有扎根于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现代化变革之中，把握新实践，面对新情况，寻找突破点，解决新问题，才能寻求最坚实的认同力量。 第一，经济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逻辑起点是物质财富的满足，人们只有在拥有物质财富的情况下才能选择是否依附于共同体，因此，国家和共同体要为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提供和创造良好有序的条件，这是共同体存在的客观基础。但是，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以物质利益为导向和动力，但凡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因此，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市场必然产生激烈的竞争，包括资源之间的争夺，地区之间的竞争，行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管理手段和人才技术之间的竞争等，其中，无序的竞争不仅会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悬殊的差异，还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例如生产资料的浪费、贫富差距的拉大、产业结构的失衡、区域发展的不协调等问题。此外，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决定了经济发展趋势的波动性变化，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稳定，造成生产资料的浪费、公平正义的缺失、生态环境的恶化，影响人民需求的满足，带来消极的社会心理，进而产生认同危机。因此，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和政府提出了新要求，要充分发挥政治力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把生产控制在有序的秩序之下。 第二，政治的现代化建设要求进一步夯实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所谓政治现代化建设，亦即民主政治的建设，从学理层面来说，政治的现代化意味着政治摆脱传统的宗教神权、封建君权和部族势力等超然力量的束缚，使作为主体的人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依据。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说，首先，从权力的维度来讲，政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权力由人民赋予，党和国家始终代表着人民，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由此而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就参与机制来讲，民主政治的关键就在于参与机制，多数人参与的政治即为民主政治，而我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和实践中创立、坚持和不断完善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参与制度，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最后，就评价机制来讲，评价和监督是民主政治的重点。马克思指出：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现代才有，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只是现代才有。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综合上述三点可见，“人”的问题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关键，“民众在公共领域中以自然权利观’‘自由民主观念’以及法律规则意识’为价值标准展开对世俗政权的自由论证和评价，成为该政权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基本前提。因此，“人”的因素是政治合法性认同的重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确保最广大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反思能力不断增加的过程，同时，人的现代化发展促进了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变革。主体的政治素养日益提高，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度日益增强，因此，除了实践外，现代社会的一切政治设计和环节都必须应对来自主体方面关于逻辑和理性的质疑和检验，如此才能真正获得合法性。 第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建设。 无论是政治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每个领域的现代化都以一定的文化为引领，这种引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个体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所以，文化与认同息息相关，文化现代化建设是促进认同的观念基础和重要方面。所谓文化现代化，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主动地以推进人文环境优化、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以及完善个体人格为主要内容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实践活动。一方面，这种文化实践活动既与全部人类文化成果一脉相承，又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更新，不断完善，进而融入现代化，引领现代化。因此，文化现代化建设要处理好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与飞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主流与非主流、历史与现实、创新与守旧、传统与外来、继承与新生等各种文化现象多元共存的局面；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实践活动要强调政治性，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和共同体有不同性质的文化内容，尽管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更加开放和多元，但是，多元并存并不意味着价值平均，来势汹汹的各种思潮和交错杂陈的不同观念竞相争夺和不断较量，俨然成为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的深刻渊源，因此，文化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讲清楚文化建设的政治性问题，寻找和巩固主流意识的位置，同时协调各种观念，在面对原则和立场问题的关键领域和关键时刻，让每个成员意识到自己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在中国，通过弘扬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几千年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国人民在民族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是凝聚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是铸牢中华民族团结堡垒的观念基础，也是文化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 此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对政治认同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也是政治认同之基。老百姓对党和政府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民生领域。因此，良好的民生保障，可以带来持续的充沛的政治认同。为此，党和政府必须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快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持续恶化的地球环境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会引发人们对于决策的深刻反思，从而导致政治认同的流失。为此，党和政府必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必须建设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三、以政治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全球化的背景和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讨论共同体认同就要首先讨论人民对政治国家的政治认同，这是获得共同体认同的前提条件。从政治认同的视域出发，党和国家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必须要注重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强化，这需要党和国家既要夯实认同的客观物质基础，又要夯实认同的观念基础，同时还要重视政治制度的设计，以确保社会在物质利益体系、制度秩序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物质基础 共同体首先是人”的共同体，认同问题首先是人”认同的问题，而人是现实的人，更是自然的人。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可见，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需求是人类一切活动和认同的根本动因。人需要表达、获取和维护需求，政治和国家因此而生，因此，物质需求是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物质需求的满足和实现程度决定政治认同的水平，是政治认同建设的直接资源。因此，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必须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夯实认同的客观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利益主体关系的多元化和纵深化发展，公民的物质需求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而稳固的共同体认同依赖于多维主体多维利益的协调处理。基于此，首先，国家和社会必须保证多数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来获取“多数认同。这要求我们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各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注重区域和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分配的公平公正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为全体人民的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国家和社会要着眼于长远利益的需求来获取“长久认同，因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认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短暂的眼前利益的获取会破坏发展的长久性，国家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最后，要保障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来获取“稳定认同，共和国的整体利益始终与中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这种利益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又包括非物质方面的，在全球参与的国际竞争中，民族国家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保持政治独立，保存经济能力和保障文化实力，才能彰显共同体的尊严和地位，才能保障发展秩序的安全和稳定。 （二）筑牢民族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认同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是构成整个人类社会大厦的重要结构，是社会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理想的思想理论依据。它指导着宏观社会的建构，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个体的行为，“是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是凝聚共识、增强认同的重要方式，影响着共同体的走向，是政治认同来源中最坚定的力量。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个体反思批判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培养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我们需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来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内部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增强意识形态在新情况新环境中的阐释力和说服力。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根本的理论必然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其关键在于能够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自我调整，对现实保持高度的敏感。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来说，当代的世界和中国都发生着巨大的变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思潮多元化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迅速快捷多样，意识形态教育再不能一味地说教和灌输，而要运用现代化方式和现代化媒介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多样的教育方式和途径潜移默化地增强国民对共同体的自豪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同时关注受众的切身感受，引导人民逐步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另一方面，要做好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的外部转移。所谓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指特定场域中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是一个不断拓展的思维空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不断与时俱进，以积极的态度走出去，既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要坚定立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着全球的意识形态话语空间，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持续的攻击诽谤和渗透，我们必须做好意识形态话语空间的外部转移，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获取更广泛的世界认同，用社会主义良好的国家形象来彰显和释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魅力。 （三）重视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不断发展进步的共同体，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再生成。无论是客观物质层面的认同，还是观念上层建筑领域的认同，民众的一切认同心理和认同行为都必然反映在现存社会秩序的运转里，因此，作为社会秩序的直观表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必须要注重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即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由于，一方面，作为政治价值的具体呈现和政治行为的实际表达，政治制度是政治合法性的解释框架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则，是政治活动的脉络；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广泛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无不处于制度之中，制度对于人们的生活非常重要，因此，公民对制度的态度至关重要，公民认可度高，制度更容易被遵守和发挥作用，认可度低，则影响制度的有效执行。因此，必须重视制度设计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建设，从而提升党和国家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吸引力，增进人们的认同。所谓有效性建设，就是要强调制度建设的适用性原则。制度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意义在于解决现实社会面临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建设的当下，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多变，因此制度设计必须处理好制度与现实的匹配和适应问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密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所谓合法性建设，必须强调制度执行的公正性原则。作为承载政治价值和理念的载体，政治制度只有被落地执行才真正具有意义，而人们对一种政治制度是否认同，也与它能否公正地执行密切相关。一个畸轻畸重、不公不法的国家，很难获取人们长久又稳定的认同。因此，高度强调政治制度在设计和执行方面的公正性原则，在公民政治意识极大觉醒、现代化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异常重要，制度建设务必要坚持公正的原则，创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确保个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满足人民的政治参与诉求，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经得住社会考验的良性条件，才能够使人们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远和持久的认同。 注：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