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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共产主义势力在拉美地区的不断增强打破了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国际格局，拉美游击运动登上了冷战的历史舞台，并成为了当时第三世界最强劲的地区势力，但最终在双方冷战战略的调整和竞争地位的转换中以失败谢幕。因此，这一时期拉美游击运动的兴衰是冷战对第三世界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冷战；拉美；游击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拉美游击运动在古巴等社会主义主义阵营成员的援助下，逐渐达到了发展的巅峰，形成了拉美历史上游击运动第一次高潮。随后出于各自冷战战略的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分化日益加剧，这使得拉美游击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首领，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自家门口的进一步扩张，大力支持拉美的亲美独裁政府进行反游击战。最终，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干涉的共同作用下，拉美游击队于60年代末走上了穷途末路，正所谓“兴也冷战，衰也冷战”。 国内学界对于拉美游击运动的专题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现状研究较多，忽视了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探讨；立论多比较宏观考察，缺乏对具体事件的微观分析。相比较而言，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更为具体翔实，但是他们大多比较注重从农民支持和军事实力等内部视角去寻找60年代拉美游击运动的成败原因。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拉美游击队身处的冷战大环境更加值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冷战敌对双方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才是左右这一地区势力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拉美游击运动是冷战对地区势力发展影响的典型案例，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美国在泛美体系中的“触礁” 20世纪60年代，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等国相继出现了反美反政府的游击运动，整个拉美活跃着上百个游击组织，游击运动呈现出燎原之势。追述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政治独裁、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分化严重等问题一直都是制约拉美国家发展的内部因素，拉美人民也曾为此斗争不息，民众运动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游击运动的浪潮到20世纪60年代才到来，个中缘由，我们还需要分析当时拉美地区的冷战格局才可得知。 冷战初期，作为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拉丁美洲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地区局势，也因此而成为美国与共产主义对抗最具优势的地区。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拉美实施了强硬的外交政策，支持亲美独裁政府，削减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因此导致在泛美体系中的一系列“触礁”事件，竞争地位遂陷入被动之中。 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在对外政策上也展露出了强硬的一面，他摒弃了罗斯福总统对拉美的“睦邻友好”，公然插手拉美国家的内政，实施军事干涉。其中以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普布瑟克塞斯行动”计划最为著名。像这样的颠覆民选政府扶植亲美独裁统治的行动，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实施的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之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此外，考虑到冷战初期苏联对拉美的经济渗透收效甚微，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对拉美实行消极无为的援助政策，援助金额甚至不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区。美国对拉美独裁政权的纵容以及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漠视，激发了广大拉美民众对美国仇恨的情绪，同时也引起了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阶层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再次激化了美-拉之间潜伏的矛盾，拉美民众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高涨，泛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美国家长作风的外交方式在西半球受到了一系列挑战。阿根廷和墨西哥一直是拉美民族主义较强的国家，它们顶住美国的压力，拒绝与其签订双边军事互助协定。1954年的加拉加斯会议上，在对美国反共一致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危地马拉投了反对票，阿根廷和墨西哥分别投了弃权票，另外乌拉圭、玻利维亚、海地和厄瓜多尔代表团提出了保留意见。1958年的“尼克松事件”使拉美民众的反美情绪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泄，这也向世界昭示着美拉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直至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设立了美洲开发银行和社会进步信托基金，以此来应对拉美国家的经援需求，缓解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然而这些补救措施并没有挽回多少美国在拉美人民心中的形象。与此同时，亲美独裁政府由于得不到美国政府有效的经济援助，拉美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直接导致了亲美独裁政府的合法性急剧下降。 总之，作为资本主义阵营首领的美国在拉美的绝对主导地位在50年代末开始下滑，对西半球的控制力有所下降，为拉美游击队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地区大环境。 二 共产主义势力对拉美游击运动的推动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力量在拉美有所上升，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士气、思想、军事、经济等各方面支持着拉美游击队的发展。 其中，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对拉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影响最为直接显著。首先，古巴革命的成功将这一时期拉美地区的反美反独裁浪潮推向了高峰，打破了西半球意识形态铁板一块的局面，强烈地撼动了美国在拉美的霸主地位，激发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士气。古巴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影响了冷战的国际格局，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拉美的发展，置美国在西半球于被动的竞争之中。其次，古巴革命为拉美游击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论体系，核心思想是“游击中心论”（foco），又称“格瓦拉主义”，它也是成为日后指导拉美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理论。再次，古巴革命潜入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等斗争方式对此后拉美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具有示范作用，吸引了一批亲古巴、信奉“游击中心主义”、支持武装斗争的年轻军官和激进分子，形成了拉美的“新左派”，他们是拉美游击运动的主体。最后，古巴对拉美各地游击队的实质性援助也是支撑游击运动生存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后，由于美国做出了不干涉古巴的承诺，这就给卡斯特罗更大的空间“输出革命”，因此，古巴加大了对拉美游击队的援助，怂恿他们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并从训练、武器、资金、人力（组织）、情报等方面给予支持。 与此同时，苏联积极利用这一时期拉美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支持推翻亲美政权的隐蔽行动、扩大经贸联系、文化教育宣传和军事武器输出等方式支持革命，建立亲苏政权，加深在美国“后院”的渗透和扩张，并试图达到以下目标：（1）政治上，利用当地共产党、青年学生、劳工组织、文化机构等革命潜在势力达到反美反独裁的长期目标；（2）经济上，扩大苏联在拉美的市场份额，与美国竞争；（3）军事上，通过向拉美革命武装贩卖武器、军事装备，来抢占西方在拉美的军火市场；（4）文化上，苏联通过经济融合、文化交流赢得拉美人民的信任和友好，并要证明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拉美人民想象中的洪水猛兽。 总之，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拉丁美洲的实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处于冷战一极的美国在西半球的传统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在客观上刺激了拉美游击运动的出现；与之相对的是共产主义力量的急剧上升，在主观上推动了游击运动的发展，这一推一拉的作用促使着整个拉美游击运动高潮的到来。 三 软硬兼施——美国对拉美游击运动的全面打击 经过数年的奋战，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拉美各国游击队主要领袖的罹难，轰轰烈烈的拉美游击运动逐渐走向颓势。尤其是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的逝世，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玻利维亚的游击组织，更是对已入低迷的拉美游击运动的“致命”打击。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的游击运动也因领袖的频频遇难而遭受重挫。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农村游击队人数总共不超过1000人，力量非常弱小，虽然有些国家（乌拉圭、阿根廷、巴西、危地马拉等）的游击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城市，但短期内并不会对政府构成威胁。 20世纪60年代势头强劲的拉美游击运动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不仅仅是由于几个关键人物的逝去所造成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导致的，关键在于冷战敌对双方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影响。美国政府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全力支持是拉美亲美政府打败游击队的重要原因。为了保障亲美政府政局的稳定，防止左翼革命势力夺权，抵制共产主义的继续渗透，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在拉美实施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位的反游击战政策。 1962年1月18日，肯尼迪政府成立了“反暴动特别小组”（Special Group (Counter Insurgency)）直接负责美国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同年8月，肯尼迪总统批准了名为“美国协防政策”（U.S. Overseas Internal Defense Policy）的文件，标志着美-拉共同防务体系的主要目标转变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内部渗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出台了对拉美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训练计划”，尽可能地满足友好政府的军事需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随即向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游击运动活跃的国家派遣军事援助顾问小组，指导当地政府和军方进行专业的反游击战。此外，美国还向拉美一些国家提供了包括通用飞机（utility plane）、直升飞机、拖拉机、吉普车、小型武器、催泪瓦斯弹等武器和军械。结合游击战机动灵活的特点，美国还特别增援了一些高端科技，比如“无线电定位”设备，从而能够使政府军更精确地对游击组织进行定位。军训的对象主要是拉美军官和地方警察。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仅1961年一年，美国就对360位拉美军官提供了防暴（riot control）训练，344位反暴动训练和160位心理战训练，总花费为650,000美元；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警察援助项目上投注了43,600,000美元，有超过3,000名美国军官参与其中。除了“硬手法”，美国政府还在拉美推行一些发展援助计划等“软措施”，如“争取进步联盟”、“市民行动”和“和平队” 等，将反暴动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挂钩，目的在于争取“民心”，瓦解游击队赖以生存的民众基础。 约翰逊总统基本上继承了肯尼迪在拉美的“反游击战”政策。一方面，继续推行“争取进步联盟”政策，对拉美国家提供农业、工业、住房、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援助；同时积极配合拉美军队的“市民行动”，提供交通、运输、通讯等设备器材；和平队也深入到了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乡村，对他们进行文化扫盲。另一方面，更加注重“硬手法”，甚至直接挥动大棒打压拉美国内的暴动势力。1965年4月，美国向多米尼加派往2万名士兵，以帮助那里的军政府镇压国内的暴动。 为了对付游击队，华盛顿当局可谓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逐渐恢复了在西半球与共产主义对抗的主导地位。对此，亲美独裁政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事后证明，这些大独裁者才是美国“反游击战”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从美国政府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中饱私囊的同时，也推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增加了政府的合法性，成功镇压游击运动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四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分化 一面是美国对游击战的全面打击，另一面却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分化，这不仅削弱了共产主义势力此前在西半球的主动竞争地位，而且直接导致拉美游击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走向失败。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游击队对革命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内部分裂以及国内共产党对游击战的冷漠，制约了游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缺乏人民的支持是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游击队忽略了动员民众最基本的前提——政府的“合法性”。事实上，秘鲁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在游击队兴起之前就已经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委内瑞拉的执政党也已吸收农民参加政府机构等等，所以，现政府还是拥有相当程度的民心，而游击队领袖盲目估计客观条件，轻视了最为关键的主观条件的创造，最终酿成了革命不得“民心”的致命伤。（2）运动后期战术和纲领上的分歧导致革命队伍四分五裂。危地马拉的游击运动分裂成由容·索萨领导的“十一月十三日革命运动”和图尔西奥斯·利马控制的起义军；委内瑞拉游击队“左派革命运动”总书记多明戈·阿尔维托·兰赫尔（Domingo Alberto Rangel）公开声明支持和平斗争；哥伦比亚游击队领袖卡米洛·托雷斯试图建立反政府“统一阵线”的努力也因为斗争路线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不一而夭折。（3）共产党人的“袖手旁观”使得游击队更加孤立无援。由于拉美的正统共产党大多是由苏联资助，都遵从苏联主张的“渐进的革命”道路，所以他们并不支持更不会主动开展游击运动，即使是作为特例的委内瑞拉共产党，到了60年代后期也逐渐放弃了武装斗争，改为参加竞选。 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古巴与拉美传统左派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是导致拉美游击运动衰落的重要原因。古巴是推动拉美游击战前进的最主要的地区势力，它的政治立场和外交决策直接影响着拉美的游击运动。60年代初，古巴领导人曾多次指责拉美共产党对革命斗争的漠视，游击队领袖德布雷抨击“拉美正统共产党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政治无能派”，拉美共产党则向来对卡斯特罗冒险激进的革命方式采取抵制和鄙视的态度。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原本就存在于这些国家革命运动内部的政治分歧，不仅无助于反政府力量的壮大，反倒给政府分化政治左派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在国际层面上，苏联自身的战略考虑、中苏分裂以及苏联-古巴之间的矛盾都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对拉美游击队的援助更显相形见绌。（1）苏联从始至终都未有过积极支持拉美游击运动的言行。苏联对拉美政策低调的个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因素”的考虑，苏联深知一个大国是不可能轻易放弃它的传统势力范围的，所以苏-拉关系的扩张也是有限度的。这种理性外交思维的后果是苏联不可能向拉美游击队提供大规模的援助。（2）中苏分裂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一步分化，加剧了本来就存在于传统拉美共产党和游击队之间的旧矛盾，而且促成共产党内部“亲苏”“亲中”派系的分裂。 总之，一面是美国和亲美政府在反游击战方面的齐心协力，另一面则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围绕革命方式的分隔离合，最终，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干涉的共同作用下，拉美游击队于60年代末走上了穷途末路。 结 语 尽管西方学者已经从国别、地区、精英人物、组织结构等方面对20世纪60年代拉美游击运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但是他们往往过于注重内部因素，缺乏整体考察和综合分析。因此，本文试图跳出就游击运动本身而论的范畴，以国际的视角，对拉美游击运动发展过程中冷战敌对双方力量进行动态比较分析，以此来揭示出冷战大环境对游击运动这种地方势力的作用和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这一时期冷战双方在拉美此消彼长的竞争地位是主导游击运动沉浮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地位受到拉美民族主义的挑战，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借机利用拉美人民的反美情绪，迅速培植和发展共产主义势力，冲击了此前西半球的实力格局，在拉美掀起了泛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然而正当发展势头良好之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始终因为斗争道路的问题不能达成共识，以及几个主要国家的政策收缩都极大地削弱了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实施了全方位的反游击战政策，加强对后院的控制。至60年代末，游击队的燎原之势终被扑灭，拉美局势逐渐平稳，美国重新恢复了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抛开冷战意识形态之争，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讲，透过20世纪60年代拉美游击运动的发展轨迹可以反映出西半球地区势力格局体系被打破、继而又恢复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次，虽然拉美游击队成为了冷战双方激烈角逐的牺牲品，但是拉美地区在美国全球冷战的战略地位有所提高。冷战初期拉美局势一直相对稳定，所以美国放松了在这一地区的警惕，直至古巴革命的成功及其后来“扩张革命”的种种尝试，才是美国恍然意识到了共产主义正在挤压自己的传统战略空间，因此，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开展与亲美政府的合作打压游击队，从而开创了“美拉关系史上军事合作最密切的时代”。纵观美拉关系史可以发现，美国对拉美忽视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泛美体系危机，继而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对传统盟国政府进行补偿，提升拉美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然后美拉关系就会进入下一个平稳期。 最后，拉美游击运动的曲折可以折射出第三世界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道路上的艰辛。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的拉美游击运动是一场有识之士试图摆脱美国控制、争取民族自由、尝试用社会主义思想理念治理国家的斗争，它的动力是民族主义。它的兴衰不仅能够反映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遏制与反遏制，更能表现南-北双方在发展上的控制与反控制。因此，冷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意无意地承载了两种使命——东-西对抗和南-北冲突，成长在这种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它们的生存空间势必很小，也就更容易被外部环境左右。而东-西对抗又是冷战中的主要矛盾，所以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南-北冲突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会被利用成为冷战双方对抗的工具，这也就注定了冷战时代欠发达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主义”，从侧面也说明了冷战对地区势力的发展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注释略） （杜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