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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当一位叫托马斯·奥斯汀的农民收到英国老家送来的24只野兔并将它们放归农场的时候，他绝对意想不到，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兔子，竟为古老的澳洲大陆带来一场巨大的生态破坏。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的兔子数量已经多到了灾难的程度。它们与本土动物争夺栖息地，造成了小型有袋动物的大量减少。它们环剥树皮，啃食庄稼，密集的兔洞穿空土地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兔子们以每年80英里的速度在澳大利亚境内迁徙，从最初的落脚地维多利亚，进入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昆士兰，直至西澳大利亚。时至今日，依然有2亿至3亿只欧洲野兔生活在澳大利亚。尽管这些兔子一直是作为横扫原有生态的入侵者和破坏者被记录在案，但是还原到历史场景中，我们则会发现澳大利亚兔灾并不仅仅是一场一般意义上的物种入侵故事。 兔灾的始作俑者托马斯·奥斯汀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他于1831年来到（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并建造了占地近3万英亩的休养农场。早年在英国生活时期，托马斯便是狩猎的狂热爱好者，移民澳大利亚后他发现当地没有适合用于打猎的动物，便让自己在英国的侄子邮寄一批“猎物”，这批猎物中除了24只兔子，还有72只鹧鸪和麻雀。 托马斯把欧洲野兔引入澳大利亚绝非偶然。他有一个身份很少被提及，其本人是维多利亚驯化协会的成员。驯化协会是广泛存在于殖民帝国内的半专业化组织，它的出现与“驯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驯化”一词来源于法语，在法国及其殖民地，指的是通过生理、结构层面上的生物变化，实现对新环境的适应。而在英帝国，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动植物移植。所以，英语语境中的驯化更强调物种原生地与移植地之间气候环境的相似性。 在各地的驯化协会成立之前，世界范围内的双向物种移植已经出现。既有新大陆物种进入旧大陆，也有旧大陆的物种进入新大陆。前者多出于对异域生物的好奇和欧洲博物学传统，其中也饱含欧洲人对异域物种在医药卫生及潜在经济价值方面的期待。早在18世纪，在东印度公司、丘园园长约瑟夫·班克斯等人的赞助下，英国人已经开启了帝国范围内的植物驯化。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大英帝国已经拥有8个植物园。在伦敦动物学会的赞助下，博物学家威廉·斯旺森和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则将世界各地的动物带回英国。后者多由于殖民地新移民对欧洲景观和生活方式的思念，这种怀乡情谊中包含了在殖民地恢复欧洲式猎鸟、猎禽和捕鱼活动的憧憬。两者的目的也互有重叠，向新大陆引入物种有时也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西班牙美利奴绵羊进入澳大利亚，它在经济上难以匹敌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驯化热衷者。1803年梅花鹿来到悉尼，1830年猴子到达霍巴特，1864年鳟鱼和鲑鱼进入澳大利亚水域，1885年狐狸在维多利亚和南澳扎根……新移民用实际行动把外来物种变成改造移居地生物系统的工具。这些动物为澳大利亚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所需以及高额的利润，所以，尽管部分动物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或因过度繁殖、啃食苗稼等原因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宣布为“害兽”，但人们对于驯化的热情和自信丝毫没有减弱。驯化热衷者弗兰克·巴克兰在《不列颠鱼类博物志》中信心满满地写道：“人类唯一的选择是稍微重新安排自然以适应自己的需要。” 澳大利亚由外来物种引发的生态问题数不胜数，为何兔灾会成为其中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呢？这与澳大利亚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各种人为因素密切相关。澳大利亚被称为“最年轻的国度，最古老的大陆”。6600万年前澳洲大陆与北方大陆分离，与其他地域的生物交流中断，开始了漫长的独立进化。由于当地自然条件单一，演化历程也就更加缓慢，至今仍存有大量有袋哺乳动物、鸭嘴兽等古老物种。客观来说，自然界的物种传播与交流是一种持续且恒久的正常现象，但是这需要一段长期的历史过程彼此适应与磨合。当物种交流的频次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尤其是发生在完全隔绝的生态系统之间时，对于自然条件单一的一方来说，这种生物交流往往无异于降维打击。1788年英国人的殖民活动，开启了对澳大利亚原有生态系统的全面干扰。数十年内，本地草种经不起牛羊的啃食和有蹄动物的踩踏，几乎全面被英国牧草取代，大量有袋动物种群数量减少甚至灭绝。而这在当时是殖民者喜闻乐见的变化，是驯化者的胜利。 兔子之所以给澳大利亚带来恐慌，是因为对牧民来说，它们是与牛羊抢食的竞争者。7到10只兔子的食量与1只绵羊相当。在干旱时期，兔子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牧草一扫而光，光秃秃地剥去整片草场，不给绵羊、牛留下任何食物。为此澳大利亚人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但这些措施引发了生物链的连锁反应，进而造成一系列后果。 在无数次的捕杀、毒杀被证实无效后，澳大利亚人开始使用生物手段进行趋利避害的防控。他们尝试从英国引进兔子的天敌雪貂和黄鼠狼，但是雪貂不能度过维多利亚的寒冬，黄鼠狼会糟蹋其他动物。19世纪末，澳大利亚科学家开始研究病毒在控制野兔种群方面的潜力。20世纪50年代粘液瘤病毒被首次引进，它杀死了当时澳大利亚99%的兔子而没有感染任何其他物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粘液瘤病毒的使用曾经是巨大的成功，它为澳大利亚的农业贡献了数十亿澳元的产值。但是，经济上的丰厚成果却导致了生态上的严重后果，就在人类以为这场人兔大战终于大获全胜的时候，却不知人与兔之间的旷日持久战才刚刚开始。在兔子暂时从生态系统中被移除后，以兔子为主要食物的大量食肉动物，如老鹰、狐狸等，只得将猎食目标转向小型有袋动物，几乎造成兔耳袋狸和猪脚袋狸的灭绝，继而食肉动物自身的数量也迅速下降。更糟糕的是，没有被粘液瘤病毒杀死且已经对其免疫的兔子很快又上演“王者归来”，在天敌大量减少的生态系统中迅速繁殖。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澳大利亚人又尝试过数个种类的病毒，但是兔子的数量依然居高不下。为了消灭兔子引进的生态武器，却最终为兔子的泛滥铺平了道路。近年来，尽管澳大利亚科学家对于生物防控手段的使用更加谨慎，但是仍未能实现有效防控。在极端的情况下，防控本身甚至成为生态威胁。在麦格理岛的灭兔计划中，科学家预料到当地鸟类可能会因误食毒饵或者兔子的尸体少量死亡，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在兔子被消灭后，入侵性杂草霸占了麦格理岛，90%的固氮草类从岛上消失。 纵观澳大利亚兔灾的整段历史，它并非偶然发生的生物入侵事件。19世纪的物种驯化是一种有意识且自信的人工选择，殖民主义的功利目标使驯化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科学问题，其代价就是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崩坏和土著社会的全面边缘化。而当生物手段的生态灾难防控继承了驯化的逻辑——对自然的改变要朝着有利于人类经济增长和文化偏好的方向发展时，生态系统的蝴蝶效应却往往并不甘愿屈从于人类预设的脚本。一旦生态平衡中发生的改变不可逆转，现实结局与人类愿景就会南辕北辙。 （作者：乔瑜，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