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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几次战役重创了“ 联合国军”， 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 招致了美国历史上“ 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 军事天才’”， 也在一些美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 心病”。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统领“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半岛，高光时刻达历史之巅。但是，在短短3年时间里，“世界老大”先胜后败，尽尝冰火两重天之喜悲，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未经历过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美国迅即介入，参战初期美军顺风顺水，鲜遇抵抗，一路往北进抵中朝边境，“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处于一种罕见的“士气过剩”状态。然而，这种高光时刻没让美国人享受多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令弥漫在美军官兵中的佳绪烟消云散。 1950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中国多次警告美国，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后更是警告不断升级，但美方不以为然，压根不认为中国会参战。9月仁川登陆后，美国朝野为胜利所陶醉，麦克阿瑟、布莱德利、艾奇逊、杜鲁门等军政要员认为，中国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外交上的“虚声恫吓”，或是一种宣传策略。麦克阿瑟说，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妄称中国如果出兵“就是自寻灭亡”。进至鸭绿江时，美军仍不认为中国会派兵。志愿军10月出兵朝鲜后，以美军未曾见闻的穿插战术，在11月下旬便令“联合国军”全线崩溃。12月中旬，已如惊弓之鸟的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从清川江一路溃退至临津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麦克阿瑟惊呼与中国已“处在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美、韩、英等国学者这样描述战争：志愿军的几次战役重创了“联合国军”，使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招致了美国历史上“最远的撤退”、“最大的失败”， “赤裸裸地愚弄了永不犯错的‘军事天才’”。 美军遭受挫折时，其盟友的表现也不给力。与1948年柏林危机时英法等国与美国一起勠力对抗苏联不同，被志愿军打懵后，美国在1951年1月和3月两次寻求盟友增援，后者均态度冷淡。及至同年5月，对美军来说，继续打无取胜把握，寻求盟国增加支持无人响应，长期僵持不一定消耗得起，扩大战火又怕引起严重后果，二战以来，美国何曾遇到过此种窘境？无奈之下，不得不玩起边打边谈的路数。 战事不利上对总统、下对民众都影响巨大。战争尚未结束就决定了两位美国总统的命运。杜鲁门民意测验支持率主要因朝战而在两年里下降了一半（从46% 降至23%），打消了再度竞选总统的念头。艾森豪威尔则靠许诺“早日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击败民主党对手。意想不到、瞬时大逆转的战场形势，对美军指挥官的心理挫伤显而易见。志愿军参战后，麦克阿瑟坦承“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李奇微直言“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美军士兵的身心也深受“创伤”。最令其刻骨铭心的是“战争的惨烈与恐怖”、“在那种极端条件下所受到的折磨与考验”、遭到最大规模伏击时“那种艰难与残酷令人心寒胆战”，志愿军进攻时吹的军号声和哨子声“让美军士兵既恐惧又烦躁”，有的士兵甚至心理崩溃，举手投降。上甘岭一战之惨烈，成了美国军人内心深处的“伤心岭”。 沉重而难忘的结局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自称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一点也 “欢乐不起来”，“看不到一丝喜悦”。 这场未能打赢的战争，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第四次代价最大的战争”。美国在朝鲜投入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在战争中最多时投入兵力47.5万人，人员损失巨大（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数字为死亡54246人，失踪8177人，伤103284人，被俘7140人，总计损失17万多人）， 使用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耗费830亿美元。 朝鲜战争是美国军政要员及其亲属死伤较多的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得不到朝鲜作战；杜勒斯的侄子被志愿军击中头部，后变得极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疗养；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因座车与韩军卡车相撞车翻人亡；后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儿子被炸身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之子3次受伤，伤势严重。共有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上了朝鲜战场，其中有35人战死或战伤。 战争也给美国民众留下了难以抚慰的心理创伤。美国史家称，朝鲜战争是“从未从事过的最艰苦和最困难的地面部队战斗”，“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一场苦涩的战争”；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历史中的一个黑洞”，“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朝鲜战争的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因回国后不被认可和理解，“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于心”，他们自建战争历史陈列室，但“不对外人开放”。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迟至1995年朝战停战42周年纪念日才建成。美国著名公共历史学家托兰将朝鲜战争称为“漫长的战斗”，用“漫长”这个侧重心理意蕴的词语来注解朝鲜战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五味杂陈的对华心态 对于朝鲜战争，有美国作家称之为“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经过不到3年的激战，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打破了世界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但沮丧、忌惮、不甘、不服、报复等心理五味杂陈，成为影响其日后对华心态的重要因素。 令美国人沮丧的是，中国“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子成了“重量级”。美国人也承认中国“赢得了声誉”，“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在政治上确立了“在亚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意义无法估量”。 对中国的无奈，在美国高层尤为明显。在停战前夕的1953年6月，一直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杜勒斯对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两个中国之存在，正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这其实就是对新中国一种很无奈的承认。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1月承认，美国是“没有机会打胜”朝鲜战争的。被尊为“美国记者之父”的大卫·哈珀斯塔姆说，朝战后，中国成为更“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最大的心病”。 对中国的忌惮，也显见于美国政要的言行中。志愿军“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使美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朝战后就“下定决心在不让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前提下保卫美国的利益”。在1954年的印度支那危机中，杜勒斯虽屡屡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但内心却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因此在同年9月反对美国匆忙对解放军炮击金门作出反应，担心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艾森豪威尔自称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的热战，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鉴于朝鲜战争的教训，许多国会议员在1954年都反对在印度支那使用美国军队。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美国舰队屡屡侵入台湾海峡，但未敢对中国动手；越战时美国未再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这些恐怕都与朝鲜战争的心理影响大有关系。 也许朝鲜战争还在一些美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报复中国的心理。一些高层领导人心灵深处无法向公众透露的“深深的受挫感”，在战争结束时已演变成一股对中国“强烈而持久的不解冤仇”，甚至“一种血海般的深仇”，故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杜勒斯在1953—1954年反复表示，美国要不惜承担风险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甚至多次宣称要“消灭红色中国政权”。受此种心态驱使，战胜曾经打败过自己的敌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朝战后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更成为美国的一项长期政策，只是表现和手法不同罢了。 （孟庆龙，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