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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大西洋史研究主要关注15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欧洲、美洲与非洲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非洲史学家以及关注美洲与非洲之间历史联系的美洲史学家对以往大西洋史研究存在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他们倡导“黑色大西洋”的概念。这些研究在强调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对于非洲造成严重暴力与剥削的前提下，尤其关注非洲社会在跨大西洋联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相关研究涉及非洲奴隶贸易与大西洋世界的形成、与非洲联系对美洲文明的影响、非洲裔美洲移民文化的起源、大西洋联系对于非洲社会的影响等重要论题。这些研究关注的是跨越殖民地或者民族国家地理范畴的历史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大西洋史研究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并且也极大地拓展了非洲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入认识非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关键词】非洲史 大西洋史黑 色大西洋 奴隶贸易 大西洋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关注15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以及非洲之间的历史交往。跨大西洋交往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大西洋两岸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一个地区的历史变迁在其他地区产生回响，对于数千英里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西洋开始变成一个“世界”。到19世纪上半叶，跨大西洋联系逐渐被全球体系所取代。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跨大西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的经济发展方向、文化认同和宗教习俗，并且导致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化。 历史性地来看，欧洲力量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欧洲人主导着跨大西洋航行，他们将疾病传播到美洲并造成土著人口大量死亡，他们对于美洲进行殖民征服，而后将黑人奴隶从非洲贩卖到美洲，并且迫使黑人奴隶及其后代在美洲从事经济作物种植。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大西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欧洲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军事实力增强，而非洲大陆及其民众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对于历史变革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直至1820年以前，跨大西洋人口流动的2/3是非洲人，非洲人口、文化以及观念对大西洋历史联系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文化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提出“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概念，强调大西洋联系尽管是由种族暴力所推动的，但这并不只是跨大西洋的人口被迫或者自愿迁徙的过程，同时也是持续的文化变迁进程。这一概念在非洲史学家和关注非洲联系的美洲史学家中间引发强烈共鸣，一系列研究在强调大西洋联系的形成过程对非洲大陆民众以及在美洲的非洲移民造成严重暴力的前提下，愈益关注非洲人通过塑造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特定文化来推动大西洋联系的形成。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相关研究进展，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全面理解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非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一、研究进展 非洲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集中关注和研究非洲的大西洋联系。这一状况的出现，与非洲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泛非主义强调跨越地理界限的黑人种族联系，通过种族话语来表达非洲和加勒比地区黑人文化的一致性，WEB杜波依斯（WEBDu Bois）、马克斯·加维（Marcus Garvey）等泛非主义者强调整个“尼格罗种族”的文化认同。这一泛非主义观念对当时的非洲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例如，1941年非洲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出版的《黑人历史的神话》一书，探讨黑人种族的跨大西洋文化连续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迁，种族主义观念遭受批判，而地区研究日渐兴起，非洲史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起来，地域划分取代了种族标准，非洲史和非洲裔美洲移民历史逐渐发展成为迥然不同的学科。非洲史研究虽然涉及大西洋贸易以及近代早期非洲国家形态问题，但是在当时非洲国家独立的背景下，非洲大陆内外的非洲史学家们试图描述不受外界支配的、独立的非洲史，从而为非洲独立国家建构提供合法性基础，并且驳斥有关非洲历史的“欧洲中心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当时的非洲史研究重点讨论非洲文明和非洲社会在遭遇欧洲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呈现出的能动性、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严重剥夺、欧洲殖民统治剥削性与残暴性等话题，基本上关注的是非洲大陆，因而“切断了非洲人与大陆以外兄弟姐妹的联系”，极大地限制了非洲史的研究范围。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殖民档案的开放，再加上当时非洲国家发展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推动非洲史研究者更加关注非洲现实问题，而不再是大西洋贸易以及古代非洲的国家形态问题。对于那些试图重构非洲特定社会、国家或者地区历史复杂性的非洲史学家来说，即便是得出整个非洲大陆层面的结论已经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将分析框架扩展至非洲大陆以外。尽管非洲史研究充分认识到非洲奴隶及其后裔在新大陆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往往将这些问题视作美国史、拉美史以及加勒比史的研究领域。尽管一些非洲史学家已经关注非洲在大西洋联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约瑟夫·米勒关于葡属南大西洋贸易网络的著名研究，但是这类研究在当时还相对较少。 这一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日益加速，跨国文化交往、经济流动和移民迁徙日益受到关注，这一现实因素推动关于非洲移民的学术研究。其次，非洲史学家试图突破前殖民时代非洲史研究所面临的书面文献严重匮乏的限制，尽管非洲史学家试图通过口述资料与书面文献的结合来研究非洲古代史，然而这类研究极为耗时并且所取得成果仍然较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史学家尝试另辟蹊径,希望借助于研究跨大西洋联系来理解大西洋沿岸非洲的历史。再者，非洲史研究与美洲史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美洲早期史研究中的核心话题之一，因而将美洲史研究和非洲史研究联系起来，美洲史研究者主要关注美洲本土的奴隶制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而非洲史研究者则强调黑人奴隶的非洲来源及其复杂影响。近年来美洲史研究和非洲史研究者之间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从而极大地推动研究者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近年来巴西等拉美国家的非洲史研究也极大推动了关于大西洋史的全新认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成为巴西等拉美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核心话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高校关注非洲裔巴西人历史与文化研究和非洲研究，尤其是卢拉（Lula da Silva）总统任内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将非洲史和非洲裔巴西人历史列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学习内容，巴伊亚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和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de Minas Gerais）发展成为非洲研究重镇，从而推动巴西史学家关注南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整个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认识非洲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日益反思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美洲史研究和非洲史研究相互交流的结果。近年来相关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近年来一些重要论著相继问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尤其强调非洲人在大西洋历史上的能动性。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桑顿批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过于强调欧洲在大西洋史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大西洋世界之中无数普通非洲人的经历。桑顿尤其强调，非洲人在塑造大西洋联系方面的历史贡献体现在食物、语言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桑顿的观点引发激烈争论，批评者质疑他过于关注非洲人的历史能动性，而不只是首先关注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暴力与强制性。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强调奴役和主动性的复杂关系，以及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之中的重要性。Paul E Lovejoy, ed, Identity in the Shadow of Slavery, Continuum, 2009另外，近年来一些重要刊物大量刊登有关非洲人在大西洋史之中重要地位的学术论文。例如《奴隶制与废奴》（Slavery&Abolition）杂志侧重刊登从奴隶制角度来理解非洲人经历的研究成果，《葡萄牙—巴西评论》（LusoBrazilian Review）以及《大西洋研究杂志》（Journal of Atlantic Studies）关注非洲奴隶在大西洋世界的经历，近年来《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也大量刊登有关非洲在大西洋联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成果。此外，近年来数部有关大西洋历史的大型参考书相继出版，其中也涉及非洲社会在跨大西洋联系中的重要性。如托马斯·本杰明（ThomasBenjamin）和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在强调帝国控制重要性的同时，也着重分析非洲人在塑造大西洋社会方面的历史作用。本杰明的这本书是由单个研究者撰写的大西洋史，它试图在欧洲扩张和非洲人的能动性之间实现平衡。米勒主编的这部参考书重点关注前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和奴隶贸易的历史，该书分不同主题由知名专家撰写，可以作为深入认识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历史贡献的入门读物。 第二，一系列原始文献陆续整理出版。早在1967年，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已经出版有关非洲移民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新发掘出非洲本土的资料用于研究非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联系。不过，对于大西洋史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戴维·埃尔蒂斯（David Eltis）和戴维·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主持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又称“航程”（Voyages）数据库。该数据库最初以磁盘形式问世，后又开发出网络版（http://wwwslavevoyagesorg）。“航程”数据库收录了1514年至1866年35000次大西洋奴隶贸易航程数据，学界估计这约占大西洋奴隶贸易整体规模的77%。该数据库揭示出非洲不同地区输出非洲奴隶数量，以及美洲不同地区所接受的奴隶数量，使研究者得以估计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总体规模，并且推动研究深入具体的港口层面，同时也推动研究者关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同一时期面向其他地区的奴隶贸易之间的联系，从而极大推动了有关非洲奴隶人口规模、死亡率、能动性以及族群文化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这一数据库极大推动了研究者探讨非洲在大西洋联系中的作用，使得研究者意识到研究美洲奴隶制不能只关注非洲奴隶的性别、阶级以及种族身份，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非洲根源。研究者也不再只是对抵达里约热内卢、巴伊亚、牙买加、南卡罗来纳以及美洲其他地区的非洲奴隶做出笼统描述，而是详尽分析非洲具体地区的奴隶所带来的特定的文化因素，研究上几内亚、下几内亚、中非西部以及东南非洲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美洲的重塑。这一数据库包含大量的奴隶个人资料档案，尤其是直接来自非洲的奴隶档案往往标注了他们所在的族群或者语言，这有助于弄清非洲奴隶的非洲来源地以及他们将何种文化因素带到美洲。 第三，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这需要广泛运用包括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口头传统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学者们将“航程”数据库与其他一些档案文献加以比对，从而形成有关大西洋史的复杂认知。这些档案文献包括种植园奴隶主的财产清单、逃跑奴隶的悬赏文告和逮捕书、天主教会档案（尤其是关于洗礼、婚姻以及死亡的记录清单）、国际法庭档案以及宗教审判记录等。这些档案分布于法国、葡语南美洲和西班牙语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也成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地区。例如，沃尔特·霍索恩（Walter Hawthorne）通过将“航程”数据库与种植园财产清单以及天主教洗礼和宗教审判记录加以比对，研究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来自上几内亚的奴隶在巴西马兰尼昂等地的历史，从而判断出抵达巴西的奴隶是从西非比绍（Bissau）和卡谢乌（Cacheu）港口上船的。 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趋势。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档案数据库极大推动奴隶贸易的量化研究，但同时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相关研究很容易将这些遭受奴役的非洲人单单视作被动的受害者，而不是鲜活的个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日益强调非洲奴隶传记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传记推动史学家在强调奴隶制的暴力与强制性的同时，也关注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的生活史。这些微观研究通过描述18、19世纪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在大西洋世界之中的活动轨迹，从而全面展现大西洋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形成，尤其是大西洋世界奴隶制的兴衰、殖民化以及奴隶劳动对旧世界的重塑。年来一些研究者在综合考虑上述两方面观点的基础上，强调大西洋世界之中的非洲认同是复杂的、重叠的、不断变化的，“非洲（身份认同）在大西洋世界得以存在，但是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现实可以是含混的、隐蔽的或者甚至被抹去的”。这方面的典型是罗宾·劳和保罗·洛夫乔伊有关马哈迈贺·巴夸夸(Mahommah Baquaqua)的案例研究。巴夸夸大约于19世纪20年代出生于西非的贝宁，被捕后作为奴隶在巴西工作，他于1847年逃往纽约并获得人身自由，在1854年出版个人传记，这是已知的由巴西奴隶所撰写的关于奴隶贸易的文献。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通过研究在葡萄牙里斯本发现的大量宗教裁判卷宗，细致地还原出一位名叫多明戈·阿尔瓦雷斯（Domingos Alvares）的非洲人的生平经历。多明戈曾沦为奴隶，而后凭借精湛医术赢得大量追随者，不仅是在非洲大陆，在巴西以及葡萄牙也是如此。多明戈后来被葡萄牙政府视作“巫师”而饱受折磨。这些研究反映出非洲知识在大西洋世界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出族群、宗教和种族身份界限并非僵化的。多明戈在多重身份认同之间不断变换，折射出大西洋奴隶制的复杂性。这类研究通过研究传记和自传揭示出，非洲奴隶及其后裔在遭受种族压迫的同时也试图利用这一体系，从而塑造自身的生活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其他人的生活。 二、代表性观点 （一）非洲奴隶贸易与大西洋世界的形成 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构成了跨大西洋联系的基础。大西洋奴隶贸易与非洲奴隶制的研究，涉及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它对美洲、非洲和欧洲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塑造着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南美洲还是美国，非洲裔都是规模极大的群体，吸引大量研究者关注这一群体的起源、经历以及对当今美洲社会的影响，这一研究对于美国、巴西等国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非洲奴隶贸易研究强调“全球的、帝国的以及跨地区”的空间并非静止的，而是受到来自安哥拉、巴西、古巴、葡萄牙以及美国等不同社会动力的深刻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取向日益明显，强调“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洲在大西洋贸易中的能动性，这体现在奴隶贸易的起源、规模、跨区域比较研究、奴隶贸易的废除及其影响等诸多方面。 第一，近年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不再只是关注西非沿海地区、“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或者抵达新大陆的非洲奴隶，也开始关注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起点的非洲内陆地区。这些研究强调，奴隶贸易不只是将非洲黑奴从沿海贩卖到美洲、亚洲或者地中海世界，而且也包含了非洲大陆急剧的动荡、创伤与文化变迁。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大量非洲人也被贩卖到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尤其是19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受阻之后。例如，玛丽安娜·P坎迪多（Mariana PCandido）在关于本格拉（Benguela）奴隶贸易的研究中强调，本格拉作为安哥拉及其周边地区与美洲奴隶贸易的中心，它的历史与大西洋世界紧密联系，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人口流失，它还改变了非洲社会习俗与道德观念，推动奴隶劳动制在殖民城镇中心的扩张以及跨文化港口城镇的形成，并且加剧了非洲内陆社会的碎片化。 第二，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废除及其影响。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因素和国家力量，强调英国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终结方面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批评，以往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终结的解释通常关注的是欧洲因素，而非洲人只是作为废奴事业的消极接受者或者积极反对者。事实上，当时的非洲状况对理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十分关键，例如罗奎那多·费雷拉（Roquinaldo Ferreira）强调19世纪20至80年代中非地区的社会动力在大西洋世界废除奴隶贸易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近年来相关研究还关注非洲奴隶反抗及其影响，这些研究强调非洲人针对欧洲奴役的反抗，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形式。以往有关非洲奴隶反抗的研究通常只是关注美洲的非洲奴隶反抗，尤其是种植园奴隶反抗，然而非洲奴隶反抗也发生在“中段航程”的运奴船上。尽管只有1/10的运奴船发生过反抗，但是这导致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离开塞拉利昂、洛佩斯角（Cape Lopez）以及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地理意义上的塞内冈比亚大致相当于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之间)的运奴船更容易发生奴隶反抗。这一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欧洲奴隶贩子的管理不善，而是与塞内冈比亚和上几内亚所遭受的严重的社会和政治衰败密切相关。 第四，近年来相关研究还深入剖析奴隶贸易的微观运作过程。随着奴隶贸易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家庭史、性别史视角下的大西洋奴隶制研究日益流行。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强调，大西洋奴隶贸易之所以以非洲男性为主要对象，不仅是因为美洲对非洲男性奴隶的需求，同时也由于非洲本土的历史进程。分析非洲人沦为奴隶的过程，离不开对非洲文化和政治经济框架的关注，这涉及非洲本土的劳动力分工、奴隶制以及非洲社会的性别观念转变。詹姆斯·斯威特强调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非洲男性奴隶占大多数，尤其是在矿业和畜养牲畜领域甚至占到90%以上，严重影响到非洲人口的再生产，因此大西洋奴隶贸易急剧改变了这些非洲奴隶的社会生活和性关系。研究者还从史料来源方面反思大西洋史研究中性别视角缺失的成因，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中所记录的36002次奴隶贸易航程中，只有3938次记录有关于船上女奴隶的数量，几乎所有已知的“中段航程”幸存者描述都是非洲男性奴隶留下的。 保罗·洛夫乔伊和戴维·理查德森在有关比夫拉湾的案例研究中强调，比夫拉湾在18世纪初还处在大西洋经济边缘，但是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面向美洲的奴隶输出地以及大西洋经济中心之一。比夫拉湾的这一转变与英国资本推动密切相关，英国资本通过接受当地债务人质（debt pawnship）制度，从而为奴隶贸易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奴隶贸易发展。关于非洲社会赎卖被抓获奴隶的研究揭示出非洲社会围绕着奴隶制的激烈斗争，也反映出输出奴隶的非洲社会围绕着奴役（enslavement）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 （二）非洲联系对美洲文明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交流》一书在非洲史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一些非洲学家批评克罗斯比忽视了非洲人、非洲动植物以及非洲疾病在重塑大西洋生态与社会方面的角色。概括而言，非洲联系对美洲的影响体现在农牧业知识、疾病与医药、音乐文化、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 第一，农牧业知识。以往通常认为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只是被迫提供劳动力，近年来非洲史研究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强调非洲农业品种和农业技能对美洲农业发展的贡献。例如，水稻、珍珠粟（pearl millet）、高粱、几内亚木薯（guinea yams）、豇豆（cowpeas）、树豆（pigeon peas）、秋葵和大蕉等农作物是由非洲人从非洲引入美洲的。非洲人还将特定的非洲农业技能运用到北美洲的蔗糖、玉米、小米和木薯生产过程中。非洲史学家还研究沃洛夫（Wolof）、曼丁哥（Mandingo）和富拉尼（Fulani）等群体对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牛畜养殖业的影响。这方面较著名的是朱迪斯·卡尼（Judith Carney）等人提出的“黑人水稻”（Black Rice）理论。卡尼认为，在18世纪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南部低地地区以水稻为基础的种植园体系建立过程中，来自上几内亚的黑人水稻种植技术至关重要。正是黑人奴隶把包括水稻播种、耕作以及碾米在内的整套农业知识体系从非洲传播至美洲。水稻种植揭示出非洲人在遭受奴役的同时，也改变了美洲当地的生产知识体系。卡尼还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美洲其他地区，包括巴西的马拉尼昂（Maranhao）。 戴维·埃尔蒂斯等人对“黑人水稻”理论提出质疑，强调塑造美国水稻种植体系的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奴隶，尽管非洲奴隶将一定技术带到美洲，其中一些有助于水稻种植，但是“掌握着权力和资本并且进行试验的欧洲种植者占居主导地位”。西非史学家沃尔特·霍索恩对“黑人水稻”理论做出修正。他认为，在跨越大西洋的漫长交往与迁徙过程中，水稻生产与消费既有变化也有延续。非洲人并未将一种毫无变化的水稻知识体系全面照搬至美洲，而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到水稻种植时机、区域以及方式，水稻种植技术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棕色的”（brown）。 第二，疾病与医疗。很多研究表明非洲医药在早期大西洋社会中的重要性。除了上文提及的詹姆斯·斯威特关注多明戈·阿尔瓦雷斯的经历之外，巴勃罗·戈麦斯关注非洲人在早期加勒比世界的知识生产与医疗活动中的重要性。另外，在有关大西洋世界的生物交换的讨论中，以往较多关注欧洲白人将天花、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带到美洲新大陆，并且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著名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则强调，来自非洲的黄热病对美洲的政治进程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例如它有助于17世纪的西班牙人抵挡住英国对巴西东北部的入侵，并且影响到19世纪拉美殖民地的独立进程。 第三，音乐。音乐是非洲对大西洋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西非人是美洲早期殖民时代耶稣传教会（Jesuit Missions）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音乐极大影响到蓝调音乐的出现，塑造了美国南部班卓琴（banjo）和桑巴音乐，并且影响到20世纪非洲流行音乐。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乐器的历史，例如劳伦特·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对班卓琴与非洲乐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近年来音乐史研究者还关注巴西桑巴、巴萨诺瓦（Basa Nova）等音乐形式与非洲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作为巴西流行音乐核心的“艾克斯”（axe），源于约鲁巴文化中有关自然界的“生命力”概念。另外，很多研究关注“重返”非洲的音乐对西非音乐风格和形式，尤其是非洲大众音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例如最早“重返”非洲的乐器长凳鼓（gumbe drums）对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流行音乐产生深刻影响。古巴音乐也对20世纪50年代塞内加尔的穆巴拉克斯（mbalax）音乐和刚果的伦巴（rumba）音乐产生深刻影响。 第四，文化与宗教习俗。索顿认为沿海的西非和中非西部地区存在上几内亚、下几内亚以及中非西部地区等文化区域，不同文化区域对美洲产生不同影响。对非洲人的文化活力的重新关注，再加上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非洲奴隶构成变化的深入分析，推动非洲史学和美洲史学家强调非洲族群和文化在美洲环境下的移植与存在。宗教习俗充分体现出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尤其表现为巴西东北部的非洲裔宗教康多布雷（Candomble）以及古巴的桑特利亚（Santeria）。在有关约鲁巴文化认同产生根源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认为约鲁巴文化和美洲的康多布雷文化的关系与其说是“树干”与“树根”关系，不如说是彼此关联的“孪生兄弟”。南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联系，更多的是非洲—美洲的双边关系，而不是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关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尽管处于欧洲帝国框架之内，却呈现出与北大西洋迥异的图景，正如巴西史学家罗奎那多·费雷拉所指出，“巴西历史是安哥拉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 （三）非洲裔美洲移民文化的起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洲研究开创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强调非洲文化在美洲的继续存在，而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EFranklin Frazier）则认为“中段航程”和种植园奴隶制导致全新的非洲裔美洲人或者黑人身份认同。这场赫斯科维茨—弗雷泽辩论提出了非洲奴隶转变为非洲裔美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正是在这场辩论的基础上，西德尼·明茨和理查德·普利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克里奥化” （creolization）概念，强调应当关注非洲裔美洲文化的变迁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其起源。“克里奥化”概念在此后20年里一直主导着关于非洲裔美洲文化的解释，大量研究讨论奴隶制对非洲习俗传播的影响，强调重点是创造性和具体情境。 到20世纪90年代，非洲史学家对“克里奥化”概念提出挑战，批评它夸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多样性，也过高估计了大多数运奴船上的黑人奴隶的族群多样性，同时淡化了非洲奴隶在美洲新大陆重构具有凝聚力的族群文化的可能性。非洲史学家认为，美洲史所讨论的“克里奥化”实际上早在非洲大陆已经发生。非洲史学家尝试将非洲纳入大西洋史之中，从而深化和拓展了对克里奥化以及非洲裔美洲文化形成的理解。伊拉·柏林（Ira Berlin）在有关北美奴隶制的研究中提出“大西洋克里奥”（Atlantic creole）概念，主要指最早的一批“契约奴隶”（Charter Generation），他们通过与大西洋文化的接触而形成一种混合的身份认同，这要早于抵达美洲之前，有别于后来的“种植园奴隶”。琳达·海伍德（Linda Heywood）和约翰·桑顿也认为刚果（Kongo）和安哥拉的克里奥人是17世纪上半叶英国和荷兰殖民地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基督教刚果王国和葡属殖民地安哥拉长期存在的欧洲影响催生出克里奥文化，而这一文化被移植到美洲并为来自西非的奴隶所效仿。 近年来关于非洲裔美洲文化认同的讨论围绕着“族群”或者“民族”认同展开，例如安哥拉、几内亚和约鲁巴等。北美早期史研究围绕着伊博（Igbo）身份认同问题存在巨大分歧。文森特·卡雷塔（Vincint Carretta）甚至质疑奥兰达·阿奎亚诺（Olaudah Equiano）这位18世纪大西洋世界著名历史人物实际上并不是在伊博兰出生的，“可能是发明出来的非洲认同”。这里涉及变化的、多元的大西洋世界中的非洲身份认同的稳定性问题。围绕着“克里奥化”抑或非洲“文化存留”的辩论，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描述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文化适应过程：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非洲人在抵达美洲时唯一的共同点是遭受奴役，这一观点强调的是非洲人的创造性，关注非洲人创造全新的、富有活力的非洲裔美洲文化，尽管遭受着残酷奴役。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非洲和美洲之间更持久的联系，“非洲文化并非侥幸存活下来，而是到达了美洲”。他们强调非洲语言、宗教、音乐和审美观念的延续性，例如迈克尔·戈麦斯（Michael Gomez）关注美国黑人奴隶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族群到种族的转变过程，强调非洲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们应对新世界的精神动力。 非洲学家还强调，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并非自东向西地单向流动，非洲人在同欧洲和美洲的交往过程中接触到全新观念与商品，同时也在适应大西洋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框架。非洲人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作为水手、商贩、官员和士兵将观念和商品从美洲带回非洲大陆。罗宾·劳（Robin Law）和克里斯汀·曼恩（Kristin Mann）在描述巴西和非洲之间联系时使用“大西洋社会”（Atlantic community）的概念，他们关注被从几内亚贩卖到巴西巴伊亚（Bahia）地区的非洲奴隶，以及获释的非洲奴隶从巴西回到下几内亚部分地区，这两个群体都通过跨大西洋联系来界定自身的身份认同，这些非洲奴隶珍视来自下几内亚的约鲁巴服饰，因为这来自他们或者父母的故土。而从巴西返回非洲的获释奴隶也青睐于美洲服饰、家居风格以及宗教文化，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巴西生活方式，这对下几内亚政治、文化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四）大西洋联系对非洲社会的影响 大西洋贸易导致非洲被纳入欧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造成非洲人口遭受严重损失。近年来非洲史研究强调，这一跨大西洋联系不仅导致非洲人口的巨大损失，而且对非洲社会产生结构性影响，这体现在社会组织形态、宗教习俗以及农作物种植等诸多方面。 首先，在大西洋贸易过程中，非洲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例如罗宾·劳研究指出，黄金海岸的欧洲人雇佣冈比亚和奴隶海岸的奴隶，而奴隶海岸的欧洲人也会雇佣来自黄金海岸的奴隶。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远离家乡的奴隶不容易逃跑。大西洋贸易中，欧洲奴隶贩子还会雇佣自由的非洲人，例如在奴隶海岸，欧洲人发现当地人没有航海传统，因此雇佣黄金海岸的非洲人来驾驶独木舟，这些撑独木舟的人很多在合同完成后留在了奴隶海岸。另外，1787年英国建立弗里敦殖民地后，也吸引了来自利比里亚的克鲁人大量前来充当水手。 其次，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大西洋沿岸非洲社会经济的复杂影响。大西洋沿岸非洲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被纳入大西洋贸易的程度是不均衡的。大西洋贸易对威达、拉各斯、卢安达和本格拉等城镇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多内陆地区的参与程度是较低的。尽管如此，内陆地区的市场也在逐渐扩大，导致家庭经济集约化、生产专业化以及特定商品标准化。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经济影响，不仅体现为贸易规模，而且表现为贸易性质以及对非洲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影响。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商品不只是非洲当地统治精英所享用，而且在内陆市场上广泛使用。例如，贝币（cowries shells）从印度洋打捞上岸后被带到非洲，成为奴隶海岸以及西非内陆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推动了非洲内陆地区的交换经济。而火器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洲战争形态，使得获取或者控制沿海贸易成为重要的军事目标。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得西非“奴隶边界”上的西非社会不仅得以存活下去，而且持续繁荣，巴兰塔人（Balanta）改变定居模式和庄稼种植技术以回应奴隶劫掠。作为奴隶贸易交换物的铁器，对于原本没有铁器的西非沿海森林地带的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使得当地森林遭到大规模砍伐，并且推动以新大陆农作物种植为基础的农业变革。 再次，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得西非逐渐被纳入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大西洋体系并不是非洲奴隶被贩卖至美洲的单向流动，经过三个世纪的漫长交往，在西非沿海地区出现“欧化”人口，其中既包括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后代，也包括已经接受了欧洲文化的非洲人，他们通常被称作“非洲—欧洲人”。这些人不仅认同于欧洲文化，而且维持着跨大西洋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琳达·海伍德强调，在奴隶贸易时代中非地区的社会生活中，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密切关系影响到当地的宗教生活和文化习俗，例如命名方式、音乐传统、饮食文化、服饰风格和房屋构造。到18世纪，葡属安哥拉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克里奥文化”，这不仅影响到当地非洲文化与社会，而且安哥拉的葡萄牙移民及其文化也经历了非洲化过程，葡萄牙人很快适应了非洲文化环境，而中非人则是有选择地将欧洲文化吸纳进入他们的文化之中。 三、总体评价 （一）研究意义 第一，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纠正大西洋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这些研究关注非洲人在整个的帝国结构之中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甚至在葡属非洲殖民地这样较为严苛的帝国架构之下，非洲人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流动性。强调非洲人所创造的联系，这有助于我们超越帝国框架来理解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因此有助于将大西洋真正视作一个研究单元。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强制迁徙流动的残酷现实，使得研究者容易忽视非洲人在构建和塑造大西洋联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非洲因素在构建早期的全球联系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美洲新大陆的移民，而是与非洲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历史密不可分。因此，大西洋史研究需要把非洲视作其中一部分，从而理解大西洋世界的复杂特征。沃尔特·罗德尼在《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不发达》中强调欧洲殖民统治与剥削是非洲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着重强调非洲人作为消极受害者的身份。与之相反，非洲史学家让-法朗索瓦·巴亚特（JeanFranois Bayart）则认为，非洲人长期控制着自身命运，甚至是在暴力征服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非洲精英与欧洲人在商业贸易和殖民统治方面实现合作，因为这能够为他们带来财富与权力。 第二，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非洲史的内涵与外延。非洲史并不只是非洲大陆的历史，同时应当是非洲大陆内外的非洲人的历史。通过研究非洲在大西洋史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非洲史和非洲移民史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研究者借助于美洲国家收藏的档案数据来分析19世纪贝宁北部朱古（Djougou）地区的历史，西非社会中的性别比例以及贝宁湾的奴隶出口的族群分布等问题。事实上，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开始关注不同条件下的跨文化交流与联系，不仅是跨大西洋的，而且还包括印度洋的，以及非洲内部的，从而发掘出更多的流动性与文化变革的案例，这些研究不再将非洲视作孤立的大陆，而是现代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非洲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批评“前殖民”概念过分夸大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历史影响，他们提出“中世纪非洲”（Medieval Africa）概念，强调公元1000年至1800年的非洲并非欧洲殖民者所描述的“孤立的”、“黑暗的”大陆，非洲不同地区与大西洋、印度洋以及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非洲的大西洋联系，驳斥了所谓的非洲人与欧美地区的联系只是作为奴隶劳动力来源的论调。这些研究揭示出跨大西洋贸易和迁徙对大西洋世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形态都产生深刻影响，而非洲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在塑造这一变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三，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时段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历史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殖民档案的开放，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点，而前殖民时代历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对殖民时代以来非洲历史的过分关注，导致关于前殖民时代非洲历史的简单化认知，并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之间的历史联系。非洲史学家理查德·里德（Richard Reid）将这一倾向概括为“唯今主义”，认为这将导致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时段被严重缩短。研究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打破“殖民时代之前”、“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时段划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而且，把19世纪末殖民统治确立作为非洲史的分水岭，导致葡属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遭到忽视。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关注非洲在跨大西洋历史交往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其基本前提是充分认识大西洋奴隶制的残暴恐怖。研究非洲在大西洋联系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等于抛弃帝国研究框架，更不是否认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残酷性。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转向很容易忽视权力政治和暴力，然而，跨大西洋的文化混合以及族群的起源并非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对等交换，集体身份认同正是在这些权力等级中出现的，这是大西洋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历史主题。 第二，我们在关注大西洋沿岸非洲与美洲之间联系的同时，不能将大西洋视作一个封闭单元，我们同时必须关注非洲不同地区之间以及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很多研究者主张进行非洲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比较研究，将大西洋奴隶贸易与非洲奴隶制、跨撒哈拉沙漠的地中海奴隶制以及面向阿拉伯半岛的奴隶贸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第三，尽管近年来的大西洋史研究已经大体厘清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但是当时非洲社会的相关记载与数据的严重缺失，极大地影响到我们评估大西洋贸易对非洲当地历史发展的影响。而且，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通常关注特定的非洲地区，往往以某个港口或者地区作为研究中心，而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强调非洲社会在跨大西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中的历史能动性，极大地修正了大西洋史研究中存在的“欧美中心论”。这些研究着重分析非洲社会所塑造的跨大西洋联系，有助于我们跳出帝国的框架来理解大西洋历史和非洲历史，使得我们注意到以往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的历史，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非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注释略) （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