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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历时196年，共建有12座帝陵，除献帝禅陵位于河南焦作修武县境内，其余11座帝陵均位于河南洛阳市附近，分为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被称为北兆域和南兆域。前者位于河南省孟津县的邙山山麓，后者位于偃师市的万安山北麓。东汉帝陵为什么会形成南、北两个兆域？这涉及到帝陵的选址。以往学者在探讨帝陵地望及墓主的时候，会旁及到选址原因，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该问题的系统专论，本文拟在总结学界关于东汉帝陵墓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其南、北兆域的形成及原因。 考古发现与墓主研究 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对东汉帝陵进行过实地考察。目前在邙山陵区发现的与东汉帝陵关系密切的墓冢有大汉冢、二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大冢、朱仓升子冢，在洛南陵区白草坡、郭家岭、宁村、阎楼村等地也发现了帝陵级别的东汉大型墓冢，并通过勘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东汉帝陵陵园布局。一些学者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出土墓志、石刻资料探讨了东汉帝陵所在地望及对应墓冢，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讹误。21世纪以来，大范围区域系统调查工作的开展，以及对多处陵园的勘探和发掘，极大丰富了东汉帝陵的基础考古资料，长期工作在田野一线的考古学家也参与讨论，帝陵分布、陵冢归属等问题日趋明朗。各家观点虽然存在分歧，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共识。南兆域帝陵的方位在文献中虽有简略记载，但陵冢的归属尚不明确，还缺乏充分证据去确认墓主身份，因而争议较大。 南、北兆域的开辟 东汉帝陵的北兆域是光武帝刘秀开辟的，刘秀作为东汉开国之君，在葬地的选择上有绝对自主权。根据《东观汉记》有关记载，说明原陵地址是光武帝自己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临平亭南，是因为那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北眺黄河，可以望见河水及舟船。大汉冢一带是邙山北坡的高处，在那里营建陵墓也符合西汉以来将帝陵安排在“高敞”之地的习惯。事实上，邙山陵墓群始于东汉，或者说是从光武帝原陵开始发展起来的。邙山地势高亢开阔，土层深厚，东汉以后成为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理想葬地。 从商周至秦汉，中国古代陵墓经历了从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转变。后者发生于战国，正式确立以秦始皇陵为标志。在独立陵园制历史阶段，皇帝的个人好恶在陵墓的选址上起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东汉虽然处在独立陵园制的衰落时期，但开国之君的个人选择，依然是决定陵区地望的首要因素。鉴于西汉帝陵被赤眉盗掘的惨痛事实，刘秀摒弃了代表厚葬风气的西汉旧制，推行薄葬，不树不封。 南兆域是明帝刘庄开辟的，明帝是光武第四子，在位18年。明帝在去世前4年预作寿陵，设计陵寝、食官建筑，还自制石椁，说明显节陵地址是他自己的选择。《帝王世纪》载：“明帝显节陵，其地故富寿亭也，西北去洛阳三十七里。”富寿亭位置无从考证，总之不会超出万安山北麓南兆域核心区。明帝对光武帝、阴皇后感情至深，他为什么不追随光武帝葬于北邙，却在都城之南另择陵区，远离父母茔地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原陵封土有关。原陵（大汉冢）的封土当为明帝所起，是为了满足大型墓祭活动和“上陵礼”的需要。明帝期间“上陵礼”成为很重要的政治活动，原陵若无封土在礼仪中不能唤起参与者心理的尊崇感，无从彰显光武帝的功业。现实政治的需要迫使明帝在这方面增加了原陵的建制，同时折中调和，将封土外形改为级别较低的圆丘形，以合乎坟丘“不欲其著明”的古义。明帝擅自为原陵起坟的做法，后来由于原陵被盗而遭到斥责。明帝为原陵起坟的做法违背了光武本意和遗嘱，他或许由此心中有愧，自觉无颜长伴君父，因而为自己另辟兆域。 南、北兆域的沿用 北兆域开辟后有4位皇帝葬入其中，南兆域开辟后有5位皇帝葬入其中。两兆域沿用时期帝陵的选址，一般遵循了“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的原则，表现出对嫡系血统的重视，以及宗法观念的加强。 章帝为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被立为皇太子，19岁时即位。和帝为章帝第四子，建初七年被立为皇太子，10岁时即位。殇帝为和帝少子，即位时年龄仅百余日，次年去世。明帝之后三代，皆为父、子相传，属于直系嫡亲，因而子从父葬，葬于同一兆域（南兆域），体现了“旁近祖考”的选址原则。《帝王世纪》记显节陵、陵、慎陵、康陵距离洛阳故城分别为37里、39里、41里、48里，若它们直线排列则两两间距为2里、2里、7里，即876米、876米、3066米（按西晋1里438米计）。钱国祥先生推定这四陵分别是白草坡村至宁村之间的M1038、M1052、M1054、M1079，它们呈西北—东南直线排列，墓冢间距分别为980米、800米、1900米，前二者接近文献所记，后者还差千余米。因此关于显节陵、敬陵、慎陵的推定很有道理，唯康陵的位置还有待研究。南兆域这四陵是以显节陵为尊，其他在其东南方向依次排列。东汉帝陵均为带一条南墓道的甲字形方坑明券墓，陵墓及陵园均南向，墓向南则右为西，这种排列反映了以右为上、父登子肩的排序理念，说明亲属血缘关系在陵墓选址规划中又开始发挥作用。 安帝刘祜为章帝之孙，清河孝王之子，与殇帝同辈，但年长于殇帝，13岁时即位。安帝不是和帝直系，属旁支小宗，不宜与殇帝、和帝葬于同一陵区，因此改葬于北兆域，体现了“同辈不共兆域”的选址原则。“二汉冢”应为恭陵，在大汉冢东南约1公里处，相对处于卑位。顺帝为安帝之子，永宁元年就被立为皇太子，遭废黜，后被宦官拥立为皇帝，时年11岁。冲帝为顺帝之子，建康元年被立为皇太子，即位时2岁。安帝之后二代均为父、子直系相传，因而子从父葬，葬于同一兆域（北兆域），再次体现了“旁近祖考”的原则。质帝为章帝玄孙，渤海孝王之子，与冲帝同辈，即位时8岁，年长于冲帝。他不是安帝、顺帝的直系，不能与他们共葬同一陵区，因而改葬于南兆域。类似于安帝、殇帝之间的关系，“同辈不共兆域”的原则再次发挥作用。桓帝是章帝曾孙，蠡吾侯之子。在辈分上他是质帝的叔伯，与顺帝同辈。按“同辈不共兆域”的原则，他不能与顺帝共葬于北兆域，因而选择了南兆域。灵帝是章帝玄孙，解渎亭侯之子，与冲帝、质帝同辈。按“同辈不共兆域”的原则，他既不能与质帝共葬于南兆域，也不能与冲帝共葬于北兆域，那么该原则对他自然就失效了。灵帝以旁系身份继位，与桓帝血缘关系较为疏远，可能鉴于桓帝先后纳三位皇后，采宫女五六千人，但无子绝后，灵帝以为不吉，故另择兆域。文陵（刘家井大冢）位于大汉冢北偏东1.5公里，北兆域诸陵中大汉冢最靠西、居右，整体分布上还是以原陵为尊。 综上所述，东汉帝陵南、北兆域的开辟，与皇帝个人喜好或个人选择有关，偶然性较强。此后帝陵对兆域的选择，受到“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两个原则交替支配。在同一兆域内诸陵的分布，基本上遵循了以右为上的传统（桓帝宣陵除外），在南兆域前四个帝陵可能还存在“父登子肩”的排序方式。当然这是就帝陵之间位置关系而言，不适用于某个帝陵茔域内部布局。独立陵园制在东汉时期趋于式微，这从陵墓的间距就可以看出来。西汉是独立陵园制的成熟阶段，咸阳原上9座汉陵东西绵延50余公里，帝陵间距数公里至十余公里不等，很难将它们统属于一个集中的公墓区。与西汉相比，东汉帝陵的分布范围小了许多，同一兆域内各陵间隔相对较近，大多在1～2公里，有的甚至仅百米之隔。这类似于“公墓”，往后发展成为北魏陵墓的“族葬”现象。中央集权的相对衰落和家族宗法观念的抬头，无疑会影响到帝陵的选址、规划及营建，这在东汉帝陵南、北兆域的形成过程中有充分的反映。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