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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 摘要：长期以来，兰克被视为普鲁士专制国家的支持者或代言人，这一总体印象虽不无依据，但忽视了两者关系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仔细考察兰克的书信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青年兰克与普鲁士国家之间曾有过很深的隔阂。兰克与德国自由与民族运动的领军人物关系密切，他有三个弟弟都曾受到普鲁士高压政策不同程度的冲击，他本人也一度因不满普鲁士的政治高压而打算放弃普鲁士的教职，移民巴伐利亚。兰克与普鲁士国家的合作关系，是在其史学研究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之后才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兰克 普鲁士 德国史学史 史学与政治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至今在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德国历史学家。他与普鲁士国家的紧密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证据确实非常多。例如，伊格尔斯就在其《德国的历史观》中指出，兰克曾就国家得出结论，“国家是如此有意义的单位，以至于它们本身就是目的，而且在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时，它们所做的只能是好事”。这是兰克对国家的一般性评论，其中无疑也包括对普鲁士国家的肯定。更为具体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例如，兰克曾应普鲁士政府之邀创办过《历史—政治杂志》、撰写过《普鲁士历史九书》、184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1865年又被封为普鲁士贵族（其名Leopold Ranke 由此变为 Leopold von Ranke）。除了这些外表的证据外，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兰克对普鲁士国家及国王表达忠诚的言论。例如，1868年3月22日，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生日期间，兰克献上了自己刚出版的《英国史》的最后一册。在附信中，兰克写道：“与以往一样，国王陛下在最近几年里也一直给予我您的恩赐。但愿我以后还能得到它！”，“这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光荣传统，即不参与国家治理或战争的科学家也不被最高层所忽视！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又是一种收获，即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普遍的国家利益共同体所接纳的：这使他们的忠诚的奉献倍增——国王的幸福就是他们自己的幸福。” 五年多以后的1873年11月18日，兰克又给已是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威廉一世献上了自己的新书《普鲁士国家的起源》，并附上了一封同样谄媚的信：“这本书虽然只是我的《普鲁士历史九书》第1册的一个新版本，但实际上是一本新作。就皇帝陛下对我提出的、使我感到荣幸的、把我的精力用于研究最崇高的您的国家与皇室历史的要求，我在以前多本著作中作出了努力，但以前的努力都没有在这本书中多。但愿我没有失败。” 可以说，兰克对普鲁士国家的忠诚乃至阿谀逢迎，溢于言表。 但是，青年兰克并不是这样的，30岁以前的兰克与普鲁士国家之间曾有过深深的裂痕。 一 兰克与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开端于一场近乎“亡国”的经历。兰克原本不是普鲁士人，他的家乡，图林根地区温斯特鲁特（Unstrut）河畔的小镇维厄（Wiehe），在1795年兰克出生时还属于萨克森选侯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普鲁士与奥地利曾一度出兵干涉，但三年后普鲁士与法国签订了巴塞尔停战协定。1806年，普鲁士在萨克森的支持下再次举起反法大旗，兰克的家乡也因此被卷入战争的动乱之中。兰克在其1875年的自述中讲到，当时家乡维厄经常有军队或难民经过，威武的普鲁士骑兵给男孩兰克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看到诋毁普鲁士国王的传单时，他还曾感到愤怒。此年10月14日，拿破仑军队与普鲁士军队在离维厄不远的耶拿与奥尔斯泰德鏖战。兰克与几个小伙伴听到炮声后一起奔上家乡的一个小山头向战场方向眺望，并在地上挖坑，试图在坑里更好地听到炮声。 普鲁士的失败似乎没有给少年兰克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1809年，兰克进入萨克森著名的普佛塔（Pforta）修道院学校学习。1813年拿破仑军队从俄罗斯败退经过德国，萨克森再次成为战场。18岁的兰克亲眼看见拿破仑与随从一起从普佛塔学校校门口经过。同年10月16-19日，反法同盟在莱比锡的“民族大会战”中取得对拿破仑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兰克在普佛塔学校校门听到提尔曼（Johann Adolph Freiherr von Thielmann）将军宣布胜利的捷报。 1814年4月，兰克从普佛塔学校毕业，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与古典语言学。此时，德国土地上的抗法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许多志愿参战的德意志青年，包括参加过具有传奇色彩的“吕佐夫志愿军团”的战士也进入了大学课堂，其中一些成为了兰克关系密切的同学，如兰克的学长（Obergeselle）施密特（Karl Friedrich Schmidt）、叙峰（Ernst August Süvern）都曾是吕佐夫军团的军官。兰克在自述中承认，这些同学关于参战经历的讲述使他满怀德意志爱国激情。但是，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给了兰克一个沉重的打击。萨克森由于在1806年年底又倒向了拿破仑，并得以晋升为王国，因而在维也纳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其包括维厄在内的大片领土被割让给普鲁士，成为普鲁士的一个“萨克森省”。兰克因此成为了“亡国奴”，被迫成为了普鲁士人。兰克在自述中谈到，这一消息在莱比锡大学引发了“极其痛苦”的感受，而职业是律师的父亲却因以往与萨克森法律及司法机构的不愉快经历而欢迎这一时局的变化，并且鼓励儿子到普鲁士国家机关去谋公职。兰克也在自述中说，受父亲的影响，他也不再考虑“变天”的可能，愿意专心服务于普鲁士国家。 实际上，兰克对萨克森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家乡被割让给普鲁士深感痛苦，对普鲁士心存芥蒂。在莱比锡战役后，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被监禁于施威特（Schwedt），兰克于1814年4月2日写过思念国王的长诗（An den König）。1815年5月，国王被释放，兰克又写下了为其欢呼与辩护的笔记，其中称此时的萨克森是“被卑劣地撕碎、分裂的国家”。 1817年2月20日，兰克在莱比锡大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获得艺术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最迟自1816年底起，兰克一直致力于撰写一部关于马丁•路德的著作，但由于涉及面太广，未能在纪念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之际完成。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1817年年底。出于生计考虑，他不得不终止个人的研究，开始寻找工作。 他也因此与普鲁士国家产生关系。 1818年2月7日，仍然身处萨克森莱比锡的兰克给普鲁士的萨克森省政府写了一封求职信。该信表达了他申请梅尔泽堡（Merseburg）学校副校长职位的意愿，也谈了他关于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并且决定在普鲁士任教的动机。兰克以第三人称写道，莱比锡大学毕业以后， “他最希望的就是，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他也思考过，可以做些什么：他认识到，国家的职业中没有一个会比青年的教育者，更合适他天生的爱好，更能让他在其中有望发挥作用。他收到了多个聘请，邀请他去这儿或那儿：但他在德国没有找到一个比普鲁士，这是他的祖国，让他更愿意在那里行使这个职业的国家。因为他自感认识到，只有这个国家以一种能够有望取得杰出成就的认真态度来抓青年的教育，并且尊重教师，让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本色。因此他决定，为这一国家服务。” 这是一封虚实参半的求职信。首先，兰克此时的心思并不在于“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而是在于继续其个人的研究，但出于生计的考虑不得不找一份工作。而他在此情况下干什么工作的考虑，又是真实的，当老师确实最合适他的性格与天分。关于已经收到“多处聘请”而偏偏选择了普鲁士的说法与解释，也有很多水分。前一半是不真实的，而后一半与其说是在说服省政府，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服务于普鲁士国家，在阐述自我说服的心理路程。兰克在信中违心地称普鲁士为自己的“祖国”，表示愿意为普鲁士服务，理由是他的观察与认识，即普鲁士国家十分重视青年的教育，并且尊重教师的个性。这里面既有部分符合事实的观察，更有自己主观的期待，在颂扬普鲁士的表面说明中隐藏着对普鲁士的一种“有条件的臣服”。 虽然给梅尔泽堡中学的求职信已经让原萨克森人兰克委屈了，但他并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职位。另一次面向自己的母校普佛塔学校的求职也没有成功。最后在其莱比锡大学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教授的介绍下，兰克于1818年4月获得了柏林以东约50公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的弗里德里希中学一个高中教师（Oberlehrer）的职位，专业是古代语言与历史。该校校长坡坡（Ernst Friedrich Poppo）是赫尔曼的学生，也是兰克的大学校友。同年夏天，兰克在柏林通过了教师职业考试，随后到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中学任教，由此进入了普鲁士国家体制，成为了一名普鲁士的“公务员”。 二 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德国，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德意志自由与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邦国建立了松散而保守的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使得那些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激进学生极为失望，他们随即投入了争取实现自由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波恩大学教授与政治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前吕佐夫军团军官、爱国体操运动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 Ludwig Jahn）等人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1815年10月，第一个德国大学生协会（Deutsche Burschenschaft）在耶拿大学成立。1817年10月18-19日，为纪念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莱比锡战役胜利4周年，德国各地的大学生在瓦特堡举行盛大集会。同年9-10月，兰克曾与同学一起到莱茵河流域旅游，是否也参加了瓦特堡集会，尚不得而知。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兰克已经受到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影响，但还可以专心于学业与研究，而到了法兰克福之后，他很快就被深度卷入自由与民族运动之中。 1818年夏，在兰克来到法兰克福后不久，体操运动领袖扬（1778年生，被年轻的追随者昵称为“扬爸爸”，Vater Jahn）也带领追随者来到这里，开展宣传活动。兰克与其弟弟海因里希慕名前往扬下榻的“金狮酒店”（Hotel zum goldenen Loewen）拜访，并与其彻夜畅谈。受扬的影响，兰克兄弟还计划在法兰克福建立一个体操运动分基地。但是，德国政治形势很快发生重大转折。1819年3月23日，激进青年桑德（Karl Ludwig Sand）刺杀了保守剧作家及沙俄间谍柯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在德国引发极大震动，德意志邦国开始严厉打压自由与民族运动。就桑德事件，兰克与弟弟海因里希有过激烈的争辩。出于对上帝的信仰，兰克坚决反对桑德的极端行为：“你不可杀人！这是上帝的戒律！”。7月，扬被当局拘捕。8月1日，海因里希在从德国北部吕根半岛的返程中经过柏林，顺路探望了扬的母亲与妻儿，回到法兰克福后向兰克作了汇报。海因里希对扬被捕的愤慨也感染了兰克。此时普鲁士的政治气氛已经十分紧张。柏林大学神学教授德维特（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de Wette）因给桑德母亲写了一封同情其儿子的信而被撤职。但兰克不怕牵连，决定给法兰克福地区区长魏斯曼（Friedrich Ludwig August von Wissmann）写信，为扬申辩，信中提到了他与扬在1818年的交谈，其他一些细节可能来自海因里希的汇报。他写道， “首先，我知道，我保证：我可以发誓，人们所传言的在阿恩特与扬等首领之间的联络，过去与现在都不存在——我认识那些被指责的人，我得到其中一部分人的信任。我曾经与扬一起座谈到深夜。没有一件关乎祖国利益的事，没有一种关系，没有一件日常事务，不进入我们谈话的范围。‘我们应该把小事情做好，改善学校、解放农奴，让乡村、城市秩序焕发生机，等等。这确实是历史的教训。基督教、宗教改革，所有轰轰烈烈开始的，都被鲜血污染了。血流的喷射熄灭了太阳的光辉。’这是他的学说。他的心是激动的，它向我打开了：如果他说了谎，那么就没有人说过真话。他尤其警告青年不要参加秘密社团。当（18）07-(18)13年间每个人都在寻找秘密同盟，为爱国热情寻找同伴的时候，他一直是孑然一人。人们指责他带着匕首，但其中一把是菜刀，另一把是1815年他作为信使去巴黎时带的。人们把他视为秘密活动的首领，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纯洁的良心可以帮助我们承受一切压力’。” 兰克还为因通信中有激烈言论而被捕的大学生辩护： “几个不小心的学生在他们的书信中写了几句荒唐的话。一封信里什么内容不会有呢？一个年轻人什么话不会说？谁在对书信的内容上纲上线（Wer saugt nun das Gift aus den Briefen? ）？人们在弗莱堡也抓了学生；又不得不放了他们。那些报纸，起初满是危言，开始沉默了。这就证明没有找到证据。” 兰克甚至认为，那些有激进言论的信件是极端分子伪造的，是“要让政府、国王确信阴谋的存在”。最后，兰克激动地对区长说， “高贵的先生，请您原谅我情绪的爆发。我不愿意也不能压抑它！如果能让您与青年和解，我什么都可以做！我写了我想写的话，哪怕引起您的不快，也值得。” 兰克显然是动情了。但是有学者指出，兰克其实并不了解实情。扬实际上在大学期间就参加过秘密社团，1810年又与其他体操运动人士成立了“秘密爱国同盟”。后来1848年革命的爆发也表明，反对派的危险不是危言耸听。但这封信也说明了当时年仅24岁的兰克的单纯与善良。 正值兰克为扬以及青年学生辩护的时候，德意志邦联加快了镇压反对派的步伐。8月，德意志邦国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召开会议，商讨如何遏制自由与民族运动。9月，邦联会议正式作出“卡尔斯巴德决议”，宣布所有散布敌视公共秩序或破坏现有国家机构基础之学说的大学教师都必须被开除，禁止所有大学生社团，曾参加过社团的大学生不得担任公职。大学生转学须有原校开出无劣迹证明。每个大学都必须设立一个政治监察。所有报纸、期刊及小册子出版后都必须接受审查。在美因茨要设立一个调查“革命活动”的邦联中心，监视全德意志邦联的反对派活动。另外，还加强了邦联对不服从乃至受革命威胁的邦国的强制权限。 卡尔斯巴德决议虽然严厉，但对中学老师兰克暂时还没有什么威胁。不过，对于其弟弟海因里希就不一样了。兰克有四个弟弟，分别是1798年出生的海因里希、1802年出生的费迪南、1804年出生的威廉以及1814年出生的恩斯特。除了还很年幼的恩斯特外，兰克的其他三个弟弟在1815-1825年间都先后进入大学学习，成为大学生一代。由于年龄相近，兰克与大弟海因里希的关系尤其亲密，两人一起度过了童年。1806年10月，海因里希与哥哥利奥波德一起眺望耶拿与奥尔斯泰德战役，就此经历在他的回忆录里有着与兰克自述中同样的记述。他也在1811年步哥哥的后尘来到普佛塔学校上学，与哥哥成为同学。所以，我们可以在海因里希的回忆录中看到许多兰克在普佛塔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最迟自此时起，哥哥利奥波德就成了性格敏感脆弱的海因里希终身的监护人与精神依靠。1814年，兰克提前离开普佛塔，到莱比锡大学学习，写信成为了两人的主要联络途径。海因里希经常给哥哥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与精神焦虑。在没有哥哥照顾的情况下，海因里希很快就出了问题。他因擅自离开学校去了同学家乡城市瑙姆堡（Naumburg），受到了学校的严厉处罚。在兰克的帮助下，海因里希才得以毕业，并于1815年前往耶拿上大学。而耶拿大学又是德国学生运动最激进、第一个成立大学生会的大学，海因里希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学生会的会员。如前所述，1818年夏，兰克到法兰克福中学任教，大学刚毕业的海因里希前来投奔哥哥，正好碰上体操运动领袖扬来此地游说造势。海因里希不仅与哥哥一起拜访扬，与其彻夜长谈，而且追随扬到柏林，成为体操运动的积极分子。扬被捕与体操基地被禁后，他还去探望扬的家人，并在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对此事的哀痛与不满。1820年1月4日，海因里希遭警察抄家，其书信被没收，本人也被带到警察局受审。他惊讶地发现，警察的桌上放着自己写给他人的信件。警察要求其解释那些信件中可疑的地方。海因里希作出了解释，似乎得以过关，但信件随后被警察没收，说是要转交给柏林的首相。 为了给弟弟找出路，兰克建议海因里希申请到自己工作的中学当教师。但要进入公务员系统，就必须服兵役并通过教师职业考试。虽然很不情愿，海因里希还是听取了哥哥的建议，准备服兵役与考试。他也曾经向官方提出免除兵役的申请，但被告知因他参与了政治煽动，申请被拒。1821年初，海因里希来到法兰克福附近的军营，开始为期一年的兵役。其间他又积极备考教师资格。同年6月21-23日，海因里希来到柏林赶考，考试委员会由几位柏林大学教授组成，其中一人就是哲学家黑格尔。前两天的笔试顺利完成，23日进行口试。有一位教授提问，体育是否对智育也有益？这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但海因里希意识到，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他是扬领导的体操运动的积极分子，正在受到普鲁士国家的监视，过度褒扬“体育”的积极意义会引起嫌疑。不过他还是觉得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良心，尽量平和地表达了体育有益于智育的观点，并沉着应对了哲学家黑格尔的意外干扰，顺利通过了口试。 但是，到11月份，海因里希在法兰克福接到未被录取的通知，理由还是他参加过学生会与体操运动。最后海因里希只能离开普鲁士，到巴伐利亚纽伦堡教育协会主办的一所关爱贫困家庭的孩子及孤儿的慈善学校任教。 弟弟海因里希的遭遇，兰克既是旁观者也是当事人，就其书信被抄走的事件，他比弟弟更为重视，认为问题严重（bedenklich）。他在写信时，也就更加小心了。1820年1月20日他在给一位友人写信时，在信的末尾间接地警告对方“看：自6点起，我受到来访、学生的干扰，而现在海因里希又来了，要这封信，他简短地说，必须结束这封信。怎么办？你在未来写信时要防范他。” 海因里希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一件事：大概是在1821-22年之交，他在离住所不远的街上遇到兰克。兰克举着约瑟夫•格勒斯（Joseff Goerres）的著作《德国与革命》对海因里希说，“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未来会遇到什么！” 格勒斯是自由与民族运动的头目之一，在该书中激烈抨击了当局对政治异见分子的迫害，包括近乎“活体解剖”的抄家行动。可见兰克对此时的政治形势非常关心，弟弟的被抄家让他感到普鲁士国家的高压政策会愈演愈烈，自己的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 三 兰克的担忧不久便得到证实。1822年4月12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布了关于解除神职人员、青年的教师以及其他国家官员职务措施的最高内阁法令。按照该法令，对于表现出反对派思想或者妄图对国家制度与机关事务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牧师与教师，普鲁士文化部长阿尔藤斯泰因（Carl Sigismund Franz Freiherr vom Stein zum Altenstein）、内政及警察部长舒克曼（Kaspar Friedrich von Schuckmann）可以不通过法院审判，自行决定解除其职务。另外，“任何一种煽动活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不得聘用或晋升，也不能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文化部长在以后五年内，在任命任何一位新教师之前，有责任向内政部长索取申请人的政审报告。就上述事务，部长们可以主动出击，不必等待下级部门的举报，且可以忽略高级审查局的报告。 这一法令使兰克感到普鲁士的高压政策陡然升级了。他与体操运动领袖扬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弟弟海因里希已经成为政府的打击对象，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经过十几天的思考，他决定逃离普鲁士，向巴伐利亚移民。4月28日，他向在慕尼黑一所中学任职的梯尔施（Friedrich Wilhelm Thiersch）写了一封紧急求助信。在信的开头，兰克还写了几句客套话，但很快就转入正题： “现在有一件急事迫使我给您写信。在普鲁士国家，对教学与教师的压迫以4月12日的法令达到了一个高度，以至于一个认真细心的人必须逃脱它。这个国家把我从在莱比锡的研究工作中聘请到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一所中学的一个高中教师职位上，（每年）薪金600塔勒尔，（每周）上课20个课时，我任此教职已经第四年了。但他撕毁了这一我与他在其以往一项法律基础上订立的协议。有谁自1819年以来不会预料到这事呢？” 兰克接着表示，他正在努力完成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历史研究，但现在客观形势让他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他强调（尽管这不符合实情），不是说他因煽动活动被受到了政治审查的牵连，或者有被解职的顾虑，而是因为 “生活在一个以为将其所立足的道德基础从脚下抽走才可以继续生存的国家，是不可忍受的。他其实不是我的祖国：我对他没有义务。” 可见，此时在兰克的心目中，自己的祖国还是萨克森。他与普鲁士之间只是一种契约关系。普鲁士不仅不是祖国，而且还是一个不讲信用、不道德的国家，因此他有权利也必须离开。 兰克继续解释道，他原本也可以移民萨克森，但那里已经挤满了像他那样来避难的普鲁士人，而在其他邦国他连同乡都没有，所以他只能把眼光投向巴伐利亚的几个新教城市。慕尼黑也可以考虑，因为那里的图书馆很好。他询问梯尔施，是否可以帮他在上述城市的中学里找一个教古代语言与历史的高中教师职位，乃至一个“还说得过去的可以自由生活的工作关系”。最后，兰克还请梯尔施能看在“生育与养育了我们的母亲图林根”以及虽然分裂但避难者可以在各个邦国被接纳的德国的面上，给他一个聘请。他的专业能力，梯尔施可以去问他在普佛塔学校和莱比锡大学的教师以及法兰克福中学校长坡坡，他将不会后悔“向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伸出了援手”。在信中，兰克的心情是急迫的，姿态是很卑微的，说明他处于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封求助信在兰克去世多年后才被发现，其中兰克对普鲁士国家的评价与他后来的相关表述截然不同，因此发现者称之为“一封奇怪的信”。 兰克也将自己离开普鲁士的想法写信告知了在家乡维厄生活的父母。大弟海因里希在5月7日的来信中说，父母感到十分震惊与焦虑，父亲觉得他一辈子为孩子付出的辛劳都白费了，嘱咐他千万不要在没有找到新工作前辞去现在的工作。 兰克显然未能如愿移民巴伐利亚，不得不继续留在普鲁士。这使他连续几个月情绪低落，甚至有了后悔进入教师行业及普鲁士公职体制的想法。8月初，他在给二弟费迪南的信中沮丧地写道，“自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一直想着的，4月12日的法令，你应该从维厄那边听说了。我只希望，你们不要都入我这一行，它完全使我们成为公家的奴隶”。 梯尔施给兰克的回信没有流传下来。但其内容则在兰克1824年6月底给其二弟费迪南的信中被提及，梯尔施帮不了忙的原因很简单：巴伐利亚有足够多的人可以当教师，不用聘请来自普鲁士的“外国人”。 而此时费迪南也因普鲁士的高压政策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四 在二弟费迪南陷入危难之前，三弟威廉却先遭到了普鲁士高压政策的冲击。1804年出生的威廉于1822年10月入学哈勒大学神学系，并在次年3月就加入了名为“源泉会”的学生组织。1823年12月16日，哈勒警察逮捕了学生会骨干莫里兹•格罗舍（Moritz Grosser），但没有将其按照一般处置关入大学的学生禁闭室（Karzer），而是将他关入了警察局的监狱，800多名（也就是几乎全部）哈勒大学学生因此上街抗议游行，要求释放格罗舍。威廉也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 1824年5月14日，正值威廉到大哥那里躲风头期间，同在哈勒大学上学的费迪南来信告知兰克，哈勒大学就参加学生会的学生作出处罚决定。按性质的严重性，分别开除34名学生在全德国的大学学籍，开除70名学生的哈勒大学学籍。威廉已被5人举报，如果他回到哈勒后不能否认参加过学生会，那就将被开除哈勒大学学籍。到6月20日，兰克给大弟海因里希去信，告知威廉曾对他说，自己是参加过学生会，但然后就远离了，不必担心，但回到哈勒后威廉还是被开除了本校学籍，不过可以在其他大学上学，并且转学柏林大学。 威廉所受的冲击刚过，费迪南的麻烦就到。费迪南在5月14日给兰克的信中就提及，如果威廉想要在大学毕业后在普鲁士谋得一个公职，那么就必须还能在一个德国大学毕业，但如果被开除全德范围的大学学籍，那就很难办了。或许是威廉的事刺激了费迪南，使他对于能否在普鲁士谋得公职的事变得敏感了。费迪南即将在哈勒大学毕业，出于兄弟情谊，二哥海因里希决定帮他在自己刚去的纽伦堡学校介绍一个教职。但是，费迪南在哈勒大学已经与一个院长的女儿芳妮（Fanny Pollau）恋爱。对于他来说，到巴伐利亚纽伦堡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未来还是要回到普鲁士谋一个公职。而纽伦堡学校因一些教员参与政治煽动，政治名声已经很可疑。这就使得费迪南犹豫了。6月23日，海因里希给兰克来信说，费迪南因纽伦堡学校的教员曾参与政治煽动，担心去了纽伦堡，以后不能再回普鲁士担任公职了。这使海因里希感到非常痛苦，“自复活节以来，全校都等着费迪南的到来，而现在却得到了这一消息”。他希望大哥给予安慰，并指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兰克的回信显示出敏锐的政治警觉：“这是公共事务第二次介入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亲爱的弟弟，有谁比我更知道，你不关心政治、国家与统治，你只想当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平民与青年的教师？……当那个旧的嫌疑在你每做一件新事情时都在阻碍你，你会多么痛苦？”兰克为海因里希对事情进行了分析，认为关键在于费迪南从哈勒大学政府监察那里听说的那句话是否属实，即是否他去了纽伦堡以后就不能回普鲁士当公务员。因此费迪南必须亲自去柏林拜访警察部与文化部司长康普茨，去问个究竟。 6月30日，兰克又给海因里希去信，告知已经决定让费迪南去拜访康普茨。在信的最后，他也告知了他对海因里希上次来信的一个新发现，“你来信上的邮戳是25日，不是你写信的23日。我打开时它没有封蜡，也就是可能由外人拆开过，但没有明显的损坏。”兰克显然明白这是官方人员干的，他感叹地写道，“我真希望，革命，或者人们所称的煽动等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们不必都因一种我们没有责任并且与我们无关的谬误而蒙受痛苦”。既然知道海因里希的邮件受到官方审查，兰克的这句话，既是写给审查信件的官员看的，向官方发出友善信号，也写出了自己不愿意过度介入政治的心声。 7月5日，兰克又给海因里希去信，告知费迪南已经去柏林见了康普茨。康普茨对费迪南说，如果他去了纽伦堡，就很会招致怀疑，因为“你们的学校是邦联会议观察的对象”，那他就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他与煽动等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所以，费迪南就不能去纽伦堡了。对此，兰克深感悲伤，“我好久没有写过这样让我难过的信了”。而这一消息对于海因里希的打击更大，在7日给兰克的回信中，他写道，“周三我们收到了布朗克的带有悲痛消息的、最为冰冷的信件”，“第二天早上我感觉胸中有一种奇怪的刺激，我咳嗽了，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上来——是血”。 费迪南的事情给兰克兄弟带来了极大的折磨与痛苦，无疑也使兰克与普鲁士国家的关系雪上加霜。 五 但也就在1824年，兰克与普鲁士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转折。这一转折来自兰克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的出版。兰克于1818年来到法兰克福以后，有机会广泛涉猎被撤销的法兰克福大学的旧图书馆的藏书，在阅读欧洲近代史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不仅当时的英国流行小说家司各特（Walter Scott），而且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等人也在书写历史时常常不以史料为依据，凭空捏造杜撰。这成为兰克史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他决定，书写一部严格依据史料客观陈述历史事实的欧洲近代史著作。对这一研究，兰克极其重视，对外长期保密。即便对几乎无话不谈的海因里希，也是慎之又慎。他与海因里希最早提及这一计划，是在1820年3月底的一封通信中，也只是含糊地说他在写一本涉及15-16世纪历史的书。如前所述，1822年4月12日，普鲁士国王发布关于可以随时撤销有反政府思想的教师与牧师职务的法令，迫使兰克决定离开普鲁士，移民巴伐利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自己被撤职后他的研究计划也将夭折。为了完成其著作，兰克多次向普鲁士政府写信，请求允许他借阅柏林王家图书馆的相关图书与手稿。到1823年年底，兰克开始与出版商联系出版事宜，同时又因此与普鲁士的出版审查制度狭路相逢。在兰克遗留的书信中，有一封出版商莱默尔（Georg Andreas Reimer）于1823年12月21日的回信，谈及书稿的审查问题。不知何故，兰克偏偏要找莱默尔出版自己的处女作。因为此时莱默尔正与普鲁士的审查制度代表人物康普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斗争。就如何规避普鲁士的审查制度，兰克也有一番考虑与安排。一方面，他安排一位友人作为专家写审查鉴定，另一方面，他又于次年1月26日给莱默尔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在其出版社在莱比锡的分部出版。莱比锡属于萨克森，普鲁士鞭长莫及。最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得以于1824年12月出版面世。 这两本书的推出过程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值得以后专文详述。这里重要的是，它们成为了中学老师兰克投向普鲁士国家的敲门砖，或者说构建了两者之间来往的新维度、新桥梁，也可以说是兰克在危难中的的突围武器。书籍出版后，兰克向亲友与名人寄出了赠书。名人主要分两组，一组是著名历史学家，如罗马史权威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等人，一组是普鲁士政府高级官员，如文化部部长阿尔滕斯泰因、教育司司长康普茨、中学处处长舒尔策（Johannes Karl Hartwig Schulze）等人。兰克向他们都提出了可以说合情合理的要求。例如，他向尼布尔提出了为他到罗马查阅档案提供支持的请求。向阿尔滕斯泰因、康普茨、舒尔策则提出了更换工作，以便继续自己的研究的要求，如果他们觉得他已获得的成果有学术价值的话。就后三位而言，兰克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响应。12月22日，也就是兰克29岁的生日后的一天，康普茨回信，感谢他的赠书，问他“是否愿意在一所大学任教？”，并且表示对其弟弟费迪南未能得到托高（Torgau）中学的教职而表示遗憾，希望他能在另一城市如愿。 12月24日，舒尔策也发来了类似的积极回信。这是普鲁士国家给兰克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最好的圣诞礼物。12月26日，康普茨又来信说，去大学任教的事，请放心等候文化部的消息，并且写道，“请继续您优秀的、仔细的研究工作，您可以见证，您生活在一个尊重与推崇真正的成就的政府之下。”次年3月21日，文化部长阿尔藤斯泰因来信，问兰克是否愿意去柏林大学任教，薪金是每年500塔勒尔。部长解释说，虽然这要比兰克当时在法兰克福中学600塔勒尔的年薪要低，但是大学还可以有不菲的讲课费。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临，兰克当然表示愿意。获此喜讯，兰克父母及弟弟都极感荣耀。饱受普鲁士高压政策折磨的二弟费迪南也来信说，“我亲爱的哥哥，普鲁士国家还是公平的，他不会不奖励成就，他立即认可它，并通过行动来证实这一认可。你的父亲因你感到极其高兴。”3月31日，文化部发来正式的任命书，任命兰克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作为生病的维尔肯（Friedrich Wilken）教授的代课人。但条件是，如果维尔肯康复，兰克必须同意调到另一所大学任教。兰克接受了这一条件，于1825年5月从法兰克福来到柏林大学，开始了其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学术事业。 可以说，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奖励培植专业人才，这是普鲁士国家的两面性。普鲁士通过对杰出人才网开一面的政策将兰克这位潜在的反对派争取到了自己的一边。“以忠诚加成就换出路与地位”，这是未来兰克与普鲁士国家合作与交换的规则，兰克在此路上前行，最终获得了一个历史学家在普鲁士国家可能获得的最高地位与荣誉。当然，兰克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初期，他还是继续有一些抱怨（如年薪太少），但到后期，他与普鲁士统治者的关系几乎是“亲密无间”了。如前所述，在兰克晚年与普鲁士国王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前者对后者的阿谀逢迎。但鉴于兰克青年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认为，这只是其生存策略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其全部的人生，实际上也不能代表其晚年人生的全部。那种曾经有过的，对普鲁士国家的叛逆姿态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储存在记忆的最底层。在其1875年的自述中，80周岁的兰克在谈到青年时代的经历时虽然有些轻描淡写，但并没有否定当年的自我。他说，“扬爸爸也到了法兰克福，我的弟弟被他代表的思想不可抵抗地吸引，并追随他到柏林一段时间。我也受这些思想影响，但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不过我也没有倒向对立的派别。我的一部分朋友所受到的暴力伤害，让我必然感到厌恶。” （注释略） （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