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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历史的整体性首先在于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也与作为人类认识的结果、历史意义密不可分。与之对应，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可以进行规律性叙述与阐释的整体，其内在的整体性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时间维度上的整体历史性，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性，文明本身的分层次的整体性。因而，在整体性历史意识下，要探索历史事件发生的规律，还需要具有层次性的文明历史结构的细化了解，它也是人类历史意识是否健全的重要特征；而且，历史意识自身的历史也是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意识的整体性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与理论价值。 关 键 词：历史意识 整体性观念 层次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华初，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项目成果：本文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课题“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层次研究”、海南省社科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高校面向东南亚留学生教育研究”(项目号HNSK(JD)17-11)的阶段性成果。 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认识方法与结果。有关历史认识的方法与视角不同，认识的结果也就不同，有的侧重于历史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有的探索历史的规律。有的历史知识帮助我们揭示历史的奥秘与真理，有的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思维，向人们启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但不管何种历史认知活动，唯有历史意识才可能发生，越是深刻的历史意识，就越是自觉地认同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意识的存在。就人类整体来说，是集体地创造着人类自身的历史，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来说，却不能外在于人类整体创造的这个历史，就好像不能外在于共同拥有的地球家园一样。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视野里，人类的历史是被当作一个整体对待的。如果说在地理层面上的历史是否为一个整体的问题是显然可见的，那么，对于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整体性却不那么明显了，那就是，人类全部的历史过程是否属于一个整体的问题。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生命不过百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不知有几百代人生生死死，数不清的王朝政权的更替，但在所有个人或单个王朝的历史之上，还有一个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那么直观的一个历史，它将所有的个体生命、王朝、政权周期甚至野蛮部落都包容其中，那就是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 一、历史整体观 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历史的整体性首先在于历史意识的整体性。因为历史整体性既不像我们看到的一座大楼或者一条道路那样直观，也不像数学家头脑中能够把握的自然数集合那样简单、明确。历史意识对人类历史过去的回溯并不是对于所有过去的各种事物、事件都一览无余，过去的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退出当下人们的历史意识，而重新回到所谓历史的“黑暗”之中。被我们的历史意识所唤醒的是过去的事物中那些在现实的此时此刻还被记忆的人与物，是仍能够给予我们走向未来以启发的、所谓“有意义”的事件。这些被唤醒的事物、事件对我们而言，代表了我们所思的整个过去；当然，它只是我们历史意识中的过去。①假如有一个所谓全能的上帝存在，那么在他的眼里，我们人类的整体历史不过是他所看到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为自己可能没有看到和意识到的历史“黑暗”部分而遗憾，因为，对于我们当下或者未来而言，对于我们的整体历史观来说，并不是所有过去的要素与事件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过去，极可能是被我们刻意遗忘的，或者某种受到整体性规约的潜意识作用的结果。概言之，历史整体观与历史认识的形式密不可分。 历史整体观也与作为认识的结果、历史意义密不可分。威廉·德雷和阿瑟·丹托认为，一个历史事件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该事件能够出现在作为整体加以把握的历史叙述之中。②也就是说，由整体性的历史意识所支配的历史叙述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理解，否则，这个事件不会具有前后一致的完整的历史意义。在历史意识揭示历史的意义的过程中，历史意识的整体性是所谓历史具有整体性的认识论保障。否则，我们将只能看到碎片化的历史片段，人类历史的意义也将因为这样的碎片化而荡然无存。美国新史学流派虽然主张面对历史材料的复杂多样，需要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化的研究，但仍然坚持，多元化、多样化并不是将历史整体切割成不相干的领域或者层次，相反，恰恰是在一个综合的整体历史之中，经济的视角、文化与政治的历史阐释等等各种层次或者维度的见解才有意义，才有最终的历史背景支持。其倡导者鲁滨逊认为，历史应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而且要用综合的观点，用进化的眼光来分析和考察历史事实与历史变化的趋势，历史是一个发展的整体性过程，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进而为人类造福。③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曾说，“关于玻璃和镜子有感觉的这些例子向我们表明，对于柏格森，感觉完全是一个物质性的作用。但是记忆存在于另一个空间中；一个人可以总结他所有的过去经验，并通过生长和吸收的过程跃入未来。这个人性唯一的、特别的方面完全是超越于物质的。当然，我们对于它变得如此习以为常了，以致我们注意不到任何奇怪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际地把握回忆的真正功能与本性，那么我们将不再感到一个纯粹唯物主义理论有任何必要了”④。如果联系到杜威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有关运动变化的整体观，我们并不能说美国的史学思想像技术主义者那样自我局限于零碎而片面的世界之中。 作为一种有规律性的整体，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时间维度上的历史性、地理空间上的全球性，以及文明本身的分层次的整体性。其一，文明的历史性表现在一个文明实体诞生之后的发展的一种连续性，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或者任何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与延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特定情境下进行的，它会受到气候、地理条件等自然状况的前提性作用，而且还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环境变化等自然要素的巨大影响，更会受到外来部落、国家或者文明的冲击，但是，要想避免历史的终结，文明自身就必须产生出有效的应对机制，把这些天灾人祸、外来的“刺激”⑤转化为一种内在机制可以接受、容纳的要素，消化在其文明之中变成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文明因此得以延续与持存。文明实体一定要在逐渐地吸收这些挑战性的外生变量，将其变成其内在的一部分，或者通过调整自身的文明要素来适应这个新的外生变量，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文明稳定状态。文明的历史整体因此得以延续，简言之，文明的历史性即文明变迁的连续性。 其二，所谓全球性，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人类整体性的历史发展趋势。古老文明由于规模小、生产力与交通工具的原因，通常局限于某个地区一隅，但是，文明的内在发展动力表现为社会的扩展，注定将向全球传播，直到实现全球范围内人们的普遍交往。每个文明个体与其他文明体之间存在必然的交往需求和导向交融的终极目标，虽然文明体的变化快慢不同，有的文明实体的变迁时快时慢。但是，无论是文明个体，还是人类文明全体，都具有一个相同的发展趋势：最终将实现文明社会里人的外在性生物特征让位于人类的文化生活空间，肤色等所谓外在特征其实并不是某种具有本质内涵的自然特征，而是在我们的文明观念里对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所谓自然特征的意识，譬如，不同颜色的头发，并没有任何文明价值意义上的区别，身高体型也将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样，在文明的“市场”上价值无异。有差异的在于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文明将开拓灿烂的文化与思想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一较高低。对于文明个体来说，与其他文明体的交流对于两者都是外生变量，但对整个人类文明集体来说，它们不是外在因素，它们只是一种文明体系内部的结构性要素。从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而言，内在包容全部文明的世界文明的外生变量是自然界，而不是历史上曾经表现出对抗性的各种样式的文明。 其三，文明历史的层次整体性是指我们对文明历史的意识中，不同层次上的要素既相互区别，也能够在一个层次性的结构中得到把握。譬如，对公元前三千年出现的技术进步的停滞，按照英国考古学家蔡尔德，可能是由于政治层面上出现的问题渗透到科学技术层造成的破坏，因为，那时人类还不能实现对结构性力量的有效把握，不能实现任何层面上的持续性发展。的确，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由于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对立产生的冲动不能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生活秩序，让生产活动受到严重的破坏，甚至会让阶级矛盾转向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生产活动与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生产与技术创新不仅不能得到维系，反而可能倒退，在现实的利益面前，无论是利益优势者一方，还是利益劣势一方，都不能跨越技术改革与社会改革的瓶颈，因而，表现出阶级利益的冲突会渗透并直接影响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层次。⑥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屡屡发生，它表明，我们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其中许多不同的方面，譬如政治文明与科技文明，它们都属于这一个文明。在未来的全球化文明建构中，人类对文明的主体性表现、对其具有的调节能力将非今比，因为，人类能够控制自我，同样也能娴熟地运用自然力量，将科学技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置于有反思的自我调节之中，让各种层次的力量得到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历史整体意识的层次性 对层次性文明结构的精细了解是解开许多历史事件之谜的钥匙，因为历史事件通常就是历史中文明要素的结构性失衡的表现，被我们记忆住的历史事件尤其如此。历史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而不是某一个单一要素的运动。譬如，在古代世界里，文明与野蛮不与军事实力成正比，这导致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人类的文明整体里说，它是一个世界结构性的失衡，文明的利益分配与控制分配的手段之间没有先验的、无条件的一致性。冲突发生时，军事实力上的弱者常常采取暂时屈服的策略，这也是符合代价最小原则的行为，而弱者“回敬”则是愚蠢的举动，温和的过渡带来的好处对于弱者要大。这一点也可以类推到同一社会内部的制度性变化，一般来说，改良的效果好于革命。在由强者与弱者组成的一个系统内，弱者在一定条件下宁愿接受歧视性的约定，而不是走向冲突，这既是文明生存之道，也是文明系统的内在需要。 在世界文明系列中，中华文明独树一帜，很值得研究。就文化、社会和政治来说，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就是研究东方的古代历史，就如古希腊古罗马对于西方古代社会一样，这是因为无论从时间尺度、还是从空间地理所涉范围，特别是社会历史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等等方面具有相当于世界文明体系整体的某种相似性。“一百多年前，许多熟悉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大都预测中国比日本更有可能赶上西方，因为中国的各种行政管理和技术成就表明它有更强的适应现代的能力。”⑦但他们忽视了更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任何试图用在其他文明中具有高度解释力的单一要素来解释中国的历史都很困难。因为，中华文明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并实用主义地改进了许多要素，坚持“中道”的观念让她不轻易地排斥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有的东西有不好的一面。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改革的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活方式的定型已经完成，即被有些人称之为“较早地成熟了”。对于任何改革，在社会结构中是寻找不到支持改革的力量的，只能在政治层面里寻找支持改革的力量，但是政治思想也是定型的、“早熟”，从而使得政治层面里支持改革的力量难以聚集到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不能超越代际甚至更短，大跨度的改革失败可能性更大，归根结底又缺乏基础性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力量，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戊戌变法就和古埃及的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是一样的，前者虽然不是宗教性的，但是中国巨大型社会的社会变迁所需要的持续性时间尺度，就如埃及宗教力量的稳定性那样，需要相当长的持续压力时间。在人民教育水平低下、思想不开放的时代，企望民众接受新思想，并成为新思想的积极有为的拥护者是不可能的。鲁迅对中国农民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情而复杂的情感，但他更加憎恨的不是农民，而是农民的塑造者。因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定型者，将中国历代的老百姓塑造成了这样的中国农民。其实印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那些声称明末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中国学者只是注意到一些与资本主义现象相似的表征，如商品农产物的出现，手工业的抬头，以及劳工之进入城市等。但是，他们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有清楚的了解，更无视这些现象与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格格不入，它们无论有多么大的发展，都难以改变后者，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力量。没有层次性的历史思维，自然难以理解中国明清制度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之根本区别了，因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需要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 三、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 同样地，认为只要建立一种新思维，就必然会带来社会转变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历史过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俞吾金批评某些“新儒学”学者对文化复兴的思考不够充分、缺乏现代化，“……是观念主义的方法。其典型表现是人们无批判地引入了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模式，用以分析中国社会。比如，当代新儒家认为，只要把儒家伦理的权威确立起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会进入有序的状态，仿佛观念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只要输入或恢复一个观念，社会现实生活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就在于缺乏这种历史主义整体观，缺乏对现实复杂性的历史视野。即使他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他认定值得冒险，这是对历史缺乏充分认识的、孤注一掷的政治冒险。 古代社会看似各自独立发展，但其历史的轨迹也需要一种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参照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对于地中海文明，如果将西亚、古希腊、古罗马各自分开来单独研究，总会有不能解释的东西，因为它们彼此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更大文明体系的历史发展整体，或者说它们的历史整体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一定要分开研究，那么不能遗忘外在力量的介入导致的一系列变化，在相互交往的不同文明体之间，在强势文明征服弱势文明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回复。譬如宋朝的复古运动，军事上的弱势导致宋文化的整体内向性，宋诗婉约细腻，宋画优雅恬静，市民文化勃兴，皆为外患之因；又如北魏的反汉化运动，元、清朝对自我民族特征的保留，因为文明的传播没有改变民族的社会生活基础。实现对社会生活基础的改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现代世界文明中得到实现的，它在两个方面都完成了改变，而不只是上层建筑的文化生活、诗歌辞赋。 整体历史观不仅是探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历史规律性所必须遵循的历史视野，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特定社会形态出发的，具有社会学整体观的基本特征；而且，它也是对历史实体进行评价的需要，因为历史整体观给予各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类别、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实体以一致性的评价标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历史事件离开其前期的历史是难以解释的，有的历史事件离开了其周围的社会和更大范围内的背景也是难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三大诞生区域是地中海东南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中国。他们位于北回归线与北纬40度线之间的欧亚大陆狭窄的区域内，地理条件都具有如下特征：河流冲击的平缓区，易于耕种，土地肥沃而雨水充足，没有茂密的森林。周围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天然屏障挡住游牧部落的侵扰。从地理上来看，世界文明是一个整体。商业是附属于基础产业的，本身并不会凭空增加经济实力，或者说，商业是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使得某区域长期位于产业链的上游，以增加局部实力的一种调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农业和工业实业基础，就不会有商业存在，但是，通常商业带来的利润会高过农业和工业。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在政治上统治西方，但通过商业经济手段，在经济上产生了类似于政治的一种控制效益。所以，对于希腊城邦、威尼斯共和国不能独立于其周围世界之外，而要将城市和城市赖以维持的农村基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历史中的一些现象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世界长期隔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虽然两者没有完全隔离，但处在两大文明体系中间的中西亚国家实力太弱，尽管他们传统意义上被划归到西方文明，但是在中世纪之后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伊斯兰教世界，甚至还与基督教世界发生了残酷的十字架东征的系列战争。它虽然和中国发生着直接的接触，却不足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转向。而中国、印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仅仅限于一些外在性的方面，难以渗透到文明核心如基本生活方式、政治组织形式、价值观中去，虽有丝绸之路，但它不过是商贸和并不重要的技术和风俗传播的线索而已，对各自的影响不大，它所连接的两端，甚至以及中间的各国也没有多少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关系。 诸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人类文明历史作为整体得以维系的根本性力量。就中国历史来说，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更能激发文明的创造力，春秋战国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时期。在几百年的战乱中建立起传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基本要素，因为学术和思想的自由，所以苏秦能身挂七国相印，孔孟能够周游列国，各种学术思想彼此争鸣。秦汉帝国如果没有诸子百家的思想功勋恐怕难以凭空而起。除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外，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百年政治大分裂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经学、玄学思想活跃，佛学道教广为传播，文学艺术自我觉醒，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科学技术都有极大的发展。这与当时的统治阶层注重教育文化事业是分不开的，官学和私学都兴旺，由于时局混乱，许多文人学者仕途受阻，便授徒授业，于是促进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中国各民族的相互融合、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提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方建康、北方的长安、洛阳都有大量的外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佛教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哲学、文学、绘画艺术、甚至医学和建筑的发展。汉文化直接地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文明水准，少数民族的优秀品质也融入到汉文化中，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甚至可以说，南北朝的文化改造为唐宋辉煌作了准备。同时，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的定型也极大地削弱了许多历史发展力量的作用。中国古代不乏一些技术成就，但明清二代的政治泛滥导致了对社会进步力量的压制。纸和印刷术并没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起到革命性的作用，而在西方却促进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究其原因，儒学的政治化过早成型，对宋朝之后的社会产生了定型制约，元朝由于时间、社会思想的深度上的不足，并没有起到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文明再塑造的历史作用。技术仅仅是工具，而没有成为改变人们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的手段，同样是纸张和印刷术，在中国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定，而在西方却转化成为奠定人们一种新型交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工具，成为传播思想的推手。中国明清之后的意识形态极大地禁锢了来自生产力和技术方面的物质性基础力量的动力，一种先定的文化结构屏蔽了许多原本具有生命力的创造性力量，与西方文明发展愈加不同。 文明的交流和结构规定了文明的诸多要素的存在条件，从而确定了其存在的方式。并不是任何力量都可以为所欲为的；凡是与文明整体的稳定性相违背的，必然遭到文明的抛弃。即使秦皇汉武，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历史结构之中、特定文明所规定的行为结构之中。由于不能如愿立太子就消极怠慢朝政的万历皇帝，显然没有足够理解帝国的整体结构性，同样地，意欲中兴大明帝国的祟祯没有看到李自成这类小小驿卒的结构重要性(摧毁明王朝的李自成就曾为银川一名普通的驿卒)，裁撤驿站与驿卒固然可以摆脱眼前的财政危机，但并非唯一途径，整顿吏治是否比剥夺社会最基层的驿站小卒更为有效、更加稳妥呢？无论如何，与动摇社会基层的生存状况与社会稳定性相比，这种轻易的裁撤是得不偿失的举措，糟糕的是，这种缺乏大局和整体观的措施带来了更加糟糕的结果。大量被裁员的驿站小吏在官场懒政、怠政的恶劣状况下逐渐演变成为劫匪，不仅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而且动摇并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政治统治。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意识自身的历史也是整体性的，古希腊哲学的概念进入到中世纪神学的殿堂中，而基督教有关时间和历史上事情何以发生的历史观念也成为近代历史哲学萌发的基础。它们之间有着形而上学的相似性，法国神学家波苏伊特在其《关于普遍历史的谈话》中把直到卡尔大帝为止的世界史说成是有上帝的天意操纵的，并以此来说明历史的整体性。现代历史意识的不同之处在于，上帝操纵人类历史的观念转变为这样一种信念：世界类似被解释为有规律的理性发展。⑨诸神的荣光和伟大逐渐被帝王将相和各类社会精英的成功业绩所取代，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规律，历史意识的发展规律。 习近平在给不久前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⑩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基于普遍交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再是以地域为界定的狭义文明，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广义的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历史性的经济、政治结构与精神生活的人类社会的综合整体。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虚无性的历史观，就要具备一种包容中国历史、西方历史的更宏阔而开放的历史观念，而这不仅需要对固执于传统的历史观念的转型，还需要一种面向未来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的历史视野。 注释： ①[德]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②[法]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③[美]鲁滨逊：《新史学》，齐思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3页。 ④John Dewey,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1899-1924,ed.Jo Ann Boydston.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6-83.vol.12.225. ⑤对于背景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言，用规定—适应性包容更恰当；而对于不同的文明而言，用汤因比的“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更恰当。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⑥[美]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⑦[美]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 ⑧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⑨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 ⑩“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网2019年1月3日，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19-01/03/content_5354515.htm. （原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