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谈是明清东亚(中、朝、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当时东亚地区的药物知识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医学虽不是笔谈的重点,但笔谈时涉及的医学内容以及专门的医家笔谈文献,反映了药物知识的传播途径与过程。我们以明清时期东亚笔谈为中心,勾勒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交流的情形,梳理东亚药物知识的内部流通及其与外部接触,可以进一步认识东亚医学知识的环流与多层建构。东亚笔谈对药物的讨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的交流并非一条单向性的单一直线,也不是东亚三地相互的三条并行线,而是多层次的、相互交错夹杂的。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来考察作为东亚地方医药知识的内部环流与外部的接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的考察对欧亚的医学交流史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笔谈; 明清东亚; 药物知识; 环流互动; 一般认为,明清东亚世界的建构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的。除了作为阅读活动的主要载体——汉文书籍的流通(“书籍之路”、“书籍环流”)之外,在日常的跨文化交际中,笔谈(或笔语、笔话)是明清东亚的一种特殊的见面书写交流方式,简称“以笔代舌”。笔谈的文体常采用对话体,多数为问答式,也有相互倾诉式,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具有“临场感、原生态、真实性的特点”1。 东亚笔谈涉及的时段长(或谓最早出现在遣唐使,但主体是明末至晚清)、地域广(中、日、朝鲜半岛),尤其是人员来源复杂,既有东亚文明圈内的中、日、朝三地人士,也有圈外的西洋人(以传教士和商人等为主)、俄罗斯人、东南亚人(越南、缅甸等)等形形色色。笔谈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相当复杂,甚至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笔谈所讨论的内容也非常多元,几乎无所不包,其中的知识呈现多重交叉的格局。纵观这些笔谈,我们发现其中隐约有一条主线,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呈现从强势到日渐衰弱的趋势。 就笔谈的内容而言,与儒学和诗词歌赋相比,医学虽不是笔谈的绝对重点,但也是构成明清东亚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以明末至晚清东亚笔谈为中心,勾勒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交流的情形,梳理东亚药物知识的内部流通及其与外部接触,以进一步认识东亚医学知识的环流与多层建构。2 一 明清东亚笔谈史料的整理及其研究趋势 笔谈是明清东亚民众(以学者为主)之间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互动方式。正如野田笛浦(1799—1859)、朱桥柳等著《得泰舩笔语》(1826)开篇所归纳的:“问答须凭笔”(刘圣孚),“言谈在此书”(笛浦)。狭义笔谈最简洁的定义是韩弼教《随槎录》(1831)中所说的:“笔谈者,以笔代口也。”笔谈产生的条件是双方(中/朝、朝/日、中/日等)没有共通的口语,无法进行交流,但双方均认识汉字,可以写出来交流,即“舌难传言笔能通”(黄遵宪)。笔谈的方式比较灵活,有两人或多人对谈,也有口笔兼用。笔谈的形式对所谈的内容并无实际的影响,只要是兴之所至,双方可以谈天说地,无所不包。其中更不乏“斗酒流恋、卖弄较艺的虚声文字”3。 笔谈分为两种,一种是与朝天使、燕行使与通信使等相关的多种文献中的笔谈内容,另一种是专门的笔谈文献,即通篇由笔谈的内容构成。朴趾源(1737—1805)在朝鲜正祖四年(1780)赴京,著有行纪《热河日记》。该书不是专门的笔谈著作,但书中多处提及笔谈之事,尤以与王民皞(号鹄汀)等中国学者之间的笔谈为多,“及入皇京,与人笔谈,无不犀利。又见所作诸文篇,则皆逊于笔语,然后始知我东作者之异于中国也”4。朴趾源笔下的记录名曰“谈草”,王民皞则将双方的笔谈,编著为《鹄汀笔谈》《忘羊录》。这些生动的笔谈活动中无疑保存了东亚文化交流与认知的实证史料。 近年来,随着林中基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续集》、夫马进主编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等文献集成的大量刊印,不少学者对明清东亚文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新史料、新问题和新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诸如“书籍之路”(王勇)、“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张伯伟)、“燕行录学”(漆永祥)等新论说。5与此相关,学界也逐渐认识到“笔谈”与笔谈文献的重要性,并开始了颇有深度的研究。6对东亚笔谈类著作,我们应该有两点总体上的认知。一方面,笔谈常常涉及东亚三方(甚至东亚之外的多方7)的知识,即便是日朝(韩)双方的笔谈,也不能仅仅视为是日朝两地的知识交流,而应该在明清全球化初期的视野下,以东亚三方的整体观对之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和深入的探析,方能体现出笔谈著作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笔谈既是一种停留在书面上“无声的对话”式的交流,以及漫漫行旅中不乏娱乐意味的互动,笔谈也是当时东亚社会生活多层面的反映,其中的诗文唱和、知识互动、日常信仰、民间习俗、贸易交换、异域观察等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在这样的认知下进行考察,才能使作为文化载体的笔谈类著作,复原为东亚之间“活的交际”的“平台”,并逐渐展示出那些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 东亚笔谈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医家对谈。1617年,朝鲜医官崔顺利与明御医傅懋光之间的笔谈,成书为《医学疑问》。1624年,王应麟(?—1644)整理出《答朝鲜医问》一书。两书涉及中医理论和药物用法,可谓是早期中朝医家笔谈活动的真实呈现。8朝鲜通信使赴日的过程中,日朝(桑韩/和韩)医家(或医官)以笔谈医的现象较为普遍。9现存的医家笔谈类著作不少,10甚至还有为使团人员治病的医方集。11《桑韩笔语》《两东笔语》12《和韩医话》《韩客笔谭》《桑韩医谈》等书籍中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医学知识。参与笔谈的医家有奇斗文、赵崇寿、赵德祚、朴敬行、李佑国、北尾春圃、丹羽贞机、橘元勋等人。日朝医家笔谈不仅涉及医学典籍、医学理论、诊断方法(针灸、脉法)、疑难杂症、临床禁忌等内容,还涉及了六十余种药材。笔谈讨论的主要药物有人参、沙参、厚朴等,涉及药材的名称、产地、形态、味道、栽培过程、加工与存储方式、实用功效、临症事项、优劣比较、真伪辨析等,甚至还有不同地区的同一药材的详细比较、药材的贸易与流通情况。这类笔谈医话是研究明清东亚医疗史的重要文献,值得进一步关注。13 《韩客笔谭》(《橘先生仙槎笔谭》)中,橘元勋与赵崇寿之间的笔谈也有诗词唱和,然多谈及全元起《素问》注本的情况以及对古本的追溯,也涉及讨论两地风土不同所导致的脚气肿满、阴虚等疾病症状。橘元勋在询问高丽“人参神品”的贮存之法时,赵崇寿就以“别无它道也”之语来搪塞。两人又涉及清代名医“张玉路以竹节参为参芦”、中华竹节参由船舶载入日本以及赵崇寿在大阪见过日本假参等事情。橘元勋再次询问烟草、黄连、威灵仙等药物的名称、产地与用途等,还咨询了中朝两地的医籍刊行、风土与疾病等情况。以橘元勋与赵崇寿之间的笔谈为例,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笔谈的双方大多是学有所成之人,在诗词歌赋和医学方面都有不俗的修养。且日朝医家的笔谈中,时常表现出日本医家询问、朝鲜医家作答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反映了当时的主(日)宾(朝)关系,即朝鲜通信使远道而来,无疑是日本学者眼中的客人;同时也与当时东亚的“文化间的比赛”(即“知识竞争”格局)有密切的关联性。14橘元勋与赵崇寿两人所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且多次涉及“不在场”的中国医家,其内容涵盖医说、医著、药物、疗法、货贸等情况,并且扩展到外来的烟草等物品。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对笔谈内容的“宽广度”和深度,都要认真地体悟,不宜忽视某一方面。 其二,在笔谈的过程中,双方之间的知识并非全面、毫无保留地公开,而是有所选择,其公开程度也存在一定的限度。“秘而不传”在中外医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涉及秘籍与秘方(验方)、药物的配制与保存等情况。这种保密与维持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乃至经济收入等多方面的情况密切相关。比如,江户时期在日本颇有名气号称“和兰秘制”的西洋圣药“底野迦”(又名“的里亚迦”),日本医家就很难得到该药的配方。和兰学者对此方“秘惜不敢传”的原因,是将其当作外来的珍稀秘方,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片仓元周《青囊琐探》卷下将从某译司处得来的“底野迦真方”公布出来,体现了他的医道和“婆心”15,其作为与“秘惜不敢传”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三,要特别注意笔谈双方关注的重心之所在,以及隐藏在双方“笔下”(或纸背)的一些心理活动与文化观念,包括在笔谈中对问题的回避或者“答非所问”式的“失实”现象。16这一点在笔谈著作中并未有明显、直接的呈现,往往需要仔细的推敲和求证。 笔谈过程中,双方书写的草稿往往并不及时收集,日后才会整理成册,掌握在一方之手。参与笔谈者或者后来者需要一定的机缘才可阅读。朝鲜的医家对前辈所留下的日朝医学笔谈著作也很有兴趣,希望能够阅读。日本江都医家菅道伯(字夷长)《对丽笔语》中记载,延享五年(1748),赵崇寿在本愿寺与他笔谈时,提及朝鲜医家奇斗文与日本学者的“笔语唱和录”,希望能够阅读。但菅道伯托言该“唱集录”已被他人借去,没有提供给赵崇寿。17菅道伯的这种行为可能与日本当时限制书籍外流的“国禁”有关。 二 东亚笔谈活动中的医药话题与清心丸的使用 东亚笔谈活动中,常常涉及医药的话题,那些散落在各类著作——尤其是书名中并未出现诸如“笔语”、“笔谭”,乃至“医谈”、“医话”之类字眼的著作——中的医药知识的问答片段、或者与医药交流相关的活动场景的记载,也是东亚医学史研究的珍贵素材。 乾隆年间,来燕的朝鲜学者洪大容(1731—1783)与杭州士人陆飞(字起潜)等人交往,著有《乾净衕会友录》(1766)。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铜兰涉笔》就记载了一条来自陆起潜的药说: 起潜言肉桂交趾产,近世亦难得。肉桂性引火归源,桂皮性发起伏火,用法大相不同云。吾东之妄以桂皮之稍厚者代用,危哉!危哉!余曾以此语遍告医人及药局。偶于通州药肆觅肉桂,则出示拳大者,价银五十两。有范生随余,潜嘱此非真,中国绝真亦已廿余年云。18 此段记载虽短,但涉及面广,不仅有交趾(越南)所产肉桂与中国本地桂皮的性能差异、医家误用桂皮替代肉桂、药肆销售价格高昂的假肉桂的现象,而且还有朴趾源将陆起潜叙述的药物知识广泛传递给“吾东”的“医人及药局”。这就是当时药物知识在东亚日常生活中实际传递的一个小小的例证。《热河日记》中还有一部专门的经验方书《金蓼小钞》,它是朴趾源从《香祖笔记》等书中辑录而成。《金蓼小钞》的附录部分涉及朴趾源与王鹄汀的笔谈,其中明确提及一个医案: 王鹄汀仆鄂哥,年二十一,貌颇姣好,方患痢,苦剧。鹄汀问余:“请教贵国太医。”余曰:“不须问医,掘土湿处,得蚯蚓数十条,入白滚汤取汁,烦渴引饮,以此水多饮之,当有效。”鹄汀立试之,即瘥。 口外人多瘿,女子尤甚。余授鹄汀一方曰:……。 已上书与王鹄汀。18 可见,朴趾源在与中国学者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笔谈的方式,既吸收了中国学者的药物论说,也将朝鲜的经验方传授给对方。对方在接受该方剂之后,用于医疗实践,证明这些方剂能起到良好的疗效。这样的交流不是停留在书面文字上,而是进入实际的应用,完成了传播—接受—运用这样的完整链条。 姜时永《□轩三录》(1853)记载了其赴北京途中与当地人士的多次笔谈。在亮水河畔的陈氏家中,“只有其子清桂略为笔谈,赠以清心二丸、苏合五丸,留唐诗一律,约以回时相见。 ”又,姜时永在山海关与王淳相见,“余曰:‘多谢珍馔,谨呈丸剂数品。'[王]淳曰:‘苏合丸与广东所制同功否?'余曰:‘此亦依古方制之者耳。'”19可见姜时永沿途所交流的对象并不全是达官显贵,更多的是中下层官吏或士子。姜时永也并非专门的医家,但是在与清人交际的场合,他不仅提供了清心丸、苏合丸等礼物,并且讨论中朝两地所产药物的异同。朝鲜的燕行使臣们在行程之中,不仅常常关注当地的药物、药铺、药王庙、医药书籍等与医疗相关的信息,而且还不时参与到赠药、诊脉、治病等诊疗活动当中,体现了中朝两地的医事交往的密切程度。20 在朝天使、燕行使和通信使的队伍中,他们经常携带一些药丸,既做旅途疗病之用,也可备日常交际之需。据李敏等初步统计,18世纪,朝鲜通信使臣馈赠给日本医家的腊药,就有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九味清心丸、抱龙丸、清心丸等13种之多。21其中的清心丸之类药丸成为当时东亚的一时之选,风头无二。该药丸即源自中土宋代《圣济总录》的清心元(清心丸),后世朝鲜医家袭用之,由最初不过一“攻盛热、去烦滞”的普通药物,而逐渐扬名东亚。朝鲜崔岦(1539—1612)《简易集》卷八之《西都录》前有一首诗咏及此药: 自吾忝知怜,种种拜大细。 特感分腊封,以为新年计。 清心攻盛热,微犹去烦滞。 苏合下邪冷,贵在平乖戾。22 明清之际,该丸药是燕行使臣行囊中的常备之物,亦成为中朝、朝日乃至朝鲜使臣与安南、西洋传教士、在北京的域外使团、甚至中国边陲的少数民族等不同身份的人士交往活动中的一种具有神奇色彩的药物。23正如李肇源《黄粱吟》卷中《清心丸歌》所描述的那样: 有个团药金弹丸,名曰清心出三韩。 韩人不曾为珍异,中国一辞称神丹。 此药丸被鼓吹为“百疾无不立奏效”,因此,在中国的名声甚高,众人追求,“自辽至燕三千里,纷纭应接殆不暇”。不论是王家少女、八岁小儿、云南举人、巴西文士、龙袍贵人,还是诸位贝勒、蒙古老王、琉球使者等人对此药狂热追逐,难免丑态百出,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此丸若载数车来,万事应无不可为。24 清心丸的药物“神话”是由朝鲜人士与中土各色人等共同参与建构出来的。各种燕行使、通信使团队成员的著作以及朝鲜人士的笔谈中,基本上都会出现清心丸的身影。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人生人死丸有无,到处杂还争求索”的畸形心理需求,因此,朝鲜人士就见势而上,积极抓住了这个“机遇”,开始了造假活动,以换取东亚交际活动中的各种利益: 儓隶夤缘媒重价,满囊不厌用欺诈。 陈腐杂草衣以金,谁知匪真伊乃假。 李肇源《清心丸歌》指出的这种真假难分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其他燕行使者亦意识到了清心丸多造假的情况。李田秀《入沈记》卷中记录的一次笔谈就特别指出: 余书曰:“近来我人带来买卖之清心丸多是不好的,不可轻服。仆送呈者乃仆亲手制来,并无此虑。”书答曰:“谨已宝藏。”裕昆列书清、安、苏三丸及紫金丹,问:“用何病?”余略注其下。仍书问曰:“清心丸是古方中药,材料亦是中国所有,而此中必要我国所制者,何也?”书答曰:“牛黄短故也。”25 “真真高丽丸子”(清心丸)在人们的心目中,之所以具有非凡的疗效,其原因就是此处所谓的地道药材——高丽牛黄。晚清时,高丽人参和清心丸的知识流传在北京仍余音不绝,并传入法国军医之书中。26人们对高丽牛黄和清心丸的称许,甚至延续到了民国时期。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中指出:“盖牛黄之好者,出于高丽,因高丽之牛大,故所出之黄亦最美。从前高丽清心丸甚佳,以其有牛黄也,特别之曰东牛黄,而其价亦较昂。”27由牛黄而奠定清心丸之名声,只是诚实者的一种臆想。高丽清心丸的伪造无法统计,笔谈中对清心丸质量的疑问也时有所闻。 三 从人参到西洋参和燕窝:东亚医家笔谈中的药物视野之扩展 朝鲜世宗时期,允许并鼓励朝天使臣们入华时贸易药材与书册。《朝鲜世宗实录》卷五八记载,世宗十四年(1432)十月己丑,“前此药材书册等物,若私自贸易者禁之,亦为未便,药材与书,不可不贸也。自今药材书册,移咨礼部,公然贸易可也”28。朝鲜使臣可以贸易的药材名录中,人参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随着医家临床的使用和文化上的建构,尤其是明清江南温补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满人祖地(东北)的营造与贸易,人参成为最负盛名的中药材。29东亚的日常交际中,高丽参是重要的朝贡物品,名列政府之间的礼单。30高丽参也是朝鲜使臣与明清贵胄之间的礼物,同时还成为明清一些不法官员向朝鲜使臣的索贿之物。 在东亚医家的笔谈中,人参也是最令人瞩目的药材之一。31《韩客笔谭》(《仙槎笔谭》,1748)中,橘元勋与赵崇寿除谈及人参的收储之法外,还特别涉及人参在日本的修制之法,赵崇寿的回答是“人参无修制之法”。橘元勋言及用甘草水浸泡人参,“是华域之法云。吾未甘心也”。而在赵崇寿看来,“华域之造法,仆未尝闻焉。然以愚见计之,恐不当以甘草浸之也”。橘元勋对人参叶的代用问题、“贵国上品人参”的品相颇为关注,他指出:“贵国之参有累百年而不枯朽者,实是神草之生于名山”,可见橘元勋对朝鲜的人参颇为赞叹,这种赞叹的背后所反映的心态,实际上乃当时东亚对朝鲜人参(高丽参)神效的文化建构所致。赵崇寿在赴日期间,颇受日方医家关注,相互之间多次笔谈,留下的笔谈著作有数部之多。日本医家对人参都很有兴趣,不仅橘元勋与赵崇寿笔谈时,对人参知识多有交互讨论;《对丽笔语》中的日本江都医家菅道伯也是如此。延享五年(1748),菅道伯与赵崇寿两人之间的笔谈有如下之语: 余曰:“闻贵国长白山产人参,最是上好人参,胜他所出,不知信然耶?”赵曰:“不独长白山,诸名山皆产焉。而以北路产者为最。”余曰:“我国近道所所出须参,味甚苦。用之法,浸甘草水而炙之。贵国亦有须参耶?”赵曰:“贵国参说,只对河公言之耳。非真参,幸勿混用也。”余曰:“《东医宝鉴》曰:贵国无欵冬。此物山野多在,恐是贵国之人不知形状。”赵曰:“取用中原来者。” 两人还讨论了日本当时有些地方流行而不见于朝鲜的“两脚痿弱”之症(即脚气病)。两人在笔谈的过程中,赵崇寿还出示了药物数种: 赵出药品数种示之。芍药如宇多产者,更洁白。又出不换金、藿香正气二散,帖重五倍。此方帖多甘草、藿香,如药铺称埋叶者,更芳香。 余曰:“贵国柴胡瘦甚,更有肥大而短者耶?”赵曰:“本瘦而短细。”余曰:“白朮有别种耶?”赵曰:“又有苍木(朮)耳。”32 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铜兰涉笔》引用《高丽人参赞》云: 《高丽人参赞》:“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中国文书多载此赞。椴树叶似桐,而甚大多阴,故人参生其阴云。33 李敏在博士论文《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中,将日朝笔谈中所涉及的人参品种(上党参、朝鲜人参、日本吉野人参、中朝小人参、日本君山参、羊角参和辽东参等)的鉴别与比较方面的资料,进行了详细梳理,涉及的笔谈著作有《桑韩唱和埙篪集》(1719)、《和汉人参考》(1719)、《桑韩锵铿录》(1748)、《和韩唱和附录》(1748)、《和韩医话》(1764)、《倭韩医谈》(1764)等,涉及的医家有百田安宅、山口忠居、村上秀范、坂上善之、赵崇寿、李佐国等。34这些笔谈中,日本医家也展现了超过朝鲜医家的一些认识。《两东笔语》中涉及了辽东参、京参、土木参、上党参、高丽参、小人参等多个品种,对于日本医家提到的这些品种,虽然来自人参多产之地,但朝鲜医家却回答“然无说有种类者,仆亦未闻其说。”这说明日本医家对人参的种类、修造、栽培和种植、替代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还出现了加藤谦斋的《和韩人参考》(1750)等专门的著作。因此,在有些笔谈的场合,朝鲜医家面对日本所生产的人参,居然有不明了之处,也就无法出现侃侃而谈的场景。  图一 《桑韩医谈》中的沙参图 为了对人参的品类、产地与性能等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据《桑韩医谈》(1711)记载,日本医家北尾春圃在与朝鲜医家奇斗文的笔谈时,不仅讨论了中华商船所转运的沙参和日本当地所产的野生蔓人参(也曾被朝鲜学者称作沙参),而且还绘制了沙参图(见图一)。这是直观的药物图像史料。这说明在笔谈的时候,双方会辅助以实物(药物根茎等)和图像,来增加药物描述的准确性。 京都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收藏的《桑韩笔语》,记载了宝历十四年(1764)二月山田正珍(图南)与朝鲜医官李慕庵的笔谈。图南有携广东人参,笔谈试问:“此参名广东人参,贵邦有之乎?”李慕庵的答复是:“无有,决非参。”坂上善之(号西湖)编《倭韩医谈》的卷上记录了他与李慕庵笔谈时有关广东人参的对话。西湖禀:“尝有唐山来称广东人参者,广东今产人参乎否?”慕庵的回复是:“天下之参莫如弊邦之产,故仆辈专用。我国之产然价极贵。参上品一两重,价丁银几至百两,故贫家难以得用。或用唐山来者,则终不见效矣。广东之产,乃沙参之类也哉。”35可见,当时的朝鲜医家尚不知晓这种人参的来历。李慕庵只是强调高丽参的好处和贵价,并以此来贬低广东人参。 京都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收藏的另一部笔谈文献《胡氏笔语》(卷之上,内题《崎馆笺臆》),是日本文化元年(1804)的写本。该书中记录了日本学者蓝川玄慎、吉田长达、千贺道荣、小川文庵等人与嘉庆八年(1803)到长崎的中国苏州医生兼画家胡振(字兆新)之间的医学笔谈。所谈的内容涉及医理较多,另有多种治疗小儿、妇人等疾病的药方,以及解轻粉之毒的方法之类。对于具体的药物,该书中既有“弊邦药铺有附子自贵邦来者”这类的药物流通情况,也有较详细的挖掘附子的方法,以及一些医疗习俗。小川文庵与胡兆新之间的笔谈,还讨论了人参的种类及其来源: ○先生所用人参不一也,或西洋参、或西党参、或唐山好人参,功能果异。 唐山辽参此地并无其味,故思其次者,用以党参,然十不如一也。西洋参则又其次矣。味带苦寒,所以必须蒸透。 …… ○西洋参未知其为何物也,花实叶枝如何?并出于何地耶? 出西洋,枝叶从无来者。 ○五十年来货中有广东人参者,出于何地耶?花实叶枝如何?尝闻广东无人参也,伏乞明示。 即西洋参也,中华广东乃西洋舩皆放于彼也。 ○先生方案中有广参者,所谓西洋人参者耶? 唐山称广参西洋参也。 即西洋参也。西洋舩其一切货物多从广发贩,故江浙等处皆称广参。 广东人参就是西洋参,西洋参的发现及其贸易与西方传教士的工作密切相关。361720年,西洋参首次输入中国。大约在18世纪中期(即“五十年来”),西洋参再传入日本。透过此次笔谈,可以知道,在18—19世纪之交,日本医家对海外贩运至中国的西洋药物有很大的兴趣,在讨论中国药物的过程中, 涉及了西洋参等外来的产品。日本医家在笔谈中扩展了药物知识的范畴,相当于另外开辟了一块区域,从而可以配合传入日本的兰学体系的西洋(欧洲)医药。相比较而言,中国和朝鲜在这个时候,虽然也有一些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在活动,但并没有多少兰医学的知识流传,主要是欧洲的医书翻译不多,有限的几种汉文或满文译本(如《本草补》《吸毒石原由用法》《西洋药书》《格体全录》等)也是深居宫廷或教堂,而没有传入民间通用。对西洋参等外来药物,当时的中医也只是直接将其作为传统中药的补充部分,归属于“本草纲目拾遗”的范畴,如赵学敏所做的那样。不过,日本即便从16世纪开始就有南蛮医学以及随后的兰医学的较长时间传播,但在西洋参等药物知识方面,一些医家们从朝鲜医官那里得不到答案,仍然有赖于中国医家的笔谈指教。 晚清时期对中国文化颇有好感的日本“废藩”源辉声(大河内辉声,1848—1882)与中国学者多有交往,笔谈甚欢。源辉声记载某次过年的时候,王惕斋来给他拜年,“惕斋还带来了一些燕窝作为礼物来,他解释说,这是润肺的药,还能使气色变好”。因为源辉声当时是久病初愈,“一直用药不断,总是呼吸困难。”燕窝被认为有“补虚损、已劳痢”的功效,从元代开始东南亚的燕窝传入中国,清代更成为补品的代名词。37王惕斋送的燕窝自然对源辉声的身体康复有益。源辉声也是通过王惕斋的笔谈及其实物,才对来自东南亚的燕窝有了切实的理解。  图二 《大河内文书·罗源帖二》中的茄子图 源辉声不仅对笔谈有强烈的兴趣,“惟以一支笔换千万无量语言”,还很注意保存笔谈的文字,他的笔谈稿本结集为《大河内文书》。该书册中的笔谈文字还不时画上草图,可谓图文相间,能够帮助理解。源辉声在与中国寓日民间文人罗雪谷笔谈讨论黄瓜、茄子、酸梅等瓜果蔬菜时,都配有简略的草图(见图二)。38类似《桑韩医谈》中的沙参以及《大河内文书》中的黄瓜、茄子、酸梅、林檎等类图像看似简单不过的速写,有时寥寥几笔而已,但在东亚医学知识的流传过程中也曾起过作用。与文字记录相比,图像具有更直观的视觉文化的价值,因此,它们同样需要我们去认真探讨。 1607—1811年,朝鲜通信使团十二次到访日本。日本医家与来访的朝鲜医家笔谈时,所讨论的多是东北出产的辽参和高丽参。而在18世纪中期以来,日本与中国医家们笔谈讨论的还有西洋参、燕窝等海外之物。从东亚本土的辽参、高丽参到外来的西洋参、燕窝,日本医家透过不同时期的笔谈,相应扩展了对东西药物知识的了解。 四 东亚笔谈中的域外药物以及对西医的初步认知 笔谈并不仅仅局限于东亚三地(中朝日)的交流,而且涉及周边多个区域的交流,包括安南、南掌、缅甸、琉球以及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蒙古、新疆、云贵等区域)的人士,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西洋耶稣会士和俄罗斯馆的馆员们。 东亚笔谈时的场景中,不时涉及医事,并由此记录相关的医疗史内容。明朝万历年间,朝鲜李朝使臣李睟光先后与安南使臣冯克宽笔谈交流,记录为《安南使臣唱和问答录》,其中就记载了一次朝鲜使臣与安南使臣交换礼物的过程: 仍以橐中所赍土物白线香百枚、脂香一器分送。又曰:“闻贵国笔墨为天下绝品,愿得之。”乃以笔墨若干与焉。白线香者,极细而长,如一条线,香气甚烈。脂香者,烂煮如膏,涂着身面,经日不灭云。39 安南使臣索取的是朝鲜笔墨之类的文具,而提供的是可以作为香料和入药之用的白线香、脂香,而且这两种是东南亚的土产,属于“地道”之物,其传递的过程自然就是一次两地文化和外交活动的一个缩影。越南燕行文献《北使通录》记载了后黎朝高官黎贵惇与清朝礼部员外郎秦朝釪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六次笔谈。当年的八月初五日,双方第一次笔谈中的问答: 秦:“可数贵邦有甚佳异?”黎:“沉檀速桂,从来共传。金银铜铁,在处亦足。食物则清华之燕窝,海阳之瓦龙,安之干鱼,京北之鱼胶,唐豪之荔枝,嘉林之波罗蜜。药物则高平之仙茅,太原之砂仁,安之人参,京北之山药,山西之何首乌、三七,是各上品。其他山海杂物,何可胜数!” 双方所问所答的背后,不免有几分争胜的意气。在黎贵惇看来,笔下所列的仙茅、砂仁、人参、山药、何首乌、三七,也是越南常见的“上品”药材,足可与中原所产药材媲美。燕窝在他的眼中,不是补药,而是食物之一。 朝鲜使臣们在分赴北京和江户的旅程中,比较重视医药之事。他们在燕行旅途的药肆中,留心到云南茯苓、四川黄连、交趾肉桂、官用人参、鹿茸、驼卵(砟答)等药物。燕行使臣在北京时,金舜协、李宜显、洪大容等人与所谓“邻居家里的陌生人”——天主堂中的西洋传教士们常有往来。传教士的代表有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 1671—1743)、刘松龄(Augustin Hallerstein, 1703—1774)、鲍友管(Antoine Goegisl, 1701—1771)等人,他们与朝鲜使臣们的交流成为西方知识传入朝鲜之始的一个重要契机。40郑光忠《燕行日记》(1755)中记录了与西洋传教士之间的笔谈问候: 一则书曰:“来仪谨议,不敢自专,谨谢,并候近祉。”一则书曰:“谨具洋画两张,吕宋果四枚,吸毒石两个,洋镜一方,奉上。”41 他们互相之间赠送书籍、画册、洋镜甚至药物,其中当然少不了来自西洋或东南亚的吸毒石、吕宋果以及朝鲜的清心丸。有关吸毒石和吕宋果的药物知识,也通过笔谈的方式,被记载在李宜显的《壬子燕行杂识》、金舜协的《燕行录》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等著作中。姜世晃(1713—1791)的《豹庵稿》卷五中的“不灰木”条下也有记载: 又,吸毒石,色灰青成块。凡有恶疮、毒肿、虫蛇毒,以此摩之,毒尽去。非产东国者,其价亦甚贵云。而本草无其名,未知别有他名而未能卞(辨)耶? 此外,李圭景(1788—1865)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赵在三(1808—1866)的《松南杂识》等其他朝鲜著作也转载了相关的吸毒石知识。吸毒石是近代东西方透过传教士、商人、官员和医者等不同身份的人士进行药物知识循环交流的典型例子之一。42 朝鲜使臣在北京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也采用笔谈方式。《轩续录》(姜时永)、《燕辕直指》等书中记载了他们见到俄罗斯馆的医者与药物。燕行使臣不仅在北京与西洋人见面笔谈,在其本岛也偶尔会与西洋人相见。《燕辕直指》卷一中的《英吉利国漂船记》一文记载,朝鲜官员与来自英吉利的船员们以“书问”和“书答”的笔谈方式进行交流,以了解英国的情况。该船贸易的物品情况为: 问:“交易则要何物?”答:“我们羊布、大呢、羽毛、硝、玻璃器、时辰表等货。要买贵国金、银、铜、大黄、药材,并他样货物,听我看见中意。”问:“我国本非金、银、铜所产地,外他货物皆无,从何交易?”答:“贵国实多好货宝,贵国大王准我买卖,尊官员、百姓穿美衣服,不亦好乎?如今只祈带产物几许还,容看一看,此与中国同样。”43 在67名船员中,还有一名“六品举人医生何,年二十九,居兰墩”。“兰墩”,或许是London的音译。该船希望购买大黄等药材,正是19世纪上半叶东西方贸易(尤其是中外贸易)的主要物品。44 除了上述的吸毒石、吕宋果(苦果)等可以入药之物,笔谈中涉及源自东亚区域之外的药物还有数种,现略举两例如下: 落花生 花生一般认为原产于南美洲的秘鲁和巴西,在大航海时代以来,才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落花生自明代中后期引入,随后进入中国本草学者的视野,首见兰茂原撰、范洪等抄补《滇南本草图说》卷六:“落花生,味甘,寒,无毒。主治:补中益气。多则滞气。”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七引《福清县志》云:“出外国,昔年无之。”“康熙初年,僧应元往扶桑觅种寄回,亦可压油。”落花生也是招待燕行使臣们的一种果品。乾隆四十三年(1778)李德懋所写的《入燕记》记载: 二十日己卯,热,留馆。遇绵州李鼎元馈落花生。产于蜀闽,四月开花,花落在地,埋于沙土,自然结实。形如豆而大,外皮枯白有络。剖之有实,或二或三,裹以紫黄软皮,如榧子。质莹白,味如芝麻。凡羹臛之属作糁调和,味颇香腻。果中之异品也。异国有埋肝而生人者,绝汉有种骨而产羊者,与落花生同一理也。45 李德懋等燕行使臣们对落花生并不熟悉,有将其神秘化的倾向。他们有关落花生的知识,大多是从清朝学者处得知。柳得恭辑《并世集》(1796年编)中收录了清中期著名学者李调元(1734—1803)的一首七言诗《落花生韵和柳惠风》。该诗原名《落花生歌(为柳几何及其侄蕙风作)》,可见是李调元与柳琴(字几何)、柳得恭(字惠风/蕙风)叔侄二人的唱和之作。其诗云: 我闻黄梅四祖偈,无人下种华无生。 独于此果有异产,花落颗颗如坻京。…… 此种越蜀贱非贵,北人包裹遗公卿。…… 本草图经补未备,异邦小阮重留名。…… 该诗的小注中另引屈大钧(字翁山)《广东新语》中的一首“落花生赞”,即:“屈翁山《落花生赞》:‘爰有奇实,自沙中来,以花为媒,不以花为胎。'出《广东新话》。”46李调元以落花生来表达“寄语相期在不朽”之情,感人至深。 町泉寿郎教授在《明治汉方医家と清末文人の笔谈》一文中注意到《清客笔话》的重要价值。《清客笔话》中记载了冈田沧海与浙江慈溪清客王治本(号桼园,1875年赴日)之间的笔谈,其中涉及落花生的内容如下: 冈田沧海:落花生,近来街头炒过鬻之,孩儿好嗜之。此物无毒,多食发呕逆者,或促命期。果有此事否? 王桼园:本草云:落花生性微温无毒,多食生痰。先生所谓发呕逆者,或生痰之故欤。近来贵国所鬻落花生,产金山,非敝邦品,不知金山土性如何?或土性有毒未可知也。 冈田沧海:风土之异,真如高论,感谢。…… 冈田沧海与王桼园所关注的落花生,并不只是涉及中日两地,还远及“金山”(现即美国旧金山),二位学者都认同中、日、美三地的风土不同,而导致落花生的性能也出现差异。美洲的大花生在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叶,落花生在不少地区还是稀罕之物。有泰(1846—1910)在拉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1904—1907),有一次,廓尔喀的回差曾给他带来洋桃、香水等物。“回差等又有送礼,如落花生、葡萄等物,皆为希奇,此地无有也,收之,赏之。”47有泰所获赠的落花生来自尼泊尔地区,或者是从印度经尼泊尔中转而来。 鸦片烟 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出使清朝,将其入燕经历撰成《燕辕直指》一书。他特别注意到鸦片的流通,该书卷五“留馆录下”记载: 盖鸦片烟者,出自西洋。其法:杀纯阳男子,以其膏血栽培南草,作膏食之。或云:以罂粟和药煎成,能令人收摄精神,记起幼时事,而但筋骨弛废,气血耗减,不久即死。故屡烦禁饬,而终不止熄云。48 金景善的观察正是在鸦片战争的前夕,他不仅记载了鸦片的来历、配制、作用与危害, 更重要的是“屡烦禁饬,而终不止熄”之语无疑敲响了清政府的警钟。权时亨《石湍燕记·人》(1850)中记载了有关鸦片的“神奇”传说: 若言其出处,则不过是红毛国灭白毛国之毒药。西海中印度国接界有红毛、白毛两国。红毛之人柔弱而好仁,白毛之人强猂而乐淫,红毛常为白毛所侵。……每乌鸢之属,啄死人骨髄,辄飞集铜盘遗精放尿。取其历用莺粟角,香油调匀为烟,此所鸦片也。使人吸之,则其气流入肾经,挑出阳气,精神倍爽,淫欲炽动。虽使老弱吃之,最有助于阳事,毕竟则短命促寿,其祸可胜道哉。49 姜时永《轩三录》(1853)中记载他和王淳的一次笔谈:“淳曰:‘内地多受鸦片烟害,不知贵国亦有好之者否?'余曰:‘邦禁至严,不敢创吸矣。'”50姜长焕《北辕录》(1855)记载了他在沈阳城见到男女皆吸食鸦片的场景,并讨论鸦片的来源及其毒害: 盖所谓鸦片烟道光年间自西舶流入中国,虽严刑设禁,而海市既广,私贩未绝。由是而陷溺深深,法意荡然。京外之人互相效法,视若茶饭,其流毒害人之甚,殆有浮于匪扰之滋蔓。宁可曰有一分纪纲也哉!51 权时亨、姜长焕等人的见闻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可见英军的大炮并未砸醒那些自甘沉沦的瘾君子们,清朝一步步走向衰败,乃成必然之趋势。姜时永的笔谈反映了鸦片并未成为朝鲜的祸害。 朝鲜通信使团中的学者与日本学者笔谈时,有时也论及烟草,甚至涉及其他从南洋传入的药用植物。《倭韩医谈》卷下记载双方(西湖与朝鲜学者秋水)的笔谈讨论:“‘贵邦有木棉乎?'‘然!'‘然树高几何?'‘长几一丈。贵邦亦然乎?'‘本邦元无木棉。近自咬溜吧国来,未结实。'”52“咬溜吧国”乃是指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木棉分布于印度、斯里兰卡、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热带和中国的亚热带地区,其花、根皮、树皮均可入药。木棉从咬溜吧国传入日本,或许是荷兰商人之所为。朝日学者在笔谈中不仅关注上述带有东亚域外色彩的药物和相关器具,而且也关注相关的西洋医籍。朴趾源在《热河日记》的《金蓼小钞》的提要部分,叙述了在漠北听到一些西洋药书名录之后,就到北京琉璃厂去搜寻购买这些书籍的情况: 余在漠北,问大理尹卿嘉铨曰:“近世医书中,新有经验方,可以购去者乎?”尹卿曰:“近世和国所刻《小儿经验方》最佳,此出西南海中荷兰院。又西洋《收露方》极精,然试之多不效。大约四方风气各异,古今人禀质不同,循方诊药,又何异赵括之谈兵乎?正续《金陵琐事》亦多录入近世经验,又有《蓼洲漫录》。又《苕翡草木注》、《橘翁草木略》、《寒溪胎教》、《灵枢外经》、《金石同异考》、《岐伯侯鲭》、《医学绀珠》、《百华精英》、《小儿诊治方》,俱近世扁仓所录。京师书肆中,俱可有之。”余既还燕,求荷兰《小儿方》及西洋《收露方》,俱不得。其他诸书,或有粤中刻本云,书肆中俱不识名目。53 虽然朴趾源在琉璃厂并未发现这些西洋医书的踪迹,但他认可大理尹卿嘉铨笔谈所述的信息,这段记载也为我们进一步探求18世纪下半叶在日本刻印的西洋医书流传到中国的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除了交流有关外来医方典籍的信息,朝/日与中国学者的笔谈中,也涉及他们对西方医药的初步认知,以及他们对中医药和西方医药的不同态度和简要比较。《清客笔话》中所载冈田沧海与王桼园的笔谈,就是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内容如下: 冈田沧海:……贵邦近来叶天士之流盛行矣。内经之学,有明张景岳最所宗也。徐灵胎诵复古之说。然而叶氏之流亚最多欤。谨乞正教。 王桼园:叶氏之医宜于我江浙间。盖江浙人受气多薄,故药剂以清轻为合。若叶氏行于北京、西蜀,未必可以奏手有功也。 安高生近有文一篇,索阅。依送友人开业者,中有汉医不灭如线云云。仆更添删云:近喜西来之法,谈剖解,尚机械,不辨阴阳、不察虚实,置《内经》而不用,问《药录》而不知。正孟子所谓邪说彼行之秋,昌黎所谓入主出奴之候也。此等妄论可与今夕诸先生道,恐西医闻之,仆必受骂。 敝国补剂,冬时必食鹿角胶、龟板胶、阿胶等剂。阳亏者多食鹿胶,阴亏者多食龟胶,老年者或食虎骨胶,阿胶补血皆可调合。贵邦有此剂乎否? 冈田沧海:鹿胶、龟胶尽皆补阴补阳之品,敝国齐舶来。补剂冬时必用六味地黄、或八味地黄圆。风土变迁使之然耳。阿井今犹存否? 王桼园:尚存。然各省各处所制亦得阿井水,但窃其名耳。 冈田沧海:麻黄,贵邦种。此盆栽朝鲜之品,即贵邦之种也,而至敝庐。麻黄敝国无之,反与樱花同。 王桼园:麻黄善散表发汗,为伤寒之要剂。其形与灯芯草相似。贵邦无此品。从敝邦贩运,价亦不甚昂。生学未知可移种否?仆不谙其性也。 二人所笔谈的主要是当时的中医家、中药常用的滋补剂,以及鹿胶、龟胶、麻黄等药物在东亚的贸易贩运情况。王桼园拥有中医药的知识背景,对当时的西医评价并不正面,他所归纳的西医特点——“谈剖解,尚机械,不辨阴阳、不察虚实,置《内经》而不用,问《药录》而不知”,恰恰是西医不同于中医的地方。但在他笔下,这些特点成为了西医的缺点,也是他批评西医,甚至是责难西医的根据。冈田沧海在此次笔谈中,并未就王桼园的评议进行任何的响应,不太容易看出他本人对西医的具体态度。不过,《清客笔话》中所载冈田沧海与晚清旅日学人张袖海之间的笔谈,也涉及对西医的看法,多少反映出了冈田沧海的观点或者态度: 冈田沧海:……医事则古经古方最可尊重。淑世沿革不一,宋代理学之行从变,大清徐灵胎大声疾呼,古医道从振。仆于徐氏所深慕也。 张袖海:徐灵胎学问渊博,天分过人,故于医道有超群拔俗之概。高论诚然。 冈田沧海:徐氏之卓绝,如高论。与朱震亨之学大异,朱氏与西土之风相仿佛。 张袖海:仆少年多病,而家中藏书甚多。故九流之书无不涉目,医学亦略知其梗概。 冈田沧海:仆世世医家,未谙医经、经方,殆羞耻之至。只守古而不变,慕张、孙之教耳。敝邦仰贵邦之高风,亦出活泼之奇,故不拟西土之风。请赐爱怜,幸甚、幸甚。仆不知一字一文,只学殖模拟贵国,甚嫌西洋之医风,顽恰如铁。 张袖海:敝国学问皆卓绝于他国。然地广人多,贤者少而愚者众,可叹亦可笑。然若西洋之学,巧妙极矣。以仆观之,不过匠者之能事耳,士大夫不屑为也。 冈田沧海:有推测之智,而乏通悟之妙,天赋使然欤。士大夫不屑为也。敬服,敬服。54 冈田沧海“甚嫌西洋之医风”的态度与大时代背景——日本已经接受兰医学熏洗多时——有些格格不入,他认为西医“有推测之智,而乏通悟之妙,天赋使然欤”,则显然是将西医当成了“技”而非“艺”,从而认为西医缺乏高端的“通悟之妙”(即中医比较推崇的“医者意也”境界)。在他看来,只能是“下九流”的人去学习西医,而作为高人一等的“士大夫”自然是“不屑为也”。冈田沧海的态度反映了兰医学在日本的流传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是被日本学者全盘接受的。与冈田沧海一样,涉猎过中医典籍的张袖海也是把西医当做“匠者之能事”,难登“士大夫”的大雅之堂。张袖海所谓“敝国学问皆卓绝于他国”的自信,多半源自他的儒家知识背景。不过,在自信之余,张袖海也不乏对真实现状(“贤者少而愚者众,可叹亦可笑”)的一丝清晰认识。 冈田沧海与王桼园、张袖海之间的笔谈,体现了时代大潮流中的东亚学者那些复杂莫名的心绪。从明代笔谈的《医学疑问》到晚清的《清客笔话》,这个过程也就是东亚逐渐走向“现代”旅途的诸多复杂性的缩影。在该途径中,以往东亚笔谈中学者们核心关注的中医中药,也逐渐被相关的西医西药知识侵蚀了份额,其知识的迁转更多体现了时代风潮的变化,诚然是一派大江东去的滔滔之势。 小 结 除药材贸易、药物馈赠、医籍刊印与阅读等方式之外,笔谈也是明清东亚地区的药物知识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时段来看,东亚笔谈对药物的讨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从明中期到清初,相继以朝天使和燕行使臣与中国学者(或医家)的交谈为主,朝鲜使臣下笔求教,所讨论的基本是中医药范畴的问题。这个阶段笔谈的情形也与朝鲜当地医学的发展进程相吻合,朝鲜医药学逐步兴起,出现了《乡药集成方》《东医宝鉴》《医方类聚》等著作。 其二,从清中期开始,燕行使臣、通信使臣不仅分别与中日学者(或医家)交流,也开始与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俄罗斯馆成员、东南亚使臣等域外人士交往,初步接触到从海路传入的欧洲、东南亚等地的药物,而日本江户时期以来逐步接受到由葡萄牙人传播的南蛮医学、由荷兰人传播的兰医学等为代表的西洋(欧洲)医学。就与西洋医学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日本无疑走在了中朝医家的前面。 其三,从19世纪开始,东亚三地学者之间的笔谈中逐步出现了西方的欧洲甚至美洲地区医药的身影,也体现了东亚学者对西方医药的兴趣、认知乃至评判。 东亚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的交流并非一条单向性的单一直线,也不是东亚三地相互的三条并行线,而是多层次的、相互交错夹杂的。它涉及东亚之“内”(中日朝三地)与“外”(欧洲、俄罗斯、东南亚、甚至美洲)的关联。由此可见,相关的笔谈既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医药知识对外传播的一段佳话,从中可以观察中医药知识外传的轨迹与对东亚生活的实际影响;也可以勾勒中日朝三地医药的相互激励的某些动人的场景;还可以勾勒东亚与来自圈外的人士的交流与互动。这些复杂多元的内部互动与外部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东亚文化的整体与相互依存,也是促成东亚走向现代化的先声。因此,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来考察作为东亚地方医药知识的内部环流与外部的接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的考察对同时代欧亚的医学交流史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注释 1王勇:《燕行使笔谈文献概述——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一》,《外文研究》2013年第2期,第37—42页;王勇:《无声的对话——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之二》,《日本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页。 2所谓“环流互动”,是指明清东亚的知识交流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平行的,而是呈现多重交叉、互相缠绕的状态,就像海洋中的洋流一样,不仅方向多变,而且水面与水下的流向也是多层次的。 3漆永祥:《论“燕行录”创作编纂过程与史料真伪诸问题》,《历史文献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43辑),第6—40页。主要参见该文第30—37页。 4[朝]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220—243页。 5漆永祥:《“燕行录学”刍议》,《东疆学刊》2019年第3期,第1—15页。 6比如,[日]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王勇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张伯伟:《东亚文人笔谈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张忠生主编:《人文中国学报》第2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5—333页。王宝平:《何谓笔谈——以〈大河内文书〉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9年第5期,第76—80页。 7略举一例。张京华:《三“夷”相会——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为中心》,《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第5—44页。 8梁永宣:《〈医学疑问〉与〈答朝鲜医问〉比较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年第2期,第67—69页。朱子昊:《〈答朝鲜医问〉与〈医学疑问〉渊源考》,王勇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第158—164页。 9梁永宣、李敏:《朝鲜通信使交流中的医学笔谈——以日本内阁文库为核心》,收入王勇主编:《东亚的笔谈研究》,第191—200页。 10梁永宣:《藏于日本的朝日医家笔谈》(上),《医古文知识》2004年第3期,第24—27页;《藏于日本的朝日医家笔谈》(下),《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2期,第32—33页。 11梁永宣:《日朝医学交流史的生动写照——〈韩客治验〉》,《中华医史杂志》2011年第2期,第70—72页。 12李敏、梁永宣:《日本〈两东笔语〉所载笔谈医学史料研究——以药物、诊疗为核心》,《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1期,第8—12页。 13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有:李春梅:《〈燕行录全集〉中的医学史料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李敏:《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14葛兆光:《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62页。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东亚文化间的比赛——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的意义》(复旦文史专刊第十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15[日]片仓元周:《青囊琐探》(下),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富士川文库藏本(静俭堂版),第三十三——三十四叶。 16张伯伟:《东亚行纪“失实”问题初探》,《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第147—183页。 17[日]菅道伯:《对丽笔语》,延享五年(1748)抄,富士川家藏本,现存京都大学图书馆,第六、第十二叶。 18(19)[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368页;第379—380页。 19(20)[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3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48—50页。 20(21)陈明:《“医药反求之于东夷”——朝天使与燕行使旅程中的医事交往》,《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2013年,第77—102页。 21(22)李敏、黄英华、梁永宣:《18世纪日朝外交中朝鲜通信使的药物馈赠考述》,《中医药文化》2016年第1期,第43—50页。 22(23)转引自裴英姬:《十八世纪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中国观感——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9年,第33页。 23(24)漆永祥:《朝鲜燕行使笔下的“神丹”清心丸》,李安东主编:《汉语教学与研究》(第9辑),首尔:韩国首尔出版社,2008年,第65—81页。陈明:《“吸毒石”与“清心丸”:燕行使与传教士的药物交流》,《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311—346页。张晓兰:《一粒“真真的丸子”——由〈热河日记〉中的“清心丸”看乾隆朝的世风》,《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46页。 24(25)[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1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11—313页。 25(26)[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77页。 26(27)[法]阿道尔夫·阿尔芒:《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许方、赵爽爽译,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28—335页。 27(28)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061页。 28(29)黄修志:《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小中华”意识》,《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第49—64页。 29(30)可参见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Seonmin Kim,Ginseng and Borderland: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ǒn Korea,1636—1912,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30(31)刘永连、刘安琪:《朝鲜朝贡参考》,《东疆学刊》2020年第1期,第56—63页。 31(32)可参见韩东:《十八世纪朝鲜通信使笔谈中的朝日医员对话》,《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39—70页。此见第47—57页。 32(33)[日]菅道伯:《对丽笔语》,延享五年(1748)抄,富士川家藏本,现存京都大学图书馆,第三至第四叶、第七至第八叶。 33(34)[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354页。 34(35)李敏:《18世纪日朝笔谈的医学史料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88页。 35(36)[日]坂上善之编:《倭韩医谈》(上),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第十八叶。 36(37)孙景超:《西洋参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寻根》2017年第3期,第24—27页。 37(38)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03—112页。 38(39)王宝平主编:《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39(40)[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3页。 40(41)葛兆光:《邻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叶朝鲜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传教士》,《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Shin Ik-Cheol,“The Experiences of Visiting Catholic Churches in Beijing and the Recogni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Reflected in the Journals of Travel to Beijing”,The Review of Korean Studies,Vol.9,no.4,2006,pp.11-31.Minoh Kim,“One from the East,One from the West:The Uneasy Encounters between Hong Tae-yong and Augustin Hallerstein in Mid-Eighteenth Century Beijing”,Acta Koreana,Vol.20,Iss.2,2017,pp.501-528。 41(42)[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9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2页。 42(43)陈明:《“吸毒石”与“清心丸”:燕行使与传教士的药物交流》,《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311—346页。 43(44)[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11页。 44(45)有关大黄贸易及其流传的研究论著较多,此处略举三例。张哲嘉:《“大黄谜思”——清代制裁西洋禁运大黄的策略思维及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第43—100页。林日杖:《近代中国大黄贸易的基本态势——基于来华西人贸易报告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156—165页;《何为大黄?——全球流动、历史演进与形象变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60—170页。 45(46)[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96页。 46(47)[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60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8页。 47(48)有泰著、康欣平整理:《有泰日记》(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87页。 48(49)[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2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84页。 49(50)[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1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8页。 50(51)[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3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1页。 51(52)[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7册,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82页。 52(53)[日]坂上善之编:《倭韩医谈》(下),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第一至二叶。 53(54)[朝]朴趾源:《热河日记》,第374—375页。 54(55)以上所引《清客笔话》,乃引自日本町泉寿郎教授《明治汉方医家と清末文人の笔谈》(待刊稿)一文所附录的“资料翻刻”,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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