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乾嘉时期，中国古典目录学进入全面总结阶段，体现出集成之势。它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理念。该理念虽然由章学诚一人提出，但却是当时目录学的共同特征，只是章学诚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它还体现出强大的功用性，集中体现在指引读书治学上，并在完成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总结的同时，也把此理论运用到了实践中。此外，在藏书编目之中，当时的藏书家大多主张公藏于世，藏书读书目录版本之学一体，藏书必有目，并为藏书编目做出了理论贡献，丰富了乾嘉目录学的内涵。不过，遗憾的是，乾嘉目录学虽得到全面总结，但只是散见于乾嘉学者著述中，既非专门也不系统。因此，要得到系统的乾嘉目录学状貌，需要从乾嘉学者与目录学相关著述中去汲取。通过立足文献，着眼其时代，从乾嘉目录学的代表人物章学诚、王鸣盛、孙从添等学者入手，从他们的著述中提炼这几个重要特征并做剖析，以见乾嘉目录学之概貌。 关 键 词：乾嘉/目录学/四库全书/公藏天下 作者简介：陈晓华(1972- )，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文昌(1988- )，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嘉时期，目录编纂达至兴盛，目录理论也得到全面发展。学人们探索藏书方法，交流藏书心得，主张公藏于世，讨论目录著录与校雠得失等，自觉不自觉地总结目录学理论，探索目录学功用，以规导典藏及目录著述良性发展，由之而体现出的乾嘉目录学的时代特征，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而有关乾嘉目录学特征的研究，或仅就事论事，或散见于相关研究之中，全面系统的论述较为少见。本文即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与实践、书籍编藏中的目录学理论这几个方面，剖析乾嘉目录学的时代特征，管窥所及，敬祈方家教正。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乾嘉目录学的最大特色，是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校雠通义》95。这个特征是章学诚总结出来的，也是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核心。章学诚的这些目录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校雠通义》中。有学者指出：“章学诚《校雠通义》是我国古代目录学专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于我国近百年来的目录学方法、理论一直发生着很大的影响。”[2]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出的必然性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辨识彰显学术，梳理学术分合、流别、优劣等，对学术源与流的考述，要如明镜般透彻。这个理论，是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实践做出的总结。它的提出，正式宣告目录学为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之学，是乾嘉目录学对中国目录学的重要贡献。这使中国古典目录学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与纲领，以文献整理为本、为基础，以归纳总结学术，辨识指导学术，指明读书治学方向，阐释学术思想，反映时代精神为要旨、标的，开拓了古典目录学的研究空间。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乾嘉时期由章学诚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这一时期正是目录编纂兴盛的时代，需要目录学为文献的全面整理、为学术文化的全面总结服务，并为天下指明读书治学的方向。由此，也对目录学全面总结提出了要求。在这种大势下，代表古典目录学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应运而生。于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与“阐释古今学术分合，详析学派流别”的《四库全书总目》一道，应和目录实践和目录编撰自身发展的需求，对目录学发展到这个时期出现总结之作、需要理论总结的大势，作出了理论总结，并有所实践。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一是遵刘向刘歆的旨意，“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1]《校雠通义》95；二是随书籍发展现状，学术需要，调整分类部次，且以叙录说明之；三是即类明学，由流溯源；四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是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要有展示古今学术的能力，发挥目录学备检寻能致用的优势，又要具备思想教化功能，还要发挥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并指导读书治学。因此，对于郑樵删除《崇文总目》叙录，章学诚则批评他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不识讨论流别之义。 同时，担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任务者，章学诚指出必须是“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1]《校雠通义》95，即如刘向刘歆父子者。优秀的目录学著作学术性强，是博学多才之士，求索于古今，问道于先圣时贤，皓首穷经，精磨细琢写就的。没有丰实的学术积累，深厚的学术功底，通晓古今的学识，是不能胜任的。此外，章学诚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应要求治目录学者有平和辩证的态度。也就是说，目录学并非仅仅为记载书目而作，要以分类体系、类序提要、脱离门户之见等客观公正地辨明学术分合的兴衰与源流，以及传承脉络。在当时汉宋之学各自为阵、相持不下的情势下，这无疑是一种非常清醒而有识的主张，是章学诚从目录学角度对汉宋之争的纠偏。 (二)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态度的转变 对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大成的四部分类法，章学诚所持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章学诚起初对四部分类法并无好评，认为四部分类法并不科学，是著录之家“以书籍乱部次”[1]《和州志》557的结果。而四库修书编撰了代表四部分类法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四库馆臣与章学诚所言的“以书籍乱部次”的著录之家是同道，或者可以说就是章学诚口中所言的“以书籍乱部次”的著录家。因为正是四库馆臣把四部分类法推向最高峰，并定其一尊，所以，四库馆臣也就是最大的“以书籍乱部次”者。的确，乾嘉时期书籍著录的现状是，四部分类法已难以适用存世所有书籍。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四库全书》及其《四库全书总目》，在书籍分类上就多有牴牾歧出。确如章学诚所言有不遵循部次实际、俯就书籍、变乱部次之嫌。对此，章学诚的补救方法是复古、讲求家法、编纂“下正家藏之目，上备中秘之徵”[1]《和州志》558的各州县志乘艺文之书，以此来“部次群言，辨章流别”[1]《和州志》557，以统宗天下文字，规范学术人心。当然，从章学诚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这并非是他因自己为四库开馆倡议者，却并未入馆而来的意气之评，而是他对末俗支离，不究学术源流本末，导致著录偏离古道、不守家法的批判。但查考他批评四部分类法的时间，却多少有点难以与四库修书截然分开之嫌。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的批评是在编纂《和州志》中提出来的，而《和州志》起于与四库正式开馆同年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即，四库修书初期，章学诚对四部分类法提出了异议。也就是说，在乾隆钦定的倾全国之力的皇家工程四库修书钦定的编纂方法四部分类法强烈影响全国上下之际，倡议开馆但未得入馆的章学诚，却不合时宜地对四部分类法提出了批评。这难免使人不联想到是不满《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所采用的四部分类法之故。而章学诚治学，一贯主张“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1]《文史通义》53，要求学术不要俯仰随时，要实事求是，“持世而救偏”[1]《文史通义》13。这更使大家怀疑他批评四部分类法，意在指摘四库修书之失。不过，这也正是因为身为四库开馆倡议者，始终未入馆，所以他能始终关注四库修书，也能以清醒的旁观者身份，看到四库修书的不足，对四部分类法作出思考，溯古推今，品其优劣，以求纠偏救弊而来的必然反应。 不过，章学诚后来对四部分类法看法有了改变。作为无法脱离时风影响的一员，虽然不与时俯仰，但不得不面对四部分类法，面对四部分类法日益走向一尊的事实，一次次接触之，也就日渐加深了对四部分类法的了解。由此，他对四部分类法的认识，也在这一次次接触中发生了质变。我们从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校雠通义》中，就可以看到其质变的完成。在《校雠通义》中，他指出分类法是随时代学术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即《七略》的六分法演而为四分法，如篆隶之演变为行楷，都是“势不容己者”[1]《校雠通义》95，四部分类法是时代与学术双重选择的结果，因此对当时流行的四部分类法的态度有了改变。他说“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1]《校雠通义》96，这显然已经开始接纳四部分类法。不过，这个接纳并非全盘首肯。他对四部分类法的保留意见，仍没有因四库馆臣凭藉四库修书，以官方的力量定其一尊而缄口不言。四部分类法的缺憾，依然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1]《校雠通义》68。即，在肯定四部分类法优长之外，求其变革，在四部基础上扩充部次条别，以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以治其弊。不跟风不附和，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正是章学诚的一贯治学精神。所以他能纠正己偏，由对四部分类法的不认同转为认同，但仍指明其缺点以使之完善。当然，认知学术，也是需要过程的。不过，对四部分类法无论态度如何，章学诚所论都是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发出的。 (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表现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在目录学诸领域中多有体现。如互著、别裁、辨嫌名等方面。章学诚也注意到此，在谈及它们时，全都围绕这一理论展开。 关于互著。互著，即互见，指一书见于不同类目。南宋王应麟《玉海·艺文》曾用互著法，但《玉海》为类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都曾使用互著法。《直斋书录解题》中《忘签书》既入著儒家也见于杂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观物内篇解》同时见于易类和儒家类。明祁承《澹生堂藏书目》也采用互著法入著书籍，他的《庚申整书略例》则对互著进行了理论思考。《庚申整书略例》的因、益、互、通四法的“互”法，即互著之法。即，对于有时谈经有时谈史，于此为本类于彼为应收的同一书，要互见于各类中。当然，明确提出互著概念进行理论概括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说：“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1]《校雠通义》96如果因回避重复而不载，那么一书本有两用却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则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却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也有所不备。章学诚提倡互著意在求全求备，无少缺逸。当然，互著的提出，渊源有自。因为一书两载，古有先例。始自刘歆，兵书权谋家有《荀卿子》，儒家也有之。《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古人独重家学，不避重复。所以章学诚批评班固省并部次使后人遂失家法，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并举历代不重视互著以至引起歧义之例来说明互著的必要。如郑樵始把《金石》《图谱》《艺文》三略并列。《艺文略》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等若干种，但《金石略》中却无石经，《金石》一略，没有石经，有违《金石略》的名称。又《艺文》传记中祥异一条的所有地动图与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的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的忠烈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显然有违常理。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重复互著的方法，于是遇两歧牵制之处，自然不能觉察出其中的牴牾错杂，百弊丛生。 最后就不但不能追踪古人之迹，仅自求无误也难免[1]《校雠通义》96-97。就分类上容易混淆的书籍而言，经部《易》类与子部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类与集部的乐府、子部的艺术相出入，小学类的书法与金石法帖相出入，史部的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相出入，集部的词曲与史部小说相出入，子部儒家与经部经解相出入，史部食货与子部农家相出入，并非只如郑樵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二类，容易相互紊乱。可见书籍容易混淆者，非重复互著的方法，无以免后学的柢牾；而就书籍可以相资为用而论，《尔雅》与《本草》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书籍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书籍相资为用，也并非如郑樵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于卜筮，《洪范》藏于五行。可见书之相资者，也非重复互著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1]《校雠通义》98。 关于别裁。别裁和互著为书籍著录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的两方面。为求全需要互著，为求义类之备需要别裁。别裁，即析出为单篇之谓。当全书之内别有本旨自为一类，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者，权于宾主轻重关系，且裁出后对全书篇次内容没有影响者，可以裁出别为门类。而别类叙书，有先例可循。班固、司马迁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1]《校雠通义》97。《隋书》别出《小尔雅》附于《论语》，《文献通考》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也是别裁早有先例之证。不过，《小尔雅》《夏小正》二书因早已别出单行，实际上已经独立成书，因此不算别裁。《直斋书录解题》把柳宗元诗从别集类《柳柳州集》单独抄出，入著诗集类。《王建宫词》一卷从别集类《王建集》录出入著总集类唐王建、蜀花蕊夫人和宋王珪所著《三家宫词》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裁。明祁承《庚申整书略例》提出的因、益、互、通四法的“通”法就是别裁之法，即析出著作以通四部，是对别裁理论的一次论述。不过，对于别裁，章学诚纳闷为何本篇之下并没有标子目，申明篇第之所自，因此他提出这一概念后，继而又否定了它，认为所谓的别裁起于偶有单行者，后人从之并安别裁之名，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1]《校雠通义》97。亦即，别裁当于别裁出的篇第下设注标明篇第之所出，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方为真正的别裁，符合别裁另行，究源竟委，方便检索，求实用的初衷。 辨嫌名。互著、别裁是为了求全求备，那么辨嫌名就是为了避免重复。章学诚指出，校书著录，一书数名，一定应当在卷帙之下一一注明书名；一人有多字号者，一定应当在姓名之下一一注明字号，不要嫌弃书名歧出的弊病[1]《校雠通义》97。与互著、别裁一样，辨嫌名也彰显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 (四)“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价值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虽然由章学诚提出，但《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等乾嘉目录书也对此颇有总结与实践。这表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当时目录学发展的共同特征，只是章学诚将它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以四库修书为例见之。 清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也编撰了相应的目录书及其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书都出色完成了目录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任务，而参与编撰者正是章学诚所言博通古今，知晓群书精义者。《四库全书总目》谓：“每书先列作者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详为订辨；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3]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论列学术流别，辨明学术得失，不失为目录书籍之典范。具体而言，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四库全书总目》的撰修成功是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撰修使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了最高峰，是中国目录学事业鼎盛发展的表现。于此，后人多有论述。像清人周中孚就曾盛赞：“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4]确然，《四库全书总目》以它简炼严密的序论和提要阐述了中国古代学术源流、各书作者的事迹、内容正误、价值高低，考证精详，有许多精到的论证，是对18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许多学术观点至今仍值得借鉴。 第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和编撰体例达到了古代目录书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后来许多目录书的编纂。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清史稿·艺文志》以及大批清代私藏目录都采用《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后来，四部分类法虽因时代发展而落伍，不再普遍适用了，但一些涉及古籍的目录书，仍有采用四部分类法的。如近人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周子美《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今人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等。可见，对于我国古籍的整理，四部分类法并未完全过时[5]。 清代目录学发展到乾隆时期，在出现代表清代目录学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最高成就的《四库全书总目》兴盛的大势下，尤其需要目录理论来总结它的成就。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提出，正是时代与目录实践和目录编撰自身发展的必然。 二、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与实践 乾嘉目录学的另一重要特征，体现在它的功用上，即读书治学之门径。前面所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涵之一就是指导读书治学，从“即类明学，由流溯源；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讲解了如何读书治学。 关于读书治学，乾嘉学者还从编订目录“索引”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含读书治学门径理论一道，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阐释。 (一)读书治学门径及其理论总结 乾嘉时期，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功用进行总结者不少。如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就《明史·艺文志》谈建议时指出，《明史·艺文志》必须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为嫌，这样才能向读者明示古今四部存亡状况，引领读书治学。即以本代的书而言，也应略述大意，详作者爵里，记作者行事，“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遗误”，才能“以资后人之讥弹，则庶几乎其可矣”[6]，即指导问学读书。虽然是就《明史·艺文志》而言，但究其本则是在谈书目著录如何才能很好发挥读书治学门径的功用。再如，金榜指出“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7]162。在诸目录著作中，金榜之所以更看重《汉书·艺文志》，是因为该书著录的是汉代及其以前的书籍，是问学先秦学术的门径。而先秦是中国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于此正能揭示中华学术之本的特质。故而金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无以读天下书，正是强调读书治学需从目录学入手。 与上述二人从理论上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特征进行抽象总结不同，章学诚、王鸣盛则从更为具体的层面论述了目录学是如何指导读书治学的。兹举其要，概述如下。 首先，以“索引”的形式指导读书问学。有关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功用方面，章学诚是率先谈及目录索引编制者。当然，“索引”这个词是外来词，20世纪20年代才从西方引入。不过，章学诚其实已谈到只是未命其名而已。为方便行文，这里暂且提前使用这个词语。 关于“索引”的编制，章学诚指出在编书之前就要做这个工作，“先作长编，取其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排，详注一书原委于其韵下”[1]《校雠通义》97，并指出编纂索引在避免编书重复方便校勘的同时，也是为检寻天下藏书提供查寻门径。至于如何编制有关这方面的索引，章学诚有详细的说明。他说：“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1]《校雠通义》98于此，章学诚自己编书时就有实践，如他为自己的《历代纪年经纬考》就编了《历代纪元韵览》，其意就在达到反复互求而举无遗漏的效果。此外，学者不可避免受时代影响，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汉宋兼采的章学诚，虽然对乾嘉汉学多有批评，但其治学仍受到考据学的影响，如他在如何编制索引时强调的“反复互求”“参互错综”、注重稽考名目等，都是乾嘉考据学方法的运用。 其次，从目录学全局着眼，并与版本、校雠等理论相需为用。王鸣盛谈目录学，不再只就目录学某一分支来论说，而是从全局出发，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编》中。 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讹谬也。有某氏者，藏书最称奥博，自夸其家藏宋刻开元本《史记》，升《老子》于列传首，居伯夷上，又自夸集诸宋版《史记》共成一书，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长短咸备，因李沂公取桐丝精者杂缀为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戏名此为‘百衲《史记》’，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开元本分卷若干，其为仍裴驷之旧乎，抑已改之乎，某之学不足以知此，竞未尝讨论及之。如某之搜奇访秘，多见多闻，较简陋者诚不可同日语，惜其未有学识，枉见如许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发明开益后人。如某但云能藏书，未敢许为能校书、能读书也。或问予曰：‘读书但当求其意理，卷帙离合有何关系，而子龂龂若此？’予笑而不能答。”[7]《史记》1王鸣盛所言，一是指出了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之功用，要领悟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必须苦学精究，良师指引；二是批评了晁公武至焦循都没有得到目录学要旨。此外，从他所举例子看，虽然他就目录学全局谈目录学，但他和乾嘉诸目录学家一样，其实并不系统，只是零星谈及，而且他的目录学依然是与校雠学版本学联系在一起的，对目录学家如刘向以来诸人的评价也不尽公允。如认为刘向为西汉俗儒，认为陈振孙为宋南渡后微末小儒，认为从晁公武到焦循都学识不高，朱彝尊学识也不怎么样。于此，陈垣曾有一段评价，可为参考。陈垣说：“王西庄好骂人，昔贤每遭其轻薄……皆见其所著《峨术篇》及《十七史商榷》。盖其天性如此，又乏修养，自以为是，而不知人之窃笑也。”[7]《附录·评论》962在对前人评价上王鸣盛确实背离了他自言学问深厚的人必然谦退的逻辑。 不过，王鸣盛的好骂人，并无损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他的学问确如其所言：“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 ”[8]可见相当自负。自负的人难免轻狂，加以他颇贪鄙，也就有了他对前人的不敬，以及后人对他的批评。 当然，王鸣盛口中的目录学，并非他首创。首创“目录学”一词的是北宋苏象先，王鸣盛仅是再次提出此概念。王鸣盛再次提出此概念，是目录学发展到乾嘉时期需要理论总结大势的必然要求与结果。当然，苏象先、王鸣盛二者虽都谈目录学，但苏象先仅谈个人目录检寻的功底，王鸣盛则言及目录学功用，以及如何进入目录学领域，相较而言无疑王鸣盛更进了一步。 (二)读书治学门径理论的实践 乾嘉学者不唯对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进行理论总结，也自觉将此理论运用在实践中。例如，王鸣盛评述《资治通鉴》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7]《缀言》932，但“与十七史不可偏废”[7]《缀言》933；指出《通鉴纪事本末》为阅读《资治通鉴》的门户[7]《缀言》942；赞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7]《缀言》937；并评判《史通》《历代纪元考》《纪元汇考》《补历代史表》等，指出“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且稗史最难看，必学精识卓，方能裁择参订，否则淆讹汩乱，虽多亦奚以为”[7]《后汉书》275。王鸣盛以上所论，都在讲如何读书治学，是对读书治学门径理论的实践。李慈铭因此称《十七史商榷》为“读史者之津梁”[9]。在《蛾术编》中，王鸣盛也实践了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的理论。他看重艺文志读书治学门径功能，所以第一门所录书籍全依艺文志所载，以明学术分合传承[7]《汉书》161。而《蛾术编》各书提要，则详叙著者卷数、学术版刻源流、价值高低、书籍真伪等，彰显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及读书治学门径的功能。此外，从南齐时陆澄论《易》所道“自商瞿至田何，其间五传。年未为远，无讹杂之失；秦所不焚，无崩坏之弊。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于寥寥数语中一目了然《易》学之发展，他发出的是对“目录之学精绝”[7]《南史合宋齐梁陈书》498的评语，也可见他对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书治学门径功能的高度重视，以致为他人并没有出现目录学之词却与目录学之道相通的几句话也不惜花费笔墨盛赞。而他所说的读书要有师法，无师不能读；所看重的学问应由师傅引导入门，方得学问之良轨及获事半功倍之效，与读书需明目录学也是一脉相通，异曲同工。 除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指导读书治学之中，他们还将其用于教导子弟读书入门。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合理的目录作为引导，初学者恐怕难以入手。很多私人藏书家为了子弟易于读书问学，往往编制目录。如孙星衍将家藏书籍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十二大类，进行编目，成《孙氏祠堂书目内外编》七卷，略述目录学源流，即意在于施教于家塾。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专门目录著述中尤体现目录学读书治学门径特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同时也是此特征的一次无与伦比的实践。《四库全书总目》是18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典籍的汇总，它在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指引并实践读书治学门径方面，为清代目录编撰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效地为后来者指引了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书籍，以及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门径，也可看到目录学家通过目录编撰引领读书治学的良苦用心，阅读它，无疑可以一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张之洞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是学问门径诸生良师[10]。确如其言，近代以来不少大学问家都是从中汲取养分，奠定深厚学问功力的，陈垣、余嘉锡就是其中尤为典型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探讨乾嘉目录学的特征时，主流学术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四库全书总目》正是这种影响最集中的体现。 三、书籍编藏中的目录学理论 中国古代的藏书家与目录学家基本上都是二位一体的，藏书家可以说就是目录学家，因此藏书理论也就是目录学理论。故而，图书的典藏特色，也是我们探讨目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清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就何为公藏做出论述，并认为藏书与读书、藏书与目录学一体，同时对编藏作出了理论总结。兹论述如下。 (一)公藏天下之书 乾嘉时期的藏书家一再强调藏之一地一时都不足取，无法久存，提倡传借流通，号召公藏。为此，周永年继明代曹学佺再倡儒藏说，主张仿照佛教、道教贮藏经典的办法，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藏在学宫、学院、名山、古庙等妥善的地方，供学者使用，防止遭到意外的破坏。桂馥谈到周永年时说：“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有贾客出入大姓故家，得书辄归先生。凡积五万卷。先生见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仓及释道藏，作《儒藏说》。约余买田，筑藉书园，祠汉经师伏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11]四库开馆即与清初以来讨论如何藏书密切相关。这更令学者关注藏书理论，而且大多有公之天下之心。如章学诚追溯藏书之始至孔子，指出藏书的方法古已有之，司马迁所语藏书于名山，即是书籍自古就有收藏理论的明证。因此，章学诚也认为道藏佛藏可以永久保藏本教书籍，因此也建议仿效道佛二家藏书的方法藏世俗的书，并以道佛二家所藏的书补国家书库所没有搜集到的书籍[1]《校雠通义》99。 在乾嘉学者看来，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享。图书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是公藏公有，开后来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就公藏或私藏，顾广圻的看法是，无论公藏或私藏，只要有公心，就是公藏。这是当时公私藏书兴盛，提倡公之于世共享的表现。“藏书也者，或公其书于天下，或私其书于一己。出彼入此，唯其心之所为而已矣。公书于天下者，无所为而为之，惧往迹之微绝也，闵承习之駮舛也，收拾欲坠，护持仅存。夫勘讹可资，起废翳赖，所谓守先以待后焉耳。凡厥所以为心，将不独有益于书，而皆有益于书者也。故曰：‘不可不传也。’苟反是而私书于一己，鄙者规为利，夸者规为名，各就所主而极其弊。凡厥所以用心，皆不至有损于书不止，而尚焉用传为？”[12] (二)藏书读书治学与目录版本之学一体 乾嘉学者讲求编藏，并都注重版本目录。在他们看来，藏书治学不习目录版本，犹访胜境而徘徊于门墙之外[13]。他们把藏书群体分为鉴赏家、考订家等类，即“藏书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日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善其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14]。他们的目录学也就是版本目录学，以版刻授受源流的记述考订、以纠谬正讹的校雠等为内容。 在藏书家类型上，他们还认为有能藏者不能读者，能藏能读却不能写者，罕有能藏能读能写三者俱全的藏书家，但藏书确应以读与写为目的。严可均总结自己藏书得失道，“余家贫，不能多聚书。顾自周秦汉，以逮北宋，苟为撰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来，南游岭海，北出塞垣，遇稀有之本，必请缮写，或肯售，即典衣不吝。今插架仅二万卷，不全不备。以检近代诸家书目，如世善堂、天一阁、万卷楼、世学楼、传是楼、曝书亭及同时同好如鲁孔氏、闽张氏、汉阳叶氏、阳湖孙氏、绩溪方氏，以至石刻之本，异国之本，道释之藏，彼有而余无者多矣；彼无而余有者亦不少也。黄氏丕烈聚书多宋本，余与之交，不敢效之。书非骨董，未得宋本，得校宋本，足供撰述可耳”[15]，正是“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16]《丛书楼书目序》12，藏书读书本一脉相通。 既然藏书读书治学与目录版本学一体，那么藏书必定是需要编写书目的。确然，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几乎都为自己所藏之书编写有书目，流传于世。这就将目录学融入了藏书读书的实践当中。如黄丕烈校《季沧苇藏书目》时所作跋指出：“于今沧苇之书已散失殆尽，而每从它处得之，证诸此目，若合符节，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俾后人有所征信。”[17]《季沧苇藏书目跋》890即藏书需有目，且书目要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不过，黄丕烈所论显然仅停留在甲乙账簿的层面上。同是论如何藏书，相对黄丕烈《季沧苇藏书目》跋所言，全祖望就进了一步。全祖望不但肯定藏书必有目，而且对如何作好书目提出了要求。他说：“夫藏书必期于读书，然所谓读书者将仅充渔猎之资耶，抑将以穿穴而自得耶。夫诚研精得所依归而后不负读书。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适，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闲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拟，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撦獭祭之用。《丛书楼书目》之出也，必有以之为鸿宝者矣。”[16]《丛书楼书目序》12从他所言，显然可以看出，面对清代藏书盛况，以全祖望为代表的大多学人已经意识到藏书的目的在于读书，所以应公之于世。并且，他们认为既然藏书为读书，那么目录书就应不仅仅停留在账簿层面上，而像《丛书楼书目》这样的优秀书目正可起到示范作用。看来，这个时期，是到需要进行理论总结，以规导编藏，以及目录著述良性发展的时候了。 (三)编藏当有法 乾嘉时期私人藏书家，对编藏理论进行总结，尤为突出者是孙从添。他的《藏书记要》是总结自清初以来《绛云楼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传是楼书目》等书目编藏方法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藏书记要》在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曝书等八方面就书籍编藏进行了总结。 关于购求。孙从添提出了知有某书却无力而购、有力而非所好、知道所好书去向却计较价值而坐失购书良机、旧家书慵皆无所欲得书、知近求不知远购、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不能购得善本六难说，并指出正是这六难使藏书者少。同时，就为何购买或访求到善本书为美事做出了说明。他认为一是因为书籍是天下至宝，人生中至宝；二是得善本书有品评鉴赏的乐趣，且有购求阅读收藏的乐趣。“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之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至于罗列已多，收藏既富，牙签锦轴，鳞比星章，不待外求而珍宝悉备，以此为乐，胜于南面百城多矣”[18]2。 关于鉴别。孙从添提出藏书不知鉴别，如瞎子辨色， 聋子听音，他们的心未尝不好，但才力不足以帮助他们，徒为有识者所笑，很是无谓[18]3。指出鉴别要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并向各家目录及序跋求证，到处访求辨别真伪。藏书之道先分经史子集，取精华弃糟粕。鉴别必须看版本识古今知新旧，并就经史子集历朝历代各种版本优劣做出了详细说明。 关于抄录。孙从添认为抄本贵于刻本。就如何辨别抄本真伪，以及各家抄本特色一一说明，并就什么是好抄本以及各类书籍该如何抄写为佳作了说明。 关于校雠。孙从添指出非博学好古，勤于看书而又安闲者，不能动笔校雠书籍。校雠以尽量不改为上。对于如何校雠各时代及各类版本，也详细地加以说明。 关于装订。孙从添指出装订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为第一[18]12。并做了具体说明。 关于编目。孙从添认为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不能为之。为使编目“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他针对古今载籍、版刻、公藏私藏提出了四编法，即：“一编大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析，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写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版、元版、明版、时刻、宋元抄、旧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或几册，有套无套，一种门类写完后，存白页，以备增写新得之书，编成一部，末后记书若干部，共若干册总数于后，以便查阅有无将来即为流传之本。其分年代不能全定，因得书先后不一，就其现在而录之可也。释道二氏之经典语录附于后，写清装成藏于家。二编宋元刻本抄本目录，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图章姓名，有缺无缺，不借本，印宋抄本，有版无版，校过者书某人校本，或底本临本，录成一册，虽目录亦不可轻放，恐人借观遗失，非常行书籍皆有之至宝，收藏者慎之宝之。三编分类书柜目录一部，以便检查而易取阅。……四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之书，在外装订之书，抄补批阅之书，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藏者，即归入柜，增上前行各款书目内可也。”[18]15-17显然十分注重编目的实用性。 关于收藏。孙从添认为，收藏不独安置得法，全要时常检点开看，才算妙。并就书柜、锁、钥匙、藏于何处为佳、藏书楼及其管理，以及如何防蛀防蠹防火，书架安置等作了说明，强调素朴清雅的收藏风格。 关于曝书。孙从添认为，曝书应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并就晒书用具以及如何晒书作了说明。 有学者总结《藏书记要》成就为：“是清前期私家藏书目录发展的产物和发展水平的检阅。……反映的是以钱谦益、钱曾、毛晋、毛扆、季振宜、黄丕烈为代表的常熟藏书家一派的藏书和目录学思想观点，图书版本重于图书内容，版本形式重于版本内容，鉴赏收藏重于读书考订。”[19]46-47它在对编目者的素质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目录制度、建立详备的书目著录项、概括总结与书目著录直接相关的版本鉴定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编目有直接指导意义[19]46。 与私家藏书相比，官方在收书、典藏方面有一套更为系统成熟的理论方法。以四库修书为例。四库修书之前，先由皇帝颁发谕旨，拟定征书章程，制定进书献书的奖励办法，设置专门的征书办公地点。参与修书的四库馆臣对所征之书的来源一一作出标注，并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对于全书抄成后底本的处理也作了规定。在典藏方面，《四库全书》对书籍的版式、装帧、收藏、管理都作了具体规定，如以代表春夏秋冬的绿、红、蓝、灰四色，代表经史子集四部书籍；采用楠木书套加以保存，每一匣衬以夹板，束之绸带，防虫防潮；仿天一阁体式建制七阁藏书楼；在设官管理方面北四阁与南三阁都有严格规定。仅文渊阁《四库全书》就设立了领阁事、直阁事、校理等官，而且兼衔的官员级别都很高，管理体系也非常严密。此外，还具体规定了如遇各衔缺员应如何补授、管钥启闭之设官管理、日常职掌，以及曝书等事，从而使图书收藏和使用的诸项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些藏书理论与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书籍典藏仍具有重要启示。 总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乾嘉目录学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乾嘉目录学在范围和深度上较前代皆有所突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涌现出了大量的专门名家。他们把考据学的方法直接运用于目录之中，以此指导读书问学，他们在藏书编目的实践中又深化了目录学的内涵。当然，乾嘉目录学的特质不止于此，我们仅就上述三个方面概而论之。至于其他特质，可于诸目录学家著述中可见，兹不一一述之。 原文参考文献： [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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