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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６３页）。章学诚的这一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马、班以下至郑樵千余年史学的评价，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状况的看法，涉及许多问题，此处不便展开。而“通史家风”，则是他提出的重要问题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这里高度赞扬郑樵，一是指郑樵的“博雅”和卓识（“别识心裁”）；二是指郑樵秉承“通史家风”时具有“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这主要是指《通志·二十略》而言。至于马、班之后，郑樵之前，是否还有“承通史家风”之人，章学诚没有论及，而这正是“通史家风”之所以成为“家风”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里有必要从“通古今”的传统讲起。 一司马迁《史记》与“通古今”传统的形成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２７３５页）。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正是呈现出了这种变化。重要的是，司马迁《史记》的这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对后世史家有深远的影响。《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他也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２７３７页）。“贯穿经传”是指思想内容的“通”，“驰骋古今”是指时间的“通”。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汉书》“函雅故，通古今”（班固：《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４２７１页），跟他上面评论《史记》的话是同一个意思，可以证明他评论的真诚。 在班固之后，《汉纪》作者荀悦和《后汉纪》作者袁宏，以及《华阳国志》作者常璩，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给予高度重视。荀悦认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荀悦：《汉纪·高祖纪》，见《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版，第１页）按照荀悦的说法，这五条是把天人关系、事物之宜、古今相通、功勋之家、贤能之人都包括在内了，由此展示社会历史的面貌。袁宏更是进一步把“通古今”和他的社会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袁宏：《后汉纪》序，见《两汉纪》下，第１页）这显然是要赋予“名教”以贯通古今的存在形式。常璩受到荀悦的影响，提出“通古今”是“书契有五善”之一，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９５页）。由此可见，常璩同荀悦一样，也是把“通古今”视为历史撰述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常璩《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一言以蔽之，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为什么都要强调“通古今”的重要性呢？首先，这同司马迁《史记》强调“通古今之变”之撰述宗旨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从刘向、扬雄和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中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参见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第２７３８页；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３２５页）。荀悦等人都倡言“通古今”与此不无关联。其次，“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尖锐地指出： “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王充：《论衡·谢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９６页）。 王充的这一段论述，自是思想辨析，也可看作是历史评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些学人对“通古今”这一历史观念的重视。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历史思想走向深入的表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定要体现在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而是重在对现实的关注。正如荀悦在《汉纪》序文结尾处所说：《汉纪》一书，“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荀悦：《汉纪》序，见《两汉纪》上，第２页）。至于袁宏说的“通古今而笃名教”，那就把现实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二标榜“通史”著作的出现及相关评论的发展 “通古今”思想传统的存在必将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上出现了以“通史”命名的历史著作，成为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梁武帝命史官们编撰的《通史》。《梁书·武帝纪》记梁武帝事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９６页。按：梁武帝时所撰《通史》的卷数，记载不一：《南史》卷七《梁武帝纪下》作“六百卷”；《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作“四百八十卷”；刘知幾《史通·六家》作“六百二十卷”；《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作“六百二卷”）《通史》这样的巨制，自非出于梁武帝之手，但他为之作赞与序，也很难得了。参与撰述《通史》的主要是史官吴均。史载：梁武帝天监年间（５０３—５１９），“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姚思廉：《梁书》卷四九《吴均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６９９页）。可见，吴均之后还有续作者。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通史》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发了一些讨论。南朝陈人顾野王曾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当是梁武帝《通史》的一个节本。顾野王在梁任太学博士等职，入陈先后任国子博士、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等。他与江总、陆琼、傅縡、姚察，“并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焉”（姚思廉：《陈书》卷三〇《顾野王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００页）。他撰《通史要略》，或许是出于删繁就简的需要，这可以视为对《通史》较早的反映。 按梁武帝的本意，他命史臣编撰《通史》并亲自撰写赞、序，是希望达到一个“理想的”目的，如《梁书·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所记： 高祖（按：指梁武帝）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姚思廉：《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１１页）。 这一段记载，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件空前绝后的荒唐事。荒唐之一，是梁武帝把他倡导所撰的《通史》的价值无限地夸大了，同时证明了他对史学的无知。荒唐之二，是萧子显作为史学家，又是《南齐书》的作者，怎么能违心地去迎合梁武帝的“《通史》成，众史可废”的妄想，并把这种妄想与孔子相比附？荒唐之三，是时人称萧子显之对为“名对”，这要么是“时人”皆愚，要么是本传作者对“时人”的误解以至于诬评。编撰《通史》，本无不是，但上述这一段记述，却给《通史》加入了无知可笑的成分。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是对《通史》作全面评论的第一人，其《史通·六家》篇写道：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刘知幾：《史通·六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页。按：此处所述《通史》下限是“下终齐室”，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述“起三皇，讫梁”有异，且《隋志》早于《史通》，个中原因，待考）。 有关《通史》的内容、材料来源、体例、结构、断限等，这里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刘知幾行文的口气来看，他对《通史》的评价不高。他甚至把对《史记》的某些评论同《通史》牵扯到一起，更表明了他对“通史”一类著述的反感。刘知幾这样写道：“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刘知幾：《史通·六家》，浦起龙通释本，第１８页）刘知幾把《史记》与《通史》牵扯到一起加以评论的做法，极其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史记》的偏见。 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这三部成书于不同时期的正史对《通史》的著录来看，其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隋志》将《通史》著录于“正史”类之末，此外并无任何说明；《旧唐志》“正史”类之末著录《通史》和李延寿《南史》《北史》，并在小序中说明“都史三家”，这是把《通史》《南史》《北史》称作“都史”的明确表述。“都”为汇聚之意，“都史”即汇聚之史，这就离开“通古今”之“通”的本意了。《新唐志》著录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它在“正史”类的最后，附设“集史”一目著录《通史》《南史》《北史》《高氏小史》《统史》等书。据此可知，《新唐书》作者也不是从“通史”的视角来看待《通史》的，所谓“集”也是汇集之意，与“都”近似。“集史”，可理解为集众史为一史。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就是：“两唐书”的作者致力于纪传体皇朝史的撰述，而对于《史记》“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以及“通古今”思想传统下史学发展的趋势，尤其对历史著作之求“通”的旨趣缺少必要的关注，这既与唐初刘知幾有所区别，也同南宋学人看法不同。 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他的《通志·总序》是这方面的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认为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同时，他又称赞《史记》，认为司马谈、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版，第１页）。从郑樵对孔子、司马迁的评价，可见其所谓“会通之义”的思想核心之所在。其次，郑樵竭力批评班固，认为班固“全无学术”，“遂失会通之旨”；班固“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与此相连带者，他对《后汉》《三国志》及唐初所修一些皇朝史多有激烈的抨击。再次，郑樵明确地称赞梁武帝《通史》，他写道：“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郡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郑樵：《通志·总序》，以上，见《通志二十略》，第２、３、４页）郑樵在如此重要的序文中，称赞梁武帝在涉及“会通之义”的问题上之“慨然”自觉，足见他对《通史》的高度肯定，这同刘知幾的评价可谓背道而驰。最后，郑樵引用前人之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改“志”为“略”，进而申言：“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郑樵对他所撰《通志》一书作了这样的概括：“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第５、１１页）从这些阐述来看，郑樵自言《通志》一书，重在《二十略》，因为这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所得，也最能反映他的“会通之义”。后人对《通志》的评价，也大抵如此。 应当指出，郑樵关于“会通之义”的阐述，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并在书志领域有重大发展，这是郑樵的杰出贡献。但郑樵对以班固《汉书》为代表的皇朝史的批评，不论对于书还是对于人，都有失于偏颇之处，他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晚于郑樵的南宋史学家高似孙撰《史略》一书，这是一部专题目录而兼具史学批评的著作。其卷四有如下标目：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通鉴、通鉴参据书。在通史类之下，著录之书有：“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按：《通史》，上自三皇，迄梁，全用编年法。”以下为李延寿《南史》《北史》、高峻《小史》、姚康《统史》、萧肃《合史》、苏辙《古史》等（高似孙：《史略》，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９～８０页。按：《统史》作者姚康复当为姚康之误。参见陈光崇《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５１～５４页）。高似孙正式把“通史”列为一类历史著作，并首列梁武帝《通史》，无疑反映了他对《通史》一书的看法，而与前人所谓“都史”“集史”有所不同。但其按语中“全用编年法”的说法，显然有误。前引《梁书·吴均传》《史通·六家》都说到《通史》作为纪传体史书的某些具体构成。 从刘知幾的评论到郑樵的评论，梁武帝《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从《旧唐志》《新唐志》到《史略》，梁武帝《通史》从被标上“都史”“集史”到“通史”不同的符号。总的看来，《通史》作为“通史”的“名份”还是确定下来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写道：“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章学诚：《文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７３页）这样，由郑樵论“会通之义”到高似于史书分类设“通史”一目、章学诚议史籍标“通”之滥觞，三者贯穿起来，《通史》之“通”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了。 三“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郑樵和章学诚都说到梁武帝《通史》之“通”的价值，但二者的学术视野是不同的。郑樵肯定《通史》，旨在为他的《通志》尤其是《二十略》张目；章学诚肯定《通史》，旨在总结中国史学上“史籍标通”的路径及其盛况。 章学诚在讲到“史籍标通，此滥觞也”之后，接着写下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 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章学诚于此句后自注：“《通典》本刘秩《政典》。”此乃据《旧唐书·杜佑传》所记而致误。按：刘昫等《旧唐书》卷１４７《杜佑传》记：“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刘昫等著：《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９８２页）今人陈光崇生据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诸书考证，作《刘秩事辑考》一文，认为房琯称赞刘秩之书，非《政典》，而是刘秩《论哥舒翰兵事疏》（见《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１～３５页），足资参考］。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这里举出的四部书，除了《太和通选》，其余三部书都是“史籍标通”者；而从“文献”来说，既是社会的反映，又可反转过来说明历史，就这个意义上说，也可视为“史籍”。当然，《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诸史书书名标“通”者还有李仁实《通历》、马总《通历》、苗台符《古今通要》、张敦素《通记建元历》等，以及因《资治通鉴》所撰各种史书而书名标“通”为数甚多，但它们都不具有上述四部书的代表性。由此可见，章学诚说的“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是正确的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辨析的，章学诚把梁武帝《通史》看作是“史籍标通”的“滥觞”，而他所举代表“史部之通”的“极盛”之标志的四部书，与梁武帝《通史》有什么关系呢？按照章学诚的说法：《通志》重在总结古今之学术（当指《二十略》而言），全书体裁是以司马迁《史记》为其规范；《通典》在内容上是把前史（指前代正史）的书志统贯起来，在体裁上是学习《周礼》那样的典章制度体形态；《资治通鉴》是综合利用纪传体史书的表述，整体上按照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样式而著成的编年体史书；《太和通选》是汇集官府、私家之名作，大致仿照《史苑》《文选》编次而成的文征体著作（章学诚《永清县志·文征》首倡“文征”体，见《文史通义》卷７外篇二《永清县志文征序例》，叶瑛校注本，第７８８～７８９页。另，参考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有关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４页）。如此看来，这四部书都与梁武帝《通史》没有直接联系，那么，章学诚为何要在《通史》作为“史籍标通”的滥觞之下，列举这四部书并称之为“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呢？答案只有一个：是“通”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这从顾野王的《通史节要》、郑樵赞赏梁武帝的“慨然”作《通史》、高似孙为史书分类设“通史”一目等，都可以得到印证。 准此，若把《文史通义》中的《释通》篇和《申郑》篇合而观之，则章学诚所论郑樵的“承通史家风”，当是渊源有自、内涵丰富而旨在于“通”的史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不仅从历史发展上总结了这个传统，而且进一步从历史编纂的实际意义上对这一传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论“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尽管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而作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其中却也包含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值得当今历史研究和史学批评所借鉴，进而提出新的认识，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更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本文试就这种借鉴和思考讲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重在把握分寸。章学诚说“通史之修”有六便，其中“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是极重要的两条。他的论述，虽然多不脱离朝代史和朝代更迭，但其中道理是要表明：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抵牾”，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３７３～３７４页）。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考察的对象以专题居多，而所得之结论是否允当、合理，这就需要作者关注到与“平是非”“去抵牾”相联系的通史观念了。当然，不是说史学工作者都来研究通史、编撰通史，而是说史学工作者应具有“通史家风”关于“通”的意识。 第二，通史之作与重大问题的提出相关联。从史学史上考察，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如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２７３５页），杜佑申言的“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页），司马光表明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９６０７页），以及马端临提出的“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１页），等等，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是现实的历史运动所应关注的问题。关注通史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开拓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视野和发现历史上的“新问题”的敏感性，都大有益处。 第三，展现“通史家风”之“通”的多样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史学的历史价值。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列举《通志》等四部著作后，还举出一些与“通史”相关的著作，其中包括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和薛居正、欧阳修的新旧《五代史》，并明确指出这几部书是“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南史》包含宋、齐、梁、陈四代，《北史》包含北魏、北齐、北周、隋四代，新旧《五代史》都包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南史》《北史》和新旧《五代史》是把几个朝代的史事连缀编纂而成，这就是“断代而仍行通法”之意。同时，章学诚也指出，有的撰述是“标通而限以朝代者”（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３７４页）。其实，这两种情况在撰述思想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贯彻“通”的精神，后者是显示“通”的名号；前者似可视为“通”的传统的一个旁枝，而后者诚如章学诚所说是“漫无家法”的表现。 这里，是否还可以说到“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对各种著名通史的续作。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赞班彪说：“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他又以赞同和惋惜的口吻说到隋朝的陆从典：“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迄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欤？”（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通志二十略》，第３、４页）郑樵对于续作之书可以做到“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的前景，显然是过于理想了，但他对班彪、陆从典的称赞，本质上是肯定班、陆“通”的精神。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史学，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各种通史性质的名著撰写续作，也是通史精神的重要表现，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圻《续文献通考》以及清乾隆时官修之“续三通”“清三通”，等等。这样的续作至少有两个意义：首先，它体现了续作与原书之间在时间、体裁、内容上的连续性，从而使这一方面的通史性著作具有连贯性，后人得以获知这一领域的系统知识。其次，这些续作在客观上突出地展现了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在世界史学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乾隆年间，诏修“续三通”和“清三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清皇朝明确地表明，在典章制度方面，自身就是“三通”所记述的中华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这同清皇朝纂修《明史》、刊刻“二十四史”、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的结末处，总结了他从读《资治通鉴》中概括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而说到他被这些问题触动而发表议论的缘由和方法。王夫之概括的问题是：“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触动他发表议论的缘由和方法是：“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１４～１１１５页）对于王夫之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自应作历史的看待，而我们所应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借鉴，是他对通史中的问题的把握和梳理，以及他对于发表议论的重视和方法。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通史家风”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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