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是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认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中国边疆历史（基础）学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构成其学术体系，其下以区域构成研究方向，而话语体系则由中国边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中国边疆学学科等六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建设构成基本内容。进而从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边疆学面临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将以少、散、乱为特点的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队伍建设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最近几年虽然没有撰写专门的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但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学界同仁参与有关的讨论，并在组稿和编辑过程中逐渐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最近有时间促使我将以前零星的看法串联起来，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认识，现整理出来，求教于学界有志于此的同仁，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1] 一、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应该说涉及有关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关注点不同，出现分歧并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是清理之中的。就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讨论而言，大家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实际上是涉及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是中国边疆学能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二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和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的关系；三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和研究所当前遇到的现实问题。仔细分析，这三者既有联系，但也有不同，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似乎是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的。故而，下面想将其分开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中国边疆学能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思考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边政学和边疆学两种不同的提法，但也是混在一起的并没有看到有学者做严格区分。当时不仅出现了很多名称中含有“边疆”的学会，不少高校也设置了边政系，新中国成立后后众多的学会和这些系的设置都取消了，如果不取消的话，有可能中国边政学或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早已经形成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结合现有的学科体系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如果有专门的研究对象、研究队伍、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厚重的研究积累和影响，成为一个学科也不是不可能。目前的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划分，其下已经分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其成为一级学科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似乎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壮大的研究队伍和形成了学科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重要影响和学术积累应该是基础的条件。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而中国边疆就面积而言，占到了国土面积的60%以上，海疆则是全部；就人文而言，多元的民族与文化不同于内地；就社会发展而言，既面临着稳定的问题，更有发展的压力；就自然环境而言，保护与开发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国际关系而言，陆地有14个邻国，还有海疆毗邻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更多。当前，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国际关系、海洋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也从事中国边疆研究，但中国边疆仅仅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且在其学科体系中并不是主流，更难以形成主流。而中国边疆学则是以中国边疆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说是通过学界有志于此的学者们的努力能够形成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特点，并通过融合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我认为中国边疆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理由。至于中国边政学或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早有，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个人感觉是虽然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边疆研究的重要性，但中国边疆研究的研究队伍不够强大，学术积累也不够深厚，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仅没有明确的定位，学术体系也尚未构建完成等等，这些都是制约其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因素。当然，依靠行政部门的一纸文书而成为一个学科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但属于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领域的关系问题。尽管1983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且已经由“研究中心”跻身为“研究所”，取得了和其他研究所相同的身份，似乎体现着中国边疆研究所已有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尚不足以得到是一个学科的位置认定。对此我们应该有以下两点清醒的认识： （1）中国边疆研究所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涵盖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中国边疆研究所以往的研究尽管分为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两大类，但已有的基础研究成果尚不能成为为构建学术体系提供支撑，而现实研究成果则往往不能公开发表，而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定位尚不明确，内部存在分歧，难以形成合力。但无论如何，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所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尽管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都在从事与“中国边疆”有关的研究，但只有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存在与发展和中国边疆学学科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中国边疆研究所难以回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2）尽管在现有的研究范围上存在差距，但中国边疆研究所现有八个研究室的框架结构，应该说已经和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形成完整的无缝对接。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研究室的设置经过了由一个研究部、两个研究部到多个研究室的发展过程，尽管研究所内部对研究室研究内容和队伍建设尚没有一个成熟的认识，但东北、北部、新疆、西藏、西南、海疆、海洋与理论八个研究室的框架结构，应该说在涵盖范围上就是当今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区域划分，基本涵盖了中国边疆的所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设计并非由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提出，而是一个顶层设计的结果，体现着国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需求。既然是顶层设计，而且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又是吻合的，那么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最高追求就应该是为了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完成，而能否完成这“三大体系”的建设不仅关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关乎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发展，更关乎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故而，中国边疆研究所和所属研究室研究工作的展开“三大体系”建设是绕不开的重点。 （三）中国边疆学学科和中国边疆研究所目前状况分析 中国边疆学目前最好的状态即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被认定为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边疆研究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六个研究所之一，而一些大学也设置了边疆研究院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国边史系从事硕博研究研究生培养，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也有边疆学的博士授予点。但是，这些做法基本是在历史学的大框架下展开的，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定位带来了迷惑和困难。面对这些迷惑和困难，想方设法去适应是一个无奈但是却是应该和必须做的选择，只是在适应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想追求，因为我们从事的历史学研究和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其他所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同时对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样，中国边疆研究所的研究才有特点，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完全同意在现有的历史学的大框架下谋求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发展壮大，但我们也要尝试着在具体研究中突破历史学的束缚，一方面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诸如研究生培养、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突出多学科综合的特点，为最终形成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稳定的研究队伍而做准备。实际上，中国边疆研究所现在已经形成了多学科构成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也呈现了多学科的特点，只是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整合研究队伍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总体而言，理想中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应该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中国边疆研究所虽然目前的研究不能涵盖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所有领域，但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却是关乎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学科是否被承认需要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壮大的研究队伍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做支撑，充分利用现有中国边疆研究所及其八个研究室的顶层设计，明确研究目标、形成合力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 如果说学科体系是关系到学科定位的问题，那么学术体系则是事关一个学科内部体系结构、理论与方法等的建构问题。中国边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目前的情况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大致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及国际关系、海疆等研究方面的学者，出版的与学科学术体系有关的论著大致提出了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边政学等诸多说法，但似乎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政学和我们讨论的关系密切。 （1）有关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讨论。以邢玉林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刊出的《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和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为代表。前文认为为了和“中国边疆史地学”进行区分，主张用“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并进而认为：“它必然与中国历史学、中国政治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也必然与相应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等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进而提出“人的历史活动应是贯穿中国边疆学体系的主线”，学术体系的建设应该遵循四个原则：“传统的边疆研究与现代的边疆研究的贯通，脱离传统的边疆研究就等于割断了历史，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中国边疆学研究与外国边疆学研究的成果相融合”；“中国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突出应用边疆学的地位”。[2]后者则在认为中国边疆学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民族、宗教、外交、历史、地理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 的“一门系统学科”认识基础上，从筹边观、疆域、边界、周边关系、边政、边务、边防、、边民社会等方面做了系统建构。[3] 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内涵，邢玉林先生给出了由中国理论边疆学、中国应用边疆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学史等5大部分构成的学术体系结构，而马大正先生则给出了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及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等6大部分构成的学术体系。[4]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 （2）有关中国边疆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讨论。中国边疆政治学是吴楚克、周平为主提出的概念。前者立足于民族学、政治学， 提出“中国边疆政治学”概念，但并未对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做出完整阐述，其代表性成果《中国边疆政治学》，[5]而后者的代表作也称之为《中国边疆政治学》，则立足于政治学提出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并从边疆政治、边疆形成与发展、边疆社会与人民、边疆政治制度与政府、边疆开发与建设、边疆民族与宗教、边疆社会组织及其管理、边疆社会与政治稳定、边境的维护与管理、边疆安全与 防御、边疆的治理等构建中国边疆政治学的学术体系。[6] （3）有关中国边政学学术体系的讨论。中国边政学民国时期已经有人论证，今人坚持此种说法的则主要是罗崇敏，其代表作即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中国边政学新论》。从“新论”的书名上即可以看出是有意区别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其关注点是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经济。[7] （4）有关中国边疆社会学学术体系的讨论。这是云南师范大学毕云天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认识，代表作是《中国边疆社会学》，基本上是仿照社会学的框架建构在“社会学”基础上增加了“边疆”二字而构建的学术体系。[8] 此外还有特殊边疆学、一般边疆学等等说法，但尚未见到其建构的学术体系。 上述这些探讨对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构筑具有奠基和启迪作用，研究分歧的出现是学者的目的和建构标准不同，不能用对错进行评判，因此笔者试图从研究对象的界定、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及现实情况出发，谈点不同的认识，希望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有一个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或称之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过程，而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以往也有“中国边疆史地学”的提法，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的几套丛书前言中即称“中国边疆史地学”，并对其研究的范围有如下界定：“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9]现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的用稿范围也基本是依据此界定来确定的，但是现有的中国边疆研究或称之为中国边疆学已经明显超出了“中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范围，基础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研究）并重不仅仅是中国边疆研究所确立的研究格局，更是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边疆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当前我国中国边疆研究呈现的明显特点。林文勋在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百期纪年而撰写的《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一文中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给出了“边疆史地研究作为边疆学的源而非流”[10]的结论。我赞同这一认定，并进而认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或称之为中国边疆基础研究不仅是中国边疆学的“源”，更是中国边疆学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核心。 基于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的一门学科的认识，而当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又可以分为历史与现实两大部分，我个人主张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建设应该以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展开，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边疆是从历史上形成的，且“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很多的现实问题也有历史因素所造成，单纯的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忽视历史也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边疆现实问题研究也不能离开边疆历史的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研究是基础，这也是上述有关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学的著作都将无法回避对中国边疆历史阐述的原因。二是当今中国边疆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关注也首先发端于历史学界，且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等领域学界的介入尽管出版了阐述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专门性著作，但也是近些年的事情，中国边疆学学科溯源只能是属于历史学分支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因此，虽然对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和中国边疆现实的研究构成了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两大支撑，但对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的基础，或称之为基石，而对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则是在基础研究尚的进一步拓展。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的立足点，此或许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一个研究所的重要理由。 毋容置疑，中国边疆不仅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对象，也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故而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提出在中国边疆学下设置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民族学、中国边疆政治学等也是符合情理的，只是尚需要进一步论证中国边疆学与这些“学”及这些“学”本源学科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倒是认为不妨省去这些繁琐的论证，在确立中国边疆学为一级学科的前提下讨论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体系建设。 从研究类别上当前的中国边疆研究可以分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或称之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这是对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构最基本的认定。无论是对中国边疆历史还是现实的研究，都可以援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军事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国家关系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但中国边疆学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是在中国国家的视阈下展开，其研究有别于这些学科的研究，具有自己特点。如中国边疆研究所对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和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等研究所的研究虽然同属于历史学研究，但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目的各有特点，即便是研究对象都是中国边疆历史，其关注点和研究目的也是存在差别的。也就是说，虽然同属于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中国边疆学借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边疆政治的研究属于中国边疆学的组成部分，突出的是中国边疆的特点，且在研究的同时还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探讨，并非简单地在“中国政治学”中加入“边疆”二字。 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举凡与中国边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宗教、对外关系等有关的内容都是其研究范围。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鉴于中国边疆研究已有的学科体系，建议在历史学下谋求成为一级学科，学术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途径： 其一是，如上述邢玉林和马大正先生的思路，从研究性质切入，在中国边疆学下可分为：中国边疆理论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民族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与周边关系学；中国海疆与海洋研究……其二是，从研究性质切入，但兼顾中国边疆研究所现有的研究室设置构建学术体系。中国边疆学是一级学科，其下二级分为中国边疆历史（基础）研究、中国边疆应用（现实）研究，三级划分则可以按照研究所的研究室结构，分为：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东北边疆研究；北部边疆研究；新疆边疆研究；西藏研究；海疆研究；海洋研究。每个具体研究方向既包括历史研究也包括现状研究，是对某个区域的综合研究。两种途径各有所长，前一种途径在中国边疆学下的二级乃至三级学科的名称更具有学术体系的特色，不足是容易和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混淆，需要强调自身的中国边疆学特点。后一种途径则是分支学科的划分区域性特点比较明显，并且照顾到了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室的设置，不足处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则各分支学科之间具有很多的类同性。 权衡上述两途之长短，我倾向于主张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由一体、两足、八分支构成，即中国边疆学是一级学科，其下有中国边疆历史（历史）学、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两足支撑，研究的具体展开则是进一步划分的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北部边疆研究、中国西北（新疆）边疆研究、中国西藏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研究、中国海疆研究、中国海洋研究等八个分支体系。 三、关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设 学科的存在既是学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则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中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建设应该实现的目的。 从当前中国边疆研究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而言，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内一般民众乃至不少学者受到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影响下形成的“汉人”史观的影响，对中国边疆尤其是历史上存在的边疆族群与政权的归属存在模糊认识。二是国外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脱离中国历史来探讨中国边疆的做法，而随着出版的有关论著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被不少学者视为圭臬，进而对国内学界认识中国边疆带来了严重影响。三是相邻国家出于凝聚民心的需要而构建的“国史”往往将在中国边疆历史上存在的民族或政权视为纳入其“国史”，不仅让邻国民众对历史上中国边疆的认识出现了误读，甚至也严重影响到了相邻中国边疆地区广大民众对居住地区历史的误读。四是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利用“民族国家”观念故意歪曲有关的中国边疆历史，对国内外一般民众认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都造成了误读。 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不仅要回答中国边疆是什么，从哪里来，向哪里发展的问题，更要回答当前国外学界乃至一般民众对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众多问题上存在的质疑和疑问，诸如在传统的历代王朝话语体系下如何定位中国边疆在其中的位置？历史上存在于中国边疆地区的众多族群和政权的历史是属于中国历史还是邻国历史？如何认识和看待西方学者提出的“长城以北非中国”、“骑马民族国家”、“内陆亚洲”及“新清史”所认为的清朝“满洲国家”的认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国边疆学应该给予回答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导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而且也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尽管代表了知识精英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以发愤图强的良好意愿，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已经充分证明“中体西用”只不过是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一个梦想而已，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变革，就是有关以历代王朝为体系构建起来的中国历史乃至中国边疆的传统话语体系也受到了西方史学及“民族国家”观念的严重冲击。当今学界，虽然浩如烟海经常被国人用于形容中国古籍众多，文化底蕴深厚，而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也成为国人夸耀历史传统悠久的有力证据，而现实情况却是“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这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现状，更是包括中国边疆研究在内的我国历史学研究的现实状况，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有效手段即是包括中国边疆研究在内的中国历史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逐渐完善。 就当今的中国边疆研究而言，将有国界存在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9省区及海疆的全部视为中国边疆涵盖范围的观点是有历史学背景的多数学者的一般认识，而近些年来随着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虽然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但却引发了关于中国边疆内涵的讨论，其结果是不仅出现了对中国边疆的不同解读，在显现多学科特征的同时，出现了更多分歧。也就是说，在何为中国边疆这一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话语解读，让完善的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更凸显任重道远。 对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都包括哪些内容，从逻辑上将举凡与中国边疆有关的研究领域，都应该有符合中国边疆实际的话语体系，但从学科和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需要来说，应该有一些关于中国边疆基本问题的话语体系建设。笔者在《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一文中对新时代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所言及的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构、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东亚传统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前沿问题，[12]基本应该属于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不妨在此再做进一步阐释。 （1）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建设。这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该话语体系要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中国边疆的类似人生的三大哲学问题，即中国边疆是什么，中国边疆从哪里来，中国边疆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中国边疆是什么尽管还存在一些因为学科背景不同造成的分歧，诸如在中国边疆的认定上既有上述九个省区的说法，也有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提法，更有“建构论”和“实在论”的认识，但毕竟已经得到了学界关注，相关讨论在不断深入，而对于其他两个问题的探讨则并没有得到学界重视。因此，就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来讲，相关的探讨还属于刚刚开始，距离话语体系建构完成及完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2）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建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于中华大地上，传统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王朝更替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由此不仅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四史”构成的正史系统，更是形成了历代王朝支撑起来的传统话语体系。1951年5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白寿彝先生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提出放弃“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的做法，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13]该文虽然直接指出了以历代王朝支撑起来的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引发了国内学界对“历史上中国”的讨论，但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中国边疆及其在中国边疆地区生息繁衍的族群及其政权的历史依然是中国通史的附属部分，而历代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管理机构也依然被视为是边疆地区融入中国历史的主要标志，以至于如何认定边疆政权的历史归属等等则成为了制约话语体系自圆其说的学术难点。因此，在中华大地乃至东亚或亚洲的视阈下客观阐述中华大地上所有人群和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才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建构应该达到的目的。 （3）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解构，或者称为中国与周边关系话语体系建设。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关于这一政治体系的探讨为中国学界所忽略或否认，是美国学者费正清提出“中国的世界秩序”和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朝贡贸易体系”等之后，才促成了中国学界对“天下秩序”的重新关注。从目前已经出版的论著看，不仅出现了“宗藩关系”、“藩属关系”、“朝贡贸易关系”、“封贡关系”等等不同的概念，对其形成与发展轨迹的解读也存在严重分歧，而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外出现的质疑之声，更是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因此，有关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话语体系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及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的客观认识，而且关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现状，故而也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 （4）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话语体系建设。“中国”与“边疆”、“华夏”与“夷狄”之间关系不仅仅是困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关键问题，也是当今中国边疆学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由此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也成为了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受到当今“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外国学界长期存在将“边疆”独立与“中国”之外进行探讨的做法，而国内也有学者打着从“边疆看中国”的旗号做着相同的事情，完全忽视了在中国传统治边思想中虽然有“中国”与“边疆”、“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但是这一区分是在“大一统天下”或“华夷一体”前提下进行的，在屡屡提及“严华夷之辨”的同时“用夏变夷”也被历代王朝具体实践着，并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这是在“民族国家”或从“边疆”视角难以看清楚的。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话语体系不仅要回答“中国”与“边疆”、“华夏”与“夷狄”何以成为“一体”的过程，同时也要回应国外学者难以解答的一系列疑问。 （5）海疆及海洋话语体系的建设。《山海经》尽管充斥着难以为今日理解的描述，但却证明“海”的概念在中华大地上出现很早，“四海”、“海内”、“海外”等词汇中的“海”并没有准确所指，但也已经成为古籍表达“天下”或理想中“中国”四至的标志。而“楼船将军”频繁出现在记载汉朝历史的《史记》和《汉书》中已经说明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海的利用与开发最晚在汉代已经成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198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成为多数国家划分海洋权益的重要标尺，由此也带来了中国在海疆界定和海洋权益保护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有关海疆及海洋话语体系的建设由之不仅成为了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迫切需要满足的现实需要。 （6）中国边疆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特纳的“边疆学”为美国开发西部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中国边疆学”概念的提出尽管在民国时期才出现，当今学界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但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边疆”早有清晰的认识和解读，并形成了一系列处理边疆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归纳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明确其学术体系，进而构建完善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需要。 四、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亟需应对的问题 以上所述只是针对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粗浅看法，就目前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现状而言，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14]但距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一）中国边疆学学科定位亟待明确 如前所述,中国边疆学发端于历史学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但随着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国际关系诸多学科学者的加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出现了较大分歧，而我国的学科体系中不仅没有其明确的学科定位，甚至都没有其名称，而新世纪以来边疆稳定与发展问题凸显，导致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和现实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差异，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成为了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综观已有的论著，分歧的出现是不同的学科背景导致的切入视角和学科建设目的不同，上述所言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等提法的出现即是表现，[15]但尽管存在较大分歧，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是大体一致的，通过进一步深入讨论，实现内部整合虽然存在很大难度，但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即便是短期内难以形成共识，甚至在“中国边疆学”下难以实现完全的完整整合，但明确各自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定位，尝试在不同学科下确立中国边疆研究在现有学科体系下的位置对于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无疑都是有益的。 （二）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亟待整合 就当前的中国边疆研究而言，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应有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繁荣无疑是必须的，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迫切需要。多学科学者的介入尽管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对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但是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之后作为一个完整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则依然需要学界给出一个综合的符合中国边疆实际的客观认识，这是中国边疆当前和今后稳定与发展的需要。多年来，在“交叉”学科的鼓动下，中国边疆多学科研究的态势已经形成，但遗憾的是尽管都是对“中国边疆”的研究，“合”的态势并不明显，“分”的趋势却已经显现，而中国边疆面临的诸多问题需要破解，国民对中国边疆知识的需求需要满足，国外学者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歪曲需要回应，因此对当前介入中国边疆研究的诸多学科进行整合，进而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既是学科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的内涵及特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传统以“中国”为中心藩属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边疆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治理机构的继承与发展、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属于中国边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在“中国边疆”概念、中国疆域史、藩属体制、历代边疆管理机构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视角、理论与方法上存在明显差异，在这些研究方面尚没有形成具有符合中国边疆研究实际的为多数学者赞同的具有中国边疆学鲜明特点的主流观点。这种情况的存在，和中国边疆学具有多学科学界介入所出现的“交叉学科”的特征有关，同时也体现出当前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而缺乏明确的学科边界和鲜明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中国边疆学期盼通过某一单位或个人的努力获得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一个显著位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四）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亟待整合壮大 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依靠一支稳定并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尽管有学者提出了“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的概念，[16]但难以否认少、散、乱却是当前我国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呈现的鲜明特征。少，是指专门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科研人员少。目前，国内与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机构，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边疆研究院等少数有正式编制实体机构外，很多都属于非实体或人数很少的科研机构，而作为专职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中国边疆研究所尽管有60个编制，目前在编的研究人员也只有40人左右。散，是指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科研人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边疆省区的科研单位和高校教师队伍中，北京、昆明、成都虽然相对集中，但也分散在不同的单位。乱，不仅是指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分属不同单位、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且关注点也不相同，也指缺乏一个协调机构，基本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新世纪之初，中国边疆研究所（当时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通过申请“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新疆项目”及“西南项目”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项目的方式曾经对中国边疆研究队伍的凝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这些项目的完成，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之间的联系目前只有依靠相关研究单位举办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来维持了，不仅难以满足“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就是与维持中国边疆研究正常发展的需求都存在很大差距。2019年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被赋予了“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17]的重任， 隶属于该院的中国边疆研究所理应承担起 “团结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的任务，但从该所研究能力和多年的实践效果看也难以满足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民国时期全国性的边疆学会的兴起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则为当今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的“团结凝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创立全国性的中国边疆研究学会，以实现国内边疆研究队伍的凝聚整合，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队伍支持。 （五）中国边疆学基本知识的普及亟待加强 中国边疆学研究不仅面临着学科建设的艰巨任务，而且也面临着国人对中国边疆学基本知识的现实需求。尽管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建设尚未完成，但对中国边疆历史进行歪曲宣传不仅已经成为“疆独”、“藏独”、“台独”乃至“港独”等分裂势力蛊惑民众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成为了一些邻国构建其“国史”瞄准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完善有关中国边疆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完善历史上边疆族群及其所建政权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今中国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可以说，中国边疆学基本知识的普及也已经迫在眉睫。 总之，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既有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的现实需求。鉴于中国边疆学研究根植于中国边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学下谋求发展壮大，故而中国边疆历史（历史）学是其立足的基石，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则是其有别于历史学下其他学科独有的创新点，是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在此学科定位下的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既可以按照研究的性质展开，也可以按照区域分类，而话语体系建设则需要围绕中国边疆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虽然近年来是学界探讨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以少、散、乱为特点的研究队伍难以维持中国边疆学的正常发展，将其“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不仅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以满足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的艰巨任务。 [1] 以往邢玉林、马大正、周伟洲、方铁、郑汕、李国强、邢广程等诸位先生对中国边疆学都有专论，为了完整展现自己的认识，同时也因篇幅所限，非必要不做评述。 [2]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 [3]参见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参见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5]参见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参见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7]参见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7年版。 [8]参见毕云天：《中国边疆社会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 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边疆史地>丛书序》，第1页。 [10] 林文勋：《从边疆史地到边疆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4.htm），访问时间：2020年3月10日。 [12] 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13] 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 [14]对建国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进行综述或评述的论著较多，可参见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刊载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专栏”和2018年第2期刊载的“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组稿。 [15] 中国边疆学的提出最初是为了和中国边疆史地学相区分，参见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而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的提出则是希望在依附于政治学、社会学构建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参见吕文利：《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16] 参见孙勇、孙昭亮：《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巡检述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7]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03/c_1123942672.htm），访问时间2020年3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