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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长期以来有着“进步”论和“沉沦”论两种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于这两种观点的阐发与辩驳，以及对近代史问题的重新思考引发了近代经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争论。在汪敬虞提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之后，诸多近代经济史家都卷入到论争之中，演成蔚为壮观的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热潮。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讨论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转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仍然促使学者去探讨和反思。 关键词：沉沦观；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心线索 作者简介：周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50年代中期历史学界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形成了“三次高潮”论和“四大段”论两种意见。到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面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形势与新问题，相当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反思近代史分期问题。李时岳认为“四大段”论虽然力求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为线索，把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期，注意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但存在着主线不明的缺点；而“三次高潮”论虽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面临很多问题，引起学者的怀疑。许多学者就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脉络或主要线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即是近代史主要线索讨论的一部分，推进了更广泛意义上的近代史学界对于近代史主要线索讨论。 一、百年中国近代史是进步，还是沉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对于近代史也开始了新思考。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的性质成为历史学家首先思考的对象，围绕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沉沦的问题，展开了讨论。1980年，李时岳发表文章，提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认为近代史上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此后几年，李时岳对这一问题继续思考，在1984年发表了他对于近代史主要线索的标志的意见，他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但从发展趋向看，帝国主义者却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起了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的作用，因此从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上应该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主要线索来论述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以反映半殖民地化的线索为主要线索则是恰当的。 李时岳的观点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近代经济史学家汪敬虞认为，李时岳在1980年和1984年07两次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而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汪敬虞指出，最先在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是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中开始的，是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的产生而存在的。而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足10%。不计外国在华资本，中国于多只有10%的资本主义，还谈不上半资本主义。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导致中国农村经济的半资本主义化。因此，与李时岳不同，汪认为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中国一只脚踏时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的近代社会定性，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汪敬虞的批评，李时岳回应说：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封建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二者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不可分割。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非常微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这是事实。如果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那么中国社会就不是“半封建”了，“半”并不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指封建社会内部发生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他反问：把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成是不可分割的，把半封建的另一半说成是半殖民地，那末，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在哪里？几代人为资本主义前途而进行的艰苦奋斗岂不毫无意义？“历史的沉沦”何所底止？ 这一场讨论虽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型的看法：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一直到70年代，一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述，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他把这种历史观，被称之为沉沦观。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称之为“不发展的发展”，这些著作主要是分析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原因，而不是写历史。但1986年前后，国内兴起了用近代化理论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趋向，专门召开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黄山）”，“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武汉）”，在这些会上，一些学者强调近代史发展中也存在着进步，形成了一种进步观，进步观与沉沦观，形成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在李时岳和汪敬虞的讨论中，吴承明也参加了进来。他指出，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其余领域都出现近代化的研究趋向，唯独在经济史方面采取沉沦观，实属莫解。他指出，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肯定的，但往往侧重于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对于生产力有无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无暇深究，解放后，国家统计局实事求是地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颇使经济史学者汗颜。国外有人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也许失之偏急，但应当说导致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战争之前已经开始了，此后有了发展。正因为有了发展，中国才能步入社会主义。否则，只能采取“愈穷愈革命”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历史，这种理论虽颇引人入胜，但还难说是社会发展规律。吴承明认为，中华民族的经济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争论 对于李时岳的回应，汪敬虞也作出他的回应。他认为，李时岳的观点比单纯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自然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两分法，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能够说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没有指出一个总的线索，也就是没有明确提出贯穿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他自问自答：出现在近代中国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地说，它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未老先衰。先天不足指的是：它的发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直接发展；后天失调指的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承受着外国17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力；未老先衰指的是：它有所发展，但又不能顺利地、充分地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才是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如果把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那么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红线，或者说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要想中国资本主义有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不发展又是事物的主流。 随后，汪敬虞发表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一论题，并进一步重申、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李时岳提出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上升，半封建是一个下降，这一提法是进步的，但同时也有缺点，就是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分裂开来，没有一个总的方向，为此，他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才是中心线索，并再一次强调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状况，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的优势和统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来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生力量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突破，而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冲击，是出自中国原来的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这是造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历史研究者要有一个广角境，也就是说，作为历史的中心线索，局限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本身是不够的，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在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无准备状态上。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中国本身经济条件自然发展的结果，这就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引发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概括地说，就是点与面的不协调，形成点上的发展与面上不发展并存的局面。中国资本主义既有所发展，又不能充分发展。完全可以断言，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一论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近代经济史学界围绕这一论题展开了一次大讨论。 讨论中，一些学者支持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王方中认为，所谓中心无非就是那种决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走向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变化，这种经济成分不可能是处于从属、依附地位的小生产，也不可能是垂死的封建经济，而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近代中国社会并存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本国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前两者和后者的历史走向是尖锐对立的，只有那根植于本国经济机体、完全依靠本民族内部力量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才能明确表示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才能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诞生了，根据地内已经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种条件下还可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呢？至少在1927年—1937年间，还是可以的。杜恂诚完全赞成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个意见表面看来似乎有点矛盾，却是把握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脉搏，因而具有深邃的理论性。经济史研究一定要探究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国情。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不能看出中国的全部特殊性，研究“不发展”，较之研究它的“发展”，具有更重要和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研究不能成为“纯经济”的研究。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关键的。虞和平也同意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因为它概括表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又体现了这一总趋势的遭遇和特点。但他也提出仅仅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完全表示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它只是其中最典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全面估计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程度，至少还应该包括官僚和买办资本、在华外国资本、传统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三个方面。马敏认为，资本主义化的努力与挫折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史，近代化=资本主义化。从这个角度，他赞同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探索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一命题的最大可取之处，在于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走向，兼及了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两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某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马敏认为这一命题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他认为，与这一命题相关的另一个命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或者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与迟滞并存的特点，制约和影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此外，另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机制严重不足的问题。 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同意汪敬虞把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作为主线，认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是有所发展的。李时岳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是“沉沦观”的一种新形式。他认为汪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感的。比如，汪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优势和统治，是官僚资本主义也就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本国优势和统治，李认为这似乎不是在讲历史，而是讲导向社会主义的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的情况。类似的，汪把中国资本主义界定为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李认为也是缺乏历史观点的。同样，李也强调，不能把国家地位的沉沦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对立起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沉沦观所能完全概括的。李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丁日初赞成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但不必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定为中心线索，因为这是要把问题归结到不发展上面。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面是发展过程的主流，居于主导地位，中心线索不宜归结到不发展上面。他认为把中心线索归结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立论基础，是将帝国主义、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同被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处于对立地位，而只承认后者是中国资本主义。丁指出研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把外国资本包括在内，也要承认过去被开除出民族资本主义行列的“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以及国家资本也都包纳到中国资本主义中来。如果承认他们都是民族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经济史就不会给人以吴承明所说的“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会让人感受到历史是不断前进，从而产生鼓舞人心的作用。凌耀伦主张中心线索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发展”这一提法为宜。“中国资本主义”应包括国家资本主义（旧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科学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其通俗名称）与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中国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是“发展”，以打破“沉沦”观。发展“缓慢”，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特征。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除了要关注资本主义这一因素之外，还要考虑中国传统因素，在更大范围内来考虑中心线索这一问题。章有义主张落后不等于沉沦，既要看到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更要着眼于内部封建经济结构，不能把一切简单归结为外来侵略，而将内因的作用置于次要地位，事实上，我国对贸易额和外资企业的收入，不论按人口平均或对国民生产总和的比率，都是很低的。而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支配，也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近代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或近代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没有为发展现代工业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和市场条件。在经济史研究中，过分强调帝国主义决定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章开沅认为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或主线，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因素与主要标志。但作为主线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一定能够构成一个国家的近代经济史的主体。就近代中国而言，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甚小，未能超越农业宗法社会范畴，比重最大的是长期滞留于封建宗法结构的农业经济，后者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主体。过去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经常只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多半侧重于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企业的发展，而比较忽略商业、金融、手工业等侧面，更谈不上给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以足够的篇幅。如果对农业经济不作深入论析，就谈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也很难更全面、深入地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在1949年以前，主线始终未能成为主体，这就是汪所说的不发展，是主体拖累着主线。主线不能脱离主体，主线更需改造主体。沈祖炜认为以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线索，无疑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如何认识经济近代化的内容和范畴，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资本主义化和工业化都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37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诸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市场的发育、经营方式的改善等，不一定是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结果，可是都属于近代化的范畴。某此中国传统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代鲁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及在其入侵下中国社会经济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而本国社会经济的演变，一方面是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与不发展，另一方面是封建制度的部分破坏与基本保持，这是同一演变过程的不同侧面，不可绝然分开。半殖民地化固有沉沦一面，但同时又有资本主义化，因而也有发展或现代化的一面；半封建化即半资本主义化，故为发展或现代化，但由于它仍为非独立的资本主义化，故也有沉沦的一面。近代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是种特殊过渡形态，在其内起主导决定作用的因素只能是侵入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只能以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作为中轴线，另外再辅以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和封建制破坏与保持，就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全部发展线索。朱荫贵认为应该扩大中心线索的考察范围。近代经济史的对象无疑是近代，但我们的视野却不应局限于近代。因为近代和现代是紧密相联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1840年开始到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索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结。从这一大背景考察问题，有利于打破在近代范围争论主线是沉沦还是向上的局限，深化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打破过去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研究一定程度上脱节的现象。今后急待去做的有两方面工作：其一是加强对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个母体重视和研究。其二分多个专题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等对这些课题进行研究，必将总结出具有中国特点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史这门学科的社会职能。 对于以上三种意见，汪敬虞又作了反思和回应。他称对于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思考主要在20世纪60年代受严中平同志的启发，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首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对于这一问题有三种意见，一是沉沦观，二是沉沦与上升并存观，三是上升观。汪本人基本上属于沉沦观，这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沉沦与上升并存观没有勾画出近代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向，上升观虽然勾画出一个总的发展趋向，但与近代中国的实际历程不相符合。不同意沉沦观论者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沉沦观把近代中国的历史说成一片漆黑，毫无希望，无视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正是从沉沦观的论证中得出的合理结论。其次，大多数学者还是能同意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的，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地方是在提法上。这部分来自于对中心线索的理解不同。汪认为中心线索就像一支糖葫芦，是贯穿事物整体的一条主线，通过这条主线能更紧密地联结主体的各个部分，更好地认识主体，一部历史，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有没有中心线索，就像它是像一串糖葫芦，还是一口袋土豆。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这个提法，使我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观察点，我们需要观察的，决不是只限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本身，我们的视野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加开阔了。章开沅提出主线与主体的概念，强调对农业经济作深入论析，是一个极为正确的见解和重要的入手之处。汪还认为，虽然很多学者不同意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但他还是坚持这一观点，虽然许多研究证明资本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有较明显的发展，到抗战前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同样不能局限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本身，同样需要一个正对全国经济的广角境。第三，汪认为中心线索不仅像一串糖葫芦，更像一根藤上的葡萄串，大小不同，色泽各异，疏密有间，错落有致，是一个有机的构架，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心线索，有希望为近代经济史提供一个像葡萄串似的构架，不但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还可以带动一系列问题的重新研究，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观点，丰富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就是在这株葡萄串上，有比较悦目赏心的葡萄。并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业的产生、外国在华资本的作用问题、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作用与地位、官僚资本主义、买办阶级、近代商业资本、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性质等七个问题上作了例示解析，每一个答案，都力图贯穿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心线索，力图前后一贯。最后汪希望史学工作者都如李时岳文章中呼吁的那样，“运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使这一有生气的讨论深入下去保持讨论的活力，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要做到这一点，汪呼吁讨论的双方要把讨论与正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双方继续进行大面上的、全局的、热烈而活跃的交叉对话之外，还寄希望于各方开始专门的、细致的、冷静而深入的正面研究。 严中平对于中心线索问题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思考。他为此致信汪敬虞，提出了他的意见，他写道：“六十年代初，我也曾提出过同一个命题，只不过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已。着手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卷）》时，也未曾自觉地贯彻什么中心红线，只不过从实际出发，根据材料所体现的问题，叙述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已。……你所谓的资本主义，仅仅指的是民族资本主义。即以民族资本主义而论，那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事情，下距‘已经进入垄断阶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优势和统治’有五六十年之久，距1927年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优势和统治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你的这些提法，在时代上显然有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三种资本主义各有其自己的特殊性，最显著的一条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都只有发展的问题，没有不发展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你不能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看做’是中国资本主义，哪怕民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处于对立地位也罢。……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我们所要‘捉住’的最主要矛盾，乃是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捉住’这个最主要红线，‘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至于民族资本主义，它虽有了某些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不能对其他矛盾发挥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不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中心红线。有的同志（李时岳）说，不能把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否则，不论把历次战争中中国军民的抵抗写得如何突出，如何壮烈，在全局上，仍将把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侵略者、征服者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原则之一是实事不熟是，既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我们回避把中国近代史写成一部侵略者、征服者的历史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还须重视政治军事暴力对中国经济的强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密切注意政治、军事暴力对经济事务进行的暴力强制，甚至是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不能单纯用价值规律去说明全部经济现象，你撇开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主要矛盾，另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近百年历史的中心红线，把视线引向纯经济现象上去，忽视政治军事暴力的强制作用，就经济论经济，我以为不足取。我当然不是要求经济史专业工作者必须研究政治史、军事史，但把这些放在视野之内和放在视野之外是大不相同的。” 对于严中平的批评，汪敬虞也作出了回应和解释。他申明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并非就是只限于写资本主义，更不是各行各业、各个经济部门都得谈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不但理论上背谬，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把视线引向经济现象上去”，这又是一个我始料不及的误解。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中心线索，决不只限于写资本主义，决不是缩小了我们研究的视野，而且要求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但不限于资本主义，而且也不限于经济，不能单纯经济观点。只有把视野尽量扩大，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才能更好地突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这一中心线索。我们只能要求写经济史的人，心中藏有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也就是您所说的把这些“放在视野之内”。最后，他强调根据材料所体现的问题去叙述历史，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有没有中心线索，都应是如此。然而，我又感到，写一部历史著作，完全不要中心线索，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通常众多的人集体写一部著作，就是一个人单独写一本书乃至一篇文章，也往往是在下笔之前先思考一下贯穿一个什么想法。 概而观之，在是否赞同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作为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争论中，持赞同观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抓住了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且照顾到了两种沉沦与发展的两面，另外赞同者也有对该命题提出了补充意见。反对的观点主要有几点，其一，发展与不发展的实质的沉沦观。其二，只认定民族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而把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分离出去，不符合历史。其三，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四，对于一些具体史实的不同意见。其实，不管学术观点如何，学者们围绕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学术问题开诚布公、热烈而真诚的讨论，展示了他们坦荡的胸怀和求真的品格。 三、回顾与反思 在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争论之后多年，经济史学界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反思。 2002年，距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争论10余年后，当事人汪敬虞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一书。在书中，汪敬虞围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中心线索，对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以及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段论等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说是他对于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讨论的进一步思考。在该书中，汪敬虞回顾了1989—1990年的中心线索的争论：“人们往往珍惜自己画上了句号的文章，然而真正值得珍惜的，是画上句号的文章引起的无穷的探讨和思辨”。对于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问题来说，这一评论是相当中肯的。 当时参加过争论的学者也没有停止对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反思，2010年，朱荫贵发表了《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再思考》一文，提出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文章回顾了1989年末和1990年的这次争论，认为当时的争论中的观点，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入，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近代经济史学者应该与时俱进，在社会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再一次发生巨大变化的21世纪，有必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进行再思考，有必要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这一提议是对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争论的理性反思，值得近代经济史学界进一步去深入思考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