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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之际，直隶地区灾荒与战乱齐发，天灾与人祸并行，社会残破不堪，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统治者迫于广大汉族民众的压力，不得不逐渐调整政策，以缓和满汉民族关系，巩固清朝政权。它建立军政系统，镇压反清势力，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革除前朝弊政，调整清初苛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以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宣讲圣谕、敦行教化，兴起教育、化民成俗，以重建社会伦理秩序。经过清初40余年的治理，至康熙二十五年前后，直隶社会秩序的重建基本完成。“畿辅治，则天下治”，直隶社会秩序重建的成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清初；直隶；治理；社会秩序 作者简介：张利锁（1981—），男，河北邢台人，故宫博物院博士后，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史研究。武雪彬（1983—），女，河北石家庄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明清易代，直隶首当其冲，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各种政治势力争斗不休，地方濒临失控，国家几于崩溃，社会政治秩序陷入混乱；明末政治腐败，赋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清军入关，圈地、投充、逃人等苛政频施，更使直隶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连年灾荒、战乱，社会经济陷入停滞；满洲贵族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等政策，致使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被征服感，激起了顽强抵抗，社会伦理荡然无存。如何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的清王朝，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成为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清初社会秩序重建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多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角度，对理学与清初政治关系进行考察。高翔认为，理学在清初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最重要的理论工具”。王胜军在《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一书中指出，理学在清初特殊社会背景下，依托于皇权的支持，建立了一种被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标准，从而推动了社会秩序的恢复。此外，相关研究或集中于某一政治、经济举措对清初社会秩序重建的影响，或侧重于某一历史人物在清初社会秩序重建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作为元明清时期政治核心区域的直隶，在清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是如何实现社会秩序恢复与重建的，其中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有什么规律可循，学术界却很少涉及。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明末清初的直隶社会 明末政治腐败，朘削民众，救荒无力，百姓苦不堪言。清初苛政屡施，人民离散，灾荒频发，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明清之际的直隶，正处于这种灾荒与战乱齐发、天灾与人祸并行的中心区域，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反抗斗争愈演愈烈，经济残破不堪，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一）社会政治秩序陷入混乱 明中叶以来，直隶地区土地兼并严重，“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皇室、勋贵庄田通过“乞请”“妄献”等多种形式“蚕食侵占（民田），靡有界限。旧租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畿内八郡，咸被其害”。加之“三饷”滥派，矿监税使频出，灾荒、战乱不断，百姓生活难以为计，纷纷起而抗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吏部侍郎冯琦指出，“比来赋额视二十年前十增四，民户殷足者十减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三十六年（1608年）五月，山海关地区发生反对矿监税使高淮的民变。是时，“山海关内外军民，怨恨高淮，聚众数千攻围”。四十三年（1615年）七月，畿内久旱不雨，通州、三河等地“劫掠蜂起，始于饥民之啸聚”。这些地方武装势力或“聚众称王，剽劫远近”；或结寨固连，抗捐抗税；或结交不法之徒，聚众谋事，活跃于直隶地区，严重危及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 清军入关，并未消弭直隶地方武装势力的存在，反而愈演愈烈，大有蔓延之势。清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兵部侍郎刘余裕指出，“近畿土寇，虽然革面，不闻革心。乌合时逞，处处而是”。当时，“畿南未定，土贼蜂聚，若大名之开州、内黄，正定之井陉、获鹿，保定之束鹿、唐、完，所在千百成群”。是年八月，直隶巡按御史卫周胤上疏称，“真定重镇，无宿重兵，窥关犹多伏莽之戎，百姓时廑风鹤之虑。臣目击情形，心切危之。至顺、广两府，贼首虽有新获，寇党时复鸱张，县官十缺八九。……最可虑者，莫如大名府，贼盗充斥”。此后，随着清初圈地、逃人等苛政的实施，地方武装势力带有明显的反抗清朝统治性质。五年（1648年），“深州土贼马步七百余突入阜城，屠掠官眷，杀百余人，大掠而去”。六年（1649年），地方武装势力达到一个高峰期，“献县有花和尚、鹰嘴子，东光县有滚地王，沧州有王铁棒、剥皮李、红夜叉数股，各拥众数百人、百数人不等”。是年，高阳县李小州率众攻打县城，“知县祖大成登城楼御贼，被炮震死”。这些地方武装势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打乱了清初直隶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 (二)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明清之际的直隶，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社会秩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二是赋税无出，财政危机。 1.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明中叶以来，直隶自然灾害频发，异常严重。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月，吏部尚书李戴在描述当时旱灾严重情景时说，“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室无烟”。明崇祯年间，直隶发生特大旱灾，饥疫流行，“人相食”。与此同时，战乱却接连不断。明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开始活动于直隶南部一带，“阑入畿南西山，距顺德百里”。饥民纷纷响应，争相投奔。明政府遂调集山西、陕西、四川等省军队围剿镇压农民军，大量农民起义军被屠杀。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入北京。起义军实行“追赃助饷”政策，“布州邑伪官，毒掠缙绅”，且“逼诸绅助饷”，以解急需的军饷问题。起义军对绅衿、富户肆意掠夺，而且波及细民，“缙绅生员并百姓之家，计少给者，即用脑箍、夹棍、炮烙拷打。衙役乘机报复，不富者亦谓之富人，莫必其命，乱如鼎沸”。 清军入关，清政府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为由，在顺天、保定、河间、遵化等府、州、县圈占大批土地，给予旗人耕种，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旗地官庄。圈地给直隶社会造成了巨大震荡，百姓几无田可耕，“弃业星散四方者过半”。圈地直接导致大量逃人的出现，“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加之自然灾害持续不断，旱灾、洪灾接踵而至，百姓无以谋生，只得四处逃亡。 总之，明清之际，直隶百姓或死于饥荒，或毙于兵戈，或逃于他乡，人口急剧减少，“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以致“有地无人，有田无耕”。在历经几十年的灾荒战乱之后，直隶地区出现了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居的凄惨景象。 2.赋税无出，财政危机 明末清初，直隶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初，吏科给事中姚延启声称：“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养马匹供应大兵之苦……有盗贼焚掠海寇出没之苦，又有水旱不时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丰裕也。今不问疾苦，概责之以十分之钱粮，而此外又有私摊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百姓已无粮可交，国家已无税可征。姚延启所说为清初全国赋税征收情况，而直隶更为之甚，“时值奇荒三载，瘟疫流行，人民死亡、转徙过半。……有土无人，国赋无出”。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财政陷入极端困难境地，入不敷出。而是时全国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军饷需用数额巨大，“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即使天时无警，正供不亏，而军士嗷嗷待哺，民力已竭矣”。 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货币观念日益增强，社会风俗竞尚奢华，“婚姻纳聘，旧时以米麦、猪羊、花红、布帛等物，犹不失荆布之意，自万历后渐易以银钱金玉，遂不复言粟矣”。服饰方面，明制规定，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严格区分，凡农民之家只许穿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布，僭越者要治罪。明中叶以后，服饰僭越已习以为常，“商贾之家，食鲜服丽，品竹弹丝，视世禄家尤胜”，“倡优服饰，奢于贵族”。明末，奢侈之风更是日甚一日，“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甚至微末小官也“系金带，衣麟蟒”。 清初，奢侈之风依然不减，“内外官员军民人等，服用奢靡，僭越无度，富者趋尚华丽，贫者互相效尤”，“其奢侈凌越至有不可殚述者，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粮，舆吏被贵介之衣，倡优拟命妇之饰，习为固然，争相雄长”，以致时人感叹“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社会风俗日益奢靡，礼教渐失。人们重利轻义，无尊卑等级，这意味着社会伦理秩序的变乱。 二、清初直隶政治秩序之重建 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直隶而言，清初存在着血腥杀戮与残酷压迫，民族、阶级矛盾尖锐，但在汉族人民的顽强抗争，特别是在当朝官僚的有力推动下，清廷逐渐调整政策，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尤其是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促使社会局势逐渐趋于稳定。 （一）建立军政系统 行政系统的建立，是一个政权维护政治秩序，行使有效统治的标志。清军在占领直隶过程中，仿照明朝制度设置职官、派驻军队，并重建了地方军政系统。清初直隶职官设置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逐步建立于清军民族征服过程之中。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清军占领京畿地区，即以宋权为顺天巡抚，李鉴为宣府巡抚。此后，又陆续以王文奎为保定巡抚、张忻为天津巡抚等。 二是因时因事而设，并适时加以调整。清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原明朝官吏李化鲸等在山东联合榆园军从事抗清活动，“立天正年号”。清廷虽将此次起事镇压下去，但榆园军仍坚持斗争，活动于山东、直隶、河南等交界地区。由于“地势接连两省，兵马各有分疆”，以致“在巡抚无调总镇之事权，而总镇亦无越境穷追之剿法，是以狡贼得东西躲闪，逋缓天诛”。清廷经过商议，遂决定设置直隶、山东、河南总督。 三是慎重考虑官员人选。清顺治帝认为：“慎选抚臣为天下第一大事，今日第一急务也。”并强调，“总督管辖数省，巡抚专任一方，得其人则事治民安，非其人则丛奸滋弊，民受其害”。 四是以汉族官僚为主体。清军入关后，清朝政治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为有效行使治理，清政府一方面谕令对各衙门、各级官员“俱照旧录用”，共襄治理；另一方面，多次谕令廷臣、各省抚按举荐隐逸贤良。当时，直隶被举荐者有很多，大都受到重用。清政府大量任用故明官员，一方面有利于较快恢复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转，使政治秩序得以最大限度地恢复，客观上促进了清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广大民众特别是汉族官吏对清政权的向心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政治秩序的重建。 （二）镇压反清、动乱势力 清军入关后，名义上开始了对直隶的统治。但一些反清、动乱势力仍然盘踞在地方，对刚刚建立的清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概括而言，这些势力主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具有明确反清性质。清初诸多苛政的实施，激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民众的反抗。清顺治元年（1644年），保定、河间、大名、真定等地抗清起义蜂起，如宁晋泊韩国璧、深州于小安、晋州马数全、冀州郭世先、保定李库、顺德袁三才、文安南海子张三等，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三年（1646年）十月，大城县民刘黑虎集合大城、固安、霸州等州县民2000余人起义，进攻青县等附近县城。这些武装起义具有明显的反清性质。 二是不带有明确反清性质。清军入关，结束了原明王朝在直隶的统治，但一些地方武装势力依然存在。他们既反抗明王朝的统治，也不愿意接受清王朝的领导，试图继续维护或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盘踞于地方。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宣府民人刘伯泗掘地得石匣，内藏“天书”、元帅印，遂自称“天罡星”，谋起事。四年（1647年）二月，天津府民妇张氏假称明天启皇后，同王礼、张天保制玉印、令旗，聚众起义，转战静海、沧州等地。 清军占领直隶之际，对原明王朝地方官吏和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势力进行了招抚，如原明遵化府巡抚宋权率所部降清，“诏抚遵化如故”。而一些具有明确反清性质的地方武装，则被陆续镇压。清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声称：“自大同以西、黄河以北尽皆底定，燕京以南、顺德以北，俱已来归，疆域日扩，一统有基矣。”清朝对原明朝地方官吏及武装势力的招抚和镇压，为社会秩序的恢复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清初直隶经济秩序之重建 民众温饱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清初直隶地区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汉族民众丧失了土地和财产，失去了人身自由，甚至沦为农奴或奴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社会动荡。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实现经济复苏，以解决或缓解人民的生计问题，增强人们对新政权的经济心理认同，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休养生息 清顺治帝认为，“畿辅之地，乃天下根本，必加意安养，使民生乐业，方能自近及远，渐致太平”。清康熙帝则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今天下小民穷苦尚无起色，惟在休养抚息，务令家给人足，庶几教化可兴，此万世治平之基也。”而实现“民生乐业”“家给人足”的目标就必须鼓励垦荒、发展农业，蠲免赋税、施赈救济。 清军入关之初，鉴于直隶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困境，极为注意奖励垦荒、发展农业。清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户科左给事中梁维本奏请开垦荒地，以使“地无遗利，人有生资”，谕令准行。十年（1653年），顺治帝又颁布谕旨，对招民垦荒者奖励以官职。但当时官吏为获奖励，往往虚报开垦田亩数，又加之科差太急，招荒者又担心招徕逃人，成为窝主，横遭连累，所以终顺治一朝，直隶开垦荒地的成效不大。康熙初年，为推行垦荒政策，规定新荒地三年起科，“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在功名利禄的奖劝之下，地主绅衿更愿意投入资产和精力垦荒，垦荒政策遂得以推行。而蠲免赋税、施赈救济，也为清初社会生产恢复与人民生活改善提供了良好条件。 清初，直隶洪涝频繁，“积水成渠，房舍颓坏”；旱、蝗交煎，“小民失业，生计萧条，较他处为独苦”。良田沃野常常颗粒无收，迫使百姓转徙流亡。顺治帝认为，“四海苍生，皆朕赤子，饥寒转徙”，甚为可悯，而“畿辅重地，房屋田土多经圈占”，加之连年水荒，“尤为困苦”。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发户部库银、皇太后宫中节省银及御前节省银合计24万两，救济直隶遭受水灾的饥民。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帝谕令赈济直隶遭受水、旱、蝗等灾严重的八旗庄田。十九年（1680年）二月，康熙帝听闻“宣府等处岁值大祲，吾民乏食，鬻卖妻子，以求自活”，甚至为“延一朝夕之命，割其所亲”，大为震惊，即刻派遣户部郎中明格礼“驰驿速往，会同地方官赈济，急拯艰厄”。是年四月，又听闻直隶地区“春麦已枯，秋成难定。其间灾重地方”，麦收无望，饥民无以聊生，随即派遣户部官员萨穆哈等前往赈济，“勿令灾黎有失生理”。 与采取救济措施拯救灾民相比，更为常见的方式是蠲免赋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部议将直隶八府、州、县往年所欠钱粮尽行催缴，以供修筑运河之用。清顺治帝对此并不赞成，发布谕旨称“畿内地方人民艰甘，房地屡经圈拨，水旱连岁相仍，既缺养赡之资，俱有身家之累，而历年积欠，一旦并征，其何以堪？殊非加惠近畿，笃厚根本之意。朕心深为不忍。……其直隶八府州县，顺治八年至十一年未完钱粮，实欠在民者，悉与蠲免”。翌年八月，又以顺天府“霖雨、飞蝗，相继为灾”，谕令“酌量蠲免，以昭嘉惠元元至意”。康熙帝以“蠲赋为爱民要务”，故屡下蠲免之诏。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直隶等地57州、县、卫遭受旱灾，谕令免除额赋，并拨库银、仓米赈济。客观来讲，清初统治者在直隶所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有利于改善人民生计，使民众受惠，从而从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的角度，推动着清初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建。 （二）革除弊政 清初对明代制度多有承袭，而其弊政也因仍未革。因此，一些官僚尤其是部分理学官僚要求对旧制度进行变通，以利于新王朝的统治。魏象枢认为“古帝王创制立法，代有因革，亦代有损益”，“往朝每代有变通之法，我朝创业，无画一之程”。熊赐履认为，清初制度“一踵先朝之旧……苟且因仍”，应当召集亲王、大臣等“详慎会议，何者当沿、何者当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损，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务期振裘挈领，纲举目张，勒为会典，著为成宪”。陈廷敬也认为，“法久弊滋，所贵因时制宜”，“苟不因时变通，其弊将无所底止”。这些汉族官僚的建言，对清初各种弊政的剔除、新制度的创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革是对圈地、逃人等苛政的革除。 清军入关，清政府在顺天、保定、河间、遵化等府、州、县圈占大批土地，给予旗人耕种，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旗地官庄。清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下令圈占近畿42府、州、县丰腴之地，无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入旗下，共圈占土地将近6万顷。八年（1651年），满洲贵族又将良乡、涿州等州县剩余田舍再行圈占，“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用”，圈占土地“计十余处，遗黎不下数万”。圈地直接导致大量逃人的出现，“民心不靖，讹言繁兴，惟思逃窜”。而清廷又实行严厉的《逃人法》，九年（1652年）五月规定第一次逃跑鞭一百归还原主，第二次逃跑正法。十一年（1654年）规定，逃人年70岁以上、13岁以下者除外，其余逃跑一、二次鞭一百归还原主，第三次正法，后来又加上黥面之刑。对窝主的惩治更为残酷，株连也更甚。如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以前规定：“逃人自行归主者，将窝逃之人正法，其九家及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徒，该管官俱行治罪。”是年七月以后又规定：“逃人自归者，窝逃之人及两邻流徒，甲长并七家之人各鞭五十。”九年（1652年）七月又规定：“凡隐匿逃人，无论满汉，或雇佣工，或赁房屋与居住，有保人者罪坐保人。……如无保人，容留过十日者，坐隐匿之罪。逃人歇宿店家十日之内，店主免究，越十日照例治罪。”到顺治十年（1653年），“为窝逃籍没者，不下数万家”。初犯、再犯之逃人，仅鞭一百，而窝主则行籍没，逃轻窝重，十分明显。由于《逃人法》严惩窝主，株连又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迩时天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盗贼蜂起，几成燎原之势”。 清初遍及直隶各地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京畿地区的社会秩序，以及“地圈丁散，钱粮无征”所造成国家赋税困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前提下，逐渐革除弊政，以缓和直隶人民的反抗。清顺治四年（1647年）谕令，禁止再圈民地。八年（1651年）谕令，八旗不得圈占民地，已圈者要退还民间；又谕令免圈良乡、涿州等13州县余地。但由于满洲贵族守旧势力强大，终顺治一朝，改革实效不大。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鳌拜势力集团，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在满汉官僚支持下，康熙帝注意革除弊政，以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年六月，康熙帝颁布御旨，“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占者，悉令给还民间”。此后，直隶地区大规模圈地停止了，但小规模圈地仍时有发生。二十四年（1685年）四月，康熙帝又颁布谕旨：“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余田给之。”至此，直隶地区延续了40余年的圈地基本停止，衣食无着的民众终于可以安心的在土地上谋生了。这一举措，对于安定民心，恢复直隶地区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初《逃人法》造成冤狱遍地，汉族普通民众怨声载道，而且汉族官僚地主也有随时被诬指窝主之虞，以致惶惶不可终日。时人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魏裔介提出《逃人法》太过严苛，“上干天和，非寻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魏象枢认为，“向来大家富户，因惧隐匿逃人之祸，凡流民所到地方，概行驱逐，不敢收留，宁视其死而不救”。在汉族官僚积极推动下，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必须严禁讹诈、轻处窝主，以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特别是减轻汉族官僚地主的顾虑和敌视。清康熙三年（1664年）十二月，康熙帝严禁奸民诬告逃人，“嗣后首告逃人在某处某家者，将首告之人拿送地方官，止令窝隐之人出质；若无逃人而挟仇控告，或牵引妄扳，加等治罪”。七年（1668年）规定，“窝逃之人未曾流徙之先身故者，其妻子免其流徙”。十二年（1673年）以后，《逃人法》日渐松动。是年九月规定，“逃人在外娶妻，所生之女若已经聘娶，不许拆散，亦不必向伊夫追银四十两给与逃人之主”，即逃人之女可以免除奴籍。这样一个看似完全合情合理的规定，在此前也是不可想象的。清初革除弊政的过程，实际也是逐渐削减满洲贵族特权，缓和满汉民族与阶级矛盾的过程，在客观上有利于经济秩序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 四、清初直隶社会伦理秩序之重建 明清易代，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成为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紧要政务。“清廷急需在意识形态领域选择一种理论工具，来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整合人心，将社会由动荡不安引向稳定与协调。”经过艰难选择，清廷最终确立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官方哲学。清初，部分官僚特别是理学官僚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出主敬躬行的主张，力图以主敬恢复儒家纲常，以躬行纠正空疏之弊，推动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就直隶而言，其主要措施包括宣讲圣谕、敦行教化，兴起教育、培养人才等两个方面： （一）宣讲圣谕、敦行教化 清初统治者非常重视教化的重要作用。顺治帝提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康熙帝主张，“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因此，康熙帝亲自制定 “圣谕十六条”，要求“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并谕礼部 “详察典制，定议具奏”。 就广义而言，清初统治者强调的教化对象不仅包括官僚士人，也包括普通民众。官僚士人饱读经书，深受儒家纲常伦理的熏染，对于他们而言，最高统治者更倾向于要求其恪守臣节，忠君报国，讲求君臣之义。“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这里的“德”，就是忠君，体现于具体政务中，即要“尽心职业，视国事如家事，方符委任之意”。就狭义而言，清政府教化的重点是普通民众，“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主要目标就是要化民成俗，使之安分守己，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清初，化民成俗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禁止奢靡，提倡节俭。康熙帝认为，“帝王致治，首在维持风化，辨别等威，崇尚节俭，禁止奢靡，故能使人心淳朴，治化休隆”，并以身作则，亲自作出表率，“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表率之下，“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灯等物，此时服用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任职于直隶地方的官员大都清勤自励，施惠于民，像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清勤自厉，恤民之隐”。陆陇其任灵寿县令时，“洁己奉公，实心任事”，时人赞其“清操饮水，爱民如子，贤声传播于都下”。正是在这些清慎官员的倡率之下，直隶地区“久道化成，德洋恩普，黄童白叟尽乐恬熙，僻壤荒陬咸知亲逊”。 二是禁毁淫词小说，以维持风化。康熙帝认为，“淫词小说”“败坏风俗，蛊惑人心。……人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严行禁毁。康熙二年（1663年）规定：“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议罪。”遵照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任职于直隶的地方官员积极贯彻，“使知重伦常而敦实行”，社会风气因而发生了明显变化，为地方造就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传统社会，教育体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书院、义学、社学等。而学校在社会伦理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直隶学校建设。顺治帝认为，“学校兴，而贤才可得矣”，谕令于“每乡置社学一区”。康熙帝进一步指出：“畿辅之地，乃王化所先，宜当穷乡僻壤皆立义学，觅人教书，亦勉励孝弟，可望成人矣。”。遵照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任职直隶的地方官员积极兴办学校，像顺天府府丞薛所蕴“捐俸劝输，重为修葺”明末损坏之学堂。 顺治前期，清廷鉴于明末书院讲学风气盛行，抨击时弊的教训，将直隶地区绝大部分书院改为义学，“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以禁绝“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顺治后期，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不仅旧有书院像益津书院、文靖书院被重新修葺，加以利用，而且也设立了一些新书院，像容城知县赵士麟“创正学书院，集环邑之士，月一再会，先生为发挥理要”。这些书院绝大多数都讲授程朱理学，宣扬儒家纲常伦理，像赵士麟在正学书院“以立志、辨学、明理、正心、谨独、躬行、笃伦、改过、虚受、读经、持久为纲，而反复申诫，不出子臣弟友之理”。清初书院的兴起，为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统治合法性得到普通认同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清朝统治合法性直接关系其统治地位的巩固。清初社会重建的过程，也正是将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的军事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进而实现统治合法性的过程。地方官员是国家在地方上的代表，民众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民众对地方官员的认同上。清初，直隶众多地方官员面对社会动乱、经济困顿、伦理秩序混乱的局面，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社会秩序重建，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注重民生，与民兴利。清初直隶地方官员多注重民生。于成龙任直隶巡抚，“以拯救民生为务”。此前宣化府有沙滩地1800余顷，百姓无法耕种，却被强行征收钱粮，以致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于成龙认为，“荒粮一日不除，则民生一日不遂”，于是上疏朝廷，据实奏报，清政府谕令“自二十年始，豁免钱粮”。李光地任直隶巡抚时，“尤尽心于农田水利”，曾在霸州、永清、良乡、固安、高阳等地开挖水道，疏浚河流，减轻水患，保障灌溉，以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陆陇其为灵寿知县，“革除火耗陋规，务农重榖，匪类敛迹”。百姓安居方能乐业，乐业方能安定，安定方能实现社会有序，而社会有序也正是对统治合法性普遍认同的集中体现。 第二，以身作则，躬行教化。地方官员的表率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清初，官场中夤缘请托之事颇为常见，于成龙以廉洁自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间有馈遗，一介不取”“甚为百姓所称”。康熙时期，清廷“诞敷文德，首扶植纲常，敦崇伦理”。于成龙不仅在直隶地区“代宣圣化，亦惟以纲常伦理教人”，而且拒绝贪恋权位，坚请归葬继母李氏，从而在民众中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地方官员是朝廷政令的宣传者、执行者，更是民众需求的代言人、呼吁者。他们注重民生、与民兴利，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潜移默化中认同和支持官员的治理，而对地方官员的认同与支持，也正是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认同。他们以身作则、躬行教化，用儒家纲常伦理教化民众，使其安于现存社会秩序，有力地推动了清朝政权的稳固。 （二）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清初推行的一系列与民休息、革除弊政的举措，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据《清实录》统计，顺治十年（1653年），宣化、大同等处共开垦荒地1000余顷；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天津牧地招垦升科者达2.1万顷，直隶地区的鼓励垦荒政策成效显著。随着清初荒田的不断开垦，以及军事开支的减少和政治环境的改善，清政府财政状况逐渐明显好转。从康熙初年开始，户部库银每年皆有节余，到康熙六年（1667年），已存银248余万两。此后，几乎每年都会存剩约六七百余万两，完全改变了顺治年间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局面。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前夕，户部库银已达到2135余万两。即使在平定“三藩”的八年战争中，清政府户部库银仍然能够做到略有节余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十六年（1677年）户部存银530余万两，十七年（1678年）户部存银330万两。此后，清政府平定“三藩”的战争进展顺利，财政支出在逐渐减少，故据此推算。。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户部存银已达2600余万两。清政府户部库银的增加，表明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康乾盛世”也正是建立在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 （三）社会伦理秩序得以重建 清政府通过宣讲圣谕、敦行教化，兴起教育、培养人才等方式，用儒家正统思想教化民众，使封建纲常伦理观念深入人心，使清朝政权在社会上树立起了信仰权威。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民众对清朝政权态度的变化。 清军入关，诸多苛政的实施，激起直隶民众的激烈反抗，当时士人以身殉国者不乏其人，“士既策名，报国之途非一，而身殉者其一端”。尽管抗清斗争遭到失败，但汉族臣民不愿接受清朝统治的情绪依然存在，满汉民族关系依然极为紧张。当时，还有不少人为逃避清朝统治，遁入空门，以示明志，“一旦国难，乃弃横舍而往珈蓝”。经过清初一系列整齐风俗的实践，本来具有强烈反清意识的直隶民众转而开始支持清朝政权。时人所谓：“久道化成，德洋恩普，黄童白叟尽乐恬熙，僻壤荒陬咸知亲逊”，正是对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成效的肯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清初直隶地区的治理存在一些政策上的局限与失误。比如，清初统治者为发展经济，鼓励垦荒，一再申令减免租税，取消加派，但往往难以落到实处，结果往往是“加征如故”。又如，圈地本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清军入关之始即在直隶地区强制圈占，迫使百姓投充纳地，以致百姓生计无依，流亡四处。这些政策上的局限与失误，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社会秩序重建的进程。 社会秩序重建，不仅是王朝鼎革之际新王朝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综观清初直隶社会秩序重建，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经验值得深思与借鉴。 第一，以民为本是直隶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清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坚持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蠲免钱粮，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条件。又施赈救济、蠲免钱粮，以应对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生存危机，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存需要，获得了直隶广大民众的认同。 第二，中央政府的重视是直隶社会秩序重建的关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是推动一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直隶作为畿辅之地，被清初最高统治者视为天下根本，认为只有“加惠近畿，笃厚根本”，才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清朝政权。因此，清朝中央政府对直隶“加意安养，使民生乐业”，以使“自近及远，渐致太平”。清政府不仅注意在直隶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而且注意敦行教化、化民成俗。正是因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直隶社会秩序才能够比较迅速地重建。 第三，明确的指导思想是直隶社会秩序重建的动力。清初，以什么样的社会理想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按什么样的政治原则治理国家，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在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和确立。对于统治者来说，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至少存在三种可能性的意识形态选择：一是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观念；二是以“家法祖制”为代表的满族传统观念；三是汉族民众普遍信仰的儒家学说。顺治帝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政策，初步明确了清朝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康熙帝亲政后，在以熊赐履、李光地等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官僚的推动下，接受了理学的基本内容，认为“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辨析心性之理而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有宋诸儒”，并将之运用到国家治理实践中，“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如此，确立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明确了清朝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而有力地推动了直隶社会秩序的重建。 第四，官员的示范作用是直隶社会秩序重建的保证。官员风气之好坏，从来都是统治的基础，“国家德意，惟在有司实意奉行，始无屯膏之弊”。地方官员任职一方，职责重大，其政务活动是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保证。因此，清初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官吏的品德，“人臣服官，首重廉耻之节”。清初直隶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官员的良好示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于成龙“天性忠直，并无交游，惟知爱民……直隶地方百姓旗人无不感戴称颂”。地方官员勤政、廉洁，注重民生，与民兴利，无疑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 综上所述，清初直隶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以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核心，以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为灵魂的一个社会治理过程。通过清初的社会治理，清朝统治合法性开始获得直隶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满汉民族矛盾趋于缓和，社会日益安定，百姓经济负担逐渐减轻，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从而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