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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乃中国近代考古学之前身。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学者的倡导与践行下，金石学正式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后经元明时期的发展，至清代达到鼎盛。其间方家竞论、名著丛出；研究对象从最初的铜器、石刻，逐渐扩至甲骨、简牍、封泥、印章、瓦当等；或著录考证，或品评鉴赏，或摹图纂字，“彪然成一科学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六《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 理清“二重证据法”源流 在清代众多金石学家与金石学著作中，阮元《山左金石志》是其中翘楚。《山左金石志》共二十四卷，是阮元提督山东学政期间所撰，对山东地域范围内的金石碑刻首次作了较为系统的搜集、著录与研究。该书体例整饬、内容丰富、考证详审、学术价值突出，不仅是编录、研究山东古代金石文献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而且是清代金石学发展史上的“启后空前之作”（冯汝玠《山左金石志提要》），对乾嘉时期及其以后山东乃至全国金石学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石学作为一门传统显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近年来金石学深受冷遇，成为学术研究的薄弱领域。《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孟凡港著，中华书局2019年11月版）一书的问世，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鲜气象。 今人多认为“二重证据法”始于王国维，其实此法在中国古代渊源很早。清代及其以前的金石学研究，就常将纸本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相参证。该书作者从《山左金石志》入手，分析阮元的金石考据，特别指出将典籍文献与金石碑刻相结合，是二重证据法的先声。这种将传世文献与金石文献互证互释的方法宋代就有，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就是以金石证史的先例。后经过阮元、钱大昕等人的运用而得到极大的加强与完善。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王国维的归纳、总结，从而提炼为“二重证据法”。理清“二重证据法”源流的方法论意义，能够深化对考古文献在历史上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认识，有助于缕清中国学术方法的内在理路。 澄清流行多年的模糊认识 关于《山左金石志》的作者，以往学界均认为是毕沅、阮元同撰。该书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提出《山左金石志》虽然署名“毕沅、阮元同撰”，但纂修工作主要由阮元及其幕友负责完成。之所以署毕沅的名字，是因为阮元出于二人最初编书的约定，以及对毕沅所发挥价值的肯定。《山左金石志》的编修，从提出编修事宜到拟定编修凡例，从搜集整理金石资料到纂写、删订、润色书稿，直至最后成书并刊刻，阮元均参与其中。书虽然成于众家之手，但是皆经阮元复勘而后定其是非，发挥了主编者与定稿人的作用。此说从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学界流行多年的模糊认识。《山左金石志》部头大、成书快且内容上乘。作者认为，集体编纂与分工合作模式在这种大型学术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山左金石志》的编修为例，阮元金石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源于乾嘉考据学繁盛的学术背景、阮元“亦官亦学”的身份、广泛的学术交游、学人幕府及其集体编修模式，以及阮元自身不懈的努力与正确的治学方法。 《山左金石志》所录金石自商周至元代，为何不录明清金石阙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与清代文化专制有关，以至于编修时不敢涉及明清碑刻及明清史。二是因《山左金石志》的编修凡例由阮元、毕沅二人共同拟定，遂仿照毕氏之书的先例。三是明清碑刻在形制、字体等方面与隋唐碑刻区别不大，除了一些重要碑刻具有较高史料与书法价值外，大多数碑刻在内容、形制与书法上较为平平，其价值为清代学者所轻视，加之数量太多，收不胜收。 校补史籍讹阙 从宋代开始，学者对于金石文献的学术价值就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北宋刘敞在《先秦古器记》中曾指出金石文献的三大学术价值，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其实，金石文献的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研究礼制、语言文字、谱牒等方面，诸凡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学、书学等古代学术门类，无不需要借之以扩大取证范围。金石文献最显著的学术价值，在于既可以订正史志讹误，又可以对史志所阙或所略提供恰当增补。 该书列举众多实例，论证《山左金石志》在校补史籍讹阙方面的学术价值。如《山左金石志》据《重刻唐史承节郑公祠碑》校正范晔《后汉书》之讹。《后汉书·郑玄传》载《戒子益恩书》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作为东汉名儒，郑玄为何“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呢？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后代学者。阮元发现，《重刻唐史承节郑公祠碑》并无“不”字，《后汉书》的“不”字是误增的。他说：“‘为父母群弟所容’者，言徒学不能为吏以益生产，为父母群弟所含容，始得去厕役之吏，游学周秦，故《传》曰：‘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为所容，此儒者言也，范书因为父怒，而妄加‘不’字，与司农本意相反。” 阮元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清代学者的兴趣。陈鱣提出，黄丕烈藏元刻本《后汉书》其实没有“不”字，“不”字是在传刻过程中由无知者妄加的。这个用石刻校勘古书的例子被学术界广为称道。又如，关于唐武宗灭佛所毁寺院与还俗僧尼的数目，以及之后寺院的重建问题，《新唐书·武宗本纪》只字未提。而唐宣宗大中八年（854）所立《牟珰证明功德记》，则记载了灭佛共毁“有额寺五千余所，兰若三万余所，丽名僧尼廿六万七百余人”。阮元《山左金石志》将此碑揭出，并对《新唐书》作了补正。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