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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方法论 以政治文化研究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豪指出，研究“思想史”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通常面临三组问题的困扰，即“思想”和“行动”的关系，“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以及“理性”诉求和“情绪化”诉求的关系。他宣称，在他自己研究的课题中，这三组二元对立的问题都是不成立的。其意思是，他的课题属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范畴，因而避开了思想史的难题。其实，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史研究中，这三组问题并非不存在，而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中牵涉的方法论问题或许更为复杂。 1. 政治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就存在形态和被感知的方式而言，政治系统可以区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维度。前者包括政治结构（政府、法制、政党、官职）、政治制度（宪法、法律、政治习惯、行为方式）和政治事件（选举、立法、执行、协商、抗争、改革、革命），后者则指针对政治或与政治相关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和思维方式，也即政治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前者是相对可见的，类似于文化史家所说的“硬问题”；后者的形成、变化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均离不开心理机制，因而属于“软问题”的范畴。 政治文化研究名家西德尼·维巴谈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政治学家长期关注的是“正式的政治制度”，当讨论何以有的政治制度成功而有的失败时，他们也采取制度分析的路径，考察其制度的构成和运行方式，或者探讨政府结构以外的制度（如政党和利益集团）所发挥的作用，而文化因素的意义完全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认为，政治文化研究的眼光就是要超乎政治结构之外，探究“信念”（beliefs）如何“影响人们在这些政治制度之内行动的方式”。按照政治学研究的经典方式，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既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 ），也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 ），而且前者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多数研究聚焦于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发展的影响。 这种方法论取向在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中同样有所体现。作为“自变量”，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制度、政治行动和政治事件产生影响，甚至具有因果效应，因而只有充分重视政治文化的意义，才能真正理解或说明制度、行动、事件的由来和方式。不少美国史家倾向于强调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戈登·伍德研究美国革命的政治文化，旨在阐释美国共和政体创建的思想逻辑和历史意义。他开篇即引用乔尔·巴洛在1792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其大意是，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习惯”（habit of thinking ），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生存状况；正是由于美国人具有相信“所有人在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习惯”，才有美国革命，其自由才得到维护。伍德称这正是他要探讨的主题。他进而指出，以往史家在美国革命和制宪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均源于未能理解革命一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性。艾德蒙·摩根则认为，任何统治体制都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对其统治合法性的信服之上，为了达到让被统治者认同和服从其统治的目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制造一种“使人相信”（make believe ）的信念，并努力使之接近于政治世界的实际以增强其可信度；无论是君主的“神授权利”还是“人民主权”，都不过是这样一种“使人相信”的“虚构”，其目的均在于使人数居多的被统治者服从人数甚少的统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休谟所说的“意见”（opinions）为主要形态的政治文化，对于统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来说，就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自变量”。 政治文化作为“因变量”，则不仅受到政治结构或政治行动的影响，而且同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文化系统发生密切关系。一种政治文化必然嵌入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同时又属于特定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而政治也同样处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中，于是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就变得错综复杂、缠绕扭结。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或采取不同的研究路径，对此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信念绝非只同政治有关，而且也弥散于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例如，美国人对于“平等”的崇奉，不仅对他们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而且也直接作用于一般的人际关系、资源分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和族裔关系。反过来，许多作用于政治的价值或情感本身可能并不具有政治性。例如，荣誉观和地方情感本身并不属于政治领域，但是政治领导人的荣誉观会影响其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者的地方情感也会直接或间接体现在其政治选择中。因此，不可孤立地研究政治文化，而必须把它同制度和事件放在一起探究，并且还要充分考虑更大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例如，佛米萨诺对革命后半个多世纪马萨诸塞政治文化变迁的讨论，即结合政党组织结构、党派斗争、选举、政府政策、工人运动乃至社会发展而展开。 从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仅仅关注政治文化的“因变量”一面，难免忽视其自主性；而过于强调其“自变量”的一面，又容易落入“文化决定论”的窠臼。阿尔蒙德早年的研究暗示，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的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后来他也悄悄修改了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解，称他和维巴并不认为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因为“信念、情感和价值对政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些信念、情感和价值又是社会化经验的产物”。换言之，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是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才能维持和运转，而特定的政治文化也是与之协调的政治结构培育和维持的结果。 归根结底，这种“自变量—因变量”或“作用—反作用”的考察模式，其出发点乃在于通过政治文化来说明、解释或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这无异于默认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某种依附性，而政治文化研究也主要是一种解释工具，必须有补于说明、理解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才有意义。不过，阿尔蒙德早年也曾说过，政治文化乃是“与文化有区分的部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政治学家更是大力强调政治文化的独立性，把它视作一个自主的过程，既不是文化的附属物，也不是政治的文化侧面，而是政治世界中自成一体的一个领域。换言之，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解释性变量”，而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史也应当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拥有自己的题材、方法和问题意识，也能产生独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突出政治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要把它同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割裂开来，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史研究可以撇开政治结构或社会变迁。 实际上，无论在美国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政治文化研究通常都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考察政治文化本身，即特定政治社会或群体的政治价值、认知、情感的内涵和特征；其二，说明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或政治文化在政治变动中的作用和意义；其三，探讨政治文化的习得、养成和传承，如政治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政治社会成员中的代际传承，个体政治信念的获得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以及不同政治社会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联系和影响。不过，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一个均衡的体系，其中有一些“信念”和“态度”居于主导乃至支配地位，而且即便这些具有主导性或支配性的“信念”和“态度”， 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精英领导人那里，也不是一种同质而纯一的状态。因此，政治史家在讨论政治文化在“政治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时，不得不审慎对待其中包含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2. 非理性因素的意义 在政治系统中，连接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的纽带，无疑是作为“政治角色”的人，也就是政治社会成员。历代史家并不否认人的观念和心理对历史运动的影响，只是他们通常相信这些起作用的观念或心理，理所当然地属于理性的范畴，有着清晰而合理的逻辑。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揭示了非理性因素的机制和意义，这对于历史学家关注和考察历史运动中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因素，具有启发和指引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诸多领域和题材上都显示出惊人的开拓性和预见性，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明确指出，在中世纪前期欧洲社会广泛存在的“绝望、暴怒、冲动行为以及情感突变，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历史学家天生倾向于以理性重现过去。但是，在所有历史领域，非理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只有虚假的廉耻心才允许人们悄然放过它对封建欧洲各种政治事件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而不做研究”。他的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特别留意：其一，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其二，研究非理性因素并不是传统历史学的强项；其三，不考虑非理性因素就无从真正理解历史运动。 普通人（尤其是以群体聚集的普通人）的政治态度中确实充满非理性情绪，诸如焦虑、恐惧、冲动、偏见、爱恨、恩怨乃至疯狂等；在理性主义者眼里，这些都属于“激情”（passions）的范畴，在现实政治中乃是需要防范的破坏性因素。只有在“政治文化”概念出现后，它们才被提到研究日程的适当位置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凯利曾感叹，在他个人所处的时代，历史学家看待美国政治的方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以往史家认为人的政治行为（投票）和思想意识（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基于对经济利益的合乎逻辑的考量，而现在人们发现，在公共生活中释放并发挥作用的力量，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情绪性的；不仅是经济的和实用的，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凯利的老师霍夫斯塔特的学术经历，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霍夫斯塔特最初依循“进步主义史学”的路径，相信人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的，其背后存在的力量主要是利益，而政治领导人往往按照融贯的意识形态来表述这些利益；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政治领导人的言辞不过是“纯粹机会主义的表现”，甚至完全没有理性可言。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转而探寻那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究竟具有何种理性方面的意义。 这的确是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转向。一方面，政治行动者并非一成不变地追逐物质性的利益或操作性的权力，同时也向往精神的或心理的目标，比如缓解焦虑、释放压力、获得承认、寻求满足等。界定和追求这类目标的方式往往具有“象征性”，因而属于“文化”的范畴。例如，伯纳德·贝林的研究显示，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小册子中包含的不仅仅是思想，而且还有焦虑和恐惧；殖民地人民对母国的抵制和反叛，主要不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是旨在粉碎所谓“剥夺自由的阴谋”；可是，这种对“阴谋”的恐惧不过是出于想象，也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另一方面，作用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变迁的因素除了理性的利益考量，还有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例如，前文提及的贝林和伍德等人的研究表明，探讨美国革命的由来和共和政体的形成，如果不考虑革命一代对于权力、腐败和奴役的恐惧，就只能是隔靴搔痒。对于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情绪，以往政治史家不是加以忽略，就是拿不出有效的处理办法。政治文化史的兴起，正好弥补了政治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3. 因果模式的利弊 在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文化起初并不具备独立意义，而只是一个解释、说明政治结构或政治现象的变量，因而因果分析乃是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有政治学者对这类研究的“内在理路”作了如下归纳：政治文化研究旨在识别众多个体广泛分享的“有辨识度的态度集群”（distinctive clusters of attitudes），它们构成“客观的世界观取向”，历久不变，可视为“经济和政治表现”的“根本性的发生器”（fundamental generator ）。 其实，留意进而强调观念（价值、态度和情绪）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探究观念和行动的关联，这种方法论意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现代政治理论家对此更是多有论及。在孟德斯鸠看来，任何政体也即政治制度的基础性架构，都需要一定的原则来驱动；而这些原则，诸如“品德”之于民主，“节制”之于贵族制，“荣誉”之于君主制，“恐惧”之于专制，莫不属于人类情感和伦理的范畴，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民主的形成、运转和维持时，其基本理路是诉诸美国人的习性、情感和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文化路径。他谈到，作用于美国民主的关键性变量有地理环境、法制、生活习惯和民情，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生活习惯和民情；他进而把“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 ）作为理解美国民主存续原因的锁钥。马克斯·韦伯则极大地拓展了这种学术路径。他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关联的研究思路，转换到政治文化研究中，就是政治价值、态度和情感对政治结构或政治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阿尔蒙德早年也谈道，“一个政治系统是一个行动的系统”，也就是说研究政治系统时必须关注“经验性的可观察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值得研究，是因为它们影响行为。白鲁恂提到，“态度、情感和认知”对于政治行为具有“赋予特征和支配”（inform and govern ）的作用；政治文化可为个体的有效政治行为提供“控制性指导方针”，能给集体提供“价值和理性考量的系统结构”以“保证制度和结构表现的连贯性”。另有学者直接把政治文化理解为“制度的规范性成分”，“而在组织内部这些规范确立道德边界，于是行动的稳定协调就得以发生”。总之，“政治想法（假定）”对于政治选择或政治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种单向的因果模式受到质疑和抨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也备受诟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理论上假定政治文化与民主的稳定性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把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稳定的自变量”，能够影响或改变政治结构。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发现，无论在何种因果模式下考察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行动）的相关性，都面临许多难题，比如观念为何以及如何引发行动，检验起来就十分复杂和困难。还有学者进而提出，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高估了，“没有证据表明文化因素对政治和经济结果发挥系统作用”。有些美国学者虽然喜欢讨论文化和政治，但对现有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式却不甚满意，认为从文化、制度和结构等不同角度研究政治应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制度引发文化”或“文化引发制度”这类单向和线性的因果观并不成立，而要关注它们“联手的效应”（joint effects ）。而且，“作为态度和价值的政治文化”（文化语法的政治表达）仅只是“深层文化结构（深藏的文化语法）的表层因素”，在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之下必有深层文化结构的变动；因此，不应局限于“认知现象”（意识形态、信念、态度和意见）而忽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同时还要克服只研究政治文化而不考虑整个文化的欠缺，只有把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来考察才有实际意义。 在佛米萨诺看来，历史学家完全不必像政治学家那样费力地辩论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是“以整体的和演化的方式”（in holistic and evolutionary fashion ）来研究政治文化。可是，政治文化史通常也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而是服务于理解更大的过往政治世界这一旨趣的，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及政治事件的关系，同样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这种关系可能是因果性的；而在另一些研究者那里，这种关系可能更加复杂和多面。不过，政治文化史毕竟不同于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研究，它关注的主要不是系统、结构和制度，而着重考察政治变迁和政治事件的主体，即作为政治角色的群体或个体。因此，政治文化史在讨论政治文化与政治变迁或政治事件的关系时，通常是紧扣政治行动者这个媒介进行的。无论是依据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理论，还是出于常识性的理解，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必然伴以相应的思维和心理过程，带有相应的“想法”和“算计”，因而任何行动中都必然有“观念”的位置。于是，观念与行动的关系就成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行动的史家通常不强调甚至不关心观念的重要性，而研究观念的史家则喜欢把观念视为行动的辩护性、塑造性乃至因果性的变量。霍夫斯塔特显然十分重视观念的力量，他在谈到自己对于“反智主义”的研究时说，尤其令他感兴趣的是其中那些“严重地禁抑智性和文化生活并使之变得贫瘠”的“态度”。 照这样来说，观念能够塑造行动，并且产生显著后果。但是，因果模式在政治文化史研究中也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性。据有学者观察，一些历史学家用文化来解释“系统的行为”，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描述文化是如何成为行动的一部分的，他们所提供的只是文化和行动的“平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联”。再则，政治文化往往具有韧性和连续性，而行动却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两者并不是简单对等的关系。据凯利所论，在美国200年的政治变迁中，作为政治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假若杰斐逊现在活转过来，也不难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属。观念和行动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对等，的确使因果分析的运用受到严重限制，因果之间排他的“事实关联”尤其不易建立。而且，即便能断定观念和行动确有因果关系，它对政治决策者和一般政治参与者的意义也不可等量齐观，如何揭示其间的差别，在材料和方法上同样是严峻考验。如果一味地从观念出发为行动寻找原因，还容易滑向文化决定论的泥潭，即把文化作为行为的驱动力，而忽略人类行为发生的复杂机理。在另一些情形下，围绕观念和行动的因果分析往往纠缠于政治行动者的动机，并常以追究那些“秘而不宣的卑劣动机”为能事，可是“动机始终是一个最难以捉摸的历史问题”。 根据人类学理论，文化与行为紧密相连，文化需要通过公共行为方可得到观察。这就是说，观念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两位一体的。政治文化蕴含于政治行动中，并假借政治行动而得到“表达”。政治文化史研究所面对的主要不是若干在书斋里写作的思想家，而是千千万万普通的政治行动者，他们往往只见行动而未留言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动与观念毫无关系。他们的观念潜藏在行动中，并以行动来体现。于是，观念和行动便集中在同一载体上，观念和行动也就必须结合在一起研究：研究行动以揭示观念，研究观念以理解行动。美国政治史家的这种研究方式，使得政治文化史终于走出了政治思想史的影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品质。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旨在理解人、社会和生活，因之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也在于理解过往人的政治行动，而不仅限于探究政治行动的动机和原因。另外，政治文化作为研究路径或分析方法，也有补于解释更为广泛的政治变动或事件的由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埃里克·方纳在确定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时，发现当时有一批史家对“意识形态”十分重视，并且对内战前南部和北部的意识形态加以探讨，不仅弥补了以往为史家所忽视的“政治反奴隶制”现象，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于“整个冲突”的原因和性质的理解。大致同一时期，波林·梅尔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旨在解释殖民地人何时以及何以改变对母国的态度，何时以及如何从抵制母国政策走向革命，她所借重的方法也是解析殖民地激进领导人的“政治认知”和“意识形态”。探究“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学术功能，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行动都不是机械运动，而是能思考、有观念的人的表现。理解行动不能撇开其中包含的观念，而只有明了其中的观念才能获得或至少加深对行动的理解。丹尼尔·豪说，辉格党的政治文化并不完全构成其行为的原因，但却“限制着他们所能考虑的选项”。戈登·伍德也认为，观念不能引起行为，但观念能赋予行为意义；观念不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对观念和行动的关系作这样的理解，大体符合人类学所谓“阐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路径，因此也突破了因果模式的局限。 4. 语境的重要性 政治文化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东西。它不能被直接看到、听到或感觉到，因而必须从别的线索推导出来”。而且，政治文化同样具备文化对于社会成员所表现出的“无意识、不明确和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性。因此，政治学家在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的政治文化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research survey ）的方式来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即“别的线索”）。问卷中的问题通常涉及被访问者对生活或现存社会秩序的满意度，政治参与的程度，人际关系和政治中的信任度，对公共议题或重要公共文件是否知晓，对“政治效验”（political ef.cacy ）的感受，对物质或“后物质主义价值”的认可程度，以及是否赞成革命性变动，等等。有政治学者把这种获取个体政治“态度”的方法，叫做“政治文化的测度”（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culture ）。 可是，历史学家却无法借助问卷调查来获取探查政治文化的“线索”，而只能通过解读历史行动者留下的言辞、仪式和符号，来推知他们针对或涉及政治的认知、价值、情感和态度。而且，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理所当然”、“习焉不察”的特点，包含过往政治文化信息的材料一般甚为稀少、零散和多样，获取不易，解读尤难。这样就使得政治文化史研究在材料上受到双重限制。其一，历史学家不可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可以根据研究议程的需要去主动获取材料，而只能被动地依据所能找到的材料来确定研究议程，因而总是受到材料的不完整、不系统、不均衡和不融贯的困扰；其二，历史学家也不能像政治学家一样对材料所产生的语境加以亲身观察和体验，而只能根据另一些材料来推测和想象材料的语境，于是更容易误读和曲解材料，也更容易受到材料的迷惑和误导。正是由于在材料上受到如此复杂的制约，较之其他研究方式，政治文化史需要更重视语境主义的意识，更倚重语境分析的方法。 政治文化史同政治思想史一样，特别偏重文字史料。这类史料不仅直接表达或包含“信念”和“态度”，而且留存的数量一般也多于非文字史料。美国政治文化史家所使用的文字史料，主要不是个别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而是众多政治行动者留下的小册子、演说、公文、报刊文章、日记、书信、立法辩论和审案记录之类。这类史料“制造者”的生平事迹大多史不具载，无从稽考，而它们的产生又往往带有具体的意图，在目标和对象上也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加以语言和语义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其含义往往无法直接从字面获取。进而言之，其中包含的“信念”和“态度”，哪些是真实的表达，哪些又是刻意的宣传和掩饰，更是难以从字面来分辨。 以往许多史家并不相信政治言辞包含真实的想法，认为它们往往是掩盖真实动机的烟幕或辩护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语境，也缺少历史语义学的解读技巧。如果对言说者的处境以及言说的方式、作用的对象、言说的意图作出细致考辨，史家就有可能把握政治言辞的真实含义及其作用。贝林和伍德等美国史家借助语境分析和历史语义学方法，竭尽所能地发掘政治言辞的“原意”，提供了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他们发现，发表在报纸上的言论和记载于日记里的想法，公开讲话时表达的观点和同密友交谈时流露的看法，用于公共宣传的辞令和同知情者交流的意见，相互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自明的；因之必须深入了解其语境，并把出自不同语境的材料加以比对，方可约略窥见这些言辞的真实含义，并揭示它们与行动的实际关联。不过，“还原”真正的语境终非易事，因而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方法也有难以摆脱的限制。 5.“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群体乃至整个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一般通过纷繁多样的载体或媒介（言论、仪式、口号、象征物）得到体现。一个时代可能有某种政治文化的总体趋向，但不同群体、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在政治价值、情感和态度方面，又往往表现出各色各样的特点。如果说研究政治思想可以依靠固定的文本，并明确地知晓其作者和写作动机，那么探讨政治文化则不得不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经常无从得知言说者的姓名、出身和背景。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政治文化研究者难以掌握所有的言论，也不可能均衡地对待每一个言说者，往往只能依据一人或数人所表达的观念来推测“时代精神”的大略。这样就无可避免地陷入社会科学研究中所谓“个体性谬误”（individualistic fallacy ），即以通过观察较小单元获得的经验数据来对较高或较大系统作出不正确的推论。 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可谓一部公认的美国政治文化史经典，可是，在美国学者爱德华·康特里曼看来，伍德写作的路数有点接近美国思想史前辈学者佩里·米勒，往往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其实，这只是政治文化史研究无从避开的第一个困境。更大的问题在于，研究者还不得不把这“同一个人”的观念视作共同体乃至时代的政治取向的表达。从史料学的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涉及如何判定个体言论的代表性。另外，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语境中发表的言论，是否可以被嵌入同一幅政治文化图景，也是大可存疑的。在这些地方，的确布满了“个体性谬误”的陷阱。 在谈到研究美国辉格党政治文化的方法时，丹尼尔·豪称他自己特别重视不同个体的传记，即具体讨论辉格党内一系列人物的“政治观念”；尽管每一个体都不能完全体现其身处其中的文化，但都提供了自己的版本；把许多这类版本合在一起考察，即可对该人群的文化模式作出综合性表述。他还说，这种方法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的启发。就像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访谈一些“信息供给者”（informants）一样，他选取一些辉格党内的“信息供给者”来探究辉格党的政治观念。这种“集体传记法”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面临“个体性谬误”的风险，因为用于归纳群体文化模式的个体，永远少于作为归纳对象的群体。这似乎是政治文化研究（无论是政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无法跳出的方法论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