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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联邦德国科尔政府充分借助东欧剧变和“柏林墙”倒塌的历史契机，果断地对民主德国采取和平统一攻势。为此，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模式迅速由“以合作促缓和”向“以经援促统一”转变。凭借联邦德国巨大的经济优势，科尔政府以经济援助作为杠杆，促使民主德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发生变革。随后，为了加快德国统一进程，科尔政府不惜在两德马克兑换比率上作出重大让步。随着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成立，民主德国全面接受了联邦德国市场经济制度，为两德统一的迅速完成扫清了内部障碍。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完成了“统一杠杆”的作用。 【关键词】科尔政府 民主德国 经济政策 德国统一 杠杆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研究（1949-1990）（项目编号：16CSS029）阶段性成果。 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联邦德国政府除坚持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之外，还注重以经济为手段（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经贸合作、金融信贷等）谋求其德国统一的目标。作为联邦政府德国统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国际关系、大国外交和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两德政党的统一政策等层面，尤其是德国统一加速时期，科尔政府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作为。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鲜有系统性研究。 本文以德国统一加速时期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为核心研究视阈，重点考察这一时期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具体实践及其影响，以及促使科尔政府调整该政策的内外部因素，从而进一步揭示出该政策在推动两德统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杠杆作用。 一、“柏林墙”的倒塌与《十点计划》的提出 自1949年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尽管历届联邦德国政府都把实现德国统一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德国统一的历史契机，直到40年后的1989年才姗姗来迟。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曾打比喻说：“德国问题就像关闭着的勃兰登堡门一样，长期悬而未决。” 不过，当德国统一的列车启动——“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迅速完成了统一。而这与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息息相关。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开始推行“新思维”外交。除主动缓和东西方关系，放弃与美国对抗之外，苏联开始放松对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和控制，并对其“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苏联的这些政策调整为德国统一问题的重新提出和解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背景和条件。 受戈氏“新思维”政策的影响，1989年初，波兰和匈牙利的政局率先发生剧变。随后，民主德国和其它的东欧国家的形势也急转直下。1989年9月，匈牙利正式宣布开放西部边界。在匈牙利度假的民主德国公民因此可以自由跨越这条边界，借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在匈奥边界开放后的一周，有超过15500名民主德国公民由此出走联邦德国。 正当民主德国爆发移民潮之际，国内又出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示威潮，使得民主德国内部危机进一步尖锐化。 11月9日，在国内民众的施压下，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突然宣布开放“柏林墙”，试图缓和因大批民众要求前往联邦德国导致的社会动荡。此令一出，如同大闸拉起，民主德国公民潮水般涌向联邦德国和西柏林，两德人民几十年来被压抑的民族感情顿时迸发了出来。民主德国公民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开始高呼要求民族统一的口号——“德国，统一的祖国”、“我们是一个民族”。 “柏林墙”的开放使早已被束之高阁的德国统一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1月10日，科尔紧急召集总理府高层官员商讨局势。他们认为，当前局势相当棘手，需要紧急援助，来稳定形势。但所有援助首先都必须有利于民主德国的民众，因此经济领域内任何有意义的合作，都要以民主德国的改革为前提条件，眼下大家很可能只能帮助克服供应瓶颈并确保提供医疗关怀。 此时，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为克服严重的国内危机，公开表达了愿进一步加强两德合作的想法：“我们赞成，两个德意志国家通过达成条约共同体来取代责任共同体。其远远超出了《基础条约》以及两德间迄今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对此，本届政府已经做好了对话的准备。” 然而，在科尔看来，莫德罗的建议旨在缓解民族统一诉求对民主德国造成的压力，联邦德国不能将德国统一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11月28日，在没有与西方盟国和本国同僚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科尔在联邦议会宣读了一份关于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该计划针对民主德国移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联邦德国准备向民主德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建议和民主德国共同设立一笔外汇基金，以满足民主德国公民到联邦德国旅行的外汇需求，但前提是民主德国必须从签证、通行和货币兑换等方面，为联邦德国公民进入民主德国提供更多便利，以实现双向往来尽可能地不受阻碍；提议与民主德国全面展开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条件是民主德国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举行自由选举。 显然，《十点计划》的核心思想是以经济手段促使民主德国进一步发生演变，从而达到以联邦德国统一民主德国的目的。科尔在《十点计划》还提出了实现统一的三阶段构想。第一阶段，在经济、交通、环保、科技、卫生、文化等领域建立两德联合委员会；第二阶段，在拥有一定主权的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构建“邦联结构”；第三阶段，逐步向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过渡，最终实现德国统一。 此外，《十点计划》还主张联邦德国将无条件尊重各欧洲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安全；德国统一进程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东西方缓和进程相适应；继续推动欧安会进程；主张在欧洲加速裁军；谋求建立全欧安全体系等。其目的在于改善德国统一的外部条件，消除或减少各国，特别是苏联、法国的疑虑和阻难。 然而，科尔的《十点计划》一经提出，便引来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抨击和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该计划明显违背两德《基础条约》和《柏林四方协定》的主旨。此外，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民主德国政府则明确拒绝了联邦政府附加给谈判的前提条件，以及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要求。 尽管如此，民主德国仍积极寻求同联邦德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12月19日，科尔赴德累斯顿与莫德罗进行会晤，期间他同意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此外还鼓励各州市和经济界向民主德国提供援助和开展合作。 双方还达成共识，即刻着手起草《合作和睦邻友好条约》，并于1990年春生效。该条约致力于通过深化合作，建立联合机构来发展条约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两德特殊关系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克服德国和欧洲的分裂状态。 然而，随着民主德国国内形势的迅速恶化，苏联逐步改变了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1990年2月1日，莫德罗又提出一个分阶段实现统一的方案——《德国，统一的祖国》。根据这一方案，两德先基于合作和睦邻关系签订《条约共同体条约》，接着组建以邦联为基础的联合机构，然后将两德的主权转让至邦联的权利机构中，最后经由邦联的两部分选举产生一个统一的议会，建立邦联或联盟式统一的德国，并由该议会决定统一的宪法，成立统一的政府，首都设在柏林。 尽管科尔表示欢迎莫德罗的统一方案，但反对其军事中立的主张，认为这与全欧联合进程相悖，处在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绝不能被孤立。随后，科尔迅速提出两德统一的方式，主张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作为法律依据，要求民主德国先恢复原5个联邦州的建制，然后由各州宣布加入联邦德国，以此实现德国统一。科尔的主张遭到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两德统一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延伸，而是为了创建一个崭新的德国，应该进行全民公决，由人民来决定德国新的体制。 由于莫德罗的统一方案与科尔的《十点计划》存在巨大分歧，以及民主德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当莫德罗1990年2月回访联邦德国时，科尔拒绝向民主德国提供100-150亿联邦马克的紧急援助，并提出尽快成立两德货币、经济联盟的要求，以此进一步加强对民主德国政局的影响。科尔对莫德罗说，他不相信民主德国的现行体制在当前局面下，凭借来自联邦德国几十亿马克的强心剂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显然，莫德罗政府已经不是科尔政府理想中的谈判伙伴了，因为联邦政府已经决心以经济援助为杠杆，促进民主德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变革，其目光已投向了即将到来的民主德国大选。莫德罗对此心知肚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科尔现在已经不再去想他在德累斯顿许诺的那句话：‘莫德罗先生，您是我的对话伙伴。’科尔总理用一句话概况了联邦政府的立场：‘马克是联邦政府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民主德国公民很快也将拥有它。’”，“科尔的战略是向世人表明，他不再想同莫德罗政府达成任何协议，而是把在野派力量视为未来的联盟伙伴——如果这些力量及时与我划清界限。” 二、以“经济援助”影响民主德国选举 1990年1月28日，民主德国各党派在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将原定于5月6日的人民议会选举提前至3月18日进行。参加这次全国大选的政党和组织共计24个，其中3个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它们分别是德国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在竞选主张及实现德国统一的方式上，三大政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德国联盟主张进行经济改革，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同联邦德国建立货币联盟，使用联邦德国马克，与联邦德国的联盟党及科尔总理本人紧密合作，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迅速实现统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维护民主德国的地位及其公民权益，实行多种形式所有制的社会市场经济，要求两德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并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6条实现统一。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联邦德国以任何形式吞并民主德国，两德公民各自维护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在欧洲联合的框架内逐步过渡到一个德意志国家联邦，并保持军事中立。 尽管这些政党关于德国统一的方式和进程各持己见，但它们与普通民众此时已形成一个共识：即两德最终会实现统一。据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普通民众中79% 的人希望两德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奉行中立政策。 生活在民主德国经济落后地区的民众，尤其期待通过两德迅速统一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3月18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在参加选举的93.39%的选民中，德国联盟的得票率为48.15%，获得192个席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21.76%的选票，获得88个席位；民主社会主义党共得16.32%的选票，获得66个席位。 德国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与联邦德国联盟党的支持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使其姊妹党赢得大选，科尔总理为其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援。据联邦德国德国内部关系部透露，联邦德国政府拿出750万联邦马克资助民主德国的一些党派。联盟党还先后动员了约160万民主德国公民参加选举大会，并派出2000余名宣讲者赴民主德国做竞选宣传，共张贴50多万份竞选宣传单。 在竞选初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曾受到大多数民主德国选民的欢迎。2月中旬，汉堡《明星》周刊进行过一次民意测验。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民主德国选民中有53%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24%支持德国联盟。 为此，舆论界还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将最终获得选举胜利。为了扭转德国联盟在竞选中的被动局面，联邦总理科尔开始通过参与助选来对选举进程施加影响力。从2月初至3月中旬，科尔6次亲赴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罗斯托克、马德堡、埃尔富特、莱比锡和科特布斯，向数以千计的民主德国公民发表演说，帮助德国联盟拉选票，扩大其政治影响力。 在选举关键期，科尔总理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争取民主德国选民的支持。3月1日，科尔在卡尔·马克思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3月18日德国联盟获选，那么联邦政府将向民主德国提供数十亿联邦马克的援助。另外，在科特布斯的竞选集会上，科尔还充分利用联邦总理的身份公开向民主德国选民许诺：如果德国联盟能够上台执政，那么在两德实现货币统一时，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将采用1民主德国马克兑换1联邦德国马克的兑换率；退休人员养老金甚至会增值；仅存款兑换暂时受限。但如果德国联盟不能掌权，那么联邦德国将不会向民主德国提供任何援助。 科尔总理颇具吸引力的许诺深深地打动了民主德国选民的心。面对巨大现实利益的诱惑，民主德国选民的倾向由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使得德国联盟的影响力在竞选后期迅速超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大选前夕出现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时任民主德国国防部长的霍夫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明显，受到西德联盟党和科尔本人全力支持的竞选联盟，尤其是当地最大的政党——东德的基民盟，选票支持率直线上升。而社民党的支持率仍持续下滑。该趋势在这些天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尽管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已稳操胜券的社民党会获得如此灾难性的结果。” 得知德国联盟选举获胜后，科尔兴奋地表示：“在经历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40年后，民主德国人民没有放弃民族认同性，愿同联邦德国携手奋斗，共同迎接光辉灿烂的历史新篇章”。 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德国德国联盟的获胜，也是联邦总理科尔的胜利。他在媒体界也赢得了高度的赞誉。例如，3月19日《明镜周刊》的封面标题便是“科尔的凯旋”。 对于联邦德国基民盟领导人而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科尔和朔伊布勒在3月初就已预料到，在民主德国的这次选举中，联邦德国的政党将发挥重要作用，没有它们的支持，在民主德国进行选举的机会也很渺茫。 4月12日，民主德国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当选为民主德国总理，德国联盟同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就这样，随着这位亲科尔政府、主张尽快实现德国统一的新总理上台执政，德国统一已不存在任何政治障碍了。 三、“经济并入”：迈向德国统一的关键一步 民主德国的人民议会选举结束后，尽快实现德国统一便成为两德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这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民主德国的电视台讲道：“我们是一个民族，归属于一体，也必然会逐渐愈合为一体。但我们必须一起成长，而不是在一起芜杂丛生。我们需要时间。” 为此，两德政府就统一的具体措施展开多轮协商。其中，当务之急便是建立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事实上，联邦政府就建立两德经济、货币联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早在1990年2月6日，科尔就在联盟党议会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我们须再次与民主德国政府进行接触，并直截表明我们已做好准备，就建立货币和经济联盟可以即刻进行谈判。” 然而，联邦总理科尔迅速引入货币联盟的想法受到了联邦德国经济界和金融界的广泛质疑。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主张德国统一进程中需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其出发点是减少联邦政府财政开支，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同时也要顾及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珀尔就表示建立货币联盟为时尚早。珀尔称，它本身是一个由联邦政府负责，并由联邦政府做出的政治决定。他已经通过德意志联邦银行向联邦政府提出意见，这当然是为了尽量减少风险。此外，他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货币联盟和德国统一之间须存有必然联系，否则，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可能负责引入联邦马克；尽可能的减少货币转换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尽可能避免降低民主德国企业的竞争力；财政预算支出加以限定；社会可接受度，即确保两德公民的接受度。 与此同时，联邦经济部长豪斯曼也提出一份三个阶段的发展计划：首先，引入根本性的改革。例如，自由贸易、谨慎地放开物价和工资额，减少多余的购买力，向现实的汇率兑换过渡。其次，保持稳定的预算。民主德国马克向联邦德国马克转换，然后实现完全兑换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第三，经济政策趋同化，引入共同的经济和货币政策机构。联邦德国马克取代民主德国马克成为统一的货币单位。 对于科尔总理而言，两德统一的进程不能仅停留在谈判和设想方案上，必须搭建一座能使两德在关键领域统一起来的桥梁。民主德国新政府成立后，科尔立即致力于解决两德统一最重要的环节——建立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以此作为实现统一的核心步骤，即先实现两德经济统一，在此基础上再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另外，为抑制民主德国移民潮对两德经济、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冲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拉平两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使两德经济、社会制度保持一致。科尔认为，这事关德国的政治命运，尽管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风险，但除了迅速实施之外已别无其他选择。不过，科尔也赞同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保持紧密联系，相互协调，一同走好每一步棋。 显然，科尔为了尽快促成两德经济统一，已然决心为之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尽管民主德国新政府在实现德国统一问题上与科尔政府保持一致，然而，双方就尽快实现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一些技术性环节上存有分歧。具体表现在，双方在货币兑换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问题上，联邦德国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既满足和照顾民主德国公民的经济利益，又不增加联邦德国的财政负担。 3月29日，德意志联邦银行提出了一个货币兑换方案。该方案主张每位民主德国公民可以按1:1的比价兑换2000联邦马克的存款，但工资、养老金、债权等只能按2:1兑换。这一消息被披露之后，立刻引起民主德国政府及民众的强烈反应。很多民主德国公民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指责科尔政府出尔反尔，违背了其在民主德国参与助选活动时的承诺。此时，民主德国公民的游行口号已由“我们是一个民族”变成“没有1:1就没有统一”以及“统一和我的马克” 。 4月19日，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在人民议会发表政府声明称，关于按照1:1或1:2进行货币兑换的讨论，使我们清楚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以及我们必须坚持的条件，就是确保民主德国公民不会感到自己是二等德国人。他认为，工资和津贴应该按照1:1来兑换；养老金也同样按照1:1来兑换，且在其过了45年保险龄之后，逐步提高净养老金值的70%；带有储蓄性质的存款和保险也应该按1:1来兑换；国营企业的国内债务重估至少按照2:1，并对有一定竞争力的公司在欧共体框架内给予债务减免的援助措施。 4月24日，德梅齐埃与科尔在波恩再次就马克比价问题进行会晤。经过双方反复磋商，科尔政府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双方达成了以下原则：从7月1日起，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和养老金按1:1兑换，存款和现金每人按1:1兑换4000联邦马克，超出部分的存款、贷款以及企业债务以2:1兑换。德梅齐埃则要求免除国内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的全部债务，另外他还希望所有存款及其他款项以1:1无限额兑换。不过，科尔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因为在他看来，这已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的经济能力。 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艰苦而又紧张的谈判。为尽快实现德国统一这一政治目标，科尔政府不惜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再次对民主德国做出让步。双方决定按公民的年龄分档兑换。例如，民主德国公民的工资、养老金、各种租金全部按1:1兑换，个人存款和现金则14岁以下的公民每人可以按1:1兑换2000联邦马克，15岁至59岁的公民每人4000联邦马克，60岁以上的公民每人6000联邦马克，超过限额的部分可按2:1兑换；其他债务或清偿金额一律按2:1兑换。这个兑换方案基本满足了民主德国人民的要求，为两德经济统一的迅速完成铺平了道路。 5月18日，两德财政部长在波恩共同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经济统一条约》规定以联邦马克作为唯一的法定流通货币，德意志联邦银行作为货币发行银行，联邦德国在金融、货币、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引入联邦德国的劳动法制度和社会保障法制度，实行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险原则。6月21日，两德议会分别批准通过了《经济统一条约》。该条约于1990年7月1日正式生效。 此外，为帮助民主德国平衡财政预算，联邦政府及各州同意设立“德国统一基金”。在其框架下，截止到1994年，用于统一进程的融资将达到1150亿联邦马克。除200亿联邦马克由联邦政府财政支付外，其余950亿联邦马克则通过借贷来筹措，1991年的借贷额度必须达到310亿联邦马克，到1994年，统一基金的信贷支持将降为50亿联邦马克。每年贷款额的10％将被用于偿还贷款本息，信贷费用则由联邦与州县各承担一半。1991年，它们分别承担10亿联邦马克，到1994年提高至45亿联邦马克。 《经济统一条约》的签署是通往德国统一的关键一步。随着该条约的实施，两德在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实现了同质化，这为两德实现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联邦总理科尔在签约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签字之日也就是“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诞生之时”；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也指出，条约的签署将使两德统一的进程“不可逆转”。 正是在经济统一的基础上，两德很快于8月31日签订了《德意志联邦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德国关于实现德国统一的条约》，致使民主德国全面接受了联邦德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而为最终实现德国统一扫清了内部障碍。 可见，为推动两德迅速完成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科尔政府甘愿在货币兑换及平衡民主德国财政赤字方面做出经济牺牲。尽管德国统一为联邦德国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但对于科尔政府来说，“即使德国统一要比目前多付出三倍的代价，也不愿意放弃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统一的成功实现与联邦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1986年，联邦德国的出口额达到2433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与此同时，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达到52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此外，联邦德国的外汇储备1988年为808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 正是凭借巨大的经济优势，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具有“攻势”的经济政策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 此外，科尔政府以巨额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安全承诺为代价，换取苏联对两德统一的首肯；与此同时，为得到西方盟友的支持，科尔政府表示坚决忠于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科尔政府还明确承认波兰的西部边界，排除了牵制两德统一的一个外部障碍。10月1日，四大战胜国及两德外长在纽约签署了一项宣言，宣布停止四大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3日，两德又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最终，战后分裂长达41年的德国在经历了历史的重重考验之后实现了统一。 四、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原因 自二战后德国分裂以来，德国重新统一始终面临着内外部两大障碍：一是雅尔塔体系造就两大阵营（包含两个德国在内）的对峙格局。二是两德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严重差异。鉴于德国统一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联邦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把克服欧洲和德国的分裂联系起来，并将实现德国统一设为一项长远的目标。1982年10月，由科尔领导的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后，继承了前任社民党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积极利用德国内部贸易、无息透支贷款、政府担保贷款、非商业性财政支付等经济手段来改善和密切两德关系，推动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为将后的德国统一不断创造内外部有利条件。然而，到了1989年末，德国统一进程进入加速期后，科尔政府及时调整了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其模式由“以合作促缓和”转变为“以经援促统一”。这与东欧剧变、民主德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困境以及科尔总理果敢的行动密切相关。 （一）、东欧剧变：千载难逢的统一契机 自二战后德国分裂以来，外部环境便成为制约德国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两个德国依附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残酷事实。尤其是，美苏“冷战”使两德走上了不同发展道路，彼此之间越来越疏远。只要美苏“冷战”持续进行，德国统一就会变得遥遥无期。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德国统一只有通过国际政治大气候和欧洲大国关系的改变逐步加以实现。 然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西欧各国在超国家组织——欧共体的框架下不断深化经济、政治一体化。与之相对，曾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则陷入严重的、全方位的危机：不仅国内各种问题缠身，对外控制能力也逐渐衰弱。1985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主动增加国内政治公开性，并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鼓励和支持东欧其他社会主义盟国进行类似的改革。苏联的政策调整对其东欧盟国的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了19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巨大变革。特别是，1989年11月，民主德国被迫开放“柏林墙”，致使横贯欧洲大陆40多年的“铁幕”瓦解了。此时，美苏冷战的坚冰开始快速消融，阻碍德国统一的外部障碍也随之逐步消除。 与此同时，苏联对德国统一的态度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1987年，民主德国驻苏大使柯尼希发现，许多苏联作者在各种新闻媒介上撰写文章，称“消除德国的分裂”成了当今迫切的政治任务，“消除德国的分裂”，被视为建立“欧洲大厦”的贡献。 到了1990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尼古拉·波图加洛夫在《图片报》的访谈中公开表示：“如果民主德国人民要重新统一，那它就将到来。我们绝不会反对这一决定，我们不会干涉。” 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使联邦德国政府在推动两德统一时，能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也为联邦政府大幅度调整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科尔政府一改以往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那种“温和”的风格，果断地采取具有“攻势”的经济政策。 （二）、内外交困：民主德国的真实写照 1980年代末，民主德国出现严重危机，其直接根源除了匈牙利开放西部边境引发民主德国的移民潮和示威潮外，还与其自身严重的债务危机密切相关。民主德国生产效率低下，只有联邦德国水平的40%，投资率下降，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债务居高不下，已从1970年的20亿联邦马克上升到1989年的490亿联邦马克。1990年，为了防止外债继续上升，民主德国应将生活水平下降25%-30%，即便这样，民主德国也可能“失控”。 此外，民主德国还存在着严重的财政赤字：截止到1989年底，民主德国的总收入为59亿美元，总支出却达到180亿美元，所产生的财政赤字高达121亿美元。 尽管如此，民主德国政府仍没有实行有效的改革。对国内状况感到失望的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因此出走联邦德国。为此，民主德国领导人也承认，“他们离开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有可能改变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前景。他们留下了家庭、社会和国民经济中令人痛苦的裂痕。” 大规模的移民潮使本已十分脆弱民主德国经济雪上加霜。1990年初，民主德国经济建设领域大约缺乏25万劳动力，数以千计的公民已经在西德和西柏林找到工作。 在国内危机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民主德国政府开始试图从外部获取经济援助。然而，此时苏联面临的局势比民主德国还要严峻的多。它已无力向后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在无法得到盟友有效援助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只能将求助的目光由苏联转向联邦德国。对于当前两德在经济状况上的鲜明对比，民主德国政府也有着清晰的认识：波恩当局经济实力强大、有输出资本、财政状况稳定。另外波恩方面还有对民主德国公民有很大魅力的“硬通货”——西德马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王牌！相反，民主德国的经济要得到恢复就急需实行现代化，并因此急需引进资本。 正因为如此，为了避免国家的全面崩溃，莫德罗政府将希望寄托在联邦德国的支持上，条约共同体提议就是为了换取科尔政府的经济援助。 可见，民主德国内忧外困的现实窘境以及对经济援助的迫切需求，是影响科尔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另一大因素。随着民主德国国内危机的不断加剧，在求助盟国无果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政府便将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带有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便成为科尔政府全面变革民主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有力杠杆。此时，联邦德国已经不满足于以经济手段换取民主德国些许的政治让步了，其目标直指德国统一。对此，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无奈的表示：“西德孤注一掷打出西马克牌：如果民主德国公民不必去投向西马克，而是西马克投向民德公民，那么一切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然而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 （三）、随机应变：一次果敢的政治冒险 “柏林墙”被推倒后，由于担心在东欧局势发生激烈动荡之时，强力推动德国统一会给联邦德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一些联邦德国政府要员因此谨慎地建议延缓统一进程。例如，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就号召人们保持忍耐：“尽管在德国人们如此强烈地渴望相互接触，但是不能让欧洲的活力落在德国活力的后面，甚至也不能忽视所有参与这的安全利益。这也应是我们的任务。” 不过，这些言论并没有动摇科尔总理迅速推进德国统一进程的决心。 在得知联邦、各州以及地方的税收、中期预算都有显著增长，社会生产总值从没有像这时那样有利，实现统一能不必增加税收之后，科尔便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解释说：“我们有必要投入我们最强有力的资产”即德国马克。 于是，针对民主德国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情况，科尔及其同僚商议决定以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允诺作为催化剂，加快德国统一进程。 随后，科尔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份关于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把德国统一的要求明确地摆到民主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科尔认为，现在不是犹豫不决的时候了，而是采取（统一）攻势的关键时刻，必须牢牢的抓住统一的主动权。 根据《十点计划》，民主德国受到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其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对于这一战略，科尔做了如下的解释：“依我看来，没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使它得到稳定。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首先是继续改革。” 由于在德国统一方案上，两德政府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分歧，科尔借助民主德国日益动荡的政局，旋即转而支持民主德国内部赞成其统一方案的政治力量。为了助其上台，科尔不仅提供了大量的支援，还亲自参与助选。期间，科尔许诺将提供经济援助，俘获了民主德国选民的心。受其支持的德国联盟因此如愿获选。 可见，在德国统一加速时期，科尔个人卓越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也是促使联邦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的一大因素。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科尔总理能够紧紧地抓住“历史契机”，适时主动地调整了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使其从缓和两德对立的工具转变为推动德国统一的杠杆。科尔作为联邦政府最高决策者和执行者，表现出了果敢、沉着，又不失思虑缜密的作风。传记作家马泽尔曾给予这位“统一总理”这样的评价：“在恰当的时机他抓住了历史大衣的一角，他充满了责任感又承担着风险，大无畏地行动着。虽然他不能行使什么主权，但他还是制定了自己所能推行的措施。国际政坛将他视为一股难以遏制的力量。他独自靠自己做出了决策，无人可以替代他，最终也证实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 （注释略） （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本文载王超、信美利编：《欧美史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该文入选“第六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