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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难斗争提升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创新力 一个民族的发展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和参与。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变化都会对民族的变化、成长产生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优秀的品质能力，各种自然灾害、瘟疫等重大灾难无疑能够成为一种较为强大的外部作用力。“灾难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它们可以成为某种类似‘穷则思变’那样的动力或者‘求变’的资源。人类社会的整体演化与灾难确乎脱离不了关系”。中华民族发展上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也多次表明，与灾难斗争的实践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创造力、创新力得以迸发的“助推器”和“加速器”，成为发展获得突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时期，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国家，为了确保丰收，必须持续不断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取得了农业发展的诸多创新性成果。如农学家贾思勰为了提高农业产量，保证饥年有粮，相信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创新生产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灾害，其著作《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烟熏抵抗霜冻、轮作防生物灾害等耕作技术方法。我国劳动人民在同气象灾害的长期斗争中，也创造发明了“相风鸟”“测风旗”“量雨器”“湿度计”等多项成果。当代中国，诸多技术创新进步也是基于抗灾的需要，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的王暾博士创建的地震预警，使得我国成为继墨西哥、日本之后世界第三个具有地震预警能力的国家。同时，中华民族与灾难斗争而引发的创新进步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方面，也体现在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如抗击“非典”促成了我国传染病预警制度的发展、人民卫生意识的增强；灾难后的记忆、反思也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完善、创新与升华。可以说，与灾难斗争的实践一次次成为中华民族物质及精神发展、创新、飞跃的起点。 （四）灾难斗争提升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早就认识到群体的力量，“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也指出了中国人所具有的集体主义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使得中国人看重群体共同的信念、目标和责任。在群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发生冲突时，会优先考虑群体的目标。灾难社会学认为，灾难虽然也是社会危机的一种，但与社会动乱等冲突性危机不同，这是一种“共识性危机”，即灾难构成了对整个社区的共同威胁。灾难发生之后，能够促进成员采取利他行为的规范得以生成或强化，促进民众利他行为倾向的产生，能够使得社会成员加强团结，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灾难。灾难使人们走出了个人的“小我”，深深融入自然和社会之“大我”。可以说，中华民族在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识性危机认知作用下，在灾难面前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团结力与凝聚力。我国民族志中有大量的关于各民族合作抵抗自然灾难的族群团结合作的大量记载。例如，甘肃临潭县的三大主体民族是汉族、藏族和回族，历史上尽管这些民族之间恩怨不断，但是在每年春夏两季都会发生雹灾的基础上，汉藏回三个民族共同联系护林、防雹以及共同联手创建青苗会和祭龙神活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的作用下，在坚决共同战胜灾难的一致目标下，国家与民众团结合作如一体，在1998年抗击洪水、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灾难斗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无比的坚定团结，共同谱写了抗灾救灾新篇章。在灾难斗争的实践中，团结精神为中华民族战胜灾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中华民族应对灾难的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复兴的道路上面临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其中既包括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源人口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也包括各种不确定的灾害。灾难作为人类危机的一种，正如诺曼·奥古斯丁所说：“每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危机不仅仅意味着危险，而且还有转机、契机之意，如果处理不当，会进一步引起次生性灾难，如果处理得当，灾难就会化为机遇。 （一）理性认识灾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应有的民族心态 地球具有46亿年的演化史，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就相继出现了各种生命，发展到今天，曾经存在的99．9％的生命物种在五次物种大灭绝期间永远消失，而对于物种灭绝的原因，科学家多认为：火山爆发、陨石碰撞和气候变化是三大原因。地球在第五次物种大灭绝后，经过数百万年的生态修复发展，人类出现，从最早的猿人算起，人类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但这貌似漫长的时间，相对于地球演化过程而言还是十分短暂。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地球就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灾害，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引起的灾难，许多灾难人类尚不能充分预测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后果，等等。中国先贤荀子指出灾难发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文明空前繁盛的今天，人类虽然具备了上天、人地、下海等各种本领，但是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人们对于灾难的发生也是捉摸不透的。对此，历史学家杜兰特深刻指出了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残酷无情性，“文明的存续取决于大自然的恩赐，而这种恩赐会毫无征兆地被剥夺”。众多从事灾难研究的学者们对于人类预测灾难发生的时间、程度、后果等表现出来的无能给予了描述，“圣人不能，科学家也不能；上帝福音传播者不能，一个国家的总统也不能”。 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流动性、现代性的增强越来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敏锐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强，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人类难以避免的境遇”。对于风险社会，他也忧心忡忡地指出：“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风险社会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灾难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局部性、个体性、自然性的外部风险，现代社会风险是一种全球性、社会性、人为性的结构风险。从客观因素上来看，广袤国土、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这使得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我国难以从根本上避免的，这也因此决定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多发的民族。特别是中华民族在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必将承受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和挑战。在上述客观与主观环境作用下，决定了各种灾害将与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随影而行。为此，对于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认知，时刻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对于灾难也必须保持警醒，注重厚植理性、坚定勇敢的民族心态，以便能够从容面对各种灾难的考验。 （二）应对能力提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灾难后成长的根本之道 常言道，“多难兴邦”，恩格斯曾经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多难不是兴邦的“必要条件”，而兴邦也并非多难的“必然结果”，多难是兴邦还是衰邦，并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是取决于一个民族能不能在灾难面前发挥主动能动作用，提升战胜灾难、反思灾难的能力。中华民族在灾难后成长，是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唯一正确之路、根本之道。我们只有通过灾难汲取深刻教训，不断完善自己，才能避免走人循环的历史怪圈。纵观人类发展历史，除了某些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外，对于灾难的发生，从事灾害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是现有社会系统弊端而引发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社会脆弱性”。社会脆弱性主要是指是个体或群众在预测、处理、抵制灾难的影响以及从灾难中的恢复能力。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在应对和解决之后，人类之所以能够或是避免重蹈覆辙、或是将损失降到最低，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能够形成一整套有效预防化解灾难和弥补“社会脆弱性”的制度及其人文系统。 为此，对于灾难，我们必须要坚持“预防第一，有效应对”的原则，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导致灾难发生的“社会脆弱性”，主要包括：一是在灾难预防、灾难应对、灾后重建等灾难应对的全过程建立全方位的预警、解决机制；二是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物质储备等，在灾难应对所需的全要素领域必须不断提升应对灾难的能力；三是深刻反思灾难。灾难是社会系统的失败而造成社会成员脆弱性的表现。为此，对于灾难我们固然要关注灾难后果、灾难解决。同时，正如马汉指出：“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为此，我们更加需要在灾难发生之后汲取经验教训，一定要修补或重建导致灾难发生的脆弱性社会系统，这样才是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坠入相同或相近灾难深渊的根本所在。 （三）建构灾难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宝贵精神财富 灾难文化是人类长期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所积累形成的知识、观念和习俗等。沉重的灾难给一个国家、民族所带来的惨痛代价、雄壮悲歌，注定其必将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集体记忆。哈布瓦赫的社会记忆和集体记忆研究证明，具有社群历史和文化属性的记忆，出于认同、区界和规范秩序的需要，可以被建构和再解释，从而使得记忆具备知识性、集体性和功能性。对于灾难进行集体记忆的文化性建构，一方面，能够避免一个民族对于痛彻心扉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发生集体遗忘。对此，费根指出：“对于1999年夏天的热浪，现在也许还有许多纽约人仍然清晰地记得，但是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忘却。”其原因在于该灾难虽然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由于“不具备气象学记录的精确性。极端气候导致的伤痛迅速从人类的精神记忆中消退”。另一方面，一个民族在灾难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团结无畏、敢于斗争的精神，也必将能够成为激发这个民族凝聚向前的伟大精神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灾难记忆也能够成为一个民族通往文明的阶梯。欧洲一些国家建立了黑死病纪念碑，出版相关书籍等，就是为了让人们永远铭记那段“至暗时刻”。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诸如建设汶川大地震博物馆、中国血防纪念馆，设立“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等等有形、无形的灾难的仪式性建构，通过展现灾难带给中华民族沉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起到敬畏自然，激发和培育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悲壮的民族精神。为此，我们要深入挖掘灾难所蕴含的文化资源，通过多渠道、多载体重视中华民族灾难文化的建设。 同时，灾难文化建成之后，必须要积极开展灾难教育，使之代代相传并且内化于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心中。开展灾难教育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日本作为地震等灾难频发的国家，注重公民防灾意识、危机意识的培育，从小学开始就开展灾害教育。美国也将应对灾害知识列人中小学教育大纲之中，在传递相关知识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开展模拟地震、火灾、龙卷风之类灾害袭击时的应对演习，提升公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我们也要将灾难教育融入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相关教育中。教育内容要包括灾害发生、防灾减灾等科学知识的教育，也要包括历史教育，要使得人们对于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各种灾难历史有全面的了解与认知。同时，内容建设上也要有全球视野，将世界其他国家古今中外所发生的重大灾难事件纳入灾难教育内容中。通过教育，从而使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都能了解并直面人类所遭受的灾难。我们更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面对灾难时所展现的优秀精神品质，使每一代中华民族都能铭记灾难的悲惨记忆，延续中华民族勇于抗争的伟大精神。 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