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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发展考古学理论，理论构建是它的核心要义。过程考古学有四点核心理论主张：探究文化适应机制、发展理论研究、澄清理论前提、规范科学推理。比较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可以发现过程考古学突破了文化历史考古单纯依赖归纳逻辑的理论建设路径，同时加入演绎与类比两种逻辑，尤其是在基于类比的中程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过程考古学以科学推理为中心、综合运用三种推理逻辑的理论建设思路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所借鉴。 关键词：过程考古学；范式；考古学理论；理论建设；科学推理；中程理论 理论、方法与实践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内容，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理论的建设是考古学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理论建设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远不如实践与方法那样发展迅速。如何促进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已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过程考古学（以下简称过程考古）非常强调考古学理论建设，并且在考古学理论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过程考古曾经又称为“新考古学”，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早已不新，但较长的历程带来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考古学界对过程考古学了解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但是，它之于中国考古学有什么意义呢？学界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回答，甚至对过程考古学还有一些误解。然而，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理论建设的角度来审视的话，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却可以较易解决。对于过程考古学的贡献与理论特点，笔者曾有所研究［1］。这里基于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这个核心问题，重新审察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属性，分析它所推动考古学理论建设的三条途径，对比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建设，希望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推动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一、过程考古学的理论贡献 学界对过程考古曾有个极为简练的概括，“更科学，更人类学”［2］。话虽简单，意蕴却并不简单。科学强调客观，人类学也强调客观，都需要站在对象之外进行研究；科学强调统一普遍的理论，人类学同样也如此。过程考古强调客观的研究，强调考古学研究不能脱离理论。所谓“过程（process）”一词的含义有指“机制”的意思，也就是要去寻找具有规律性、统一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是这个概括的精髓所在，而不是仅仅指用到科学技术方法，或是指要复原像人类学材料那样鲜活的过去——复原过去是所有考古学研究者的梦想，差别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途径。科学研究的典范是自然科学研究，它的基本模式是从理论出发，演绎推导出可以检验的假说，然后通过实验去验证。如果能够通过验证，假说就算得到了检验，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如果是否定的，就要考虑修正理论。过程考古从中汲取了两个重要的优点：一是演绎法；二是对立论前提的反思与澄清。 从过程考古的主张我们可以分析出它的若干核心要义，这些核心主张通常淹没在一系列过程考古的主张之中，没有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1）考古学研究要深入到类似“机制”的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抽象化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制应该更适用于古代人类，而非仅仅针对考古材料。我们归纳考古材料，统计大小多寡，分期分区，以及描述器物的特征，这些都是对考古材料的“特征形态识别”工作，并没有对其意义提出理论解释。文化历史考古中，研究者把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存定义为某个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是个理论概念，这就进入到理论层面。考古学文化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常用（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的）的理论。这里我们把一个考古学文化假定为一个具有相同标准特征（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一系列标准或规范）的社会单位。通过考古学文化来探讨不同地区的关系。不过，这个提炼还是描述性的，侧重的还是考古材料的时空分布特征，跟人类活动的机制关系不密切。比如要研究农业起源问题，结合考古材料解释农业起源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农业起源会发生。如果从考古学文化研究角度，就很难回答。而过程考古把文化看作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我们可以从文化生态、文化系统、文化进化的角度提出理论解释，尤其要抓住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这个变量，它会体现在石器、遗址结构乃至动植物等多个方面［3］。 （2）过程考古除了强调上升到理论高度，它其实更强调从理论出发开展研究，也就是演绎—假说的模式，这是另一条关键的推理途径。一切从材料出发，某种意义上说是经验主义，而从理论出发更像是理性主义。两者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并不是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但是研究如果只是运用一个途径，就会出现问题。经验主义容易忽视理论建设，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严重制约；相反，理性主义容易导致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这同时说的也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而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两者不能脱节。过程考古强调从一般的理论原理出发，推导出可以通过考古材料研究检验的假说来。过程考古运用的理论原理，比较成功的有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行为生态学（其中包含着文化进化论）。又因为考古材料是高度零碎的，许多时候实际上需要先对考古材料进行整合研究。从理论出发很大程度上解脱了研究者对考古材料的高度依赖，比如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巨著《构建参考的框架》所运用的研究材料包括现代气象站的材料与民族志［4］，考古材料研究只是作为参考。从理论出发的研究极少见于中国考古学中，我们常常将其误解为拿材料去套理论模式。如果这个指控真的成立的话，自然科学研究都有问题了，因为自然科学研究中演绎—假说的方式是极其常见的。过程考古学家如宾福德希望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类似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5］。 （3）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对理论前提的澄清。早在20 世纪50 年代科学哲学家诺伍德·汉森（Norwood Hanson）就指出了这个问题［6］，材料本身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获取的（theory-laden），不管研究者是否在意理论，他对材料的解释或阐释都必定基于某种理论才能实现。因此，要开展科学推理，就必须澄清理论的前提，而不是将其暗含在考古材料之中。以我们经常运用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为例，它的前提是把“文化”看作一系列标准或规范——群体心理上认同的东西［7］。它跟过程考古所提到的“文化”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别，过程考古立足的是功能意义上的文化，即文化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虽然大家似乎都在讨论文化，但是针对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在后过程考古中，文化的内涵又变成了交流表达的途径，一种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的东西［8］。关注理论成立的前提始于过程考古，或者说，它本来就是科学逻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缺乏理论前提梳理的研究，常常会导致想当然式的说法，看到两个东西相似，就说有联系。若是两地离得不那么远，大抵还不好反驳；若是距离遥远的，比如玛雅与商文化，或是埃及与中原文明，相隔重洋万里，仍以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变迁，不免让人失笑。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传播论本身立论的基础是存在问题的，追溯其渊源，它与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种族优越论（只有某些群体才有创造能力）密不可分。 （4）发展严格的推理，中程理论必不可少。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考古学家所得的结论都是推理所得。过程考古秉持科学、客观的立场，自然也就格外关注推理的过程。自然科学家研究的自然界具有良好的古今一致性与地域一致性，不论何时、何地，原理都是通用的。考古学家要实现这样的一致性，就意味着要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致性［9］。过程考古视之为桥梁，又称为“中程理论”，其实质还是要建立跨越古今与跨越地域（即跨文化）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中程理论”，我们的许多推理是建立不起来的，就会是想当然，就会拿我们现在的或是熟悉的历史时期的观念与认识去推测远古时代。过程考古学家发展民族考古、实验考古乃至动物行为观察，发现狩猎采集者，尤其是偏重狩猎的狩猎采集者，很少能够在一个地方长期居留，通常是几天，最多几个星期，就必须迁居。他们会反复利用一个地方，每年或是每隔几年回到这个地方，但是每次利用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也很少会在过夜的地方屠宰动物，因为这样做不安全，会吸引其他动物。在人类利用的空隙时间，其他动物如鬣狗也可能利用洞穴，带入一些动物骨骼，还有一些动物如熊、鹿等可能死在洞穴中［10］，周口店遗址的许多动物化石并不是人类导致的。通过中程理论的考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基于常识的、想当然式的判断并不可靠。中程理论是过程考古的重要贡献，在宾福德个人的学术贡献中，中程理论是影响最广泛、最长久的方面［11］。 二、考古学理论建设与范式变迁 与文化历史考古相比，过程考古更强调如何去研究人类过去、如何去解释过去，而不只是复原人类过去。实际上，不论哪一种考古学研究范式，都是以复原人类过去为基础的，问题在于如何去实现。我们熟知的文化历史考古同样是在为复原人类过去而努力，其工作也是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不过，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过程考古是针对文化历史考古所存在的问题发展起来的。虽然也与北美考古学特定的人类学传统存在密切的联系，但过程考古并不是北美特有的现象，因为几乎在同时，英国考古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代表人物如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12］。那么，过程考古究竟在哪些方面对此前的考古学研究存在不满呢？我们现在把过程考古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形态称之为文化历史考古，它的核心概念是“考古学文化”，主要的支撑理论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它以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材料为基础，形成一个包括田野工作、材料整理与分析、研究出版与评审、基金资助与政策制定等在内的实践体系［13］。也正是因为具有核心的理论概念、支撑理论与实践体系，我们由此能够将之称为一个范式。 文化历史考古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代表人物是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广为所知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欧洲文明的曙光》一书［14］。其后，文化历史考古出现了功能主义化，开始关注重建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因为存在这种趋势，导致后来的研究者难以在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之间划分出一条明显的界限来。如考古学术史大家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在其名著《考古学思想史》的第一版列出“功能主义考古”一章［15］，第二版时又改为“早期功能—过程考古”［16］，反映出一种难以抉择的情况。但是这种迟疑在某种意义上说，混淆了过程考古与文化历史考古的区分。如果从过程考古核心主张出发来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北美过程考古的代表人物宾福德出身自然科学背景，他进入考古学研究领域时，首先注意到的是考古学家进行推论的方法，跟严格的自然科学研究推理相比，显得相当随意，更像是想当然。考古学家似乎沉浸在自己的话语中不能自拔，公众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于考古学研究的这套话语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希望了解一个更加鲜活的古代社会，而这是当时考古学研究无法提供的。发展严格的推理是当时一批考古学家的共识，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 Caldwell）就著文倡导一种更加科学的考古学［17］。20世纪60年代宾福德提出过程考古的主张时［18］，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呐喊，而是一批青年考古学家在追求。他们的主张也得到如保罗·马丁（Paul Martin）这样的资深考古学家的支持［19］。 回顾过程考古的发展，的确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历史考古发展陷入了某种危机。文化历史考古并非不想探讨古代社会鲜活的生活，解释文化变迁，只是受制于本身的理论框架，研究者无法走得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考古学研究陷入了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说的范式变迁前的危机状态［20］。年轻一代的学者对当时的状况普遍存在不满。当然，按张光直的说法，这种不满可能也受到了20 世纪60 年代社会状况的影响［21］。对社会不满与对学术发展不满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后者是正面的、积极的，而非漫无目的地指责。1960 年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22］，明确提出采用一种新的“文化”的概念，他把文化看作是人适应环境的手段。这是一个功能意义上的概念，它来自文化进化论者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采用这一概念的关键意义在于，考古学家由此可以更多地去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文化就是人生活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核心概念更新之后，考古学研究可以扩展应用一系列新的理论方法，如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文化唯物主义等［23］。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与“科学”研究（更类似于自然科学）能够更好地结合。科学研究适合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适合探讨事物变化内在的原理机制，过程考古提出的理论主张与科学研究所擅长的方面不谋而合。 正是因为核心概念及其支撑理论的建设，从文化历史考古到过程考古发生了范式的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逐渐建立起实践体系，形成美国考古学至今仍然流行的主导范式。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研究中范式变迁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而是一种拓展。过程考古的拓展主要体现在我们上面所说的四点理论主张上，这四点内容的确是文化历史考古所欠缺的。如果要给予一个更精炼的表述的话，那就是，过程考古开创了考古学理论研究领域。文化历史考古强调一切从考古材料出发，“让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然而考古学研究的材料通常是零碎的、散乱的，考古学者并没有直接观察过去，而只是看到古人活动的物质遗存，而且这些遗存还可能经历过文化与自然的改造。因此，考古学研究首先要重建发生在过去的现象，即柴尔德所谓的“拼合过去”［24］。但是如何才知道拼合的方案是正确的呢？这就要求考古学者了解过去的结构，了解社会运作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拼合。过程考古强调发展演绎推理与中程理论，都是为了服务这样的目的。前者是从一般推向特殊，如果我们不了解一般的人，又如何能够理解古人呢？后者是提供一个参考的框架，毕竟我们不能直接去观察古人，但是从类似案例中提炼出来的框架是有参考价值的。这也就是说，为了重建人类过去这个目标，考古学必定需要综合运用归纳、演绎与类比三种途径。 相比而言，文化历史考古通常仅限于归纳，然而能够用于归纳的材料总是有限的，又鉴于考古材料零碎、松散的特征，归纳本身几乎是不可能得到完整的过去。更主要的原因，还因为考古材料本身并不是历史事实，从考古学的物质遗存到历史学意义上的事实还需要推理。如果归纳只是在材料层面上进行的话，那么研究者得到的始终还是考古材料本身的形态特征，而不是人类过去的特征。于是，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得出对人类过去的认识。这个过程正是过程考古诟病文化历史考古的地方，其中存在明显的“想当然”，因为提炼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认识并不是直接从材料中归纳出来的——研究者直接看到的是物质遗存而非人类过去鲜活的生活。这构成了文化历史考古难以解决的悖论。如果不提升到认识人类过去的层面上，那么考古学研究还是无法认识历史事实，就很难为其他学科或社会大众所理解；但是如果提升到这个层面上，又会出现超出归纳范畴，是某种意义上的想当然。这就导致一些研究者为了避免出现得出想当然的结论，就让研究结论止于考古材料形态特征识别的层次上，而不去揭示特征背后的意义。要破解这个悖论就必须跟理论研究相结合，让归纳的提升得到理论的支持。就比如文化历史考古依赖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它本身就是借鉴人类学的“文化”的概念，同时考古学者对这个概念做了再加工。“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所谓的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相互联系的综合体［25］，考古学者所谓的“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时空范围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两者并不能完全对应。前者是整体的，后者是局部的［26］。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是文化概念的引入让文化历史考古真正有了理论深度。设若考古材料的研究不能提升为考古学文化，那么文化历史将不能成为一个范式，连想当然的基础都没有。 换个角度说，理论其实早已存在于文化历史考古之中，只是处在暗含的状态，文化理论就是文化历史考古立足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很少被严格的审察，强调科学的过程考古发现了这一问题。1962 年宾福德发表《考古学的系统分类学与文化过程》一文［27］，这是一篇考古学史上引用频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它率先质疑了文化历史考古立足的文化理论前提，认为这种依赖文化传播来解释文化变迁就像是水波扩散一样，没有能够认识到文化变迁的机制，无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从文化历史考古的分析来看，考古学不仅需要运用理论，更需要去探索理论；不仅需要统合考古材料——将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考古遗存概括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更需要运用理论去解释文化变迁。考古学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领域，就必须发展自身的理论，而不能总是去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过程考古所研究的文化变迁，并不是指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变迁，而是指古人文化适应上的变迁。过程考古受到了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影响［28］，将文化定义为人适应环境的手段，文化是一个至少由技术、社会与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变量构成的系统，系统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促进文化变迁［29］。由此过程考古非常注重研究古人的生计方式、技术发展、人口增长、环境变迁，以及因这些变化所产生的社会组织调整等。文化系统演进的动力就是内外因素的矛盾与相互作用，演进的方向就是为了寻求适应。 与文化历史考古相比，过程考古提出了一套近乎颠覆性的理论，它不再用考古学文化描述考古材料，而是将其视为人类文化适应的产物。不再用传播论来解释文化变迁，而是用文化系统论、文化生态学、文化进化论等理论来解释文化适应的变化。这样的话，过程考古就完全改变了考古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虽然文化历史考古的工作还在进行之中，不过更多限定在构建时空框架的作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把过程考古的出现称为范式的变迁，考古学研究核心概念、基础理论、研究任务等都发生了改变。而要实现过程考古的目标，就必须发展系统的科学推理，必须发展考古学理论的建设，这构成了过程考古最重要的贡献。不论是从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还是从理论出发去演绎，抑或是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都需要考古学理论的建设。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考古学推理所运用的理论可能都不是来自考古学本身，这就要求考古学视野不能局限在考古学的领域，而应有更大的范围。考古学史上，这样的考古学理论更多来自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相比而言，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是属于考古学领域本身的，这也是宾福德孜孜以求的方面——在考古学中开展自身的理论建设，如他在澳大利亚、非洲、阿拉斯加等地所开展的民族考古研究以及晚年所进行的狩猎采集者研究等［30］。从学科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来说，过程考古对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强调让考古学摆脱了材料发现与整理的模式，让考古学研究超越了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对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的意义 回到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我们很自然地会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研究与过程考古有什么差别或差距？二是为什么过程考古不能为我所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体是文化历史考古的范式，一个明证就是它的基本推理逻辑是归纳，从考古材料中进行理论提炼，最终上升到“考古学文化”的理论高度，然后探讨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或是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因此考古学文化理论构成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一理论本身来自19世纪的人类学研究，并经过考古学改造。其理论前提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特征组合的异同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社会群体是什么意义上的，我们在试图把它与已知的历史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这构成了文化历史考古的边界，从其理论前提来看，它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尽管文化历史考古是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它的最初目的也是试图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追溯民族的历史渊源，但是把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已知的族群直接相匹配是难以实现的，它超出其理论前提所预设的范畴。 我们另一个理论提炼是沿着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单线进化论进行的，比如把某些考古材料理论上提升为母系氏族社会，并认为从母系到父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进化规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理论并不可靠，母系、父系氏族社会是同时存在的，大多数社会，包括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社会，都是父系的［31］。沿着一个已经过时、已经证伪的理论来归纳材料，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从考古材料到母系氏族社会属性的推理并不充分，并没有相应中程理论的支持，民族志材料并不支持普遍存在一个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说法。最后，我们得出母系氏族社会的推断主要依赖墓葬材料，但是即便按母系来埋葬死者，也并不意味着现实社会都像纳西族摩梭人那样生活。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极高，摩梭人的母系社会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这个案例曾经被当作主要参考的民族志材料，现在看来这样的推理是有问题的。从考古材料到社会组织结构的推断处在考古推理阶梯的中间层次上，比生计、技术、文化适应层面的推理要困难得多。在考古学研究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考古学接触到更多西方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这一类研究就明显减少了。主要的理论提炼回到了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的研究上。 从理论出发的研究也曾经有过成功的尝试，如郭沫若之于奴隶制与封建时代分期的研究［32］。但是从理论出发的研究后来发展成为“以论代史”［33］，没能做到从理论出发去演绎，得出可以检验的假说；也没能充分开展对考古材料本身的研究；尤其是没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脱离了考古材料系统研究（考古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最终只能是教条。而没有理论引导的归纳或演绎是不存在的，最终只能让研究停留在考古材料形态识别的层面上。不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去借鉴理论。因为考古学要想研究人而不只是物，那么就必须运用与人相关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考古学所不具备的，必定要从相关学科来引入。遗憾的是，中国考古学可以利用的理论资源非常有限，相关学科发展如人类学与社会学都曾经中断，即便没有中断的学科，自身也存在理论建设的问题，并不能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中程理论建设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中国缺乏接触、调查与研究世界各地狩猎采集或是初级农业社会的可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变化非常迅速，比如西南地区曾有很好的手工制陶的民族学资源，但是在我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之前，这些地方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手工制陶技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也组织过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34］，不过侧重点并不在物质文化方面，那时的技术手段也非常有限，没有留下系统的民族志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研究者开始发展实验考古，尤其是石器的实验考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实中程理论的建设并不限于此，还有许多领域。 正是基于过程考古对严格科学推理的强调，在中程理论领域还诞生了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一领域追问考古学研究者看到的材料能否代表古人的活动，研究者除了研究民族志材料之外，还深入到动物行为、历史材料乃至当代物质活动之中［35］，形成了诸如埋藏学、废弃过程理论等新的领域。其中迈克·谢弗（Michael Schiffer）更进一步将之上升到行为考古的范畴［36］，试图在人与物之间构建一个普遍的理论体系；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则发展出垃圾考古［37］，让考古学走进了现代生活。这些研究表明，发展中程理论，民族志或民族考古资源并不是唯一的，还有许多方面可以探索，但是如果没有产生发展中程理论的思想主张，虽然有资源，也不会自动形成中程理论。 过程考古的理论贡献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学，这方面的贡献深刻影响了对遗址结构、技术组织、文化适应变迁等方面的研究［38］。近些年来，国内考古学研究中环境考古、聚落考古流行，但是因为没有文化生态学原理的指导，环境考古始终无法摆脱环境与考古“两张皮”的问题，无法解释聚落与生计方式之间的联系，比如有些学者认为已经定居的兴隆洼文化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39］。在过去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发现文化生态学原理可以很好地帮助回答细石叶工艺为什么能够起源的问题。细石叶工艺是狩猎采集者为了应对日益稀疏、不确定资源分布情况的反应，人们不得不提高流动性，采用标准化、轻便易携带、便于维护的细石叶工具有利于提高流动性，应对资源的不确定性［40］。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候更加温暖、稳定，有利于农业的气候条件形成［41］。我们在华北地区看到明显区域分化现象，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太行山以东区域细石叶工艺明显衰落，更耐用的磨制工具出现，遗址结构趋于复杂化，如在北京平谷转年［42］、门头沟东胡林［43］，河南新密李家沟［44］等遗址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相反在太行山以西的黄土高原区域，细石叶工艺仍然流行，遗址结构依旧简单，如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45］。正是基于文化生态学原理，我们在貌似相同的考古材料中发现了华北地区一万年前后发生了文化适应的分化［46］。当前科技考古方法流行，但是如果不能有效结合理论指导，有目的地解决具体问题，还是不能实现解释人类过去的目的。 四、结语 过程考古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这里没有选择全面覆盖其理论主张，而是选择了它最关键的理论主张，侧重探讨了它在考古学理论建设上的主张与贡献。考古学理论建设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追赶的方向。过程考古是第一个把考古学理论建设放在学科发展中心位置的范式，它在发展严格科学推理的旗帜指引下，强调反思材料归纳过程所依据的理论前提；强调引入人类学理论，发展演绎的推理；尤其强调发展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鸿沟的中程理论，并在这个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归纳、演绎、类比，过程考古注意在考古学理论建设中综合运用三种推理，这是一个完整的考古学理论建设框架，是最值得在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中借鉴的方面。 注释： ［1］a. 陈胜前、战世佳：《宾福德的学术遗产：当代中国考古学的视角》，《东南文化》2014年第4期；b.陈胜前、李彬森：《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c.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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