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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是国内藏学研究、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亮点。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了70年来国内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情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7年（沉寂期），1978—2005年（开创期），2006年至今（兴盛期）。其中，第一个阶段因几乎无研究成果而略说。后两个阶段分研究契机、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等几部分加以介绍。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指出，学界一方面需要重新认识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另一方面，应运用同时期和后期的各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以进一步挖掘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中国藏学；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70年；总结； 作者简介：黄维忠（1969-）男，汉族，江苏海门人，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中国藏学》主编、编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2ZD139）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是国内藏学研究、敦煌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关于这一时期国内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已有回顾性综述多篇。王启龙、阴海燕的《中国藏学史（1950-2005）》[1]一书分中国藏学研究的新生时期（1949～1965）、中国藏学研究的沉寂时期（1966～1976）、中国藏学研究的复苏时期（1977-1985）、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时期（1986～1995）、中国藏学步入稳定发展时期（1995～2005）等5个时期全面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05年的藏学发展史，每个时期又分专题进行介绍。杨富学的《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2]指出，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界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不少领域研究成果突出，在敦煌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黄维忠的《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回顾》[3]在回顾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解题目录的基础上，对国内相关硏究文章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并对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加以统计。陈楠、任小波《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概述》[4]一文分析、讨论了中外学界对于敦煌藏文写本的收藏、编目、刊布、分类研究和平行研究，并指出了近期学界研究的新趋势和需要努力的方向。桑吉东知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综述——以藏文论文为中心（1982-2014》[5]则梳理了三十余年来国内以藏文发表的有关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类介绍，并总结了相关特点。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9年起出版有《中国藏学年鉴》，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一般归入文献研究类加以介绍[6]。学界对单篇研究的文献综述也有数篇[7，8]。总体而言，各综述类文章介绍各有侧重，对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特点总结不尽全面。 以下我们分沉寂期（1949-1977年）、开创期（1978-2005年）、兴盛期（2006年至今）等三个阶段分别介绍1949年以来各时期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情况及其特点。 沉寂期：1949—1977年 1949年至1977年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沉寂期。国内的相关研究尚未展开，仅在资料准备方面有所体现，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缩微胶片于20世纪50年代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也都有所收藏。 这一时期还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此时，敦煌学的整体特点是：“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与国外同行相比，十年动乱前（1949—1966），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四部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地落后于法日等国。2十年动乱期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文革’时期中国的敦煌学已远远落后于日、法等国，以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这一时期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政治动乱对学术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在1949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虽然十年动乱使大陆的敦煌学遭受了重创，但大陆学者在1949年至1966年间和港台学者在‘文革’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世人瞩目。”[9] 这一时期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尚未展开，但机缘巧合，王尧先生已经关注到国外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新进展3。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五七干校”完成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初译稿4，1979年在青海民族学院内部刊印。因此这一时期只能算王尧先生翻译了敦煌藏文文献，但并未见刊。 开创期：1978—2005年 1978—2005年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开创期。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也不例外，以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一些专家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表了《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代表性研究成果，海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同样成果斐然，同时推动了国内敦煌学、吐蕃史、唐蕃关系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研究契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号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藏学研究事业的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0]此前的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标志着中国藏学研究春天的到来”5。在敦煌藏文文献研究领域，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11]。该文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多达9000多页，并讨论了文书多方面的价值。 国外，法国藏敦煌藏文文献影印件先后于1978年和1980年出版。法国学者A．麦克唐纳、今枝由郎所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简称《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12]，其中，“第1卷选印佛教文献中的愿文、藏外文献等58件，第2卷选印历史、牒状、信函、占卜等世俗文献110件，并以能够缀合的英藏写本作为补充”[13]。该写本选集编排严谨，影印图版清晰，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范围内的敦煌学、藏学研究。 （二）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 这一时期，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和译介可谓齐头并进，以中央民族大学王尧、陈践、黄布凡、罗秉芬、周季文教授及其学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总体以单篇结集的论文为主，分类研究为辅。 1．代表性学者及其成果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王尧、陈践教授莫属。王尧和陈践教授的合作研究可谓珠联璧合。王尧教授学拉萨话，古汉语功底深厚，汉译文典雅；陈践教授学安多语，在安多牧区实习过。安多方言中保留的古词，对敦煌藏文文献的解读十分有益。他们充分利用法国学者赠送的《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和国内收藏的英法等国所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缩微胶片，对70余件文书6展开合作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敦煌吐蕃文献专题著作，代表了国内学者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本是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7。该书在吸收海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利用安多方言中的古词，对P.T.1286、P.T.1287、P.T.1288、IOLTibJ750、BM.Or8212（187）《吐蕃赞普传记》《吐蕃大事纪年》《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等文献加以译注，在录文、翻译、注释等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第二本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该书是国内最早的一部有关敦煌藏文写本的汇录研究著作，“分为律例文书、社会经济文书、藏译中印典籍、周边民族情况、医药文书5部分，所收单篇论文均包括解题、译文和注释”[13]。相应的藏文录文和语词注释则见于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藏文本《敦煌本藏文文献》。第三本是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一书，内容涉及社会、宗教、占卜、语言等多个方面。他们的一系列合作研究成果可谓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吐蕃史研究。 此外，黄布凡教授的多方面成果也值得关注。她涉及的领域不仅有历史、藏医学，还有语言学。她与敦煌研究院的马德合作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15]一书，对敦煌藏文历史文献加以汉译，并结合同时期的藏汉文文献加以注释，其中词语注释达550条、人名地名事件笺证达270条，吸纳了当时学界相关研究的新见，是关于敦煌藏文历史文献的又一重要译注本。值得注意的是《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对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电脑统计分析》[16]一文，试图从词汇演变的角度，通过对古今藏语词汇的抽样比较分析，探寻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文章选取P.T.1286、P.T.1287两个长卷中的1590个实词，与拉萨话比较，求出两卷实词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并按斯瓦迪士（M.Swadesh）百词表求出基本词汇的保留率与变化率，同时求出一般词汇与基本词汇语素千年演变速率之间的比例。分析古词的演变方式有消失、转义、改造、延用等4种，并分析研究了古词消失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她与罗秉芬教授独译或者合译的藏医文献结集收录在《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17]一书中。 王尧先生弟子褚俊杰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有关吐蕃本教丧葬仪轨研究论文多篇[18]，其研究方法和文本处理能力展示了当时乃至迄今国内外学界的最高水准。 2．海外研究成果译介 20世纪50—70年代，英法日等国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王尧先生也是向国内介绍海外研究成果的第一人。他在1972年编了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在几位热心于此道的同行手中传阅”[19]。王先生对海外研究成果介绍最大的贡献是其主编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从1985年的第一辑开始，到2013年的第二十辑，8发表了近300篇英、法、德、美、俄、日等国藏学研究者的译文。 在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方面，以耿昇先生最具代表性。学习法文的耿昇关注的自然是法国学者及其他国家学者用法文撰写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成果。9他最早发表的译文是其翻译的法国著名学者戴密微的《〈拉萨宗教会议僧诤记〉导言》10。此后，耿昇的译作经常见诸各种论著和杂志11。他翻译的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关的研究成果，最大的特点是“选择的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20]。法国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代表性学者诸如戴密微（PaulDemiéville）、R.A.Stein（石泰安）、M.Lalou（拉露）、A.M.Blondeau（布隆多夫人）、A.W.Sparian（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今枝由郎等人的代表作均由其翻译介绍给中国学者。以下我们择要加以介绍。 当代法国著名中国学家戴密微（PaulDemiéville，1894—1979）1952年作为《汉学研究所文库》第8卷而出版的《吐蕃僧诤记》是藏学、敦煌学和佛学方面的名著，在东西方学界影响非常之大。“该书涉及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西域史、佛教史、禅宗入蕃史、吐蕃进出西域史诸领域。”[21]（p.9）耿昇将这部巨著翻译出来，嘉惠学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法国藏学界的泰斗石泰安（R.AStein，1911—2000）是法国少有的几个能同时熟练地运用汉藏两种文字史料的藏学家。他有关吐蕃研究的文章有近20篇，其中于1983—1992年间陆续撰成总题为《吐蕃古代文献汇编》（TibeticaAntiqua）的论文6篇——《敦煌写本中的印—藏与汉—藏两种词汇》、《吐蕃王朝时代告身中对隐喻的使用》、《“祖拉”与吐蕃巫教》、《吐蕃佛教起源的传说》、《敦煌写本中的吐蕃巫教与苯教》、《两卷敦煌写本中的儒教格言》。“以其体大思精的手笔成为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经典之作”12。耿昇不仅汉译了石泰安的论文，其几部重要的著作《西藏的文明》《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13也都翻译成汉文。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研究导师麦克唐纳（A.Macdonald）1971年在《纪念拉露藏学论集》中发表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6、1287、1038、1047和1290号释读，兼论松赞干布时代吐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简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被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1923—1973年50年藏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一篇论文。“她在巴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对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具有全新的看法。她把古代文献与晚期传说中的松赞干布作了一番比较，不同意把吐蕃古代宗教称为‘苯教’……她认为‘祖拉’是吐蕃佛教之前的宗教，从中发现了汉族观念对吐蕃的影响。”[21]（p.9）这篇长文共200页，实际上形成了一部专著，因此耿昇汉译后，将其作为专著出版。[22] 此外，西南民族大学杨铭教授在从事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同时，与其团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汉译方面着力甚勤，最值得关注的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忠研究员合作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托玛斯的名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第2卷14。 兴盛期：2006年至今 2006年至今是兴盛期。这一时期，随着流落海外的敦煌西域藏文写本以图版的形式回归祖国并被完整刊布，以及国内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刊布，国内从事吐蕃文献研究的学者呈日渐增加趋势，尤其是藏族学者的加盟，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一）研究契机 自2004年开始，西北民族大学专门成立“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积极与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联系，拟系统刊布流落海外的中国民族古文献。首先展开的是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2006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2册在兰州首发。截至目前已出至第23册（2018年4月），编号至P.T.1472。15《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目前已出9册（2017年9月），编号至IOL.Tib.J.VOL.4516。 此外，国家图书馆自2005年起，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名陆续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共291件，其中的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占国内敦煌藏文文献主体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也于2017年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至第18册敦煌市博物馆卷（2019年7月），编号Db.t.2586-Db.t.2927。拟计划出版30册，2019年12月出版结项。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等相关文献的出版，堪称国际范围内敦煌学界、藏学界的一件大事，对国内影响非常明显。此前，《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因印量有限，在国内仅有两三套可供学者研读。英法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缩微胶片也仅在国内少数学术机构收藏，学者利用的更少。1998年10月正式开通的国际敦煌学项目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IDP）尽管有丰富的资料，但同样仅有少许学者在利用。 （二）研究特点及代表性成果 这一时期，一方面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范围不断扩大，单篇文献研究、分类研究并存，综合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1．研究队伍特点 这一时期，随着藏族学者的加盟，国内有关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从事敦煌西域藏文写本研究者近50人，分布在全国15个科研院所，研究队伍老中青结合。 2005年以前，国内几乎少有藏族学者问津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17。2006年以后，藏族学者（含硕士、博士生）开始涉足本领域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西藏拉萨）、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兰州）、敦煌研究院（甘肃敦煌）、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四川成都）等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开始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藏族学者加盟本领域研究后，相关研究项目、成果呈飞速增长态势。一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中有关吐蕃文献研究的项目明显增加。二是2006年以后，国内以吐蕃文献为内容的硕士、博士论文越来越多。三是《中国藏学》《西藏研究》《西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等藏文学术杂志上，自2006年起至今，刊登相关学术论文近200篇。 近50人的研究队伍呈现出老中青结合的特点，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如陈践、周季文、谢后芳教授，退而不休，依然在从事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 周季文、谢后芳伉俪关注于语言学的研究。2006年推出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23]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敦煌18种对音本和音译本藏文文献18进行了整理，分汉藏对音（汉一藏古今字音对照表）、藏汉对音（藏一汉古今字音对照表）和语料三大部分，收录汉字1432个，藏字（音节）1169个，均注明出处，并以汉藏双语之古音、今音与方音（方言语音）加以对照，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19即将出版的《敦煌吐蕃汉藏对音研究》则利用19种汉藏对音材料，归纳出它们所反映的敦煌藏语和敦煌汉语的声韵系统（声母系统加韵母系统）。藏语研究专家胡坦教授评论说：“周君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锲而不舍的精神，精密细致的思维，在分析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归纳出8-10世纪‘敦煌时期’汉藏两种语言的声韵系统，为我国汉藏语言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2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以后，陈践教授一直活跃在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教学、科研等领域。在教学方面，2006—2007年间，西北民族大学选派三位教师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敦煌古藏文，由其授课。2016年3月31日—5月16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大学的10位年轻学者组成了敦煌古藏文研修班，由陈践教授亲自讲授吐蕃三大文献，尤其是利用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重新解读了一遍。在科研方面，参与完成了两项课题，一是2011年承担兰州大学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藏文占卜文书整理与研究”，按时结题并已出版相关成果；二是作为2012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敦煌吐蕃社会经济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负责人，完成了项目，并出版相关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践教授自2006年以来，在《中国藏学》《民族翻译》《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敦煌藏文文献词语识读的文章近30篇，出版相关专著（含编著）5种，尤其是关于P.T.1047号藏文羊胛骨卜文书的释读，可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近30年的过程。该文书虽然经过前后4次转载发表（与王尧教授合作，最早1987年），但由于首尾残缺，当时不知卦具为何物，卦象不像是藏语，陈践教授曾求教于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和木雅贡布先生，二位均认为卦具为羊胛骨（或牛胛骨），卦象为象雄语。直到2013年，她终于从藏族周边民族（纳西族、么些人、傈僳族、羌族）的骨卜文书中受到启迪，解决了50余个所谓“象雄”词语的“身份”。其中，有40余个是炙烤胛骨出现的裂纹名称，有7个是裂纹所在的方位名称，并画出一张示意图，破解了30年来的困惑。该文先期发表在《中国藏学》上，后又以《吐蕃卜辞新探——敦煌PT1047+ITJ763号〈羊胛骨卜〉研究》为名，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2．研究成果特点 相关研究成果的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文学、语言、科技等诸多方面，相对薄弱的宗教研究领域在某种程度得以改善；单篇文献研究、分类研究并存，综合研究成为一种趋势。 2006年前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开始筹划编纂《敦煌吐蕃文献选辑》，2011年以来《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社会经济卷”“占卜文书卷”，作为“敦煌吐蕃文献丛书”中的4种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4种书，“以其分类结集、突出专题、重视录译、方便利用的鲜明格调，获得敦煌学界、藏学界的一致好评”[24]。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敦煌藏文宗教研究尤其是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沈卫荣、才让、恰日·嘎藏陀美、张延清、黄维忠、阿旺嘉措、朱丽双、牛宏、杨本加、任小波等均有各自关注的领域，推进了敦煌藏文宗教文书整理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1。目前供职于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关注的是敦煌禅宗文献。他利用敦煌藏汉文文献与后期的藏文文献，进行对勘研究，于2006年前后发表了3篇文章：《西藏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无垢友尊者及其所造〈顿入无分别修习义〉研究》、《敦煌藏文文书IOLTibJ51、J52与敦煌汉译〈圣入无分别总持经〉的比较研究》。尤其是第一篇认为，“可以肯定西藏文化中有关吐蕃僧诤，特别是有关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之传统多半是一种由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学者们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传统”[25]。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的17篇论文分成密宗经典、显宗经论、祈愿类文献、史传类文献及疑伪经、超度仪轨及伦理类文献等5编，结集成《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一书。其文章的一大特点是从文本翻译着手，在录文、翻译的基础上，再展开各方面的讨论，包括与同期的汉文文献与后期的藏文文献的比较研究，显示出其熟练运用藏、汉文文献的能力。同一单位的恰日·嘎藏陀美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普贤行愿经广注》《百拜忏悔经》（实为藏译汉传《大通方广经》）、《贤愚经》《中观本论无畏释》等敦煌藏文佛教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并与后期藏文《大藏经》加以勘研。兰州大学阿旺嘉措的系列论文关注的敦煌藏文苯教文献。朱丽双的关于敦煌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的系列研究（《敦煌研究》2011年第1—4期连载）关注的是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 展望 展望未来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研究，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书写年代、使用者和使用范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运用同时期或后期的各种文献以及相关实物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因大多缺少明确的纪年，很难判定其确切的年代，不过学界的共识是，总体以9—10世纪的文献为主，早一些的可追溯至8世纪。学界需要对目前所存的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判定相对完整的文书的书写年代，确认其使用者和使用范围。在此基础上，结合同时期的汉文文献，尤其是敦煌汉文文献，以及吐蕃碑铭、简牍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必将成为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的一个趋势。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9—13世纪的藏文文献中，较早的敦煌藏文文献（9—10世纪为主）与其后的藏文史籍《禅定目炬》、阿里发现的《吐蕃兵律》文书、菩日文献（10—13世纪）、当许噶塘文献（11世纪）、塔波寺藏文文献（以11—12世纪为主）、早期苯教文献（11—12世纪）22之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几乎都有交集[26]。倘若结合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考古实物资料、艺术图像资料，乃至同一时期汉文、西夏文等多文种的文献、实物资料，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必将引领藏学研究新潮流，成为国际藏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性学术工程”[27]。 注释 1.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见告，特此致谢。 2.在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研究领域，英法日等国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比如托玛斯（F.W.Thomas）《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1-4卷分别于1935年、1951年、1955年和1963年出版，收录甘肃敦煌、新疆所出藏文写本120件。其中，第1卷辑录有关于阗佛教的藏文写本，第2卷分类刊布敦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书和简牍，第3卷是对前两卷的相关补充和订正，第4卷为索引部分。该书长期以来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日本学者20世纪70年代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参见李德龙：《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3.1972年，于道泉先生由外交部借调回京，受命解读伊朗大使转来的一卷藏文文书，王尧协助。他们两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北海西侧的文津街7号的老馆）去查阅资料。见到了国外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者诸如R.A.Stein（石泰安）、F.W.Thomas（托玛斯）、M.Lalou（拉露）、G.Tucci（图齐）、李方桂、张琨、G.Uray（乌瑞）、A.M.Blondeau（布隆多夫人）、A.W.Sparian（斯巴尼安·麦克唐纳夫人）、L.Petech（伯戴克）、山口瑞凤、今枝由郎等人的著述。王尧先生还编了一份《国外藏学研究论著目录（1949-1970）》。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 4.据王尧先生回忆，他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朝夕随身者，竟是这一册《敦煌本历史文书》，在写不完的检讨、自我批判的间歇时间里，利用被发落在炊事房和管果树的空当，断断续续把书中的藏文转写，逐字还原，再抄成便于携带的小卡片藏于衣袋之中，以便抓农事劳动、炊事劳动之余，玩味琢磨三年之间，虽然屡遭摧残、打击，心力交瘁，奇迹般地居然把全书译出”。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5.关于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事宜，详见拉巴平措：《邓小平同志批示编辑出版〈藏汉大辞典〉考略》，《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 6.例如《敦煌吐蕃文献选》利用了《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中的28件文书，《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利用了《法藏敦煌藏文写本选集》中的38件文书。 7.1992年《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修订后出了增订本。2008年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2012年再度收入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尧藏学文集》。王尧先生20世纪70年代完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初译稿后，曾在于道泉先生的鼓励下，“动手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译注》的草稿抄录成册，交到青海民族学院由王青山同志李延恺同志安排以汉藏文两分册铅印，在同行者内部流通。”参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2页。青海民族学院作为内刊于1979年刊印时的确切书名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8.均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9.法国的藏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丰硕，在欧洲的藏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成果更是首屈一指。耿昇的《法国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有详细的介绍。参见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序言”，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发表在《敦煌学辑刊》1981年上。此即戴密微的名著《吐蕃僧诤记》，后单独刊印出版。 11.杂志如《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民族译丛》《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等，译文集如《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藏族研究译文集》《国外藏学动态》等。 12.这些译文散见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等处，耿昇所译的石泰安先生的16篇文章已收入《法国藏学精粹》一书。 13.先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集中陆续再版。 14.汉译名为《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5.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编辑见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总计拟出版35册，计划2019年12月出版结项。 16.IOL.Tib.J.VOL系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新编号。此前，相对通用的编号是IOLTibJ（简称ITJ）。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晓红编辑相告，《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总计拟出24册，计划2020年12月前出版结项。 17.有高瑞、豆格等藏族学者。高瑞曾于1995年出版了《吐蕃文献选读》（Gnyavgongdkonmchogtshesbrtan：Bodkyibrdarnyingyigchabdamsbsgrisgs，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但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18.对音本藏文文献，即指用藏文给汉字注音，藏文注音加在相应汉字旁边的藏文文献；音译本藏文文献，又称译音本藏文文献，是以藏文为拼音来记录汉语，把用汉字写成的内容完全或部分用藏文拼音写出来的藏文文献。 19.类似的工作国内外其他学者也曾做过。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的《中国语史研究（据敦煌史料）——九、十世纪的河西方言》（1988年版）一书中曾将14种材料进行过整理，但该书只有汉字和藏文的拉丁字母转写，《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不但增加了4种材料，而且藏文和藏文的国际音标转写各占一行，使用起来更为方便。 20.参见该书序言，民族出版社即将出版。 21.这方面已经出版专著的有才让：《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张延清：《吐蕃敦煌抄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杨本加：《敦煌藏文写卷<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任小波：《〈善恶因果经〉对勘与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 22.据兰州大学阿旺嘉措教授见告：他收藏的11-12世纪的苯教文书中常出现敦煌藏文文献中研究者所称的“南语”（nampaldonggiskad、rgyanampaldonggiskad），且经常将nampaldong和ldongmyinyag、ldongmyenyag替换使用。另外，陈宗祥先生的遗作认为，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几件“南语”文书与西夏文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示出敦煌藏文文献、苯教文献与西夏文之间的密切关联。 参考文献 [1]王启龙，阴海燕.中国藏学史（1950-20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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