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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海军是战后日本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论著纷呈，成果丰硕，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海军热”，到70年代形成所谓“陆军坏”、“海军好”的“海军史观”，再到80年代以来的“海军优秀论”，成为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否认日本海军战争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佐藤晃认为，恰恰是日本海军的“误算”和“欺瞒”使日本发动对美战争并导致最终失败，并且从日本陆海军对立的立场批驳“海军优秀论”。由日本陆海军作战参谋级的原幕僚军官执笔，以陆海军未公开的重要史料为基础，历时十余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全102卷），可谓近代日本军事史的权威著作，但仍存在原陆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判海军，而原海军方面的人负责的卷中批判陆军的偏颇，且均为各自军事侵略行动辩解，缺乏对侵略战争的根本性反省。中国学界侧重研究日本陆军与侵华战争，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但研究较为薄弱，以致对日本海军认识不清，甚至存在个别“错误”，这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弱项”。故而，笔者在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通过梳理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的学术史，总结经验，分析不足，以推动抗日战争研究的丰富与发展。 日本海权膨胀刺激侵华野心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航，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海权意识萌发。明治政府通过学习西方，兴建近代海军，急于扩张海权，以求“雄飞海外”。汪曙申从近代日本海权扩张的角度，指出台湾处于控制西太平洋航路的关键位置，既是日本向中国东南沿海渗透的“切入点”，也是其实施南进战略的前沿基地，还是日本海洋扩张战略的资源基地和重要补给站，故羽翼尚未丰满的日本便于1874年发动侵台战争，更在甲午战后割占台湾，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才收复台湾。其实，甲午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海防战略与近代日本海权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鞠海龙通过对比近代中日海防战略与海权战略的追求目标，指出同样面对西力东渐的海洋危机，清政府以本土安全为主，采取分区设防、片面强调海军的防御功能，甚至否定海上防御，主张海岸防御；相比之下，日本海权战略的目标直指中国，相继以中、俄、美为假想敌国，强调海外利益。日本以海权战略对晚清中国的海防战略，结果可想而知。然而，日本海权的无限膨胀，也是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准备对华战争，日本海军如同陆军一样派遣大批间谍，深入中国沿海港口、内河航道、湖泊湾道、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搜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类情报。颜剑明根据日本海军少尉曾根俊虎1874年9月至12月赴江苏浙江两省搜集情报的记录——《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详细介绍了曾根在浙江省石门、桐乡两县的活动轨迹和情报搜集，指出他侦探的这一线路就被抗战爆发后的日军所沿用。日本军舰自1873年4月护送副岛种臣公使来华，就不时有日舰驶抵中国近海测量，“考察”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州、厦门、广州、澎湖等地，甚至在中法战争之际，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舰来华“警戒”，其实是借机近距离观察中法战争，以获取近代海战经验。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中法战争结局，不仅使日本社会在“兴亚论”和“脱亚论”的争论中最终倒向“脱亚论”，而且日本海军借鉴马尾海战的经验，并成功运用于日后的甲午海战。许金生专门介绍了日本海军省水路部对长江水路志、灯台表信息的搜集与整理，以及派遣军舰、临时人员、民间团体等在长江航道开展军事谍报活动，“为入侵长江流域铺平了道路”。 长江流域是近代日本海军侵华活动的重点区域，从明治初年即有日本海军涉足其间。1873年日本海军“春日舰”首航上海之际，便试图在上海的长江沿岸攫取一块“落脚地”，后经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与英商斡旋，从后者手中非法购得浦东一处27亩多的沿江土地，名义上是“海军省用地”，实际上逐渐成为日本海军军舰的停泊地。李少军集中研究了晚清至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扩张活动，他指出日本海军自甲午战后将上海至重庆的长江航道均纳入“巡航警备”范围之内，先是实现日舰在长江流域各口岸的常态化驻泊，继而成立专门的“南清舰队”、“第三舰队”、“遣华舰队”、“第一遣外舰队”等，以武力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他还重点介绍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长江流域活动的历史，特别是1927年开始非法长驻上海和汉口的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指出这支海军部队“在上海充当挑起战端的先锋”。刘怡介绍了隶属于“遣华舰队”的日本长江炮艇队的来龙去脉，以及参与侵华战争的主要行动。徐勇分析了日本海军的“溯江作战”计划和长江战略、作战指导，探讨了日本海军进入长江流域的时间、法权和战略问题，宏观性地考察了日本海军的长江流域活动史。 日本海军侵华为害甚大 当然，近代日本海军的侵华活动不仅限于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而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已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1900年五六月间，日本海军为配合西方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相继派遣“爱宕”舰、“笠置”舰、“须磨”舰、“阳炎”舰等前往天津大沽，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同时命“常磐”舰、“秋津洲”舰、“吉野”舰等5艘巡洋舰“警戒”中俄韩相邻海面。小野信尔分析了日本海军退役军人与革命党人合作，参与第三次革命，于1916年5月策划“策电舰事件”，但“以不光彩的失败而告终”的一段历史。袁成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曾出动12架飞机对青岛之德军实施侦查和轰炸，配合陆军夺取胶州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为配合关东军作战，出动飞机侦查绥中、锦州一带。“一·二八”事变期间，日本海军飞机无差别轰炸上海、杭州等地的民用设施、文化机构，以致引起英美驻上海领事的抗议。1936年11月，青岛的日本纱厂发生工潮，日本海军竟调集10余艘军舰开赴青岛镇压。史滇生、史习基认为，由于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日本海军暂取“冷静观望”态度，故迅速撤离青岛，但中日关系不容乐观、军事冲突一触即发。 日本海军一方面希望华北“亲日自治”运动向华中、华南发展，暗中策动中国西南各派势力联合“倒蒋”，另一方面动员日本陆军侵华中心南移，策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伟指出，日本海军自20世纪30年代不断在华中、华南挑起事端，提出令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成功”吸引日本侵华行动的“兴奋点”向中国腹地和华南转移，加速了日本侵华战争由局部向全面的发展进程。七七事变爆发后，为寻找扩大对华战争的借口和争取更多的海军军备预算，日本海军策划了海军中尉大山勇夫与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车硬闯虹桥机场而被中国守军击毙的“大山事件”，由此引爆八一三事变，将侵华战争的战火燃向上海。黄力民、利华介绍了日本海军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编制结构、指挥关系、舰队沿革等，指出日本海军于1937年10月20日在原有第一、二、三舰队之外，另组第四舰队，且将第三、四舰队合编为中国方面舰队。1938年11月，中国方面舰队分编为第一、二、三遣华舰队、直属舰队和多支陆战队，总兵力8万余人。 日本海军侵华兵力虽远不及陆军，但犯下的战争暴行“毫不逊色”。高晓星介绍了日本海军航空队参与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会战的情况，以及对重庆、杭州、南昌等地的无差别轰炸。在日本海军航空队制造的无差别轰炸惨案中，最受中国学界关注的是空袭南京。高晓星节译了原日本海军中佐阿部信夫从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驾机空袭南京的“战记”，反映了其对军事目标、民用设施和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野蛮轰炸。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下辖的木更津海军航空队、鹿屋海军航空队，从1937年8月15日至12月13日对南京实施了近四个月空袭，其战斗详报现存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王卫星翻译了其中部分内容，呈现了这两支航空队的部队编制、作战计划和空袭南京经过。它们是日军攻入南京前的首批空中杀手。日本海军配合陆军攻略南京途中更是一路烧杀抢掠，在12月13日下午控制下关江面和码头后，肆意射杀中国败逃士兵和无辜平民，疯狂炮击载乘逃难百姓的舟船木筏，成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根据美国公布的档案和在中国发现的资料，尹集钧还考证了日本海军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海军的反人道战争犯罪，不仅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而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本海军陷入穷途末路 长期以美国为最大假想敌国的日本海军，不顾已深陷中国战场的困境，为切断中国的海外补给线，攫取东南亚的战争资源，决心不惜对美一战，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海军在短短半年内，便夺取了菲律宾、香港、马来亚、缅甸等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但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消耗巨大的问题则如影随形，日益吞噬日本海军的作战能力。1942年6月，日本海军遭遇“滑铁卢之战”——中途岛海战，此战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后，美国开始战略反攻，先是逐岛争夺，后是跳岛作战，在1943年4月18日击毙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亦成“末路之师”。中国战场也是捷报频传。1941年2月5日，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在珠海市斗门县黄杨山坠机身亡。1945年3月17日，日本海军中将（后追晋海军大将）山县正乡，因座机误降浙江省临海县海门区而被围歼。这些都预示着日本海军末日来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穷途末路的日本海军不得不接受盟国的接收和处置。8月22日，日本海军各部基本停止战斗。10月10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被解散。11月30日，海军省被废止，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成了明治维新创建日本海军70多年来的最后一任海军大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9月9日在南京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与日本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参加。翌日，国民政府成立全国统一接收委员会，命令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曾以鼎中将负责接收日伪海军。据统计，中国海军从上海、南京、武汉、台澎、厦门、青岛等地，共接收日伪舰船2162艘，自留192艘，其余转交海关、港务、交通等部门，甚至发还原被日伪征用船只的船主。苏小东介绍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对台澎地区日本海军的接收经过，认为由于准备不足和海军领导机关重组导致接收工作草草结束，以致接收事务亲历者李世甲、严寿华对接收日本海军俘虏人数的回忆差距较大。黄力民梳理和订正了中国战区接收日本海军的一些模糊或分歧之处，指出中国战区接收的日本海军共有13支部队，合计10.9万余人。 战后残存的日本海军舰船，除被日本海军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与抗日力量直接接收外，其余的在日本本土被盟军接收和处理。1947年2月，中、苏、美、英四大盟国代表协商处理原日本海军舰船的结果，是全部销毁原日本海军的大型军舰，除保留日本维持治安的必需中小舰艇外，其余的135艘各类军舰，由四国平均分配。刘勇强详细介绍了中、苏、美、英四国代表经过1947年6月、7月、8月和9月的四次分舰抽签，中国共分得34艘，含7艘驱逐舰、17艘护航驱逐舰、1艘供应舰、2艘运输舰、2艘布雷舰、2艘驱潜舰、3艘扫雷艇，分四批接收回国，成为战后中国海军的主力舰船。汪洁、彭平平、肖龙龙考察了这四批日舰的最后归宿，即有9艘一直停在军港，未曾真正服役；17艘服役于国民党海军部队；4艘被人民解放军俘获，4艘毅然起义，成为人民海军的早期重要成员。如此结局是日本海军始料未及的。黄鑫、陈勇、余卫雄指出，中国海军接收日本的战舰赔偿，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反抗外来侵略和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强调建设世界一流海军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才能牢牢掌握海军发展的主动权。 深化日本海军侵华战史研究的双重维度 不同于战后日本学界的“海军热”，中国学界侧重于日本陆军与侵华战争研究，对日本海军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关注度较低，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在既有研究成果中也较少利用日本海军的档案资料和日本学界的丰硕成果，截至目前仅有部分学者使用日文档案和参考日本的“战史丛书”及个别日本海军史研究成果。因此，扎实推进日本海军与侵华战争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生产工作： 从深度上，一是必须广泛搜集资料，如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档案，以及日本海军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留存的相关资料。二是关注和利用日本及各国学界关于日本海军研究的学术成果。三是结合近代日本军政关系和东亚国际格局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日本海军兴衰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探讨其中的偶然性与规律性。 从广度上，一是细化日本海军的侵华活动和战争犯罪研究，专题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对日本海军的接收等。二是转换研究思路，跳出侧重史学研究的窠臼，广泛运用军事学的方法、理论和技术，在近代日本海军的军事装备、舰船制造、武器性能、战略战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拓宽研究视野，从世界海军发展史的进程中反观近代日本海军的位置和中国海军的现代化之路，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海军和走向海洋强国，提供客观的历史坐标和正确的前进航向。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