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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述安西入西域道，称“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至拨换城，经热海至怛罗斯城，或西南渡思浑河至于阗、疏勒，到葱岭守捉。从而勾勒出以安西都护府所在的龟兹为中心的西向交通路线。在探讨具体路线时，柘厥关（又作“拓厥关”）位置所在成为学界绕不开的问题。对此，清朝道光年间已有相关研究，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又对此加以探讨，但目前仍无定论。 托和鼐军台之北说。俞浩的《西域考古录》（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初刻于道光年间，书中认为龟兹故城在清朝库车城南四十里，唐“于安西设关戍守，取开拓突厥之意，以防御突骑施”，从而有拓厥关；又引《舆地广记》：“拓厥关在昆河水上，有铁骑五千戍之，其西五十里为白马渡，路通瀚海军。白山南有铜铁厂，军民杂聚，为冶铸之所。关城两山壁立，中峡深百十丈，水流其中，日夜有声。人行北山巅，俯视骨悸魂摇。过大龙峪千佛洞，踰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由北山口二百里，关距安西府百里”，推测“唐拓厥关故址当在今库车城东托和鼐军台（今库车县托克乃）之北，昆河当即今库车东之库克讷克岭水（今库车河未出山口前河段）”。 都勒杜尔·阿乎尔对岸山上残址说。同治九年（1870）刊刻的李恢垣《汉西域图考》（乐天出版社1974年版）同引前述《舆地广记》文，未明确柘厥关位置，但将白马河置于鄂根河，即渭干河下流。1903年，大谷探险队队员渡边哲信在库车地区进行考察时，即依据李恢垣的著述，以及从当地获取的信息，推测从克孜尔可以直接经渭干河谷到库木吐喇，在河水由东西向转为南北向的地方渡河。当年5月17日，他骑马沿渭干河溯流至上游，结合自然地势，判断都勒杜尔·阿乎尔（Durdur-okhur）对岸山上残址为柘厥关（上原芳太郎：《新西域记》上，有光社1936年版）。 鄂依斯塘驿、察尔齐铜厂之东北说。近人刘锦藻在《清朝续文献通考·舆地考十七》（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考证姑墨地时引《舆地广记》，认为古龟兹国在丁谷山西南，向西沿渭干河直接到鄂依斯，与清朝从库车绕行赛里木、拜城至鄂依斯（今拜城西南温巴什乡）的驿路不同；“察尔齐”（今拜城察尔齐镇）音近柘厥，柘厥关所在的昆河即鄂根河，与“渭干”音同字异；鄂依斯塘稍东有名为温巴什的地方，“温”即“昆”，“巴什”是水头的意思；“白马渡”为木咱喇特河。 库木土拉山中或铁吉克一带说。黄文弼在考察日记中提出这一观点（《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928年9月，他在沙雅县考察，依据沿途发现的古迹遗存，认为龟兹城位于新和县通古斯一带，铁吉克是古今南北交通咽喉，是柘厥关所在地。同年12月，探查拜城亦狭克沟，他在返回克孜尔佛洞途中的一处河滩远望对面山上有土房遗址，怀疑是古代营垒，结合当地人所言，推测这里为古代南北交通要隘，自库木土拉至克孜尔的径路是古时大路。后来，他在克孜尔佛洞又发掘到写有“阗镇兵库”的文书，从而推断柘厥关在库木土拉山中即雀尔塔格山间，或铁吉克一带，但他也指出“可惜没有古物证据”。 苏巴什说。法国学者伯希和曾认为盐水沟关垒是柘厥关址，但后来他提出苏巴什说，并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1934年，伯希和发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版），提出《大唐西域记》中的昭怙厘寺即库车河两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从音韵学角度分析可知该名称与鸠摩罗什传记中的雀梨、《释氏西域记》的雀离为同名异译，与悟空所谓的“拓厥”音近形似，有可能以“柘”字为正。他在文中称自己1907年曾在苏巴什西佛寺遗址得到一张写有“柘厥关”名的残纸，并提示“苏巴什北山中有一古道，西通赛里木拜平原；必要时亦可加入考证之列”。因此，伯希和判断唐代的柘厥寺与柘厥关，位于今苏巴什一带。文中还认为俞浩所引《舆地广记》文有抵牾矛盾之处，是其伪造，不足为凭。 色乃当遗址说。周连宽在《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考证屈支国到跋禄迦国的行程，赞同伯希和关于“柘厥”词源及其含义的解释，但认为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提到的库木土拉千佛洞南的色乃当遗址是柘厥关故址。该遗址在渭干河东岸，城北里许有一座当地人称为“炮台”的土堡，是古代戍守瞭望之所，遗址内发现数枚唐代陶片。他指出白马渡即渭干河东岸渡头。 玉其土尔—夏克吐尔遗址说。王炳华首倡该说，以其《新疆库车玉其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为代表。文中认为玉其吐尔、夏克吐尔遗址分别是黄文弼提到的色乃当与伯希和所称的都勒杜尔·阿乎尔，其控扼渭干河谷，东距龟兹王城24公里，在此置关戍守最为便利且重要；伯D.A.27和D.A.80号文书写有“至柘厥”，出土于都勒杜尔·阿乎尔，证明了该地古名；柘厥关与东、西拓厥寺同名，当在同一地方与之共存，所以分置河流两岸。王炳华断言伯希和观点错误，称他把D.A.27文书错记于苏巴什遗址名下；若柘厥关在苏巴什，则与前往怛罗斯、疏勒的道路方向相反，《新唐书·地理志》的记录亦无法理解；位于苏巴什的关隘应是雀离关。该观点论证系统深入，得到国内诸多学者赞同。 克孜尔石窟崖顶说。2008年，陈世良发表《唐柘厥关考》（《西域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质疑玉其土尔—夏克吐尔遗址说，其观点包括：两遗址到库车县城的距离与安西至白马河渡口道里不合；白马河渡口无法安置；西出沿途所经地名无法与遗址相印证；夏克吐尔遗址未出土过所文书，“至柘厥”文书不能证明柘厥是文书送达地。他从三方面分析认定柘厥关在今克孜尔石窟：一是克孜尔石窟“居于要会之口，实堪控扼”；二是道里与《新唐书》相合，且契合于《舆地广记》描述的柘厥关附近的环境见闻；三是有关址遗迹，石窟出土有过所文书。文中赞同苏巴什佛寺遗址为东西柘厥寺，并认为因人们没能准确把握古人记录寺名时的泛称和专指，导致柘厥关与寺不在一处。 仍需探讨说。童丕刊布伯希和所获库车汉文文书时，对伯希和的观点有所辩护（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Institu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02）。他指出法国国家图书馆D.A.编号文书有出自苏巴什者，考虑到“柘厥”如此知名，都勒杜尔·阿乎尔和苏巴什遗址发掘于不同时期，伯希和对“柘厥”残纸出土地点的记忆应是可信的。另外，他认为玉其土尔遗址并非色乃当，而是法国探险队记录的Hi?觭ar。童丕进一步指出它在地理位置和环境上与《新唐书》记载不符，D.A.27号残片更可能出自苏巴什遗址，因而不能将Hi?觭ar定为柘厥关。童丕称无法证实残纸中的“柘厥”是出土遗址古名，后面“关”字实际并不可读，其是指柘厥关还是指同名寺院，并不确定。总之，现有资料不足以解决柘厥关址问题。2011年庆昭蓉发表《重议柘厥地望——以早期探险队记录与库车出土文书为中心》（《西域文史》6，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论述至为精深。该文认为玉其土尔遗址对应黄文弼之“东庙”，而非“色乃当”；通过分析德藏汉文文书CH82和法藏龟兹语文书PK L.C.XXXVI证实法藏柘厥残纸应出自苏巴什，且“柘”正“拓”误；综合夏克吐尔和玉其土尔两遗址出土文书及相关记录，指出两遗址曾皆为佛寺，未见反映通关事实的记载，龟兹语文献也不见音近柘厥的语词，所以渭干河口不是重大关隘。文中还对克孜尔石窟崖顶说进行回应，指出其问题所在。最后作者总结认为柘厥位于库车河流域的可能性更大，但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讨论柘厥地望问题，需回归核心史料，并展开大范围地理考察。 不难发现，柘厥关址问题涉及对《新唐书·地理志》记述的理解、《舆地广记》引文真伪、“柘厥”残纸出土地点、安西都护府故址，等等，显得复杂难解。我们期待学界在综合文献、考古和踏查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探求取得新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唐代安西历史及古代丝绸之路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