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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理论的阶段总结与推进是学科方向的保障 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对于学科理论的总结与反思必不可少。就意识形态而言，它是思辨学者科研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是反思学术对象、研究方法、科研伦理的根脉源泉。就研究活动而言，它构成了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是完善和提升学科建设的重要引领。 回顾总结70年学科建设经验可以得知，学术研究是影响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术研究中的范式积累和范式转型，直接影响到学科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程度。早期民俗学研究受到英国人类学派、法国社会学派以及传统训诂学方法、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苏联民间文艺学的借鉴学习占据了主流地位。民俗学的当代转型过程中，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记忆理论、现象学流派、实践论、田野调查方法等理论流派和方法发挥了重要影响。它们在结构与解构、野蛮与文明、本真与建构、文本与语境、传统与现代、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科学与文化等方面的讨论直接影响到民俗学的学术研究，不仅为民俗学学科提供了民俗事象、文学文本、日常生活的分析方法，而且在现代民俗学、未来民俗学“安身立命”的哲学基础与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诸多视角与观点。近几年来，交互主体、主体间性、公共文化等理论成果在引领民俗学研究伦理反思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等都遭遇了巨大挑战，呈现出新的生机。但至关重要的是本土中国民俗学理论需要总结提炼。钟敬文先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在1998年中国民俗学年会上就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主张，后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理论构架，引领并实际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 （四）学科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 “人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人民为本的思想内含于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之中。可以说，民俗学学科从建设到成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生成于“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不断自觉的过程。 民俗学学科建设萌芽于关注平民文学和知识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新文学、新文化形式，将目光投注到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之中，为了“学术的”“艺术的”目的，民间文学受到重视。这个时期，民间文学的主体——民众被认为是待启蒙和指导的，董作宾在《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中说，“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 1949年后17年的时间里，民间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功能被片面强调，甚至一度取代作家文学，民间文艺在文学史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一时期，人民大众主要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被建构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但依然是被教育指导的对象。 1978年之后，以人为本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转型。首先，“民”的范畴扩大，它不仅指向劳动人民，更指向全体国民。其次，以往民俗学研究“见俗不见人”的现象得到改善，尤其“语境”思想引入之后，民间文艺与民俗田野中的讲述者、听众、传承人、研究者受到关注，民俗如何在人民生活中生成，又如何对民众生活产生意义开始受到关注。再次，从“眼光向下”到“目光平视”，从“走向田野”到“走在田野”，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从“我和他”到“我和你”，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田野过程不再是工具性地从调研对象获得资料，而演变成研究主体与被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协调。此外，民众生活逻辑如何与知识分子知识体系、民族国家整体文化、异质性世界社会互动也引起了较多关注。 三、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反思 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史艰辛曲折也满载成绩。新时代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国家持续关注和重视，文化自信、民族振兴的宏图以及对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关切被提至战略地位。在这样的时代格局下，民俗学人如何以学识和素养推动学科建设，以担当和责任助益社会建设与民族振兴，需要我们守正开新，坚韧前行。 （一）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作为与历史传统文化、民众生活文化、民族国家文化休戚相关的学科，民俗学天然地具有联系民众、资政建言、建设社会的学科优势，民俗学人也应有责任、有能力去参与这一进程。但是对于参与的“理所当然性”，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审慎的自省与学理的反思，换言之，民俗学学科应有立足于学术本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国际民俗学发展经验和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民俗学具有“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现代性‘原罪’”，为了建设民俗学学科的合法性，诸多学者进行了理论反思和转型尝试。倡导“公共性”是其中一种方案，吕微、户晓辉、周星等多位学者进行了讨论。周星认为我们强调民俗学的“实践性”“应用性”的同时，不应遗忘民俗学的“公共性”，现代民俗学应“要求民俗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置身其中的状况，包括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与学术话语权的关系，等等”，“朝向能够展开文化批评和社会评论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俗学的社会价值和应用性，以造福于国民”。 实际上，目前中国民俗学者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在提供咨询建议、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助力村落治理与乡村振兴、发展民俗文化产业、促进民俗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这种参与不仅是“实践性”的，也是“反思性”的。在经验研究、深入田野和相关领域的过程中，他们从实际问题和难题出发，总结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局限，论述学术转型发展的必要，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的论证和提出是一个案例。这种反思的自觉性是参与具体社会进程的民俗学学科的必备品质，学术知识与理论逻辑并非具有先验的真理性，学者、民众以及多元主体的沟通共同促进着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和进步。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反思意识，学者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专业知识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不断提升，也就是说，学者对于学术本位的自觉意识，对于民俗学学科根本性的研究视角、学术旨趣需要有深切的把握能力。 （二）学科的实践性与历史性 民俗学向来有服务国家社会需要的传统。尤其在当今时代环境中，伴随着传统文化热潮，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需要，民俗文化和民众知识受到政府、商业、媒体、学界等多种力量的关注和参与，良莠不齐的专业能力和目标各异的行为实践使得“民俗文化资源的应用呈现出自发的无序状态”，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以民众的生活模式和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人，必须有责任、有能力、有热情在坚守研究伦理的前提下提供智力服务与学理支持，以“推动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和日常生活的秩序化”。 “学艺”与“世功”是钟敬文先生的坚守，他曾经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结合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问题谈到民俗学者以专业知识参与政府决策的案例。实际上，民俗文化研究者以学科知识和学科关怀参与公共事务研讨、公共文化建设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弥补其他实践力量知识体系的不足，提出立足于民众生活的建议。张士闪2011年起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分年度、专题研究民俗文化的传承变迁及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以学术研究支持社会服务、提供资政应询，是“学以致用”的具体成果。 历史的民俗学研究是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特色。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特别讲到，“一般民俗学只讲以上两种（指理论民俗学与记录民俗学——引者注）。不过我以为，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还应该加上历史研究这一条。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研究是说不过去的”。他认为，历史对于学者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还是一种教养、一种义务、一种道德，我们应该对学习历史有自觉的要求”。对于研究民俗文化模式的民俗学学科来说，有历史观的眼光是必要的，民俗传统作为一种流动的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的文化长河中，没有绝对的隔离与创建。从历史社会整体来把握民俗文化事象，有利于打通上下层文化研究的分离，加深对历史社会民众生活文化传承与变异的理解，为把握历史社会的进程与节奏提供了观测的方向与理解的基础。 历史性与实践性是内在统一的概念。民俗学关照历史并非像历史学一样是为了解释历史变迁的规律，而是“探寻民众生活文化的演变过程和民众思想的内在逻辑”。赵世瑜认为民俗学不同于主要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和主要研究当今的人类学，它关注的是从“历史”到“当今”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说民俗学的过程研究远比形态研究重要，这正是民俗学古今联通研究的历史性与实践性统一的意义所在。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关注历史性与实践性，结合民众生活传统、地方文化传统与国家社会需求开展了系列工作：2011年起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为依托，萧放带领课题组系统探讨了人生礼仪传统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知识系统与实践路径，并且结合国家发展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设计了具有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人生礼仪指导方案；2017年，学科点承担文化部、教育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举办“传统节日仪式研讨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府官员、高校学者、地方文化工作者共聚一堂，研讨非遗知识，参与社会调研，通过深度的对话与沟通，服务民俗传统，助力文化传承；2017年起，专业开展了“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以乡村调研为手段，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走在民间、倾听乡村、咨政建言，促进多元社会主体的形成与建立，促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促进全社会的共建共治与共享，产生了良好效果。 （三）学科的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需要以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为指引，在对接国际性与本土性的过程中，实现学科概念和话语理论的传袭和借生，提出原创性、主体性的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接轨国际民俗学领域过程中实现中国民俗学本土化建设，需要关注两个核心概念：传袭和借生。 “传袭”指的是从民俗史或者民俗学史积累中沿袭传承的学术概念或理论体系。在中国，对民俗的关注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风俗、谣俗、风习、风土、礼俗、观风问俗等传统概念和民俗观，关注文献民俗志与礼俗互动、礼仪实践视角，将更有利于构建符合中国文化特征的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另外，民俗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见解，例如民间故事领域中“刘魁立1950年提出‘活鱼要从水中看’，段宝林1980年代提出‘立体描写’，钟敬文1980年代提出‘生活相’”等，如果可以产生后续讨论，形成集约化效应，将有助于系统的话语体系的生成。 “借生”指的是国外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应用。 关于对待外来民俗学理论态度的问题，钟敬文先生用十个字进行了回应——“学习、消化、吸取、坚持自我”，他认为“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理论应以“坚持自我”为前提和目的。吕微也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整体移植，而只是借助了西方学术的表层语汇，其深层理念无疑已经本土化了”。 刘魁立在故事形态学基础上衍发出的“民间叙事生命树理论”、陈泳超提出的区别于故事形态学研究的“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传说动力学”理论、董晓萍提出的田野民俗志等是学术本土化和话语体系建构的部分案例。笔者与鞠熙合作曾发表《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一文，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乡村调查研究出发，反思作为先验意志的实践民俗学理论，倡导通过找回中国古代的“风俗”研究传统，以实现“知行合一”的“实践”研究，即是通过“传袭”和“借生”方式建立符合中国文化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