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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以后，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突破了20世纪30、40年代史学史学科的理论框架，展现了他所规划的上至远古、下及当世的中国史学史宏伟蓝图。白寿彝继往开来的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对唯物史观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史学史研究者的唯物史观转向，以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逐渐走出“苏联模式”的时代履迹，是当今学者应当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苏联模式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任 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西学东渐以来，“史学史”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史学专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分支。20世纪20年代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夕，史学史学科理论框架迭经梁启超、朱希祖、蒙文通、朱谦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日益完善，产生了一批以“梁启超式中国史学史”为主流的中国史学史著作。1949年以后，以白寿彝、尹达、吴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继续改革中国史学史理论体系，在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专业刊物等方面做出了巨大推进，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作为“白寿彝学派”的开创者，白寿彝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被誉为是与梁启超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以往学界关于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研究已相当繁富，但多聚焦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此前研究动态缺乏细致梳理。即使是白寿彝本人，由于时过境迁，且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亦对5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状况记忆不清。因此，本文拟通过解读相关档案史料以及其他文献，具体呈现50年代前后白寿彝在史学史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情形，尝试重新梳理他的史学史研究脉络。 一、中国史学史课程改革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确立为官方指导思想，全国各高校历史系竞相进行院系改革，学习苏联在院系设置教研室，实行集体备课和制定教学规划，将马列主义理论逐步应用于教学、科研体系，逐步向“苏联模式”过渡。白寿彝自1949年从南京中央大学赴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来，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年就在历史系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与“中国通史”课程。195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成立“中国史”“西洋史”“史学史”教学小组，规定“每小组由教师集体负责编制教材及讲授”，并配有一定数量的助教参加。史学史教学小组成员为侯外庐、陈述、白寿彝三人，在5月以后制定的历史系课程表中，三人共同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以讲授“历代中国史学之发展”为主要内容。 在此之前，“中国史学史”课程由陈述单独讲授，以“由史学萌芽到现在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学历代之发展”为纲，讲述中国史学的发展。此外，陈述还开设“现代史学目录学”，以“介绍现代史学上的已有成绩并检讨得失以为接力工作之入门”。然而陈述讲授“中国史学史”或尚未完全应用唯物史观，因他在这一时期认识到缺乏唯物史观理论，积极配合思想改造，并于后期“在革大研究院学习了十个月”马列主义。随着侯外庐与白寿彝的加入，“中国史学史”课程在应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了极大推进。作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领域耕耘有年的侯外庐，在1950年初讲授“历史方法论”专题讲演时，就已经能够对历史唯物论与历史方法论深度解读，以此“补足了同学们对历史唯物论认识的不足”，并促使他们在“政治学习中得到的初步认识变为较深刻的业务学习”。侯外庐还与马特合开“马列主义历史名著选读”，以译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白寿彝能够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这样一门具有标志意义的唯物史观社会史课程，也显示他对唯物史观理论有所积累。 195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制定1951年度上学期《课程草案教学大纲》，“中国史学史”课程由白寿彝单独开设，设在第三学年，并被列为“历史专门课程”第四种。白寿彝制定了《中国史学史教学大纲》（下文简称《大纲》），分“课程目标”和“内容纲要”两部分，介绍“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改革。关于“课程目标”，他认为在讲授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过程中，要在培养学生掌握“中国各时期史学底特点及其代表人物底贡献”的基础上，更要从结合唯物史观理论出发，分析历史上各时期的“史学与其社会基础间、各种上层建筑间，及史学内部相互间之关系”，使学生认识到历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尤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地位”，以此树立学生对历史科学的“正确观点和信心”，从而“为建设新中国底历史科学而奋斗”。显然，白寿彝已经跳出了陈述仅讲授“历代中国史学之发展”的教学框架，试图通过讲授中国史学发展史，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卓越地位，以及对建设新中国历史科学的贡献。 白寿彝强调本课程的教学方法应“采取概括的和重点的讲授方法”，先对每一时期的史学作“概括的介绍”，再选取代表人物作“详细的分析”，即通过整体把握某一时期的史学面貌后，才能更深化地理解史家及史著。在此基础上，白寿彝突出课程的重点是“注重于史学思想底分析”，同样包含两方面：第一，注重每个时期史学思想的“特点”“社会基础”“在政治上和学术文化上的影响”以及“所继承的史学传统和给予后来史学界的影响”；第二，重点分析每个时期史著的题材、体裁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即关注前者被后者所决定，前者表达后者时受到限制。再次，在参考书目和文献阅读方面，他强调应注意引导学生广泛接触每个时期“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及其有关的论述”，以培养他们阅读、使用及研究的“兴趣及能力”。 最后，白寿彝详细制定“中国史学史”课程的主要内容及讲授进度。白寿彝计划以124课程时数来梳理中国史学史，课程内容共31讲，涵盖了自“古代史学”以迄“当代史学界”，教学任务相当艰巨。其中，第一学期共22讲，分别为：绪论；古代的史书和史说；中世纪前期的史学；司马迁（上）；司马迁（下）；刘知幾；中世纪中期的史学；杜佑；司马光；郑樵；永嘉学派；金华学派；马端临；中世纪后期底史学；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乾嘉考据之学；崔述；章学诚；汪中、阮元；龚自珍。第二学期共9讲，分别为：近代史学；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新考据学派；毛泽东和历史科学在中国底建立（上）；毛泽东和历史科学在中国底建立（下）；当代史学界（上）；当代史学界（下）；中国史学底前途。白寿彝首以“绪论”总论中国史学史发展大势，末以“中国史学底前途”作为对“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总结和展望，说明他对中国史学史已经有一个宏通认识。 《大纲》作为白寿彝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初步尝试，在框架和具体内容把握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学期22讲，内容大体属于中国古代史学史部分，所能凭借的资源相对丰富，这方面也出版了较多著作，白先生思路清晰，每一时期均能在概括时代特点的基础上，对史家及史学流派做出专门讲授；第二学期9讲属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线索繁杂，彼时既存研究很薄弱，还没真正展开，相对来说，《大纲》这部分条理略显混乱，在实际教学中未必严格根据《大纲》执行。1952年6月13日，历史系制定《教学计划》，“中国史学史”课程已不再出现于历史系课程表中，仅保留“中国历史文选”以代替“中国史学文选”课程，为一年级第一、第二学期和二年级第三学期历史系本科生必修，且要求“中国历史文选每周举行课堂练习一小时”。换言之，《大纲》充其量最多被采用一个学年而已。然而，这份《大纲》作为白寿彝应用唯物史观改革“中国史学史”课程和研究的初步尝试，对白寿彝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以及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仍具有相当大的史学价值。明确这次课程改革的具体背景、经过和内容，可以再现白寿彝在“新旧之交”的唯物史观转向，重构对他在40年代和60年代以后史学史研究的认识，重新梳理他的史学史研究脉络。 二、继往与开来 关于白寿彝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历，他曾在两处有过回忆，二者相互补充，对于我们梳理他中国史学史研究脉络有所助益。第一，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中，对40年代初期讲授“中国史学史”的情况有过介绍： 在开始讲这门课程的时候，我并没有作适当的准备，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欠缺。只是因为课程设置的需要，就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当时因战争关系，交通很不方便，在昆明不易得到外地出版的书。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是我最早看到的这方面的书。后来才又看到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这三种书，在提供史学书目这方面，给了我一点方便。此外，对我几乎没什么用处。我当时的讲法，也是一部书一部书地讲。跟他们不同的是，我没有按史书的体裁去分类，而是按时代的顺序讲下去。在这以前，我写过一本《中国交通史》。《中国交通史》的写法，是按照朝代的顺序，分为几个时期，并试图写出每个时期的特点。讲史学史，也想按照这个办法讲下去，但在分期上很困难，在写各时期的历史特点上就更困难。历代的史学名著，好象许多明珠，把它们排列起来了，但总是找不到把它们贯穿起来的一条线。……在解放前的这几年，我所讲授的这门课程，基本上只能说是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当然，在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解题也是很肤浅，很难发掘出本质性的问题。 第二，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1994）中，对40年代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稿情况有过回忆： 我在四十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六十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经过十年动乱，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 结合1951年《大纲》，这两则材料提示了四条信息。第一，白寿彝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以40年代初期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开始的；第二，白寿彝讲授“中国史学史”的方式，是“按年代顺序”讲解历代的“史学要籍”；第三，该讲稿对白寿彝意义巨大，而60年代之前也没有重新写讲稿，说明50年代也可能是以40年代讲稿为基础；第四，40年代讲稿还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而从白寿彝的语境出发，当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就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解题”，以发掘出中国史学史“本质性的问题”，1951年《大纲》正符合这一想法。 1940年，白寿彝首次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因课程新开之故，他只能“一边学习，一边讲授”。1944至1947年间，白寿彝从重庆中央大学回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据《国立云南大学一览》（1947年度）可知，他“近年所开课程”（包括合开）有“伊斯兰文化”“中西交通史”“《史通》”“《宋元学案》”“《读史方舆纪要》”“上古史”“春秋战国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其中“中国史学史”为白寿彝与李源澄合开。这一时期的讲稿内容虽已无处寻觅，然就目前资料而言，仍可从白寿彝的另两篇文章管中窥豹。 其一，白寿彝曾于1946年9月在昆明五华书院演讲《中国历史体裁底演变》。因白寿彝1947年4月1日自昆明赴苏州后，直至1950年在北师大讲授“中国史学史”之前，再未在其他学校讲授该课程，故几可将此文视为最能体现1949年前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架构。在该文中，白寿彝按照中国历史体裁的种类将其演变的历史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以编年体、纪传体体裁的建立为主潮，时间自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以迄汉建安五年《汉纪》成书；第二期以断代史体裁的普遍发达为主潮，时间从曹魏建安五年《汉纪》成书到唐贞元十九年《通典》成书奏上；第三期以通史体裁的盛行为主潮，时间从杜佑《通典》奏上以至明末；第四期以专史体裁（个人专史、地方专史、学术专史、制度专史）为主潮，同时在其他体裁方面也有推进，时间自明末到现在。文末还阐述了对历史体裁演变的展望，祈盼出现“立体”写法、以人民群众为重要内容和阅读主体的新历史体裁。其二，1947年6月白寿彝发表了一篇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书评，不仅对金书之前出版的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与魏应麒《中国史学史》表示不满，而且批评金毓黻“有意地或无意地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的”，而没有认清“史学”概念，指出金书较多存在的“法式”“义例”不足和错漏之处。在白寿彝看来，既有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尚未尽人意，但当时他还没有成熟的想法，诚如周文玖所言，“在接触唯物史观之前，白先生没有找到贯穿中国史学史的线索，依然没有摆脱旧的目录解题式讲法”。 白寿彝这种自觉突破旧有中国史学史理论框架的做法，显示他勇于创新的学术意识。他虽踏入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较晚，但在数年的课程讲授与研究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实践准备，他的研究成绩也在1947年开始被学界认可。随着新中国成立，白寿彝的治学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史研究，1951年《大纲》正是二者的结合。那40年代讲稿和1951年《大纲》究竟有何区别呢？ 首先，就课程目标来说，白寿彝虽已在40年代后期对唯物史观形成基本认识，不仅主张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和阅读对象，更尝试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与历史书写是否结合的角度出发，批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指出其“所悬的目标却很少作（做）到”，“血肉都还嫌不充实”，“发育得也不平衡”。但实际上，此时白寿彝还未系统接受唯物史观，正如他在1962年坦言：“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已在大学里教了十几年历史……根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而1951年《大纲》则是白寿彝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实践产物。《大纲》在培养学生通晓中国各时期史学特点及其代表人物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认识，尤其突出分析“各时期史学与其社会基础间各种上层建筑间”以及“史学内部相互间”的关系。这展现了白寿彝对经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以及关于“矛盾”的理论认识。 其次，就内容及架构来说，40年代讲稿仍难以摆脱“梁启超式中国史学史”的影响，重视梁启超在《史学史的做法》中提出的从“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写作史学史的做法。40年代白寿彝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授“《史通》”“《宋元学案》”和“中国哲学史”课程，以及1946年演讲《中国历史体裁底演变》，即符合第二与第三部分要求。相对40年代讲稿来说，1951年《大纲》具有以下特色：第一，重视每个时代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的做法，仍然延续了梁启超做法；第二，响应学习“苏联模式”的号召，径将“八大块”分期方式应用于“中国史学史”课程体系，以“古代”“中世纪”“近代”“当代”为时间脉络，展示中国史学史发展进程。第三，在时间断限上，完善40年代讲稿仅述至清末的局限，对“近代”“当代”以及“前途”均有规划。第四，不仅计划专门讲授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学界热门人物，而且希冀对民国时期盛行的“新考据学派”和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科学的贡献作专题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1951年《大纲》反映了白寿彝在接受唯物史观和“苏联模式”后，制定出涵盖古今的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同时，《大纲》不仅突破了“梁启超式史学史”的窠臼，而且弥补了1942年白寿彝在阅读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1934）后，产生的希望找到将历代史学名著“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的愿望。这些都展现了白寿彝在政治变革中，作为历史学者所具有的时代气息和使命感，以及积极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创新精神。 1961年，教育部专门委托白寿彝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作为高校教材，他开始全身心投入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不仅在北师大历史系组织成立中国史学史编写组，招收研究生和进修教师，而且组织多次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编辑出版学术期刊《中国史学史资料》。至1964年，白寿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认识有了极大进步，先后发表《谈史学遗产》《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印制《中国史学史教本》（以下简称《教本》）上册。其中，《教本》虽因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只写到刘知幾就未再继续下去，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教本》上册凡10章，都为2篇，其中第1篇为“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下列4章，分述“远古的传说”“殷商和宗周的文字记载”“宗周晚年和春秋时期的史书”“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第2篇为“汉魏南北朝唐初的史学”，下列6章，分述“司马迁”“刘向和班固”“陈寿和袁宏”“范晔”“唐初所修八史”“刘知幾”。 比较1951年《大纲》和1964年《教本》，主要有两处变化：第一，唯物史观的应用。在《教本》中，白寿彝虽已从形式上跳出苏联“八大块”历史分期的固定框架，回归了40年代按照时间顺序讲解的方式，但实际上已经将唯物史观理论内化于具体的史学史书写中。他不仅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一文，对中国史学史研究“重要的任务”开宗明义：“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概言之，即将中国古代史学史中的理论观点与五四以后的唯物史观理论，进行辩证地比较分析。如在《教本》第2篇第6章第4节“刘知幾的历史观点”中，白寿彝开篇即言：“刘知幾的时代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尖锐的时代。他在登仕数年以后，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有一定的认识。”第二，研究内容。比较二者相同时段目录可以发现，1964年《教本》对远古以迄唐初的史学史研究，较之1951年《大纲》有了极大推进和丰富。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原有的司马迁、刘知幾外，《教本》专门分析刘向、班固、陈寿、袁宏、范晔；同时，《教本》能够因时制宜地对不同时期的史籍载物进行特殊处理，如殷周时期史料特称为“文字记载”，代表唐初史学特征的“八史”。 由此可见，白寿彝对中国史学史理论框架的理解，始终是不断更新。1951年的“中国史学史”课程改革，体现了白寿彝将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面貌，而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和沉淀，才形成了60年代以后相对成熟的中国史学史理论框架。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白寿彝没有继续下去，直至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后，才投入更多精力研究中国史学史，产生了丰硕成果。 三、余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全国各高校历史院系积极汲取苏联成功经验，制定具有“苏联模式”的教学计划，其主要体现就是：一、设置“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公共必修课程；二、将苏联“八大块”历史分期框架应用于通史和专业课程的教学研究。以白寿彝、刘节、杨翼骧为代表的史学史研究者逐步接受唯物史观，将其应用于史学史研究。 刘节在1949年前对中国史学史已有一定积累，1939年时不仅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讲义的“收集甚富”感到高兴，自己也尝试从“考订”和“艺能”两方面，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历史家”。1950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古代史学史”，逐渐接受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史学史研究。1962年发表《谈史料学和史学史》一文，就凸显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史，感慨“司马迁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未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史学家中并未出现这样伟大的历史哲学”。杨翼骧在就读北大和西南联大时期，受到姚从吾、赵万里等人在史学史方面的系统训练，并在姚从吾的指导下撰写《晋代的史学》一文。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翼骧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开始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学史。1961年发表《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已经运用“奴隶社会”历史分期代替过去朝代历史分期，以此展开论述“史学的起源”“奴隶社会的史书”“奴隶社会的史学成就”。他注重“阶级斗争史观”，以恩格斯、斯大林关于文字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国家的地位作为立论基础，认为文字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结合考古材料与历史记载，提出“我国史学的起源，应当从殷代开始”。他还从史官的职权和性质出发，认为初期的史书记载都是“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服务”，直到推广到孔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一般知识分子”，史学才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和60年代中苏关系持续变化，新中国历史学界的自主意识逐渐萌生，白寿彝等历史学者逐渐认识到并开始突破僵化、教条的“苏联模式”对历史研究的影响，1964年白寿彝舍弃“八大块”历史分期正是有力佐证。正如白寿彝事后回忆： 我们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计划很害人，至今还是很害人。五十年代，我们请苏联专家帮我们制订了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主要是“八大块”，实际是中外各“四块”：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八大块”把老师和学生放进了狭窄谷道里，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看看四周也不行。老师搞得没有发展余地，老是讲那些；同学不能接受不同学科的知识，就知道这“八大块”。这怎么行！ 随着唯物史观理论学习的深入，白寿彝已经从1951年中国史学史课程改革的“形似”，逐步走向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理论架构的“神似”，80年代更在此基础上计划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学史学科。在白寿彝向北京师范大学提交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议定书（1983—1990）——〈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计划通过主编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以“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自信，以及“全面地、详细地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系统地总结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的学术目标。诚如龚书铎与瞿林东所说：“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 1951年白寿彝应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初步尝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瑕不掩瑜，历经数十年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实现了他所规划的上自远古、下及当世的中国史学史宏伟蓝图。白寿彝的执着学术追求，对唯物史观的高度坚信和自觉应用，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非常宝贵经验。我们当继承白先生的学术精神，创造学术发展的新辉煌。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