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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教授编的《杨翼骧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出版。它是“南开百年史学名家文库”中的一部，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迎接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学术献礼。杨翼骧（1918-2003）先生，字子昂，山东金乡县人，著名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学界的尊重和敬仰。此次出版的《杨翼骧文集》，与过去出版的《学忍堂文集》相较，对所收文章进行了分类，增补了从未发表的许多手稿。这些手稿被编为“教学讲谈”“书信集存”“杂撰鸿爪”等。前有乔治忠教授作的《子昂先生小传》，后附乔治忠教授编的《杨翼骧先生学术年谱》和瞿林东教授的论文《杨翼骧先生与中国史学史研究》。《文集》为我们全面了解、认识杨先生的学术和行谊，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对研习中国史学史，亦具有十分珍贵的学术价值。 一、史学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有自己的特色，成一家之言，在现代中国史学史学科版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自入大学后就对中国史学史感兴趣。从事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是他一生坚持的志业。这在他的同侪学人中是很少有的。 首先，杨先生接触中国史学史比较早。他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因事回故乡。北京大学不久迁往大后方，最终在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杨先生历经千辛万苦，1939年9月终于实现复学。他说：“我开始对史学史有兴趣是从1938年底，并正式立志以此为治学目标。1939年初，我从武汉经广西到西南联大复学。在南宁由朋友介绍到附近的湘桂铁路工程第三段，找了个抄写公文的工作……那时我看到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补编》，姚名达在书的夹注中说决定写史学史启发了我，既然中国史学史还没人写，就立志学习中国史学史了。”（《文集》第386页。为节省版面，以下凡引《文集》，均采文中注）在读了梁启超的著作后，他“接着读《史通》和《文史通义》，又选读了‘前四史’、《资治通鉴》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提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昼夜读书，使我收获不小，并陆续写出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更加坚定了学习史学史的意志。”（《文集》第395页）其次，他复学成功后，就把史学史作为最用功学习的课程。当时为他们开设这门课的是姚从吾。姚从吾是原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杨先生在大一时听过他讲的“历史研究法”课。“他知我对史学史有兴趣，让我记笔记时详细记，当时他没有讲稿，只有提纲，想再以笔记整理成讲义。”（《文集》第386页）“他新开这门课，让我抄录材料，给他开课做辅助工作。”（《文集》第 499 页）也就是说，杨先生在姚从吾这门课上实际上担负了助教的工作。这门课下来，杨先生的收获很大，一是做了详细的课程笔记，二是很用功地写了一篇《晋代之史学》，内含《晋代史官表》。可惜的是，北大复原回北平时，笔记和《晋代之史学》放到一个书箱中，“学校给托运书箱，不巧途中丢了两个箱子中的一个，笔记也在该箱中丢了。”（《文集》第387页）第三，他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之早和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之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一代中国史学史专家中也是罕见的。杨先生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到重庆中央图书馆所办的《图书月刊》编辑部工作，其间，发表《< 清史研究初集>评介》。一年后调回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担任助教。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杨先生复原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职。作为青年教师，他主要为外系开设中国通史。“在教书之余，我对中国史学史仍有兴趣，继续看书。”（《文集》第387页）1946年，“姚从吾先生调走后，郑天挺先生教史学史，郑先生想让我教，但我不敢教，因选修课都是教授教。”（《文集》第387页）1949 年后，在向达、郑天挺的鼓励、支持下，杨先生开始在北大史学系开设选修课——中国史学史。杨先生回忆说：“1949年1月底北京解放。当年暑假后，郑先生又让我教史学史，我才教。”“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开此课的很少，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没开，白寿彝先生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好像也没开此课。”（《文集》第387页）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于1953年调到南开大学。他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之开设断断续续，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系。但一旦形势允许，杨先生就开设此课。不仅在南开大学开设，他还应邀于1958年春季学期在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1960年11月至12月在石家庄师范学院历史系、1961年11月至12月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讲授。 杨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是从做史学编年开始的。这已成为他一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特色。他发表的文章中，有《先秦史学史编年》《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南北朝史学编年》《五代十国史学编年》。《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虽不以编年命名，但也具有编年的性质。这种研究路径，一方面受到姚从吾影响。他说：“我的老师姚从吾第一次在西南联大开史学史的课。他新开这门课，让我抄录材料，给他开课做辅助工作。我从这儿得到的启发，与后来致力于编辑的史学史资料编年有关系”。（《文集》第499页）另一方面也受到同学的启发。他说：“有个同学叫游任逵，文学功底深，他善于写诗，吴宓读了他的诗，还以为是老文学家所作，说很想见此人……当时，他立志要编辑一部全宋诗，我受他的影响，也设计要编辑‘全史学史文’……编辑《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想法实际是原《全史学史文》想法的修订。”（《文集》第 381 页）杨先生晚年为编写《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看得甚至超过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按照年代顺序编排史学事件和资料，勾画了史学发展的延续性。一些条目后面的案语，对一些史家的生卒年代、史著的撰写年代和有关史学事件发生时间等详加考辨，凝聚了编著者的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确切的史料，是一套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铺路架桥的著述。它与杨先生的品格一样，朴实无华，但在嘉惠后学、促进学科发展方面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它的价值，已有许多评论，此不赘述。 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比较注重吸收梁启超的有益成果和论述。他对梁启超在中国史学史学科方面的开创地位是尊重的，并坦诚地讲自己研究史学史是从读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入门的。他第一篇史学史习作也受梁启超的启发。梁启超说，中国史学，晋代最为活跃和发达。杨先生就撰写了《晋代之史学》。梁启超在他设计的史学史体系中，第一项就是“史官”。杨先生在自己的史学史研究和指导研究生论文选题时，也比较重视史官制度、官方史学活动。他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给予梁启超很高的评价。在一些谈话中， 还为梁氏的史学史体系框架作了辩解。他说：“中国史学的成绩，梁启超说最少应包括这四个方面内容，其实尔后的研究最多也没有超过这些。”（《文集》第 385 页）“梁氏指出的四项内容是‘最少’应‘特别注意’的，而后来的史学史著作却大都没有超出这些内容，而且叙述很不详细；有的只写到清朝，第四部分根本没有写。”（《文集》第 391 页） 杨翼骧先生从任教于北京大学时期开始他的中国史学史教学生涯的，其教学工作是北京大学史学系史学史教学传承中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是最早开展史学史教学的高校。朱希祖、李大钊、李璜，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设了中、外史学史（或史学思想史）课程。抗日战争期间，姚从吾讲授该课程。姚氏调离北大后，郑天挺讲授。杨先生开设这门课是接替郑天挺。此外，对史学史著述做出贡献的何炳松，曾在北京大学任教，金毓黻、傅振伦、王玉璋，都出身于北京大学。所以，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北京大学既开风气之先又有教学传统。对这个传统，杨先生非常清楚，而且有自觉发扬的意识。他在晚年接受学术访谈时曾提到朱希祖的贡献，说：“首先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史学史的，应推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先生。他于1919年至1920年间开了《中国史学概论》一课，并编写了约有三万四千字的讲稿，内容包括‘中国史学之起源’与‘中国史学之派别’两大部分，因当时尚无史学史这一名称，所以称为‘史学概论’，而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史学史（这个讲稿搁置了二十多年未发表，直到 1942 年才改名为《中国史学通论》，交付重庆独立出版社于次年出版）。”（《文集》第 390-391 页）他接到讲授这个课的任务后，非常下功夫备课。他回忆道：“讲授内容从上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古代分八章，每章之后介绍同时期西方史学的情况，并做比较；近现代分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二章，前者从梁启超开始，后者从李大钊开始，都讲到新中国成立前。备课时用十六开白报纸写出详细提纲，其中主要是基本材料。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收获不小，一年下来积累了六厚册讲稿。”（《文集》第397页）杨先生讲课很受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评价虽然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知晓，但从在南开大学授课之情形也可见一斑。姜胜利教授说：“先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除了本系学生和青年教师外，许多外校的学生、教师以及学术杂志的编辑等也来听讲，每次讲课教室总是人员爆满，不得不临时添加座位。先生的授课风格颇有特色，虽乡音浓重却口齿清晰，发音朗朗；语速适中，抑扬顿挫，急缓有度；语言生动，幽默谐趣，通俗易懂；板书明晰，布局有序，文字工整。而授课内容更是资料丰富，见解独到。”据杨先生哲嗣杨培林回忆，杨先生在授课方面投入精力很多：“为了讲好一堂课，他总是精心准备……不仅新课认真准备，就是旧课也一丝不苟，没有半点马虎，照样事先备课，不断充实新的学术信息……对授课内容精熟，讲课时很少有讲稿，但他预先做卡片分类却很仔细，甚至连板书的内容和格式都要设计好。” 杨翼骧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有自己完整的体系。此前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已显示出这一点。主要表现为有自己的学科理论，有明确的分期思想，纵横贯通，对史家、史著、史学现象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文集》中的《中国史学史绪论》《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内容，他认为应包括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官制度、史家的生平及成就。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成部帙的史学理论专著虽然较少，但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则包含着丰富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论述，在总体上的发展是十分全面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包括史学宗旨论、史学地位论、史学方法论、史家标准论、治史态度论、修史制度论、史籍优劣论、史学流变论。这些论述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20 世纪八十年代，在给研究生讲课时，杨先生谈到自己在有关史学史的基本问题上与 其他学者的不同见解。他说： 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认识，而且也未进行充分讨论。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内有的内容，我们认为不必揽入，我们认为需要收入的内容，他的专著却没有在意。在中国史学史应当包括的内容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诸位学者与我的看法也很有一些不同之处，仓修良先生也与我的见解不太一致。 我讲述中国史学史的内容主要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官、编纂学、治学方法、史学评论等，其他如史家生平，可以等于一般历史问题。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我做了专题讲座，提出我的这些看法，当时就有人提问：不是史学家的人，他的历史观讲不讲？我回答认为凡对史学有很大影响的历史观都要在中国史学史内讲述，例如商鞅、邹衍、柳宗元等人的历史观点。看来听讲座的先生们并不都予以认可。 治史方法即历史研究法，属于还是不属于史学史的内容，这是有争论的。我觉得这在史学史的课程上，还是应当讲授。 刘节先生主张，史学史就是历史编纂学。这个看法把史学史内容压缩了，太狭窄了。（《文集》第374页） 杨翼骧先生很少评论他人，但这里他不掩饰他与别人的不同，反映了他坦荡的学术胸襟和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坚守，体现了他欲以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旨趣。 二、精湛的研究生培养思想 杨翼骧先生是改革开放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实施学位制度后最早的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之一。从《文集》新收的文章来看，他与国内大学最早博士点的其他导师都有学术交谊。在如何进行中国史学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他与其他先生亦有过交流。他与白寿彝先生早就认识。他说：“我很早就知道白先生具有高深的史学造诣，对他十分景仰，但缺少见面畅谈的机会。1952年，我有机会前去拜访，谈论学术界状况和史学问题。白先生平易近人，十分和蔼，他的河南话与我的山东话语音相近，增加了亲切感，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1年6月，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印《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之后，我曾数次与白先生通信，请教有关史学史的问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白先生来南开大学，我们在历史系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设置问题，也谈了史学史研究的问题。……1995 年 4月，白先生又约我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七卷题写书名。” （《文集》第 494-495页）1961年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第 4 号（1961 年 12 月出版）所载陆懋德编的《中国史学史》目录，即录自杨先生。其编者按云“本书系北平师范大学讲义，用八开毛边纸四号字排印，未公开出版。本目系杨翼骧先生就原书目录及各页眉上标目，过录惠寄。”杨先生与尹达先生也有学术交流。1981年夏天，杨先生应尹达先生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前夜晚，尹达先生专门拜访杨先生，磋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谈出自己的设想与规划，征求杨先生的意见和协助。此次论文答辩会，尹达先生还邀请了白寿彝先生、吴泽先生。其间，四位先生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交谈。（《文集》第511页）吴泽先生很重视杨先生的史学史研究成果，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录了杨先生的 3 篇论文。1982 年吴泽先生与杨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为了便于审阅词条，杨先生应吴泽先生邀请，亲赴上海，住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工作了五个多月。这段时间，他与吴泽及华东师范大学其他同行多次进行座谈。大辞典《史学史卷》最早出版，获得好评。它是杨先生与吴泽先生在学术上通力合作的结晶。 杨先生的史学史本科生教学情况已如前所述。从这次收入《文集》的为研究生开列的《中国史学史阅读书目》、与研究生的谈话，可以看出他的史学史专业研究生培养思想之精湛。 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他说：毕业论文不同于一般学术文章，要求论据充分，材料丰富。必须有自己的新的见解，不可泛泛而言，毫无新意。写毕业论文不要搞资料整理性的东西，必当有分析、有评论，有独到见解，最好达到一定理论性高度。资料整理的文章或资料编辑之书，可以发表、出版，甚至可以得到学界赞扬，但学位论文不能这样写作，这是个特殊要求。毕业论文选题目很重要。选好题目，可以一路顺畅，事半功倍。 关于研究论题的选择，他也提了几条原则性意见。研究者多而且成果比较成熟者，可以暂缓。有的问题研究得差不多了，尽量不要陷入重复探索，以免劳而少功。有的课题虽然有人研究过了，其成果不令人满意、关涉面还不充分；有些问题研究文章多但多所重复且未深入，都是还可研究的选题。关键是要有自己新的见解。过去未受重视或未得关注的史家、著作、史学事项，如有较大开拓空间者，可以优先作为研究的选题。 对研究生学习中国史学史专业，杨先生非常强调打好基本功。他说，基本功的问题十分重要，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影响对资料的理解和文稿的写作。他举数学家华罗庚、史学家钱穆为例，说他们成为著名教授后，还认真阅读高中课本，因为他们自学成才，担心自己基础不牢。对于中国史学史的基本功，他指出在几个方面需要打好，即古代汉语、四书五经的知识、目录学、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辅助学科（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避讳学）。在强调中国通史的重要性时，他说：“通史知识太薄弱，史学史研究无法深入，往往一出口就会造成讹误。”（《文集》第 369 页）另外，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史学史知识。研究史学史个案点的问题，也有必要了解全局才行。 《文集》收录的《阅读书目》（1984 年杨先生手稿），可谓是上述培养研究生思想的实施。《阅读书目》包括十八类书，依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论文和报道，胡绳、翦伯赞、吕振羽、邓拓等人关于现代史学史 的论文，梁启超、何炳松、朱希祖、柳诒徵、杨鸿烈的史学研究法或史学通论类著作，魏应 麒、王玉璋、金毓黻、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或清代学术史著作，郑鹤声、姚名达、余嘉锡的目录学著作，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著作，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著作，重要史学家传记，重要史书的自序及上表，近代所作的史学家年谱，有关史学的考证及评论，史学家文集、全集中有关的文章，关于史事的评论，史学名著，中国史学史论集及当代中国史学史著作，西方史学史著作，有关史学的书籍及报刊上有关史学史的文章。关于这个《阅读书目》的使用，乔治忠教授说：“这是每届研究生入学时必然发给的攻读书目，历年补充修订，并非固化的文件。不仅如此，面交此文件后，先生要从头到底将之说明讲解，每篇文、每部书，内容如何，特点如何，何处论述精要，何处存在问题等等，娓娓道来，一举把学生引入专业门径。”（《文集•前言》）作为杨先生晚年的博士生，孙卫国教授对杨先生的这个《阅读书目》这样回忆道：“记得第一堂课，他给我们三人各发一份《中国史学史专业入门阅读书目》……我们根据书单，逐一阅读相关书籍，有问题则随时向杨先生请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而打下史学史的基本功底。”杨先生这个《阅读书目》，使我想起《史学史研究》1987年开辟的“读书会”栏目。白寿彝先生在该栏目列了30种书，包括经书类、正史类、通体类、学案类、史评类著作，认为它们是研究史学史应重点读的基本书籍。杨先生的《阅读书目》，与白先生列的书籍，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先生列的书籍主要是为专业的史学史研究打基础，杨先生的书目则主要从培养研究生的角度设计的，出于教学的目的。杨先生讲的研习中国史学史的方法，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原则，与拙著《史学史导论》根据白寿彝等先生的论述所阐释的理论和方法，有许多也是相通的。《杨翼骧文集》“杂撰鸿爪”栏目还收录了杨先生给自己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所写的“导师评语”。有趣的是，他对硕士研究生论文的评语大都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指出了论文存在的问题；而对博士研究生论文的评语则主要肯定论文的优点，缺点几乎没写。这样做的目的，也许就像乔治忠教授说的是为了“鼓励和鞭策”吧！这对我们的研究生导师来说，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经验。 三、学问道德两纯粹的高尚追求 杨先生不仅治学态度认真，而且特别注重德行修养，强调治学与做人的统一。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对之身体力行，还谆谆教育弟子们也要如此。他为弟子们讲的《谈治学与做人》，出版《学忍堂文集》时所作的《自序》，运用学术史上的真实事例，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家史，谈学者应如何做人，语重心长，语言质朴，道理深刻。前者虽然是给自己的弟子讲的，但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都能从中受益。 《谈治学与做人》，先讲如何做人，次讲治学态度。他说：“学者立足于社会凭的是什么？一是做人，二是治学，治学的人好好做人十分重要，治学要先学会如何做人，治学的目的是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品质高尚的人。学问渊博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品行不端，也得不到同事、同学和熟识者的尊敬。”“学者如果要得到人们尊重，学术上需要取得一定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品德要好。”“品学兼优、德才兼备，才是国家栋梁、社会精英，须知是品德在前，居于首位。能力越强，地位越高，对品德的要求应当越高。”“要珍视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学者，是教师的身份，言行应当检点，否则不足为人师表”。（上引见《文集》第 377-378 页）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做好学问自然是本分，但这还不够。做学问的人应是一个道德高 尚的人，治学应先立德，先把人做好。他认为，对于一般人而言，做人需要注意三点：1、真诚、宽厚；2、谦虚、谨慎；3、尊人、自重。他说：“对人真诚才能得人信任，对事真诚才能成功……不念旧恶，多原谅别人，也是一种美德。”“谦虚能够促进自己学习别人的长处，从而取得进步，并且受人尊重。谨慎是要言行上慎重，行动、言论，要想想是否合乎自己的身份，是否合乎公共的道德标准。学者无论多么清苦，都要保持人格上的清正高尚。”“人是平等的，尊人与自重是同一的，礼貌待人、稳健自重，就不会犯轻佻、浮躁的毛病，这也就是自重。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在这些小事上不会做人，治学也会受到意想不到的影响。”（上引见《文集》第379页）他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学忍堂文集》，并解释缘由说：“‘学忍堂’者，我家的祖传堂号……以祖传堂号作书名，一是表达对祖辈的怀思，二是对后学有所希冀。凡事要忍，忍为美德。前人对联中有‘万事忍为先’一句，而真正做到却着实不易，是则人人须学忍，而后能够忍。血气过刚，毫无忍性，小有不满，暴跳如雷，非读书人气质，十之八九，难成大事。”（《文集》第 501 页） 《谈治学与做人》是1993年讲的，《学忍堂文集自序》是2002年作的。杨先生之所以赢得学界的真诚尊重，就在于他言行一致，真正践行自己所强调的治学精神和做人原则，做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他学问道德两纯粹，洵为学界之楷模！ 四、赘言：与杨先生交往点滴之回忆 杨翼骧先生是我的乡贤，他是山东金乡县鸡黍镇杨瓦屋村人。对杨先生的家世，我小时候就知道一些。原因是他的姑母就住在我们村，与我家离得很近。据说杨先生20世纪50年代回老家时，曾到过我们村探望他姑母。而我们家与他家还有老亲戚。他的奶奶是我们周家的姑娘，是我爷爷的亲姑奶奶。杨家是金乡县有名的读书人家，到底多有名，那时年龄小，根本就不懂，老辈人也说不清楚。只记得爷爷说过，他的这位姑奶奶当年说媒的时候，有家境比杨家富、地比杨家多的来提亲，都没同意，只因杨家是书香之家，就愿意了。《文集》中的《杨翼骧自传》云，他们家在清代出过十个进士。那确实是不得了的家族荣光。这位太姑奶奶生了七个子女，除了两个早夭，其他都有学问，有出息。杨先生的自传，说他的父辈均为中学老师。但我知道，杨先生的父亲杨经元，数学教得很好，外号“杨代数”；在抗日战争期间，是著名的抗日游击学校湖西中学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是金乡一中校长。杨翼骧先生的二伯父杨汉章曾是同盟会会员；抗战期间，在湖西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文史馆馆长等职。杨翼骧先生这一辈，堂、表兄弟不少，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其中杨一辰、杨希文、姚力文最有名。杨一辰是杨先生大伯父的儿子，参加革命很早，新中国后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河北省副省长等职。“文革”时惨遭迫害，“文革”后平反复职。杨希文是他二伯父的儿子，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军鏖战，身受重伤，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姚力文是他姑姑家的儿子，《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高级记者，曾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祖父。在我四岁的时候，祖父开始教我识字、读书。……祖父教私塾时，对学生很严厉，学生不能背诵或不守规矩，就要挨打。后来年老不教私塾了， 便在家教自己的孙子，仍很严厉，我的两个堂兄（一名杨翼辰，字德如，后改名一辰；一名 杨翼心，字希文，后以字行）跟祖父念书时，也经常挨打。但到了教我的时候，祖父已年近古稀，身体衰弱了，脾气也变好了，从来不打我，而且当我背诵得好时，还赏给零食吃，带 我出去玩。后来两个堂兄谈及此事，都很羡慕我。”（《文集》第462-463页）综上可知，杨先生的家庭不仅是书香门第，而且是一个追求进步和革命的家庭。 由于我家与杨家有这点老亲关系，我父亲读书就曾受惠于杨家。我父亲上学晚，报考金乡一中因为年龄偏大受阻。我父亲让杨先生的姑姑带着他找杨经元校长。杨校长给说了话，终于报上名，顺利考上金乡一中。我知道杨翼骧先生是南开大学教授，也是住在我们村的他的姑姑告诉的。我在大学本科阶段，重点学习过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作者中有杨翼骧先生。此外，他的论文《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那时似乎也看过，感觉他论证严密，说理透彻。我真正了解杨先生的学术是在读了研究生之后，特别是读博士研究生之后，知晓了他在史学史领域的地位和造诣。因此，拜见杨先生就成了我读博期间的一个心愿。1997 年 10 月，我在北师大从瞿林东先生读博士二年级，因参加“20世纪史学名著”编纂工作而到石家庄出差（该丛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出版），办完事后特转道天津，拜见杨先生。当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岳纯之正师从杨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我便在他的引导下到杨先生家。杨先生瘦高个，乡音未改，金乡话中特有的字眼还能听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实在。一开始，他把我的名字说成“朱文玖”，说他的表弟姚力文曾向他介绍过我。我纠正说，我叫“周文玖”，姓周，老辈与你们家有亲戚。他似乎恍然大悟，说：“是啊，在金乡，杨家、周家、朱家、李家是大姓，杨家与这几家都有老亲关系。”接着，他很快说道：“咱们金乡是个农业县，过去很穷，上学的人少，考上大学的更少。金乡第一个大学生是周冠五的哥哥，他是留日生。”（按：周冠五，金乡县王丕庄人，曾任冶金部副部长，首都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工业领域改革的代表性人物。）我说到他的表弟姚力文先生，他似乎对这个表弟很自豪，笑着说他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是同村的缘故，我与姚力文先生接触较多，但我从未问过他在刘少奇身边做什么工作，是从杨先生这里第一次知道姚氏的职务。我请教了杨先生一些专业问题，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我对这个论题的学术价值开始不是很自信，杨先生说很有价值，鼓励我下功夫做，并认为20世纪四十年代，这个学科已初步形成了。我问到金毓黻五十年代出版《中国史学史》修订本删去最后一章和结论是不是出于谨慎，杨先生认为应该是，因为最后一章讲的是近现代史学，涉及许多近现代的学者。杨先生向我讲述了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期金毓黻与他的谈话。他说，金毓黻这个人很谨慎，《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访杨翼骧先生》（《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里面记述了金毓黻对他说的话，但不全，其实后面还有一句，没写进去。金先生最后对他说：“研究史学史，要讲历史观，有危险，我劝你也别搞了。”杨先生还说到北师大是学习史学史的好地方，勉励我努力学习。具体还讲了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太清了。翻开当年的日记，只有寥寥的几句：“我与纯之去杨翼骧先生家。从4点谈至6点。老先生健谈，对我们格外亲切。”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民国时期史学界的掌故知道得很多，学术界的故事信手拈来说得引人入胜，所以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色已暗，我与岳纯之不得不向先生告辞。杨先生的和善让我感到，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与别人出现矛盾。他具有天然的令人钦敬的性情魅力。对于他的知识的渊博，吴怀祺先生也有同感，有一次我们谈到杨先生，吴先生感叹杨先生知道的学界故事真多。 后来，我给杨先生写过几封信，把发表我文章《朱希祖与中国史学》的那期《史学史研究》寄给他，向他表示感谢，说读了他的访谈文章才知道朱希祖这位学者。他回信予以肯定，并说朱希祖是大家，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杨先生的回信，虽然都不太长，但字迹俊秀，且解释因为手抖，不得不用圆珠笔。我还把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托乔治忠教授转交给他，以表示那次谈话对我学业指点的感谢。由于搬家几次，杨先生的回信竟找不着了，这让我很感懊悔。杨先生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我觉得他对家乡有很深的情感。他对我个人的关心和热情勉励，寄寓着他浓厚的爱乡情怀。读乔治忠教授编的《杨翼骧文集》，不禁忆起二十多年前拜见杨 先生之情景。谨附赘于此，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