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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金 周立民
身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常年翻阅大量资料，拜访许多老人，总想从“巴金的朋友圈”里看到巴老更多的一面。沈从文、卞之琳、李健吾、梁宗岱、方令孺、萧乾……当他重读这些老人留下的文字，他惊奇地发现尽管他们和巴老性格各异，却有着十分一致的精神底线，真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 在周立民看来，他们的生命有时晦暗不明，有时却光彩夺目。时间已经在做旧他们，他们仍然是一座富矿，特别是与“此时此刻”的时事和心境联系起来，这座富矿资源丰富，依旧能给后人极大的能量，“甚至我觉得，离开他们，我们读不懂中国，也不会找到前行的方向。” 今年7月，周立民所著《星水微茫驼铃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通过对那一代文人书信、日记等史料的整理和解读，追寻老一辈文人的文化轨迹和精神之路。它以周立民2013年在《收获》杂志开设的专栏“星水微茫”为基础，另做修订、增补，形成一本更为完整的著作。  今年7月，周立民所著《星水微茫驼铃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师宿舍、白乐桥、萧乾复兴门外的家……在这本《星水微茫驼铃远》中，周立民沿着老人们留下的足迹，一一寻找那些曾留下浓墨重彩的地方。“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巴金及他的朋友们记忆深处里无比珍贵的地方。 这里翻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华章 1933年，靳以在北平租下了“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小院，将它作为《文学季刊》《水星》的编辑部所在地。很多人的文学梦从这里开始飞翔，比如曹禺，他的《雷雨》就是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的。 “我常常想起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我们都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北屋，每人一个小房间，中间有一间大的办公室，靳以和我坐在一张大写字台的两面，我们看校样，看稿件，也写信，写文章。”垂暮之年，巴金曾动情地写道：“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编辑注：曹禺）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  1934年靳以与卞之琳摄于三座门大街十四号 《文学季刊》出版以后，反响热烈，巴金和靳以等人想趁热打铁再出版一个专登文学创作的小型刊物，也就是后来的《水星》。卞之琳还记得为刊物取名字的那个晚上：“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记得亭上人满，只得也乐得在亭东占一张僻远而临湖的小桌子。看来像大有闲情逸兴，其实我们忧国忧时，只是无从谈起，眼前只是写作心热，工作心切。一壶两壶清茶之间，我们提出了一些刊物名字。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只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虽然当时也不是见到这颗旧称 ‘辰星’的时候。”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摄于沈从文家，自左至右依次为：沈从文、巴金、张兆和、靳以、辛笛。 “‘写作心热，工作心切’，这中间应该有巴金、靳以、沈从文、李健吾、卞之琳、郑振铎，也可能有何其芳、曹禺、王辛笛等人。”周立民想，那时的他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谈笑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篇章已经被书写得圆圆满满。 而住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这段日子也成为巴金文学生涯的开拓点。随着《文学季刊》《水星》的创办，巴金从一位作家开始介入文学编辑活动。在周立民看来，这几个刊物的创办与巴金后来主持出版社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作者班底里，“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朋友们就占了一大半。  1978年摄于上海巴金家花园，右起：卞之琳、巴金、辛笛。  1985年3月，巴金与沈从文的最后晤面。 这里珍藏着他们别有风味的回忆 当然，在事业与理想的共鸣之外，“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也充满了生活之趣。 比如巴金提过，“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既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又充满生机和活力，“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五色杜鹃。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在七月的大清早，空气清新，花开得正繁，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到处都充满着生命”。 他到晚年都还记得在这里的生活细节：他们不用买报纸，国立北平图书馆就在旁边，要看就去那里；上厕所，也到那里。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小红瓜，小瓜结出时，在瓜上刻了个“金”字，瓜长大了，“金”字也跟着长大，真是开心。更有趣的是，他跟靳以永远只吃三个菜，因为他们只有三个盘子。 有时，一群朋友还成群结队地跑去吉祥戏院或者前门广和楼戏院看戏。如今走在三座门大街上，周立民的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当年的场景：从那片深灰色的胡同中跑出一辆辆洋车，那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去看昆曲的车队。一伙人“浩浩荡荡”的，有靳以、巴金、沈从文、曹禺、萧乾、卞之琳，还有一位性格更活泼的小姐——张充和。  少女时代的张充和 周立民在书里写到，戏散场后，外头的小吃摊还热气腾腾，或许看戏的队伍中有清华研究生、诗人曹葆华，靳以常常“威胁”他到东来顺请大家吃涮羊肉。夜深了，一群护花使者喊了一队洋车一起穿城送张充和回家。在护送的队伍中，有一位青年，他未必与张充和靠得最近，也未必会与张充和嬉嬉闹闹，可哪怕站在一旁，他也一定是这位活泼女孩的最动情的欣赏者，最小心的呵护者，他就是青年诗人卞之琳。多少年后，回忆往事，卞之琳写到自己“几度参与了这个行列，至今回想起来还别有风味”。  卞之琳、张充和1936年10月摄于苏州天平山 这里还能听到远去的驼铃吗？ “凡是在北京城里住得久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那里的‘四合院’，院子上面高高覆盖着蓝天，那澄蓝是多么可爱，还有远天传来轻快的鸽哨音，城门口附近荡漾着慢吞吞的骆驼铃声，真是听了叫人留恋，难以去怀。”出入“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青年诗人辛笛曾如是说。 一日，周立民沿着景山前街东行，一路追寻原三座门十四号的院落。他发现院落还在，但早已面目全非：所有的空间全被不知什么时代搭建的各色房屋挤占着，门窗各异，到处是杂物，一片混乱。 后来他又折回了北海，一路上，卞之琳写过的驼铃总在周立民脑海中闪现：“多少个院落多少块蓝天/你们去分吧。我要走。/让白鸽带铃在头顶上绕三圈——/可是骆驼铃远了，你听。” 可如今，这些都很遥远了。  1990年6月萧乾与巴金摄于巴金家的客厅 周立民并不希望自己的描述特别鼓励了那些总觉得生不逢时的人，“其实，回过头去，看看这些人的人生，我们毫不怀疑一个说法：这些人放在什么时代，都会吐露芬芳；他们要实现和完成的‘自我’是那么生机勃勃、百折不挠。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喑暗的时代，是因为有了这些生命的存在才显出它的光彩，而不是相反。” 也因此，多年来他都想做好一件事：把巴老还原到原初的环境中，去看巴老的所思所想；同时也把巴老放到我们当下的生活环境里，去体味他可能带给我们的生命启示。 周立民想追问的是：在星水微茫中，我们还能捕捉到远去的驼铃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