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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新疆成立了从事历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建立了本地学者队伍，开展了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批初步研究成果。在后一阶段，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求实创新，使新疆历史研究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除政治史以外，研究领域拓展到了民族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为正本清源，资政育人，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新疆历史；学术史；研究概况；宗教史；民族史;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项目批准号：05ZD060)之子项目《导论卷》成果之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疆历史的研究随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不断开拓进取，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新疆历史研究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新疆历史研究，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29年里，新疆历史研究领域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建立了本地学者队伍 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没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专门机构，本地的学者仅有几个人写过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事业，促进新疆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1956年夏，经国务院批准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并特别指示新疆分院要进行新疆历史、民族、语言等学科的研究工作。第二年成立了历史研究室。不久，历史研究室扩建为民族研究所。1965年，民族研究所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析出，单独建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的建立，使新疆有史以来有了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为广泛深入研究新疆历史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相继成立。1962年，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下设社会历史研究室，这里有不少学者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建立的科研机构中工作的专业人员与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学者，特别是北京、西安、兰州、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高校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共同组成了一支研究新疆历史的队伍，推动着新疆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2.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科研人员参加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进行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新疆农村牧区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形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夏合勒克乡的封建庄园》《南疆的瓦哈甫土地问题》《维吾尔族与伊斯兰教》《依鄯和卓——一个依禅派教主的罪恶史》和《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等报告，不仅为制定新疆农村牧区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新疆历史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1956、1958年，为了搞清楚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资料，特别是掌握有关各民族所处社会形态的具体资料，分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两次组织人员对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新疆始终是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重点关注的地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史学家冯家昇主持了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成立，研究室的科研人员积极奔赴天山南北，深入农村牧区，对新疆几个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通过参加社会调查，他们受到锻炼，了解了社会，提高了专业水平，不少人参加了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3.考古调查和发掘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研究离不开考古，所以在成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的时候就建立了考古组。时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文物普查，为此帮助新疆培训了一批各民族专业考古人员。此后，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南疆各绿洲、吐鲁番盆地、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以北辽阔草原，进行重点考古调查和发掘。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或以细石器为特征、或以磨制石器为特征、或以出土彩陶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掘了哈密市五堡墓葬、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和阿拉沟东口墓葬、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宝宝墓地、昭苏县夏台、波马乌孙墓葬、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米兰遗址等，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特别是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群出土的纸鞋、纸帽、纸带以及纸棺中，拆出一千多件文书，其内容绝大多数属于唐代西州都督府所辖各级军政机构的公文档案，涉及到各种制度，不仅是研究新疆历史的宝贵资料，而且对研究唐朝历史也有重要价值。 4.取得一批初步研究成果 上世纪60年代初，广大科研人员在进行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就开始参加各民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并陆续出版了内部征求意见稿。涉及新疆的有《维吾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柯尔克孜族简史简志合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80年代，经过补充修改，《维吾尔族简史》《哈萨克族简史》《柯尔克孜族简史》《锡伯族简史》等一批民族史著作公开出版，是和这一时期的工作分不开的。 1962年，因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伊塔事件”，大量边民外逃。为了在各族人民中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新疆民族研究所接受了编写《新疆简史》的任务，两年后完成了古代史部分(从远古到1840年)和近代部分的改定稿。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新疆简史》的编撰工作被迫停止下来。直到1979年初《新疆简史》第一、二册的编撰工作才最终完成，并公开出版。第三册的出版则是1987年的事了。《新疆简史》三册共计82万字，叙述了从远古到1949年的新疆历史，填补了史学研究的空白，受到了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上世纪70年代初，史学界加强了对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由西北大学牵头，新疆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兰州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共同编写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新疆民族研究所还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协作编写了《准噶尔史略》，并于1985年公开出版。民族研究所组织所内人员编辑了《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史料》《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等大型资料汇编，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新疆地方历史积累资料。 除上述的集体著述以外，一些学者还撰写出版了研究新疆历史、民族史的专著。安作璋《西汉与西域关系史》1，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汉与匈奴争夺西域以及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2，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突厥和突厥汗国的兴亡。岑仲勉的《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3既汇集资料，又有诸多专深的考证，且附有多篇论文。与此类似的著作还有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维吾尔族史料简编》4，采取纲目体裁，编辑史料，每章有提要，略述本章内容，勾勒出维吾尔族历史的框架。上述著作，在新疆历史特别是民族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里，学术界发表的有关新疆历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疆与祖国的历史关系。主要有：吕振羽《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5、李遇春《从出土文物看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6、梁斌《先秦时期我国内地和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亲密关系》7、刘慧琪《两汉时期西域与祖国的关系》8、王仁波《从汉唐墓葬中的马俑看新疆和内地的密切联系》9、汪宁生《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10、陈高华《元代新疆和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11等。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早在青铜器时代，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经济贸易往来，以后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为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辖与治理。主要论文有：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12、卢苇《论两汉西域都护府》13、唐长孺《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高昌郡县行政制度》14、郭平梁《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15、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16、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17、吴震《唐开元三年〈西州营名笈〉初探》18、赵春晨《十八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地区的历史意义》19、冯锡时《清代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的设置及其意义》20等，主要论述了汉至清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情况。 三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热点。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21、韩敏《我国西北边界变迁的历史真相》22、薛衔天《霸权主义的手法——关于〈中俄北京条约〉西部条款的几个问题》、李之勤《卑鄙的手段，卑鄙的目的——揭批新老沙皇的“常驻卡伦国界”》23、龚书铎、李侃《沙俄侵占伊犁和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24、刘振明《沙俄侵占伊犁和我国收复伊犁的斗争》25、沈传经《沙俄在1881——1884年从我国伊犁劫走的居民是10多万》26、王绳祖《19世纪60至70年代英俄在新疆的角逐》27、郑史《沙俄武装侵占我国帕米尔地区的历史真相》28、黄盛璋《驳无耻的“浩罕继承论”》29等，论述了沙俄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过程及其霸权主义的手法。蔡锦松《一八五五年新疆塔城各族人民焚烧沙俄贸易圈的斗争》30、赵春晨《伊、塔通商章程是中俄关系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31全面论述了伊、塔通商章程签约的背景和过程。周伟洲《华俄辺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32、郑仲兵《关于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的考察》33，论述了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 四是对历史人物评价。这一时期对新疆历史人物的研究集中在对左宗棠和阿古柏的评价上。洪源《阿古柏政权的本质和清兵西征的意义》34、樊啸《对于阿古柏这一人物评价的商榷》35、江地《阿古柏运动的性质》36、马汝珩《试论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及其反动本质》37、包尔汉《论阿古柏政权》38等，揭露了阿古柏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学界对左宗棠西征基本是肯定的，他收复新疆符合当时国家利益。杜经国《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39明确指出，左宗棠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里，新疆历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毕竟属于初创时期，其研究广度和深度还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它为以后研究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是一个新的开端。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历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求实创新，使新疆历史研究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已发表的4000余篇关于新疆历史的论文中，有四分之三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在已出版的100多部关于新疆历史的著作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1.在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由此延伸出来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民族关系及民族政权等问题，成为了新疆学者与全国学术界共同讨论的热门话题。1981年，谭其骧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40他的观点受到大家的普遍赞同，成为了学术界的共识。 在讨论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时任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41、《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42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所独有的鲜明的民族特点和特长，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各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从而产生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一“是由于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移民和民族融合造成的”。他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传统”。谷苞的论述是费孝通先生创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潮的日趋活跃，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死灰复燃。民族分裂分子以其作为理论根据，煽动宗教狂热，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以致发生了武装暴乱事件。90年代初，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三股势力”，严重影响和破坏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此，史学界加强了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研究，整理出了有关资料，翻译了国外的有关论述，发表了《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批判》43、《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及其对新疆的渗透与破产》44、《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与杨增新的对策》45等文章。对鼓吹和宣扬“双泛”思想的“三本书”，则进行了有力批判。主要论述有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46、周伟洲《关于维吾尔族族源问题》47、林幹《应该正确阐明匈奴的历史面貌和历史作用》48、王宗维《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居民及其与匈奴的关系》49等。通过批判“三本书”，新疆史学界深刻认识到，新疆的现实问题往往反映在对历史问题的认定上。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包括各民族的发展史和宗教演变的历史，正本清源，对于反对“三股势力”，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是非常必要的。 2.考古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为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吉木乃县发现的“通天洞文化遗址”50表明，在距今四万五千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新疆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吐鲁番市交河沟西、哈密市七角井、疏附县乌帕尔、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四道沟等文化遗迹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不同的人群已经散布在新疆各主要绿洲和大河河谷一带。若羌县小河墓地、尉犁县古墓沟墓地、于田县流水墓地、阿勒泰市切木切克墓地、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鄯善县洋海古墓群等青铜器时代文化遗迹说明，以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为代表高加索人群的东进活动，对新疆西部地区有广泛的影响，蒙古人种族群的西进活动，对新疆东北部、东南部地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哈密市焉布拉克墓地、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尼勒克县奴拉赛铜矿遗址、新源县71团一连鱼塘遗址、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等，反映了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民丰县尼雅遗址、洛浦县山普拉墓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故城、奇台县疏勒城遗址、吐鲁番市交河故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东黑沟遗址等，出土有大量文物，反映出新疆与内地的日益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各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辖。 3.启动重大项目、促进学术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疆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大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加之社会的迫切需要，编写一部科学的、权威的、多卷本的《新疆通史》已经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2002年5月，新疆社会科学院向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递交“关于编写多卷本《新疆通史》的报告”。2004年9月，《新疆通史》作为全国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正式批准立项。2005年2月，《新疆通史》编委会召开全体会议，编撰工作正式启动。 作为新疆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分为主体工程、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三个部分。主体工程包括14卷16册正文，与正文各卷相对应的14卷《新疆通史资料简编》，以及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档案等编辑的《新疆通史·图录》5卷。基础工程主要是档案、历史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外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辅助工程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就新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组织专家进行专题研究;二是翻译一批国外学者研究新疆的历史著述。 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十余年的共同努力，《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已经到了收官阶段。主体工程各卷大部分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初审、复审;基础工程已经完成和出版了《民国时期新疆档案汇编》100册、《甘肃省档案馆馆藏清末新疆档案》12册、《民国时期国民党党部在新疆活动档案》2册、《民国时期新疆银行及金融活动档案》、《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等。历史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和外文文献的收集、整理项目已经全部完成。辅助工程立项102项，大部分已经完成。《新疆通史》的编撰工作既汇集、吸收了以往新疆历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又为以后新疆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包括新疆历史研究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增加，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得到资助。包括《新疆通史》在内，《新疆经济开发史》等数十项新疆历史研究项目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与此同时，自治区设立社会科学基金，也有不少历史研究项目批准立项。仅就《新疆通史》项目来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治区财政拿出数千万资金予以资助，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些项目带动、促进了新疆历史研究。 4.研究队伍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学术研究机构又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改隶社会科学院领导，民族研究所的考古组、宗教研究室、民族理论研究室先后扩建为考古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古代史、近代史、民族史等研究室及图书资料室建为历史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建立和原民族研究所科室的调整，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新疆历史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除全疆性的专门研究机构外，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喀什大学、伊犁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也纷纷成立研究机构，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在教学之余，积极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特别是新疆各级史志办、党史办以及龟兹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的成立，使新疆历史研究有了更加坚实的组织基础。现在，新疆已经拥有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科研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多民族的新疆历史研究队伍，与国内外学者一道推动着新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从事新疆历史研究的学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一大批硕士、博士充实进来，不断地补充着新鲜血液。上个世纪30～40年代，治新疆历史的学者，不过几个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虽有发展，也是屈指可数。但至2005年初，《新疆通史》编撰工作启动的时候，直接承担《新疆通史》各类项目，或参加各类会议及编委会各项工作的专家、学者就有340多人。新人辈出，继往开来，必将带动新疆历史研究不断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达到新水平。 5.新疆历史研究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历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版的通史性著作就有《西域通史》《新疆史纲》《新疆史鉴》《新疆的历史与现状》四部。除政治史外，新疆历史研究已经拓展到了民族史、经济史、宗教史、文化史、历史地理、历史人物等各个领域。其主要成果： 第一，阐明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在此将古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使其成为多种文明的荟萃之地。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仍然是新疆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有任一飞、安瓦尔《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51，段锟、李德华、刘星《新疆与内地关系史》52，朱培民《新疆与祖国关系史论》53三部专著，以及百余篇论文。这些论著全面论述了历史上新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对于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专题研究著作有：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54，陈国灿《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55，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56，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57，刘迎胜《蒙元史考论》(上、下)58，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59，苗普生《伯克制度》60，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61，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白振声《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62等等。上千篇论文论述了历代新疆军政建置、职官设立，以及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各项政策等等。 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有过曲折和反复，但国家统一始终是主流发展方向。同中原地区不同时期存在的割据政权一样，新疆地区先后出现过高昌麴氏王国、喀喇汗王朝、于阗王国、高昌回鹘汗国、叶尔羌汗国等几个地方政权。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交通编》63，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64，全面研究了高昌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等。相关论文亦认为，高昌中枢官制远承汉、魏、晋，近继诸凉，而实际脱胎于高昌郡地方行政组织。高昌城是在汉长安城、北魏洛阳等都城城制的基础上建成的。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65，全面论述了王朝的起源、疆域、民族、政治变迁和经济、文化等。这一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如耿世民、章巽、蒋其祥等学者指出，在喀喇汗王朝钱币上和《突厥语大词典》中，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等称呼，以及把喀什噶尔一带称为“下秦”，就表明他们自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66，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于阗国王统世系、国号、族别，及其与沙洲曹氏和喀喇汗朝的关系等。殷晴、孟凡人、黄盛璋等学者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于阗国王族和基本群众为塞种人，于阗与沙洲曹氏世代联姻，关系密切。 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67比较全面地论述了高昌回鹘汗国的王族、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以及同中原王朝的关系。王宗维《高昌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迁居永昌始末》68等，论述了高昌回鹘亦都护家族的历史变迁，及其迁居永昌并与当地居民融合的情况。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69系统论述了叶尔羌汗国的兴衰、体制、官制、经济、文化等。李进新《叶尔羌汗朝时期的宗教封建制度》70、陈国光《叶尔羌汗国政教关系的演变》71认为，汗国初期宗教是维护封建专政的工具，但随着和卓家族的兴起，和卓集团变为政权的操纵者，最终导致汗国灭亡。 第二，正确阐明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除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各民族简史外，出版的民族史著作有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和《嚈哒史研究》72，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73，林幹《匈奴史》74，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75，薛宗正《突厥史》76，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77，杨圣敏《回纥史》78，浩·巴岱《卫拉特蒙古简史》79，贺灵、佟克力《锡伯族史》80等，还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学术论文，这些著述对各民族包括已经消亡民族的源流、形成和发展、迁徙和分布、同化与融合、社会制度和文化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首先是对各民族源流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可以说，对各民族的起源问题，学术界都有分歧。问题不在于史事，而在于理论，即如何理解民族的“源”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不能把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民族起源于何时何地，主要指这个民族的主要族源最早的居地和时间”。81民族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步发展起来的，追溯到部落，就找到了族源。所以，有的学者又进一步指出，一定弄清楚“源”与“流”的区别，在一个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化、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或部族，只能称为“流”。82这种观点，已经逐渐被多数学者接受。 其次是民族关系。有民族，就有民族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互相依存、互相吸收、逐步接近、共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终于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同时，形成为既统一又各具个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是中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和反复，新疆各民族之间也有过矛盾和冲突。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历次动乱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的认同。83 第三是关于民族的迁徙。学术界多有探讨，如匈奴西迁、高车(铁勒)西迁、回鹘西迁、西蒙古西迁、柯尔克孜西迁等。学者们不仅论述了各民族迁徙的过程，而且认为，自汉代以后，从东向西成为了新疆民族迁徙的主要趋势。84 第四是关于民族融合。过去总感觉难以表述，但近几十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耿世民《试论塔里木盆地民族的融合和近代维吾尔族的形成》，85就比较深入地论述8、9世纪到10、11世纪塔里木盆地诸突厥语族民族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的情况，以及近代维吾尔族形成的过程。程溯洛《高昌回鹘亦都护谱系考》86，考证了高昌回鹘王室与蒙古血统的密切关系。根据新疆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学术界归纳出了民族融合的三种形式：一种是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一种是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许多少数民族，一种是某一少数民族与另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相融合。87这一成果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倡导的“三个离不开”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五是对各民族社会制度包括制度文化进行探讨，拓展了民族史研究领域。如杜荣坤《论哈萨克游牧宗法封建制》、88何星亮《哈萨克族的制度文化》、89李晓霞《试论哈萨克族的“还子”制度》90等。 第三，正确阐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新疆文化史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主要有：余太山《西域文化史》91、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92、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93、仲高《西域艺术通论》94、高人雄《汉唐西域文学研究》95、薛宗正《历代西陲咏边诗研究》96，以及各民族的文学史等。 历史上，新疆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它一方面向西传播中国文化，一方面又吸收外来文化，经过消化、吸收后不断地充实着中华民族文化。郎樱《论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97、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资料看中伊文化联系》98、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99等，论述了新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水涛《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100认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同时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王欣《高昌文化综论》101、孟楠《略论龟兹文化的兼容性及其启示》102等，论述了各地文化的特点。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103等，论述了新疆屯垦文化形成的基础和性质。 历史上，新疆地区使用过多种语言文字，分属汉藏、印欧、阿尔泰三大语系。学术界主要论述了于阗文、佉卢文、粟特文、吐火罗语、突厥语文、回鹘语文、托忒蒙文等的源流、演变、语法、结构、字形、字体以及有关文献。 文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著述的研究上，如对《福乐智慧》《江格尔》《玛纳斯》、边塞诗的研究等。探讨了各著述的思想、背景、审美、语言艺术，以及英雄主义和国家统一情怀等。 除继续对西域乐舞进行研究外，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十二木卡姆》的研究。周吉《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十题》104等论述了《十二木卡姆》的名称、分布、内容、结构、旋律、节奏、地域特色。 李肖冰《西域文明的象征——论新疆古代陶器纹饰艺术》105、冯其庸《对新疆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106等，论述了新疆古代陶器纹饰，以及石窟壁画内容、源流、特点等。 第四，阐明了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地区 历史上，新疆流行过多种宗教。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有关宗教的著作有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107，魏长洪《西域佛教史》108，霍旭初《考证与辨析：西域佛教文化论稿》、《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109，陈世良《西域佛教研究》110，才吾加甫《新疆古代佛教研究》111，陈慧生等《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112，高永久《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113，刘正寅《西域和卓家族研究》114，韩中义《西域苏非主义研究》115等，论文涉及到各种宗教。 佛教是如何传入我国的，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传入西域的时间也有分歧。季羡林《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116认为，佛教是由印度传入大月氏，再由大月氏传入新疆，然后沿北道疏勒、龟兹、焉耆传入内地，时间当在西汉末叶，即公元前1世纪。他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学术界探讨了佛教在于阗、楼兰、高昌等地的传播。还有一些文章论述了回鹘人西迁新疆以后改信佛教的过程，以及回鹘文佛教文献。 尕藏加《吐蕃佛教与西域》117、陈得芝《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118等，论述了藏传佛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吐娜《新疆黄教寺院概述》119介绍了新疆蒙古各部寺院的分布以及内部组织和宗教活动等。 学术界对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传播路线、方式等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公元10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经过长期的战争，11世纪初传播到和阗，14世纪后半叶，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子以强制方式将伊斯兰教推行到了吐鲁番、哈密地区。陈国光《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论我国哲合林耶门宦的来源》120等，论述了苏非主义在新疆和内地的传播过程。魏良弢《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一个“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考实》121，论述了和卓家族中白山派、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潘向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122认为，和卓家族虽然出自苏非神秘主义教团，但并未改变当地伊斯兰教传统逊尼派属性。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吉尔赞喀勒墓群考古发现表明，在距今2400～2600年时祆教已经传入新疆地区。123高永久《西域祆教考述》124论述了祆教在中亚、新疆的传播过程。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125、姜伯勤的《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祀》126等则指出，“萨薄”既是商胡聚落的“商主”，也是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 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127、雷闻《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128等认为，道教在西州的传播是唐朝地方道教的一个缩影。杨富学《回鹘之道教》129根据回鹘文占卜书认为，回鹘人中有不少道教信徒。王鹏辉《清代民初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研究》130论述了清代及民国初年镇迪道佛寺道观的分布及其社会活动。 杨圣敏《试论回鹘宗教思想的演变与改宗摩尼教》131、陈俊谋《试论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影响》132等，论述了摩尼教在回鹘中的传播。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133、林悟殊《从考古发现看摩尼教在高昌回鹘的封建化》134等，论述了摩尼教在高昌的传播及其封建化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整理、翻译了一批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成果多集中在柳洪亮《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135中。 唐朝贞观九年(635)，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入中国，称景教。高永久《西域景教考述》136、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斯脱里教分布》137等，论述了景教在新疆和中亚地区的传播。于江《近代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138、木拉提·黑尼亚提《基督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139等，论述了清末基督教在新疆各地和各民族中的传播。李经纬、牛汝极等学者，收集、整理、翻译了新疆发现的景教文献，并对其进行了研究。 学术界对萨满教、巫术以及图腾崇拜等也有研究。 马品彦《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140将新疆宗教演变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佛教为主要宗教，与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并存的阶段，历时千余年;以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祆教、景教、摩尼教日趋衰微的阶段，持续六个多世纪;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与藏传佛教、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并存的阶段，从16世纪初至现在。这种时间上的划分，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 第五，正确阐明了新疆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作出的贡献 历史上，新疆各族人民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边疆，推动着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著作有：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社会经济研究》141、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142、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史》143、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144、齐清顺《清代新疆经济史稿》145、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146等。论文涉及经济史的方方面面。 由于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对南北朝、隋唐时期新疆地方土地和赋役制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不少文章论述了麴氏高昌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特点，赋役制度，以及租佃田地的数量、种类、租价、租种关系等。有的学者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均田制问题，以及租庸调制在吐鲁番地区的实施情况，不仅推动了新疆历史的研究，而且促进了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赋税制度》147论述了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各种税目和税率，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148认为，回疆粮赋“视岁收数目”而非按土地面积征收，反映了与中原地区的制度差异。 关于农业与农垦史研究，出版有四部专著。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149、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150、方英楷《新疆屯垦史》151、赵予征《新疆屯垦》152，全面地论述了新疆地区屯田的形式、性质，以及屯田的组织管理系统、特点、作用和意义等。 除对历代屯田的规模、生产力水平、意义进行研究外，学术界论述了屯田性质的转变，认为清代新疆屯田强调“兵民并济”“战守兼宜”，不仅是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主要措施，也是开发建设新疆的重要途径。153 张玉忠《新疆出土的古代农作物简介》154根据考古资料指出，在距今3800多年前，新疆就种植大麦、小麦和青稞。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155认为，新疆地区的犁耕始于西汉，魏晋时期推广了牛力犁耕。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156，论述了天山南北农牧业生产发展特色。 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157和魏新民《试析中国古代西域农田水利建设的历史特点》158等，论述了古代新疆的水利开发及其特点，但对坎儿井的起源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柳洪亮《略谈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制度》159、孙晓林《唐西州高昌县的水渠及其使用、管理》160等，对新疆水利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研究畜牧业史的专著，有王作之《新疆古代畜牧业经济史略》161。论文有殷晴《新疆古代畜牧业的发展》162、魏迎春《古代高昌地区畜牧业状况管窥》163等，论述畜牧业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古代高昌地区畜牧业规模、牲畜种类和管理制度等。徐伯夫《18～19世纪新疆地区的官营畜牧业》164、王东平《清代新疆马厂制度研究》165、张建军《乾隆时期新疆屯牧的发展及其地域特征》166等，论述了清代新疆官营牧厂的畜群种类、管理制度及意义。 王茜《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及特点》167论述了历史上新疆园林业的发展及特点。卫斯《唐代以前我国西域种植葡萄历史疏证》168、王艳明《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的葡萄种植业》169等，论述了西域种植葡萄的历史及唐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种植的规模、属性，葡萄园地的还授、租佃、买卖等。 马国荣《汉代新疆的手工业》170认为，汉代新疆地方手工业门类齐全，是其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唐长孺《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丝织手工业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171、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172、韩国磐《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高昌的丝棉织业》173等，论述了唐代以前新疆毛纺织、棉纺织、麻纺织和丝织业的发展。贾应逸《新疆出土地毯研究》174等，论述了新疆生产地毯的历史及其与内地的交易。 关于矿产资源的开发，李肖《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175探查了库车、拜城县境内的采矿、冶炼和铸造遗址。王致中《清代新疆矿业述略》176等，论述了清代新疆矿产的种类、分布、开发和利用情况。陈延琪《近代新疆石油工业的三次盛衰》177论述了近代新疆石油工业三次兴衰的过程和原因。 历史上，新疆与内地商业贸易频繁。徐伯夫《古代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来往》178等，论述了古代新疆各族商人在内地的活动及商品种类、数量等。程喜霖《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179等，论述了唐代新疆地区市场、物价管理、税收和商人的活动。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180认为，宋代以降，回鹘人控制了丝路东段贸易，中继贸易取代了长途贩运。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181论述了玉石贸易的路线、种类、数量，以及贸易制度。 上世纪90年代，叶志如《乾隆年间新疆丝绸等贸易史料》(上、下)18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新疆与俄苏商业贸易档案史料》183的刊布，把清代、民国时期的新疆商业贸易研究推向高潮。王熹《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马价、丝绸价与贸易比值问题》184等，论述了清朝与哈萨克的贸易，以及杭州织造、江宁织造输往新疆丝绸的数量、品种、批次等。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85论述了17世纪以来新疆对苏(俄)贸易发展的变化及其特点。 关于货币研究的专著，有《新疆钱币》编辑委员会《新疆钱币》(上、中、下)186、王永生《新疆历史货币》187、蒋其祥《西域古钱币研究》188、穆渊，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的货币与金融》189等，对新疆历史上流通、发行的货币进行了系统论述。诸多论文则对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字，以及各地发行的货币及其特征进行了探讨。 对人口的研究，日益受重视。钱伯泉《西汉时期西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情况》190、梁景之《汉代塔里木地区的人口分布与变迁》191、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口》192等，探讨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的人口及其分布。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193论述了西域人口的数量、结构、特点，以及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等。苗普生《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194论述了清代维吾尔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纪大椿《近世新疆人口问题的历史考察》195等，论述了近代以来新疆人口的发展变化及原因。 第六，正确阐明了历史上新疆的重要战略地位及生态环境变迁 历史上，新疆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加之自然环境独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新疆历史地理的著作有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等。发表的论文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丝绸之路交通研究。贾应逸《丝绸之路初探》196、卢苇《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开通》197认为，在张骞通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出现，并论述了它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莫任南、钱伯泉、王守春等根据《穆天子传》、《山海经》和希罗多德《历史》等中外文献，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王炳华考察了丝绸之路南道中国境内帕米尔段所经地点、地名、地势、气候、物产等。198纪宗安《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东迁》199、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200、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201等，论述了丝路交通的变迁和交通管理。张广达《古代内亚的陆路交通》202认为，上千年的丝绸之路繁荣不衰，是出于人类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陈霞《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对新疆历史的影响》203认为，丝绸之路促进了汉代西域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交融。 (2)古代重要城镇的研究。由于自然环境及其它方面的原因，新疆历史上的许多著名城镇或被沙漠湮没，或被废弃。学者们探讨了楼兰故城的地理位置、规模、面积及其发展的历史，论述了龟兹都城地望的变迁，并就焉耆、尉犁、危须都城展开讨论，认定唐代轮台即今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城。通过考古调查，确定阿力麻里故城在今农四师六十一团六连辖区，博乐古城即元之普剌，额敏古城当为元之叶密立城。 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综合研究新疆城镇的布局、类型和发展变迁。杨发相《新疆绿洲型城镇的分布类型与兴衰》204将新疆绿洲型城镇划分为六类，认为自然灾害、水源减少、交通路线和城镇功能改变，都有可能造成城镇的萎缩甚至衰亡。阚耀平《近代新疆城镇形态与布局模式》205认为，清代新疆城镇奠定了今天新疆城镇体系的框架。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206认为，清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和北疆商业市场机制形成，确立了北部城市的地位。 (3)山脉、关隘、湖泊的研究。余太山《部分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山水》207考证了正史中所见山水名称及其所指现在的山脉、河流、湖泊。李吟屏《于阗牛角山新考》208认为，位于喀拉喀什河畔的库玛尔山就是古于阗的牛角山。王炳华《唐安西柘厥关故址并有关问题研究》209认为，柘厥关及与其共处的东、西柘厥寺，当在库车县城西之玉其土尔、夏克土尔。奚国金《罗布泊迁移的历史过程及其新发现》210论述了罗布泊迁移中的“中间过程”。 学者们对历史上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也有一些研究。陈亚宁、王志超《新疆南部历史时期环境演变及其原因的探讨》211、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发现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12、潘安定《北疆晚更新世以来植被与气候演化的初步研究》213等认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是导致历史上新疆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 第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趋于客观、公正 这一时期对新疆历史人物的评述，虽多为一般性介绍，但也不乏考证精细、论述深刻之作。近年来对封疆大吏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经历研究发展到了对其整体素质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为深入、客观、公正。 对两汉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不仅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更重要的是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影响，如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考》214、王欣《常惠综论》215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多与佛教有关。孟楠《中原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216、刘进宝《法显西行述论》217、杜斗城《关于敦煌人宋云西行的几个问题》218等，论述了他们西行求法的历史背景、路线、经过及其作用。牟钟鉴《鸠摩罗什与姚兴》219、刘元春《试论鸠摩罗什的大乘佛学思想》220等，论述了鸠摩罗什的大乘思想和“中观”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他在译经方面的贡献。 对隋唐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将领方面。如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221、吴玉贵《阿史那弥射考》222、薛宗正《阿史那献生平辑考》223、李琪《唐代高丽边将高仙芝及其在西域的活动》224等，主要论述了他们在西域的主要活动和事迹。 辽宋金时期历史人物研究较少。对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和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研究，主要集中到对《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的研究上了。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225探讨了大石西行路线及一些具体地理问题。 对蒙元明时期人物的研究，主要是在内地任职的西域人物。陈国光《论牙剌洼赤与马思忽惕》226论述了牙剌洼赤与马思忽惕父子二人任职西域和内地的过程，并对其政绩进行了客观评价。田卫疆《元代维吾尔族政治家廉希宪》227、王开元《论贯云石的思想倾向》228等，论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转变。 对清代历史人物的研究较为深入，历任伊犁将军均有论及。对他们在任期间治理新疆的得失，给予了客观评价。对于新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亦多有研究，如噶尔丹，认为他违背历史潮流，失败是必然的。而对渥巴锡率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贝都拉及其家族、吐鲁番额敏和卓及其家族等，均肯定了他们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功绩。 对左宗棠的研究集中于他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和举措方面，如邹礼洪《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229、马啸《左宗棠与西北近代生态环境的治理》230等。 杨增新是近代主政新疆比较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对其评价逐渐趋于一致。多认为，他是一位爱国政治家，是新疆代表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和封建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 以往著述认为，盛世才“伪装进步”、炮制“阴谋暴动案”、杀害中共党员，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来，有人认为，应该历史地、阶级地，又要分阶段地对他进行分析。231蔡锦松《盛世才评议》232认为，盛世才政治转向，是苏联逼迫所致，他没有出卖国家主权。 从1884年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刘锦棠，到旧中国最后一任新疆省主席包尔汗，论及几十个人，或褒或贬，或详或略，学者都有探讨，观点分歧不大。 三、新疆历史研究展望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疆历史研究成果，我们感到自豪。但同时也看到，新疆地方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我们的研究还比较滞后，还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发展也会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新课题，要求从历史研究中找到答案。这就使广大史学工作者在发掘、传承中华文明的同时，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宗教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科学回答新疆若干历史问题。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历史事实，认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33我们难以完全复原历史，但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愈接近于真实，结论愈科学，观点愈有说服力，愈有权威性。在新疆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考证精细、逻辑缜密的探索，并以此搞清楚历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同时，我们也需要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从纷繁庞杂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二，我们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古鉴今，资政育人。2015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正因为如此，人类总是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欲知大道，必先读史”“历史是一面镜子”等一系列至理名言，说明了历史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对历史科学的需求。我们毫不讳言，新疆历史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正确阐明新疆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正确阐明新疆各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古代民族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一员的，正确阐明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疆多元文化在吸纳各种文化的同时是如何不断充实着中华文化艺术宝库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巩固国家的统一，为新疆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历史科学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民族调查，到本世纪初开始编撰《新疆通史》;从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到批判鼓吹和宣扬“双泛”思想的“三本书”，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分裂斗争，历史研究都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发挥了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新疆史学界和全国其他省、区治新疆史、民族史的专家学者一起，担当起了主力军的角色。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三，把新疆历史放在中国历史、中亚历史和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把新疆历史放在中国历史框架中去考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进一步讲，早在青铜器时代，新疆与内地就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以后，当时被称为西域的新疆就划入了汉朝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后，新疆的历史脉搏一直和祖国一起跳动。所以，离开中国历史框架无法讲清楚新疆历史，更不能揭示新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把新疆历史放在中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新疆与中亚地区地域相连，人员来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过某些共同的东西，如同一民族、同一语言系属，甚至在同一政权统治之下，如唐朝、蒙元时期等。二是新疆地处古代中西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中段贯穿其中。历史表明，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之路，而且是民族迁徙之路，文化交流、交融之路。汉朝统一西域以后，新疆就成为了中国向西开放的窗口。丝绸之路通过这里，一方面把丝绸、漆器等无数代表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就的商品，以及造纸术、印刷术、养蚕缫丝技术等众多中国古代先进技术输送、传播到世界各地，丰富着当地人们的物质生活，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新疆传入中国内地，为中华文明提供丰富的营养。新疆在古代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要求我们把新疆历史放在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但是，必须指出：历史上，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趋向是向东，并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新疆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所以，我们把新疆历史放在中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框架中去考察的时候，绝不能把它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不断巩固的历史割裂开来。 第四，坚持继续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谁掌握资料，谁就掌握历史研究的主动权。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之所以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西方”，就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敦煌、从新疆掠走大批文书和实物资料。现在，这批资料基本上已经公布，发掘新资料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所以，新疆历史研究，包括敦煌学研究的主动权，已经逐渐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为了促进新疆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必须坚持做好档案文献、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史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些档案资料未能及时公布;由于各种原因，一些考古发掘报告，甚至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考古发掘报告未能发表;一些古籍文献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等等。另外，一些活的资料，即口述历史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五，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建国7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新疆历史研究中，必须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只有当新疆历史的研究成果被各族人民认识、接受的时候，新疆历史的研究才能发挥它的社会效益，才能变为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行动。在这一方面，新疆历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作法。上个世纪60年代初，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谷苞，就组织编写了《新疆历史丛话》。80年代初，他又主编了《新疆历史人物》，先后出版了五集，包括116位新疆历史人物。之后，《通俗新疆史》《简明新疆民族史》《新疆历史常识》，以及绘图本《新疆历史百问》等，相继问世。特别是到本世纪初，随着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分裂斗争的不断深入，史学工作者编写了《正确阐明新疆历史》《正确阐明新疆民族史》《正确阐明新疆宗教演变史》，以及《新疆历史知识读本》《新疆民族知识读本》《新疆宗教知识读本》《新疆文化知识读本》《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等图书，普及新疆历史知识，为各族干部和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一定要坚持提高与普及相结合，把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汇集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编写出更多更好的通俗读物，并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任何科学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成果。在科学的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走过一些弯路。我们尊重前人一切有益的学术探索，并在他们探索的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提高。我们坚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广大史学工作者一定会凝心聚力，正本清源，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