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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处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西接两河流域，东临中亚，北通欧亚草原，南面为南亚次大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处。内沙布尔盆地是丝绸之路中段要冲、呼罗珊大道中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毗邻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东南正对印度半岛，由此向东通往阿富汗赫拉特、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向西通往伊拉克巴格达。大量的文献记录和遗存显示，这里是周边各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 中伊联合考古成果丰硕 2018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同伊朗内沙布尔大学考古系合作，组建中伊丝绸之路考古队，对位于伊朗拉扎维呼罗珊省内沙布尔市的宝吉（Borj）遗址展开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 此次中伊联合考古项目旨在通过对宝吉遗址史前遗存的发掘，研究伊朗东北部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史前居民的经济形态以及该土丘遗址的形成过程等问题，探讨在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史前文化在西亚及东亚地区的传播和交流。伊朗的史前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扎格罗斯山脉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里海沿岸的北方地区。此次发掘希望获取伊朗东北部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实物资料，为了解伊朗东北部史前和历史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提供实证，为深入了解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背后的人群、社会和环境积累更多证据。 宝吉遗址位于内沙布尔市区东南约20公里，北距彼纳路德山8公里，是内沙布尔盆地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宝吉是一处土丘遗址，现存高度为8—10米，东西长420米，南北宽370米，实测面积11.1万平方米，保存相对完好。土丘表面植被较少，边缘部分被农民开垦土地时破坏，断崖上有文化层和遗物出露，周围为现代农田。 中方考古队进入伊朗开展考古工作后，通过与合作方的沟通，确定了基本的工作思路。2018年度的主要工作是对宝吉遗址进行地形测绘、全覆盖式调查和钻探，明确遗址的文化性质和具体范围。中方考古队利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测量仪系统，建立整个遗址的坐标体系，在遗址中心建立永久性的坐标基点。然后，将整个土丘分为四个象限，分别部署1111个10m×10m的探方，再以探方为单位全面采集文化遗物，并在现场进行分类和典型标本的收集工作，以明确遗址的文化性质。在调查过程中，中方考古队推广应用了探铲钻探和实时载波相位差分测绘的方法，引起了伊朗同事的浓厚兴趣。实时载波相位差分测量仪系统的应用，不仅可以实现更加精确的定位，建立的坐标体系还可以为之后的工作提供永久性的参照，受到了伊朗同事的欢迎。同时，伊方队员还对探铲的神奇功能很感兴趣，在实践中探铲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发掘开始前，中伊学者制定了适用于本地的发掘方案。由于当地气候十分干燥，且多为黏土和沙土堆积，土质土色难以辨认。考古工作者在发掘中十分重视对遗物坐标的记录，除了详细记录发掘过程中遗物的出土单位外，还要记录其三维坐标，尤其注重对深度的记录。此外，对发掘的每个单位都采集了土样，在当地进行浮选。通过对植物遗存的收集，研究古人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同时，对遗址中出土的骨骼和石质标本进行了全部收集，这些材料此前在宝吉本地的发掘中重视程度不够。在此次伊朗的史前遗址考古中，中方考古队充分运用了国内近年来形成的系统发掘方法和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思路，以期取得更为全面的考古学信息。 系统研究宝吉遗址遗存 考古工作者根据地面遗物的时代特征，确定了遗址的年代跨度，发现该遗址的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伊斯兰时期。这表明八九千年来，一直有先民在土丘上居住和活动。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大致摸清了各时期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变迁过程，为选择发掘地点提供了依据。通过对已获得考古材料的初步分析，人们可以大致了解伊朗东北部史前遗址的文化面貌和性质。 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彩陶标本。该遗址彩陶的面貌和我国西北以及中原地区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北部探方NBIT1603C内发现了两座土坯房基址，其中F1残存墙壁高32cm—44cm，北部已被破坏，平面呈近长方形，门朝西南方向，底部还有人类长期活动形成的踩踏面。从房内出土遗物判断，F1的时代应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F2位于NBIT1603C西南角，仅暴露出一段东西走向的土坯墙。值得注意的是，残存墙壁外侧还发现一处土坯墩子，与墙壁走向垂直，推测其作用可能是为了支撑发生倾斜的墙体。两座土坯房址的发现，为了解伊朗东北部地区史前人类的居住形式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对研究该地区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先民生活方式有重要意义。除了出土4件青铜器外，还发现了1件可能与冶炼活动有关的陶质坩埚以及炼渣，在遗址东北部也发现了成层分布的疑似与冶炼活动有关的遗物，为研究该区域史前冶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资料。考古工作者对各个堆积单位收集的浮选土样，进行了浮选和初步拣选，获得了一批农作物遗物，为研究宝吉遗址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以及农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资料。 未来两年，联合考古队还将继续对宝吉遗址展开发掘工作，要将探方发掘完毕，还要进一步扩大发掘面积，进入土丘内部，获取更加全面的考古资料。同时，系统研究伊朗东北部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模式和技术发展变迁等科学问题。通过高精度测年数据，构建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对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建立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开展针对彩陶的分析，对彩陶技术工艺和产地做进一步研究，并分析东西方文化在其中的关系。 深入开展冶金技术研究。已出土青铜器以及其他可能与冶炼有关的遗存，表明该遗址可能为一处金属冶炼中心。伊朗高原是最早发现人类利用铜资源的地区之一，正位于青铜冶炼技术由西亚向中亚地区传播的通道上。对该遗址青铜遗存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对揭示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与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要开展土坯建筑技术研究。土坯建筑是史前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其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居住形态，为早期定居聚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早的土坯建筑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泥砖和灰白色泥浆共同构建的建筑形式，部分土坯中夹杂有植物碎屑。之后，这种建筑技术向东传播至伊朗高原北部地区。宝吉遗址发现的土坯房基址为了解这种建筑技术和居住形式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材料。 总之，伊朗的考古工作给中国考古工作者提供了独特的材料和视角。认识“史前丝绸之路”上古人创造的灿烂文化，有助于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一带一路”专项“丝路文明与环境变化”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流学科重点项目“丝路科技与文明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