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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山人的语言生活，由母语、国家通用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跨国语言等，构成一个和谐的语言关系系统。各语言在行使交际、传承等功能过程中，有和谐共生，有交融竞争。茶山语借词系统表现了语言交融性，茶山语与傈僳语是空间共生，与汉语是跨时空共生交融。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景颇族茶山支系语言生活系统的共生与交融性，体现了各民族在共同进步中，不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茶山人和谐的语言关系映射了和谐的民族关系。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为该地区语言文化的共生交融创造了必要条件。 关 键 词：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共生；交融 作者简介：李春风，北京华文学院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语言学、汉藏语系语言对比。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片马茶山语参考语法研究”(16BYY170) “共生”属于生物学科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研究，指“一定区域内生命体之间为求生存而相互依赖的关系”[1]。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长期交往交流中，各民族平等，相互学习和影响,相互依存和发展，形成共生状态。民族交融是民族共生效应的一种反映。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3]。各民族在历史、政治、文化等多层面取得一致的民族认同[4]。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是边疆地区一道天然屏障，是国家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其语言关系、民族关系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民族关系研究复杂而重要。受两国经济、政治背景影响，跨境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生活特点不同，形成特定时期比较特殊的语言关系：母语、国家通用语、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跨国语言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其语言生活领域中，成为语言关系要素，各要素根据有无、强弱呈现不同的组合模式，构成不同的单语、双语、多语类型，形成一个共生的语言关系系统，并产生交融。各语言要素在行使交际、传承等功能过程中，既和谐互补，也有竞争冲突，反映了该地区共生交融的民族关系。本文从民族共同体视角，以多民族跨境地区的景颇族茶山支系为研究对象，探寻茶山人语言生活系统的共生性与交融性及其成因。 一、片马茶山人概况 我国景颇族有景颇、载瓦、勒期、浪速、波拉、茶山等支系。茶山是景颇族的一个人口较少的支系[5],自称“峨昌”,他称“茶山”，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片马镇岗房、古浪、片马三个行政村的中缅边界线上。片马镇位于怒江州泸水县西部，东与鲁掌镇毗邻，西、南、北三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64.44公里，是中缅边境北段交通要道和商业往来的重要通道，距离缅甸北部主要城市密支那244公里、葡萄约270公里。 全镇辖片马、古浪、岗房、片四河4个村民委员会和1个景朗社区居委会，共828户3327人。片马镇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边境乡镇，有汉、景颇（景颇支系茶山人）、傈僳、纳西、白（白族支系勒墨人）、彝、壮、怒等8个民族。片马镇傈僳族人口最多,其次是茶山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居住时间较长的民族群体。据史籍记载,茶山人的祖先来到片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唐代《南诏德化碑》上就篆刻有“寻传、禄郸、丽水、祁鲜”等名称。据考证,“寻传”就是今天的景颇族先民，丽水就是今天的伊洛瓦底江，即今天片马的小江。又据《蛮书》卷七记载，至少约公元8世纪时,景颇族高丽部落已居住在高黎贡山一带了。景颇族是一个由北方南下的民族,在迁移过程中,茶山支系与景颇族的主体分离，在片马地区定居,被片马主体民族傈僳族包围，并与缅甸茶山人往来密切。 1910年，茶山人居住在上片马40户，下片马40余户，古浪20户和小帕迭河寨（今岗房的小巴底河）五、六十户。1960年，中缅划界前，住上、下片马茶山人有125户，住古浪23户，岗房25户，共173户846人。中方接管片马地区时，全区田园荒芜、空无一人。1962年吴中边民回归8户、岗房回归4户、上片马回归3户。至1965年，全区回归68户，共314人。这些迁过去和迁回来的主要是茶山人，也有部分傈僳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怒江州景颇族129人（包括茶山和浪峨两个支系），2019年课题组在片马地区穷尽式调查，户籍在册茶山人149人，其中岗房村49人，片马村下片马40人，古浪村60人。与片马小江一河之隔的缅甸境内多数是茶山人，也有傈僳族。据当地研究人员说,缅甸境内茶山人口约20万，密支那省基本上都是茶山支系。 片马地区各民族史就是一部民族交融史。据史料记载，从1900至解放前夕，片马地区的茶山人就与傈僳、汉、白等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浴血奋战，联合抗击英国侵略军，迫使英国英国政府承认片马、古浪、岗房领土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片马地区建立了“片马抗英胜利纪念碑”和“片马抗英胜利纪念馆”。至今，片马区各族人民一直关系融洽，亲如一家。 二、茶山人语言生活的和谐共生 茶山人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中国境内的茶山语、傈僳语、汉语、白语、景颇其他支系语言，缅甸的缅语、茶山语、傈僳语等语言，其中境内茶山语、傈僳语、汉语是其主要日常用语，其他为次要用语。各语言在生活中表现出和谐共生的关系模式。 （一）语言生活现状 2019年，通过对6周岁以上有完全语言能力的149名户籍在册茶山人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其中岗房村49人，片马村下片马40人，古浪村60人。片马茶山人的语言生活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稳定使用三语，汉语基本普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茶山人懂母语、傈僳语、汉语的比例都非常高。149名茶山人，掌握母语者134人，占89.9%，总比例较高。三村具体情况是：下片马40人100%懂母语。岗房村47人掌握母语，占95.9%，两位不会茶山语的都生于族际婚姻家庭：7岁的学龄前儿童麻有良，母亲是傈僳族；10岁的蔡威成，父亲是汉族，并一直跟父亲生活在镇上。古浪村60名茶山人，47人掌握母语，占78.3%，其比例比下片马、岗房低得多。古浪村有吴中一组和古浪二组两个村民小组，古浪二组92%的村民掌握母语，古浪吴中一组母语掌握者数量较低，35人中有23人会母语。 懂傈僳语的133人，占89.3%，略低于母语。三村中，岗房村占比最高，达98%，下片马占比最低，72.5%。懂汉语的人数占比达到96.6%，不会汉语的5人，都是55岁以上的老人，这些老人平时都没有出过村寨，有2人是从缅甸嫁过来的，说明汉语在片马茶山人中已基本普及。 2.语言水平不一，各村情况不同。三村母语、傈僳语、汉语使用及水平情况是：下片马母语水平最高，92.5%（37人）熟练；傈僳语水平最低，45%（18人）熟练；母语、汉语使用稳定。古浪母语掌握比例和水平最低，61.7%（10人）熟练掌握；傈僳语和汉语熟练比例都比较高，分别是90%（54人）、80%（48人）。岗房村傈僳语和母语水平都比较高，熟练比例分别是89.8%（44人）、95.9%（47人）；汉语水平最低，熟练的为65.3%（32人），还有32.7%（16人）略懂。 3.存在代际差异，青少年民族语水平略下降。60岁以上老人全部熟练使用母语，年青一代的母语、傈僳语水平都有所下降。如不会母语的15人中12人是青少年，不会傈僳语的16人中12人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母语略懂的共16人，其中12人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68岁的宗庆说：现在年轻人茶山话的水平下降了，比如过去形容事物的词很丰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说了，只会用汉语说。 （二）语言和谐特征 茶山人语言生活以和谐共生为主，多数能够同时兼用母语、傈僳语、汉语，且兼用情况相对稳定，但在语言历史变迁中，各语言要素兼用比例略有变化。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各司其职，功能互补。 茶山语、傈僳语和汉语是片马茶山人的日常用语，在片马茶山人的不同生活领域行使职能，各司其职，功能互补。具体表现为： 母语是茶山人族内婚姻家庭用语，是聚居区的主要族内交际语，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片马、岗房村的茶山人分别聚居在下片马组、岗房一组和三组，母语掌握情况都很好。古浪二组是茶山人聚居地，除了2名从小不在村里生活的儿童，其他23人都是母语熟练。下片马、岗房村、古浪二组的茶山人，其家庭和生活用语都是茶山话，只要村里茶山人在一起就都说茶山话。茶山话是茶山人族内婚姻家庭用语，是茶山人聚居区的主要族内交际语。 傈僳语是景-傈族际婚姻家庭主要用语之一，是杂居区的主要村落交际语。古浪吴中一组傈僳、景颇、汉族杂居区，傈僳族人口最多，超过80%，茶山人多与傈僳族通婚，75户村民，户主是茶山人的只有10户，且夫妻双方都是茶山人的仅2户，茶山人都会说傈僳语。景-傈家庭中，家庭用语多为傈僳语，很多景-傈家庭子女落户时，选择了傈僳族，很多子女的第一语言是傈僳语。笔者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古浪二组的茶山人是小聚居，周围都是傈僳族，二组村民建的微信群，村民在群里发言时都用傈僳语，没有交流障碍。其他两村情况也是如此，与族外人交流时用傈僳语比较多。笔者参加了岗房村一户傈僳族婚礼，在场的茶山人都说傈僳话，很多人认为,傈僳语和茶山语一样，无需转换。可见,傈僳语是村落强势语，也是杂居区的主要村落交际语。 汉语是族际婚姻家庭主要用语之一，是最重要的社会交际用语。149人中，与汉族、白族通婚的家庭有11户。经调查，11户中有2户的家庭用语是傈僳语，1户是茶山、傈僳兼用，还有8户家庭用语以汉语为主。另据调查问卷显示，在除家庭、村落以外的一些公共场合，如学校、医院、集市等地，汉语是其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汉语的使用范围未来可能还会扩大。下片马村民褚玉强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说茶山话了，尤其是族际婚姻家庭儿童。他的妻子是白族，小儿子今年5岁（不在本次调查数据中），只会说汉语，不会茶山话。 除了以上三种功能语，还有2人会缅语，4人会白语，2人会说景颇族的波拉、浪速支系语言，但使用范围极其有限。如下片马的褚玉华在缅甸打工时学会缅语，曾在工厂当过缅语翻译，现在基本不用了。褚玉强婚后跟白族妻子学会了白语，在家有时候说汉语有时候说白语。岗房村20岁的陈思河从小在外婆家（白族）长大，学会了白语。这几人在村里日常生活主要使用茶山话、傈僳话。 2.三语为优势结构类型，结构模式多样。 片马茶山人三个语言要素的关系类型特点是：三语型是优势结构类型，双语型次之，单语型很少；各关系类型内部的结构模式复杂多样。 母语、傈僳语、汉语等语言要素，构成单语、双语、多语类型关系，其语言结构类型情况是：149名片马茶山人中，三语者占比最高，是81.2%（121人），其中岗房村三语者比例最高，达到93.9%（46人），下片马和古浪分别是77.5%（31人）、73.3%（44人）。这说明大部分人能够稳定使用茶山语、傈僳语和汉语。双语者占比15.4%（共23人：下片马8人，古浪13人，岗房2人），单语人只占3.4%（共5人：下片马1人，古浪3人，岗房1人）。三语者最多，占比达81.2%；双语者占比15.4%，单语人只占3.4%。 各兼用语类型下又分为不同的结构模式：三语型有五种模式，双语型有四种模式，单语型有两种。三语型和双语型语言要素的结构模式及占比情况见表1。 如表1所示，茶山人三语者121人，5种结构模式占比最高的是1式“母语-傈僳语-汉语”，其次是2式“母语-汉语-傈僳语”，这两种模式总占比81%，母语都是第一语言，母语在茶山人族群内仍稳定使用，并稳居重要地位。从1、3、4式可以看出，傈僳语地位次于母语，居汉语前。茶山人纯双语者只有23人，4种结构模式中1式占比最高。母语不是第一语言的13人都生在族际婚姻家庭。3式不会汉语的3人，都是古浪村55岁以上老人。茶山人单语者仅5人，分别是只会茶山话的下片马82岁村民宗南、岗房71岁村民崩双；只会说汉语的古浪村三位儿童，都跟父母住在镇上。  3.语言掌握比例发生变化，汉语比例持续上升。 2009年，戴庆厦对6周岁以上78名片马茶山人的语言生活抽样调查[6]。2019年，笔者对该地149名茶山人调查后发现，较十年前，茶山人的主要用语掌握比例情况发生变化：汉语掌握人数比例提高，重要地位持续上升；母语、傈僳语掌握人数比例虽下降，但占比仍较高。2009年情况是：母语（97.4）﹥傈僳语（96.2）﹥汉语（94.9），2019年情况是：汉语（96.6）﹥母语（89.9）﹥傈僳语（89.3）。十年间，汉语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说明汉语在片马茶山人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母语、傈僳语占比都仍较高，但下降比例不大，使用情况比较稳定。 三、茶山人语言系统的交融性 茶山语出现大量借词，这是因为片马茶山人与当地民族长期平等交往，各民族语言文化在共生中自然地发生交融。茶山语借词主要借自汉语，还有的借自景颇语、缅语等。汉语借词很多，有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虚词连词等。如ｋａｉ３３“街”、ʃｉａŋ３３ｔａŋ３３“上当”，所有电话号码都用汉语数词等。这些借词不但丰富了茶山语词汇系统，也影响茶山话的音位系统：辅音f、ʑ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如ｆｕ３１ʃｉａŋ３３“互相”、ʑɛｎ“认（罪）”等。茶山语借词有借用的历史和地域层次。如借用汉语年代较久远的ｊａŋ３１ｘｕ３３“火柴”（音同汉语“洋火”），年代较近的ｐｉŋ３３ʃｉａŋ３３“冰箱”等；内借其他景颇支系语言的ｍɔｕ３１ｓɔｕ３３“纸”，外借缅语的ｎａ３３ｊｙ３３“钟表”；还有缅语借英语，又被茶山语借用的ｎａｎ３１ｐａｔ３３“第”等，这类借词极少。 茶山语与傈僳语是空间共生，与汉语则是跨时空共生交融。茶山人口非常少，与怒江州主体民族傈僳族长期大杂居、小聚居。周围居住的都是傈僳族，傈僳语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交际用语，为了民族生存茶山人必须学会区域优势语傈僳语，在记录茶山语时我们却未发现傈僳语借词，反而有大量汉语借词。茶山人生活地区汉族人极少，但绝大部分茶山人都会汉语，甚至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会说汉语，这种情况在其他民族地区是比较少见的。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 据当地村民介绍，片马回归以后，岗房、古浪驻扎了一个排的军队，还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汉族，说汉语，对迁回的茶山人、傈僳人关怀备至，村民生病了也只能找村里的解放军。这些在接触政府工作人员、解放军过程中，即使没读过书的茶山人也慢慢懂一点汉语。当他们的孩子上学以后，汉语越来越好。茶山人对汉语有天然的好感和向往，接受度非常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外地人涌入片马做跨境生意，这里曾一度被称为“小香港”，片马镇一条街外来人口最高时达到5万左右。茶山人谋求自身经济生存，与外界交往增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推广普通话以来，茶山人文化水平提高，国家通用语汉语对茶山人、茶山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新词术语开始进入茶山话。 语言的影响是相互的。茶山语一些词汇也进入汉语，主要是一些通用地名等。如“片马”，来源于茶山语ｔｈｊɛ５５ｍｕ３３，意为“生产大板的地方”；“古浪”，茶山语ｋɔｕ３３ｌａŋ３３意为“河道比较宽平”等。 这 是因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最早的世居民族，其对地区的命名已约定俗成，成为官方行政地名。 跨境地区语言关系中既有共生交融，也有矛盾竞争。中缅两国茶山人曾同根同源，但长期分居跨境国两侧，语言文化逐渐走向分化，更多地受本国主体民族影响。在调查中缅茶山语差异时，笔者发现中国茶山话借词多借汉语，而缅甸茶山话多借缅语，但总体上缅甸茶山话借词比例小于中国茶山话，汉语对茶山话的影响更大。境内茶山人认为，缅甸茶山语更纯，民族文化保留更好；有茶山人表示，想在假期把孩子送到缅甸学习缅语或者英语等。56岁的陈润珍说：跟我们小时候比，现在茶山话里汉语词越来越多了，我们下一代说茶山话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掺上汉语，有时一句话里有两三种民族语言。 四、语言关系和谐共生的原因 茶山支系的母语、傈僳语、汉语地位几乎并重，这种和谐共生、交融的语言关系是很少见的，形成这个关系系统状态的原因很多，其内生动力是片马地区各民族追求共同富裕，民族平等政策则为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语言文化上相互包容，在共同进步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历史沿革与政策导向 茶山人的语言关系现状有其必然性，既有历史原因，也受国家政策影响。 1961年，我国政府接管片马地区时，该地空无一人。至1965年全区陆续回归314人，茶山人居多，也有傈僳人。茶山人是片马地区最早的居民之一，母语是其生存的天然交流工具。交通闭塞时期，傈僳语行使重要的区域交流工具功能。两同族成员长期交往，绝大部分茶山人学会了傈僳话。如古浪二组57岁的崩江说，他的傈僳语就是从小跟傈僳小伙伴学会的。至20世纪70年代初，片古岗地区傈僳族开始大批迁入，片马人真诚而热情地接纳了傈僳族，两个民族长期和平友好地居住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由此形成了聚居区、杂居区、族内族际婚姻家庭茶山人不同的语言关系模式。 近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推行了很多如兴边富民、扶贫攻坚、整族帮扶等政策，片马镇各村经济、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策优势带来的经济发展对境外民族形成吸引，很多缅甸姑娘都愿意嫁到中国。在片马一带，境内茶山人、傈僳族与缅甸茶山人、傈僳人通婚很常见。目前，能查到的茶山人跨境婚姻家庭在册数目是：下片马27户，古浪村33户，岗房村26户。茶-茶、茶-傈几乎各占一半。跨境婚姻家庭是家庭婚姻结构比较特殊的一个形式，对母语、傈僳语保持具有积极意义。此外，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推广普通话等政策，2009年9月，片马镇完成六校合并，乡下所有村小、校点的学生都到镇中心校完小（片马镇国门小学）就读，这些都加速了该地区的汉语普及。 （二）民族接触与民族生存发展需求 茶山人的生存发展之路形成其语言关系系统现状和变化。民族生存发展，包括本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发展和经济生存发展。片马茶山人都热爱母语，认为茶山人不会说茶山话不好，这是民族语言文化传承的需要。早期茶山人学会傈僳语是生存需要。片古岗地区的傈僳人口几倍于茶山人，与之毗邻的缅甸境内也主要是傈僳人、茶山人，作为片古岗的少数族群，茶山人只有学会傈僳语，才能更顺畅地生活、与各民族接触往来。学习汉语则是茶山人寻求民族发展的需要。随着民族政策利好等外部发展环境日趋成熟，片马茶山人外出、升学对汉语的需求都越来越大，汉语得到极大推广和普及，这也是近十年汉语掌握比例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婚姻结构与地理分布 茶山人家庭是族内婚还是族际婚，居住地是聚聚还是杂居、距离城镇远近等影响其功能语系统，这几个因素往往综合作用。下片马不懂傈僳语或略懂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下片马是茶山人聚居，离镇政府1.5公里，只会茶山话、汉语，就能满足其生活交际需要。岗房村离城镇最远，约35公里，而离缅甸茶山人只有一河之隔，平时多与村里傈僳族、缅甸茶山人打交道，且茶山人聚居、族内婚居多，因此傈僳语和母语都非常好。古浪村母语略懂、不懂的全是吴中一组村民，这是因为吴中一组的茶山人与傈僳族杂居，且人数不到傈僳族的四分之一，族际婚姻普遍，家庭和生活社区都没有母语环境，所以这里的村民掌握傈僳语的比例非常高，母语水平最低。 （四）社会潮流与网络媒体发展 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已成为社会发展潮流，跨境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这对汉语普及起到推波助澜作用。随着电子科技的迅猛发展，民族地区与外界沟通方式越来越便捷，电视、手机、网络等传媒设备使用已遍及民族地区，并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个潮流。边民足不出户就能借助这些媒介完成联络、购物、看世界等活动，使用汉语的范围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这些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对青少年影响尤其大。笔者了解到村民平日在家收看普通话电视节目，很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从钟爱的动画片里学到汉语，有的还惟妙惟肖地给笔者用普通话表演、配音动画片。 从长远看，汉语在青少年、不同族际、跨境民族之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汉语除了承担境内茶山人的通用语功能，对缅甸境内的边民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微信、QQ等社交软件的迅速普及，不但成为我国边民乐于接受和使用的社交软件，也对境外边民产生影响，缅甸境内很多年轻人已通过这些媒介学会说汉语、写汉字，送子女到片马镇读书，到中国境内打工等。 五、展望与思考 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是有机整体，能够共同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关系系统产生连锁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会见怒江州干部群众代表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7]，为民族工作提出了任务和具体要求。早在片马回归祖国时，接管人员就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身先士卒，逐步消除边民的思想顾虑，外迁边民陆续回归，同时在生活上不断地对他们给与帮助，维护了边境地区民族的稳定团结。近十多年来，我国政府陆续出台多项民族帮扶政策，茶山人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有村民告诉笔者，有的缅甸茶山人很羡慕中国茶山人，怪自己的父母当年怎么不搬回中国。这不但增强了茶山人的民族自信心，更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感、认同感，并激活茶山人语言系统各要素活力。 当前，片马茶山人语言关系系统相对稳定，语言关系类型及结构模式将继续保持，母语-傈僳语-汉语三足鼎立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各语言要素在不同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系统内部也有一些变量因素，如汉语地位持续不断提升，母语、傈僳语掌握比例和水平都略有下降等，但这些变量对茶山人掌握母语、傈僳语并不构成威胁。未来茶山青少年及其后代的母语、傈僳语水平的代际差异将有所扩大，汉语普及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汉语将持续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 跨境民族地区是构筑边疆安全稳定的一道天然屏障。我国境内茶山人与缅甸茶山人、傈僳人也友好相处，但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意识。有村民说：在我们（中缅茶山人）以前都是一个民族，真的是端一碗饭就过去吃了，不过现在我们毕竟是两国人了，尤其是那边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注意一点。“可见，和谐的民族关系对边境地区安全的巩固尤显重要。茶山人和谐的语言共生关系，映射了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语言文化的无障碍交流拉近了跨境地区民族间的距离，片马各族人民亲如一家。同语言关系系统一样，民族交融是片马各民族共生关系自然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效应。茶山人勤劳、勇敢、善良，懂得感恩，与其他各民族有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有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生状态下，守望相助，互惠共存，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如近年片马地区茶山人受政府资助翻盖新房时，房屋颜色、装饰等设计都带有傈僳族传统文化元素；年轻人自由通婚，婚礼常常兼有茶山、汉族、傈僳族特色；各民族一起庆祝彼此的传统节日等等。我国平等的民族政策为该地区语言文化的共生交融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种共生交融又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语言文化交融是共生的延续，而不是被同化。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灿烂光辉的中华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尊重跨境地区各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多样性、多元化，遵循并尊重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跨境民族语言文化的天然屏障和资源作用，成就跨境民族地区的稳定团结。这有利于促进跨境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8]。 参考文献： [1]马小茹.“共生理念”的提出及其概念界定[J].经济研究导刊,2011（4）. [2]人民日报评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EB/OL].[ 2019-11-14].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1114/c40531-31454199.html. [3]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EB/OL].[2015-10-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01/c_128286259.htm [4]哈正利,杨胜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探析[N].中国民族报,2017-02-24. [5]罗常培.云南支语言（二）[J].玉溪师专学报，1986（5）. [6]戴庆厦.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7. [7]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侧记[EB/OL].[2015-01-2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2/c_1114097410.htm [8]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7/c_1125049000.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