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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秉琦早在1979年就指出中国考古学的首要问题是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完成这一使命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是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史前基础，即在史前时代识别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 苏秉琦提出“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根据古史记载，尧舜禹的活动中心在晋南，陶寺遗址地域契合、时代相符、文化上“具有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当时万邦林立，“各大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形成一个“天下”，陶寺居中而立，雄视四方，可以解决各邦的“诉讼”、接受各方的“朝贺”， 成为万邦“共识”中“不十分确定的中心”，所以可以称作“共识的中国”，甚至当时四方很可能以“中国”称呼陶寺所在之地，此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夏商周三代则“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的‘中国’”，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这个时期的中国可称“理想的中国”；而秦汉帝国则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将多民族统一国家落实成为一个实体，完成了“现实的中国”的构建。 这些表述中的“中国”实际有两种内涵。在以陶寺为最初的“中国”的表述中，“中国”的定义为：位居地理范围与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地区大体重合的文化共同体的地理中心、文化上对周边地区有核心引领和维系作用、被尊称和尊奉为“中国”的国家级政体。此“中国”可以称作“狭义的中国”。在关于“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表述中，“中国”则明显指的是“狭义的中国”概念中的文化共同体，是周人宣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的“天下”，是秦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控制的疆域。此“中国”可以称作“广义的中国”。 这一关于“中国”形成三阶段的论述，对探索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的形成极具启发和指导意义，但其涉及的“中国”的定义、各阶段的内涵和时间都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略作阐发。 二 “狭义的中国”的定义基于这样的推测：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二里头政体（夏王朝）、或更早的以晋南为中心的陶寺政体（尧舜政体），雄踞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心，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力的强势文化‘磁场’，成为周边地区共识中的核心引领者，被尊称、或自命为“中国”，这是“中国”一词的来源。即“中国”这一称呼一开始出现，便具有位居文化共同体中心、引领周边的高级政体的内涵。 但金文和先秦文献显示，周人所称“中国”的本意并非如此。 对周人而言，“国”之本意为“区域”而非政体，先秦文献称以家族为核心、由若干邑组成的政体为“邦”，汉人为避刘邦之讳改为“国”。因此，“中国”之本意为“中心地区”。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中国”的文字资料，明显指的是伊洛汇聚的洛阳盆地，是周人地理和政治观念中的“天下”的中心地区。金文中多见“东国”和“南国”之称，即指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诗·大雅·韩奕》有：“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北国”即北方地区。《尚书·多士》云：“予大降尔四国民命”，《诗经》多篇也有“四国”之称，指周边区域。 《史记·周本纪》记周武王称伊洛汇聚之地为“有夏之居”；记周公营建成周的过程云：“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孙庆伟据此认为，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的两点理论根据——“居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都是针对夏王朝而言的。“九鼎”是夏王朝奠定的政治正统的象征物，而四方诸侯的纳贡则代表了天下万邦对此种正统的广泛接受。因此，如果没有“夏”，即使洛阳盆地位居周人“天下”之中，也不会被称为“中国”。称洛阳盆地为“中国”，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政治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也是他们作为执政者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 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鼎高仅20厘米，饰简略的网格纹，与《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描述的九鼎相去甚远；二里头遗址虽然有不少外来物品，但远不足以证明当时已经形成天下贡赋体系。西吴壁矿冶遗址的发现表明，王朝获取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是设立聚落直接控制。商人统治中心偏东，也未见其以洛阳盆地为“中国”的记载。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在周人之前，洛阳盆地和晋南盆地已经被周边地区称作“中国”， 《史记》关于舜“之中国”的记载或可作为“中国”一词出现较早的佐证；但即便如此，如果“中国”在周初仅为对中心地区的称呼，很难说在夏代和更早时期“中国”具有“文明中心”的内涵，是周边对共识中的核心引领者的尊称，或以引领者自己“对自身文明高度的自我标榜”。《史记集解》引东汉刘熙《释名》对“中国”所作的“帝王所都”的定义应是后来的衍生意义，不足为其本意的凭据。 对于胸怀“天下”的周人来说，“中国”的战略位置和宗教、政治象征性更加重要，“宅兹中国”是“依天室”、“自之薛民”的管控“天下”的政治、宗教和军事战略部署，安置“九鼎”和“四方入贡道里均”更像是周人“托古改制”式的政治宣传，并非宣示周人对夏的文明正统的认同，更不能依此认定二里头时期曾经制作九鼎以宣示居中统治的政治地位并构建了天下贡赋体系。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考古资料也并未显示陶寺文化、甚至二里头文化已经具有核心引领地位，足以被四方尊奉为“中国”。 陶寺遗址发现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城和内部的宫城及大型建筑的夯土基址，并有“观象台”这样的特殊建筑，大型墓葬随葬丰富的礼乐、祭祀用品和武器，在同时期遗址中确实非常突出；但近年来石峁遗址连续获得重大发现，面积近400万平方米的石砌外城、层叠高起达70米的皇城台及具有宗教内涵的丰富雕刻都展现出其发展程度和政治、经济、宗教及军事势力足可与陶寺匹敌。同时期的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也出现诸城林立的盛况，山东地区发现有大型龙山墓葬；后石家河文化虽然深受河南龙山文化影响，精致的玉器仍表现出旺盛的发展态势。整体而言，东部诸文化的社会发展难以用陶寺的核心引领来描述，“天下”格局呈东西并立之势。 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团、山东龙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纷纷衰落。二里头文化崛起，在河洛交汇之地建立二里头大型都邑，被普遍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诞生。二里头文化确实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刘莉、陈星灿等人的研究更反映出二里头政体以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掌控大范围内战略资源的“王朝气象”。但是，石峁石雕和早商青铜器纹饰表现出高度相似性，暗示商文明与西北高地的深刻渊源；周人的成长更是根植于西北高地自身的丰厚文化土壤。很明显，在二里头控制范围之外发生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互动、传承和发展，当时的“天下”大势也未必可以用二里头的核心引领一言以蔽之。 总之，文献和考古资料均不支持陶寺或二里头政体已经成为威孚各地的核心引领者、并被尊奉和尊称为“中国”的推测，直至西周时期，“中国”之本意仍然仅为中心地区。 随着周王朝核心地区一体化和文化认同的加强以及与周边四夷冲突的加剧，春秋战国时期，此核心区渐以位居中心的文明之邦自居，并自称“中国”，本来仅指“中心地区”的“中国”才开始具有“中央之邦”和“文明中心”的内涵。《诗经·小雅·六月》序云：“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史记·赵世家》记战国时期赵公子成云：“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此“中国”范围大体涵盖周王朝诸侯控制地区。《史记·大宛传》载，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可知秦汉时期，“中国”开始指代中央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可见，“中国”自从具有“文明中心”这一内涵之始，指代的就是一个与“四夷”对应的、范围远超过“宅兹中国”中的“中国”的广大地区。此后，随着中央政权控制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国”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因此，“狭义的中国”是一个本不成立的概念。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或探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史前雏形的语境下，我们只能使用“中国”的广义而非其原始本意，即“中国”为历史时期直至现代我们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简称，这一简称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期，是周代核心地区一体化认同加强的诸侯国面对周边四夷提出的自称，以彰显自己占据文明制高点的核心地位。 三 考古学家普遍相信广义的“中国”在史前时代已具备雏形，对其有不同的称呼，包括“中国相互作用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最初的中国” 和“最早的中国”等。由张光直最先提出的“最初的中国”更简洁而准确，本文统一使用这个称谓。 对于何为“最初的中国”，学界有两种看法。 “狭义的中国”论者自然会以陶寺文化或二里头文化为“最初的中国”，其基点有二。首先，正是因为出现这样的位居中心的强大政体，才会产生“中国”的概念和称呼。其次，只有强大核心的引领作用才能威孚四方、促成共识，形成一个可以成为历史时期和现代中国基础的文化共同体。对于第一个基点上文已经辩驳。第二个基点的影响其实更为广泛，是苏秉琦指出的“大一统”“怪圈”束缚的典型的表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同样扭曲了考古资料反映的实际情况。上文我们也已经说明，陶寺或二里头均未成为引领四方和核心。那么，没有了核心的引领，中国史前各地区能否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关于这个共同体的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重要的转折期，各地区普遍发生了跨越式的社会发展，涌现出可以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大型公共建筑和仪式中心、创立新的意识形态、并施展各种“领导策略”获取和维护权力的社会上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地区在社会普遍发展的同时，相互交流也日趋密切，交流内容日益丰富。 张光直主要依据各地区陶器的相似性，在1986年提出在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因为密切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可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各地社会上层为了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链接各主要文化区的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更加促进了各地区的一体化，足以使各地区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因此，“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 参与着如此密切交流的各地区的史前文化、特别是其社会上层是否已经对此“最初的中国”形成了某种“共识”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参与远距离交流的社会上层很可能采取了亲身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交流的内容包括秘不示人的、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神秘知识，例如如何在特定的地点观测特殊的天象，如何食用特殊食物或药品、配合特殊的肢体动作和意念导引进入萨满通神状态等，这些都是需要面传身授的；第二，对于社会上层来说，跋山涉水、经历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长距离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本地一般民众难以完成的英雄壮举，是提供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积累了关于可以交流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范围的丰富知识，虽然目前没有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保留下来的证据，但可以推想，这些重要的旅行经历的山川和人文知识肯定会被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成为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在社会上层中被代代相传。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授，各地的社会上层会掌握对“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和文化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某种认同。各地区当然未必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整体，形成对一个中心引领者的共识，但却可以形成对于这个彼此共同拥有的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 因此，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应为得到中国史前各文化区认同的“最初的中国”，而并非对其中心地区核心引领地位的“共识”。此“共识的中国”在距今5300年前后应该就已经形成。 四 苏秉琦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周人才形成的构建一统“天下”的理想，“理想的中国”在周代才形成。其实这样的宏大理想很可能出现得更早。 我们可以将“理想的中国”定义为在关于“最初的中国”的共识、亦即“共识的中国”形成后，促进“最初的中国”内各文化区的一体化、将此文化共同体升华为政治实体的宏大政治理想。依据考古学资料识别具有“理想的中国”政治理念的领导者需要论证两个问题：一是领导者具有了关于“最初的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二是领导者以来自“最初的中国”内各地区的特殊物品表现自己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 陶寺高等级墓葬的发现表明，陶寺政体的领导者很可能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宏大政治理想。如上所述，在距今5300年前后“最初的中国”形成时，各地区的领导者已经具备了关于“最初的中国”范围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并作为重要的高级知识代代相传。可以推想，至1000年后的陶寺时期，这样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陶寺大墓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四方物品的着意铺陈，这些物品包括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鳄鱼皮制作的“鼍鼓”和刀等玉器，以来自西北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制作的铜铃和齿轮形器，来自良渚文化传统的玉琮、玉璧、“俎刀”，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镂空兽面玉饰和绿松石蝉等。此外，对陶寺彩绘陶器图案的研究表明，龙纹盘图像与良渚文化密切相关，其他彩绘图像多为各种形式的鸟纹，表现出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渊源关系。汇聚如此丰富的四方文化因素，一方面印证了陶寺领导者对“最初的中国”的广泛了解和与各地区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胸怀四方的政治视野和凸显自己在四方中的地位的政治抱负。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陶寺领导者很可能形成了构建一个广域统一政体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正是在这样的蓝图下“熔合”各方先进因素和政治实践经验，陶寺领导者才完成了达到早期国家程度的政治成就。 二里头文化的考古成果展现出更宏大的“王朝气象”。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酒器传统来自东方，玉器继承了龙山时代海岱和江汉地区的传统。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在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发现有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二里头风格的玉璋向南传播至南阳盆地，再南下到达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再向南，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种强势的大范围传播，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推广和接受，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联系。 有理由相信，二里头政体的领导者们也是胸怀天下的，形成了“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在一个范围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以超过陶寺政体的规模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传播礼仪，以更有力的方式推动着各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和对核心文化的认同。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禹贡》的最初版本很可能在该时期已经出现，成为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覆盖的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成为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因此，龙山时代应为“理想的中国”的形成期。虽然如上所述，狭义的“中国”概念并未形成，但陶寺王者已经形成“理想的中国”的宏大政治理想。二里头文化则迈出了将“理想的中国”变为现实的关键一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商王朝继续着构建“现实的中国”的实践，影响力远盛于二里头时期，但“最初的中国”范围内，仍处于“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的状态，商人未能以政治制度实现对“天下”统一管理。林沄也提出商代的“天下”为“方国联盟形式”。 如王国维所言，周人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是殷周之际最重要的变革。在距今3000多年，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管理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放眼世界，在疆域上可以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 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 距今5300 年前后各地区互动形成的“共识的中国”、龙山时代雄心勃勃的领导者酝酿的“理想的中国”和周人以政治制度落实的“现实的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由“自在”到成为政治实体的三个重要阶段。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就是如此气魄恢弘，在覆盖长江和黄河及辽河流域的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展开。如此宏大的进程才能孕育宏大的政治理想，完成宏大的政治实践。在广义的“最初的中国”的视角下，对中国文明如此独特的形成道路的解读是建立苏秉琦倡导的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真意所在。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0年第4期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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