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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大利亚的土著高等教育参与水平与非土著高等教育参与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族群冲突的视角来看，处于弱势的澳大利亚土著人需要提高族群的受教育水平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话语权；从教育公平的视角看，实现教育公平是土著人摆脱窘困的生活现状、改善土著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来看，提高土著高等教育参与水平可以提高土著的人力资本存量；而多元文化政策虽然帮助保存了土著的传统文化，但文化的传播依然需要教育为其提供支撑。因此，要实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发展，提高土著的高等教育参与水平是必然选择。 关键词：土著；高等教育参与；教育公平；人力资本；多元文化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重大项目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教育研究" (项目编号: 17JJD820017)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 .巴特尔, 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特聘教授, 教育学博士,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教育管理、 比较教育、 少数民族教育; 许伊娜, 女, 河南洛阳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 民族教育; 陈静, 女, 云南省勐海县,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教育管理、 少数民族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始于1832年的澳大利亚学院，经过短暂而快速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水平已处于世界前列。在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澳大利亚的39所公立大学中有7所进入了世界大学前100，15所大学位列世界大学前30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澳大利亚的土著高等教育存在着起步晚、发展迟缓的问题。1966年，Margaret Valadian从昆士兰大学获取社会学学士学位，Charlie Perkins从悉尼大学获取文学学士学位，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土著学生从澳大利亚的大学毕业。20世纪8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土著高等教育才开始获得真正的发展。在联邦政府政策的支持下，以及土著学者、土著管理人员等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土著的高等教育参与水平在这四十年间有所提高，但是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水平仍然远远低于白人学生，这体现在他们的入学率、保留率和毕业率与白人学生相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他们还面临着种族歧视和偏见，为学业完成、校园生活、实习就业带来困扰。土著高等教育水平俨然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一块短板。 对澳大利亚土著高等教育参与进行理论分析，主要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一定要提高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水平？希望通过对族群冲突、教育公平、人力资本、多元文化这四个理论视角的分析，可以从促进土著高等教育参与的原因和必要性这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二、土著高等教育参与的理论分析视角 （一）从族群冲突的视角分析 纵观澳大利亚近代史就会发现，自欧洲殖民者入侵之时起，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之间的族群冲突便拉开了帷幕。欧洲殖民者初到北美时，在野蛮屠杀开始之前和北美印第安人还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互帮互助的友爱时光，但是殖民者和澳大利亚土著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充斥着杀戮与掠夺。双方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二百余年，矛盾集中在人权、土地、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 人权，是指生而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个人在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权利。然而在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土著人在白人的统治下甚至失去了作为“人”的权利。在白人入侵后，为光明正大的掠夺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大量猎杀土著人，澳大利亚大陆被认为是“无主地”，而土著人则被归为动物群体。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颁布《澳大利亚联邦宪法》，将土著排查在人口普查的范围之外，到了1937年，联邦政府更是通过了以武力同化土著的政策，要求土著人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二战后，宪法中有关土著的歧视性法律逐渐不被人们认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判，而来自被殖民、被压迫地区的自由改革之风吹到澳大利亚，土著人民为追求平等权利开展了积极的斗争，终于，经过1967年的全民公决，联邦政府修改宪法，将土著人纳入人口普查的范围，并赋予土著公民权，并在之后确定了多元文化政策，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保障土著的人权。但是，土著人的地位仍然没有为宪法所承认。经过白人进步者以及土著人民长期的争取，直到2013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承认澳大利亚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代居民。 土地所有权也一直是白人和土著人之间冲突的焦点问题。英国殖民者入侵后，以武力强占土著人的土地，土著人民流离失所，各部落被迫向贫瘠的沙漠地区内迁，或住进白人政府为他们圈定的“保留地”中，而保留地随时可能被政府收回。1967年全民公决使土著终于被包括在人口普查中，土著土地权越来越被众人关注。70年代土著“帐篷大使馆”成立初期，“使馆”成员就起草了一份计划清单，旨在使所有的澳大利亚土著人都能够获得土地权，其中的内容包括土著享有在北领地所有土地上的优先采矿权，澳大利亚所有神址的保留地归土著所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对不可归还的土地支付赔偿金[[1]]。土著人希望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拿回土地，但是遭到了联邦政府的拒绝。直到“马宝裁定”后，澳大利亚“无主地”神话被推翻，而“马宝裁定”也为土著土地权立法工作扫清了障碍，在审判过程中，出台了《土著土地权（北领地）法》,土著土地所有制终于被写进法律条文，北领地的土著人据此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部分土地，并获得了一定的矿产开发权。北领地土著土地权法引发了南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效仿，并最终推动了全国性的《土著土地权法》的颁布，土著土地权在澳洲全境得到承认。然而，虽然有成功的案例在前，又有了法律的支持，并不代表土著人真的就能够依理拿回所有土地。土著人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澳大利亚人的平均水平，且他们又被排挤在权利的边缘地带，让他们查询资料获取证据，通过与联邦政府在法庭对峙拿回土地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土地仍然还是土著与政府的纷争点。 殖民者的入侵，除了带来了屠杀和外来疾病，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的文明，爆发了文化的冲突。1869年起，除了塔斯马尼亚州，其它各州都引入了《土著保护法》（Aboriginal Protection Act），力求控制所有土著人民的生活和日常活动，1886年《维多利亚法》（Victorian Act）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提出要将“半种姓” （half-caste）土著人和“全种姓”（ full-blood）土著人区别对待，该法案的名义上的职能是为土著人提供保护和管理，然而其实质则是剥夺了土著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教育、婚姻、信仰、就业的自由。而这些土著政策之所以不在塔斯马尼亚州实施，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已被殖民者灭绝。1880年，塔斯马尼亚的最后一个土著人特鲁格尼尼（Truganini）去世,塔斯马尼亚地区没有剩下土著人[[2]]。而由于实施同化政策而导致的“被偷走的一代”，更是西方文明与土著文化矛盾爆发的直接产物。 关于族群冲突发生的根源，目前学界主要有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三种解释范式。理性主义认为族群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族群为争夺更多的利益而爆发族群冲突；文化主义则认为在族群受历史、语言等原生因素的影响，产生排外心理，曾经敌对、仇视的历史导致族群间更有可能通过冲突来解决矛盾，同时语言、文化的差异导致在交往中产生误解也是族群冲突发生的原因；在结构主义在对族群冲突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族群结构、族群——国家结构这两个层面，在结构主义看来，族群结构的变化是族群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多民族国家制度类型的不同，以及族群能否在多民族国家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都是族群冲突的诱因。由此可见，族群冲突的发生是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个人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历史的根源，尤其是殖民主义的“遗毒”对族群冲突的影响也十分重要[[3]]。 那么，白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两个族群之间冲突的根源是什么呢？ 可以发现，欧洲殖民者的侵入打破了澳洲大陆原有的平衡状态，导致族群的结构发生变化，土著人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他们在与白人的这场较量中处于下风，而同处一个国家中，悲惨的遭遇、不平等的对待，迫使土著人民一次次地反抗以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白人和土著人之间的核心问题是利益的竞争问题。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通常是利益竞争的表现形式一样，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4]]。而最终的结果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征服与被征服，从而建立新秩序，其过程在文化意义上可能表现为“同化”或“涵化”；二是持续的对抗，尽管对抗之中可能包含着处于不断调整之中的互相妥协[[5]]。目前来看，土著与白人之间的冲突结果属于后者。尽管白人曾经试图过去同化土著人，但最终他们不得不妥协，承认土著的地位和土著的文化。而在今天，尽管法律给了土著人所需求的平等，但白人和土著人的关系仍十分微妙，平静的表面下依然暗潮涌动。在悉尼的海德公园，竖立着一尊库克船长雕像，上面刻着“于1770年发现了这块土地”，这句话引起了土著人民的不适，在库克船长达到澳大利亚大陆之前，土著人已经在这块大陆上生活了六万年，而这句话却否定了土著的历史。1月26日是库克船长登陆澳大利亚的日子，这一天被定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而在土著人眼里这一天却是“入侵日”，当白人举行盛大的庆典欢度节日时，成千上万的土著人或走上街头游行，或悼念那些已经消失的500多个土著部落。2012年国庆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和反对党领袖阿博特在国庆日活动中受到土著人围困抗议，大约有200名左右来自“帐篷大使馆”的土著人将他们围困在会场内，抗议者高喊“无耻”、“种族主义者”等口号。2019年12月8日，世界人权日前夕，部分土著人以及白人在悉尼CBD自发游行，要求停止种族歧视，给予土著人平等的权利，并针对多起土著人被袭击、被警察击毙而媒体和警局的沉默和不作为提出抗议。未来，土著人和白人之间的冲突仍会继续，而处于弱势的土著群体需要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来为自己谋求真正的尊重和平等。 （二）从教育公平的视角分析 在土著和白人充满对抗和冲突的二百余年中，土著一直处于劣势地位。最初，土著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法抵抗经历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殖民者，而在沦为殖民地后，殖民者推行的种族主义和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进一步加深了土著的教育劣势，土著人是澳大利亚最贫穷的阶层，他们有着比白人更高的文盲率、失业率和犯罪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是改善土著人糟糕社会境遇的关键因素，然而长期以来土著人却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1940年，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推出“与白人平等”政策，旨在将土著儿童纳入公立学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开设了单独的班级，并配置了不合格的教师。根据1966年的人口普查，布鲁姆（Broom）和兰卡斯特·琼斯（Lancaster Jones）报告了土著人的教育状况，发现和非土著学生相比，土著学生的入学率极低，实际上有许多人根本没上过学，超过40％的45岁以上的土著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同时土著学生低下的教育程度可能会产生周期性的后果，影响后代[[6]]。 1967年联邦的全民公决为土著人民带来了一个重大转折，土著人民首次被赋予了充分的公民权，其中包括一项与教育有关的重要权利，即联邦政府首次有权立法并为全国各地的土著学生提供计划支持，这直接促成了1969年建立的第一个英联邦土著中学助学金计划。全民公决导致联邦政府不得不为土著人民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引发了政府对土著教育投入的增加，在此之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不得不对土著的教育状况加以重视。然而，教育资源不公、种族主义和歧视使得土著学生依然不能获得和非土著学生同等的教育机会以及取得同等的教育成就。200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系统为土著学生提供的教育无法达到和其他学生同等的教育水平”[[7]]。缺勤、退学、较低的英语读写水平和计算技能、文化排他性的课程以及土著学生较低的毕业率，这些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土著学生无法正常地参与学校活动，而恰恰是这些活动为主流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土著学生取得的教育成就和非土著学生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这一问题也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注的焦点。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寻找解决方案以解决在教育系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教育不公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19世纪20年代起，土著活动家们为要求政府承认土著人权并实行自决开展了长期的社会活动，40年代时白人妇女也加入了其中，要求停止对土著妇女人权的剥夺，并为土著家庭提供包括土地权、教育权、公民权及政治权利[[8]]。这些早期运动既在政府内部产生了恐惧，也在土著人和土著社区内部产生了希望，他们更加勇敢的采取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之后发生了更多的示威、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动荡，人心不稳；另一方面，教育不公导致土著阶层的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同时又被其他人种歧视，被认为是“未受过教育的不受欢迎的人”[[9]]。即便在近几十年，联邦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对土著教育予以支持，并对土著教育给予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土著与非土著之间悬殊的教育水平差距仍然存在，土著学生的入学率、保有率、毕业率均低于非土著学生，并由此导致土著的就业率、薪资水平低于非土著人群，而实现教育公平是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因为土著的人均收入最终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存量，而在决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因素中，教育是最关键的。 （三） 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分析 前文说到，实现教育公平可以改善土著当前就业率低、薪资水平低的问题，扭转土著阶层贫穷、落后的现状，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土著的人力资本存量。那么教育和人力资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与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与工资高低是呈正比的，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即“教育——劳动生产率——工资”。因此，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简言之，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 显然，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力带来的产出明显高于技术程度低的人力。那么，要扭转土著贫穷、落后的生活困境，提高就业率和工资水平，首要的就是提高土著的受教育水平。当前，澳大利亚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水平与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根据澳大利亚教育部网站提供的高等教育学生数据，笔者制作出以下两个表格：  根据图表内容可以发现，从2015年到2017年，攻读学士学位的土著学生的退学率比澳高校学生的平均水平分别高9.55%、9.92%、12.46%，保留率分别低了9.62%、9.93%、12.4%；从2015到2018年，土著学生的毕业率分别比澳高校学生的平均水平低了13.78%、13.93%、14.55%、13.4%。土著研究生的退学率和保留率与澳高校学生的平均水平相差相对较小，但是毕业率仍然差距颇大，从2015年到2018年，差距分别是11.44%、10.37%、10.8%、11.13%。数据表明，在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着土著学生退学率高、流失率高、毕业率低的两高一低问题，其本质问题是土著学生高等教育质量低的问题。当前，土著高等教育质量向上发展的空间较大，而提高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质量，可以有效地提高土著的人力资本存量。 从人口趋势来看，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2016年，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人口数量达到了798400人，相比2011年增长了19%；2016年土著人口大约占到澳大利亚总人口数量3.3%,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3%，在2006年是2.5%[[10]]。整体上来说，土著人有着更高的生育率，人口增长速度更快。  图1 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以及非土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图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2016年6月30日。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以及非土著的人口年龄结构图可以看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年龄结构呈金字塔状分布，而非土著人的人口结构呈橄榄球状分布。以30岁为界，30岁以上的非土著人在非土著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比30岁以上的土著人在土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而30岁以下的各年龄段的土著人在土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明显高于非土著人在非土著总人口中的比例。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土著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23岁，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25岁，而澳大利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37.8岁，到了2026年可能会达到40岁[[11]]。简言之，土著人的整体年龄结构年轻化，且年轻化的程度远远高于非土著人。 根据图1.1可以观察出，20岁以下的土著男性和女性大约分别占到土著总人口的23.3%和22.2%，而这一年龄段的人口也是目前乃至今后大约二十年间的高等教育的适龄对象。如果能够通过积极发展土著高等教育，提高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率，降低退学率、流失率，提高毕业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上来说，可以实实在在地、显著地提高土著的人力资本存量。 从人口趋势上来说，虽然土著人口明显少于非土著人口，但土著人口生育率更高，且更加年轻化，如果能够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培养出更多的高技术知识程度的人才，那么在与非土著人的竞争中才能拥有更强的竞争力，扭转社会对土著的歧视和误解。 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对于土著来说，通过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是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措施，也是改变现状实现民族发展的根本。 （四）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分析 1973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拉格斯访问加拿大，把多元文化概念带回澳大利亚，并于1973年正式开始施行多元文化政策。1989年，澳大利亚政府给多元文化政策确定了准确的原则和定义, 具体阐述为三个范围、三项限制及八项目标原则。 由于同化政策长期实施，澳大利亚被列入种族主义阵营，在国际社会上饱受诟病，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表现了政府消除各种社会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决心。同时，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保存不同的价值和文化，土著作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民族，土著的价值观和文化被要求得到承认和尊重。 多元文化强调尊重不同文化，而平等是文化得以多元发展的前提。在多元文化概念里，除了不同文化拥有平等的地位之外，公民还享有法律、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平等。那么，多元文化对土著民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多元文化对土著人的文化认同有着积极的作用。经过长时间的同化政策，土著的文化被抹杀，土著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独特性被淡化，尤其是在“被偷走的后代”事件后，大批的土著人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缺乏对身份的认同。而他们从种族、血统、伦理、宗教、语言、地理等一系列要素中获取的文化身份则帮助他们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土著人找回了文化自信和文化的归属感。 同时，多元文化促进了土著教育的发展。多元文化提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而教育的普及又反过来推进多元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早期土著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口口相传以及长者的经验传授，到了当代，除了土著社区、家庭、亲属，学校教育是系统传播和传承土著文化的重要途径。澳大利亚民族成份复杂，学校是各类文化汇集交融的场所，也是将各类文化发扬传播的场所。推动教育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土著文化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提高土著学生的高等教育参与率，有助于土著学生系统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当前，在多元文化大趋势的影响下，澳大利亚大学已经开设了土著课程，旨在向所有的土著学生、土著员工讲授土著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并帮助非土著员工了解土著文化，以更好地为土著师生提供服务，尤其是为了更有效地为土著学生提供支持和援助。而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保存和传播土著文化，还帮助土著学生提高了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率、保留率、和毕业率。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和白人长期的族群冲突中，土著长期处于被压制的一方，土著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平等权利的追求，要求他们强大起来为自己谋求话语权，而接受教育提高素质是其中的关键；同时，教育权也是土著人民所追求的众多平等权利中的一项，由于土著人民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丧失了平等的受教育权，这既造成了大量土著人民生活窘困的现状，又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得不通过提高土著的受教育率和受教育水平来改善；而当前土著大学生流失率高、毕业率低，土著群体中高技术知识程度的劳动力少，想要提高土著的人力资本存量，需要以提高土著的受教育水平为前提；多元文化政策的确立将地位岌岌可危的土著文化保存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著教育的发展，而同时，文化的传播也需要教育为其提供支撑。因此，无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土著的现状或是未来的发展来看，提高土著的高等教育参与，是实现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Jesse Russell，Ronald Cohn[M]. Aboriginal Tent Embassy,2014:5. [[2]] Cameron, P., & Miller, L. Reclaiming history for Aboriginal governance: Tasmanian stories. In S. Maddison& M. Brigg (Eds.) [M]. Melbourne: Federation Press，2011:32-50. [[3]] 王伟. 殖民主义的历史遗毒: 当代族群冲突的根源探析[J].探索，2018（5）：91-99. [[4]] 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9. [[5]] 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51. [[6]] Coombs, H.C. Human values i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status of Aboriginal Australians[J].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70， 14(3), 241-252. [[7]] NSW Aboriginal Education Consultative Group Incorporated &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report of the review of Aboriginal education[R]. Darlinghurst: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04:12. [[8]] Merriam, S.B., Johnson-Bailey, J., Lee, M-Y., Kee, Y., Ntseane, G., & Muhamad, M. Power and positionality: Negotiating insider/outsider status within and across cul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2001,20(5):405-416. [[9]] Bourke, C., Bourke, E., & Edward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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