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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资深清史学者刘潞主编的《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上、下册）一书，于2019年7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这部份量厚重、图文并举、印制精美的专著，自2014年故宫博物院立项始，由主编率课题组集五年研究心血，精心编著而成。书中所展示的深厚学术功力，和对清代宫廷如数家珍般纤悉无遗的考订阐释，则体现了刘潞主编40年来对清代宫廷史深入研究的厚积薄发。 清代自康熙朝起，出现了一种新的绘画形式——超长卷纪实性绘画，描绘展示皇帝、皇后的隆重寿庆活动，是其重要题材之一。故宫博物院现藏三套题名为《万寿图》的超长卷纪实性绘画，第一套为庆康熙帝六旬万寿而绘，首尾相加计78.78米；第二套以乾隆帝生母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庆为题而绘，首尾相加110.83米；第三套以乾隆帝八旬万寿为题，首尾相加134.57米。《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研究阐发的，是第二套《万寿图》。该书的出版，不仅意味着第二套《万寿图》首次正式公布于世，而且由于它以图为经，以史为纬，“一经一纬，相错而成”，对于继承与复兴中国自古以来的“左图右史”学术传统，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左图右史”理论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 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阐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图文并重的学术传统，强调“图”在治学中的作用，和文字表达同样重要，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他强调“图”“书”并举对于治学的极端重要性：“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走向的偏颇，和绘制、印刷技艺的限制，“图”“书”两者的发展很不平衡，呈跛足之势。作为文字表述的“书”的传统，承先启后，踵事增华，不断发扬光大。而“图”之传统的发展相形见绌，文化典籍中常常无图，即便有图，也大多作为文字表述的辅助部分而存在。郑樵强烈表达了对这一畸形发展倾向的忧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清代学者法式善进一步指出：“古人左图右史，图之重也久矣。制度之同异，山川疆域之所垂，古圣贤之所发，明胥赖图以徵信，故自汉以来学者莫不留意于是也。”另一位清代学者叶德辉则在《书林清话》中写道：“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晋陶潜诗云：流观山海图，是古书无不绘图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连环图画琐谈》一文中，为“图”传统的式微深为遗憾：“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 尽管有郑樵、法式善、叶德辉以至鲁迅等人的呼吁，特别是晚清以来摄影术、印刷术的大力发展和不断进步，“书”重“图”轻的倾向有所正畸，但没有根本改观。当代信息技术为图像的数字化保存、复制以及研究、印制、传播带来极大便利，为“左图右史”传统的继承与复兴提供了重要支持，而当代所谓“图像时代”的来临，也推动增长广大读者的读图需求。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庆《万寿图》（以下简称“崇图”）规模宏大，场景丰富，人物众多，给学术研究带来颇多困难。故宫书画部与资信部花费了三年之力，将该图数字化，并建立了有“殿宇”“桥梁”“服饰”“乐队”“牌坊”等多种子库的图像数据库，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和重要依据。《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共597页，刊图共518幅，如加上以崇图元素为内容的装饰性小插图，刊图达674幅，平均每页1.13幅，真正实现了图像与文字“相错而成文”的效果。 该书是郑樵以图为经、以书为纬之史学理论的充分体现和成功实践。刘潞在该书后记中指出：“本书的定位，是‘图文书’而非论文集。书中篇目，基本依相关图像在长卷中的位置而定，各篇之间并无严格的逻辑关系；写作方式，则以图像为中心，形成该图像的小史。”诸多与图像紧密相扣的“小史”，考订谨严，涉猎甚广，内容非常丰富。郑樵在《通志·图谱略·明用》中列出图谱涉及的内容：“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宫室，四曰器用，五曰车旗，六曰衣裳，七曰坛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筑，十曰田里，十一曰会计，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明物，十六曰书。”通览《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全书，可以说，对郑樵所列十六项“明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二、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 左图右史的表述方式，其优势在于读者一边“索象于图”，一边“索理于书”，使“象”“理”紧密结合，实现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从而获得“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的功效。《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以精心绘制、精准选择、精美印制的“象”，和旁征博引、严谨考订、精辟阐释的“理”，步步交融互证。由于有图，弥补了“仅以文字传之而不能曲达其委折纤悉之致”的缺陷；由于有文，使读者“见其形”且“闻其声”，“见其人”且“闻其语”，实现了“两美合并，二妙兼全”的比较完美的融合。 以图证史的功用，在书中时时得以发挥。例如崇图第三卷“康衢骈庆”中，对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结撰楼阁、张灯结彩的描绘，与赵翼《檐曝杂记》所记相符：“锦绣河山，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尤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乾隆帝是否亲自伴随太后回宫的考辨。崇图描绘的是太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十一月二十五日寿辰当日，自万寿山东宫门起，经麦庄桥、西直门、西安门、西华门至紫禁城内寿安宫一路的庆祝活动实景。图中只绘了太后所乘华美冰床和万寿金辇，并无乾隆帝或其所乘御马、金辇的形象。档案文献中也只有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的一条孤证记载：“御龙袍衮服，乘骑前导。”刘潞课题组从图入手，指出图中所绘大铜角乐队，与太后仪驾无关，只能是皇帝骑驾卤簿中的器物。又从图３-３-５中豹尾枪队的出现，和豹尾班之后出现的“皇帝卤簿八旗护军纛”，辨析出这些独属皇帝卤簿的仪仗内容，则进一步确定乾隆帝在回宫队伍中，“骈庆”之题名副其实，《国朝宫史》所载不虚。 书中以图补史的例子，也俯拾即是。例如关于清初京城“旗民分治制度”，针对《清世祖实录》卷四十记载：“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作者指出，经过康、雍、乾三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满汉平民各自生活的需要，满汉分居的政策难以维持。证实这一观点的，是该书图４-３-５、图３-５-２、图３-６-９、图３-６-１０、图３-６-１１、图３-６-１２等图，描绘了乾隆时期京师城内旗汉混居的画面。特别是图３-６-９，真实表现了在京城长河岸边，头戴钿子、身穿马蹄袖袍服、襟前系手巾的满族妇女，和头戴发髻、穿披风、系裤脚、缠足的汉族妇女，她们相邻而居、相互攀谈的情景。不仅如此，内城皇城居民也打破了满汉藩篱，“而皇城西安门以里的民居中，汉装打扮的女子更是比比皆是”，说明在乾隆年间内城皇城中满汉混居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书中，图与文并重，以史校图、证图的作用，也得以充分体现。如图４-１-５，作者指出，如此由皇帝亲自组织、内务府精心实施、众画家呕心沥血绘制的长卷，居然将极为重要的西华门匾额，误写成了“西安门”。再如作者通过《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国朝宫史》等文献史料，指明崇图自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亲自策划组织，历时10年直到皇太后七旬大寿前两个月，才装裱完成。除了文献档案，作者还以图、史互证的方式，指出崇图所绘内容，有的是乾隆十六年之后、二十六年之前的景物。如第一卷“嵩呼介景”中的万寿山五百罗汉堂（图２-４-７），和昆明湖中小岛上的望蟾阁（２-８-１），均建于太后六旬寿庆之后。 三、 三个引人瞩目的特点 除了图文并举以及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与图文互证，该书还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众图综谈，旁征博引。全书所列之图，并不局限于崇图一幅，而是将古今众多有关的图像囊于一匣，形成图意纵横、笔意雄健之势。其中，参用比照《康熙帝六旬万寿图》（以下简称“康图”）《京城全图》较多，缘于乾隆帝是参照康图策划崇图的，而《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离崇庆太后六旬寿庆甚近，其尺幅巨大，标识内城道路甚详，是分析皇太后自西直门至西华门行进路线的重要参考。此外如《哨鹿图》《马术图》《平定西域战图》《乾隆八旬万寿图》《光绪大婚图》《紫光阁赐宴图》《雍正十二月令图》《冰嬉图》等诸多图画，应有尽有，不胜枚举。晚清老照片如《南堂旧照》，文物照片如《英国制写字机器人》，遗址照片如《武英殿今貌》，都在证史、补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是“小史”大全，考订谨严。全书以崇图的图像为中心，按图索“骥”，稽古钩沉，发微抉隐，形成涉猎广泛、内容丰瞻的数十个小史。其题材宏观一些的有北京城垣史、京城水利史和清代卤簿仪仗制度、禁卫制度、清代音乐戏曲、清代服饰沿革等等，题材具体一些的有昆明湖、大报恩延寿寺、寿安宫、万寿寺、正觉寺、紫竹院、武英殿、内务府、牌楼花灯、盆景插花、西洋元素、京城商铺和棚铺扎彩业等等，乃至更为具体的石舫、望蟾阁、冰床、饽饽点心等的历史。 这些小史与一般史话的区别，在于它学术上的严谨考订、精美图片的实证和文字表述的精粹。譬如冰床小史，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图片，图3-2-1（有篷冰床）、图3-2-2（坐冰床的官员神情）、图3-2-3（推冰床人）、图3-2-4（似在等候或寻找乘客的推床人）、图3-2-5（皇太后冰床）、图3-2-6（《冰嬉图》中乾隆帝的冰床）展示了乾隆时代的冰床样式，和帝、后、官员乘坐冰床活动，以及拉推冰床的贫民劳作情景。同时，作者通过引用文献《酌中志》《帝京景物略》中的史料，精述明代宫中和民间乘冰床代步的情况。接着，作者引述《红楼梦》《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师竹枝词》等清代史料，说明冰床不仅在清代更为盛行，且为冬季一大乐事，并与图3-2-2互证。随之引用乾隆帝《冰床》诗等，说明冰床业的兴旺，并与图3-2-3、图3-2-4互证。之后以图、史互证的方式，简洁概述冰床的各种等次，和皇太后所乘的最高等级冰床。最后，作者通过引用《满文老档》《明宫史》等文献史料，有力证明了清代冰床更盛主要缘于北方满洲生活习俗的结论。 三是论自史出，图证为实。《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书中各种观点，多是从史料出发，以图证实的。例如作者认为望蟾阁乃乾隆十六年之后修建，便通过分析乾隆帝多首咏望蟾阁诗、赵翼的笔记材料，并展示、对比湖广总督阿里衮搭建的黄鹤楼（图2-8-2）、南湖岛上仿黄鹤楼的望蟾阁（图2-8-1）两张图片，从而坐实了望蟾阁建成于乾隆十九年的立论。再如该书书名为“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所指乾隆朝的“京华盛景”，不仅仅是隆重的皇帝寿礼（如昆明湖、大报恩延寿寺、寿安宫）和奢华的庆祝活动（如沿途临时搭建的炫目的金银宫阙及歌舞连台），而且展现了十八世纪京城日常真实生活。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一系列图像，考证并展示了林林总总的各种街市商铺、寺庙集市、串街行商以至御园买卖。特别是商铺，米粮菜蔬、肉类蛋禽、餐饮馆所、糕点果品、酒茶、山货、纺织、服饰、珠宝、百货、制药、香蜡挂笺、文玩古董，甚至各类插花盆景、银铺金融交易，商铺市肆遍京华，确是一幅真实生动的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 尤为突出的，是作者用图文结合的方式，阐述崇图所彰显的乾隆帝价值观。崇图全长110.83米，比康图长32.05米，内容从“康图”的两卷增加至四卷。所增第一卷“嵩呼介景”、第四卷“兰殿延禧”的目的，通过两图对比显而易见，是为了突出因庆寿而新落成的万寿山昆明湖和寿安宫。通过对乾隆帝命名“昆明湖”和对健锐营特殊安排的辨析，以及对《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记》碑文、《御制寿安宫铭》《知过论》和《清高宗实录》中有关记载的条分缕析，乾隆帝欲与帝尧汉武并称、对母亲至诚至孝和大“兴工作”强烈情结等价值观念，得以雄辩的证实。 由此可见，“左图右史”以及以图证史、以图补史、图文互证的论述方法，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治学传统，而且确是举而措之、行之有效的务实辨证、陶铸信史的可靠途径，同时也是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与当代读者阅读心理相适应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样式的嬗递创新。《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一书的出版，在继承与复兴中国“左图右史”治学传统的同时，也给学界和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化成果和学术启迪。当然，在实现“左图右史”传统的过程中，依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限制，譬如对于长达110.83米的崇图，该书未能突破限制，印制一幅完整的崇图，因而不能给读者全面的总体印象，这是有待编者团队、出版社进一步弥补完善的。 作者简介 崔建飞，男，1963年生，安徽合肥人。198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著有《追忆锦瑟蝴蝶》《水浒启示录》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