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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70年来宋辽夏金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突出, 整体认知有质的提升。其中，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是一部成系统的优秀学术成果。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应注重强调宋辽夏金各朝都自视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准备了条件。宋朝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当时各民族发展的压舱石。各少数民族王朝互学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缔造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应继续发掘传统和出土历史资料，包括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将历史学和文献学紧密结合，让文物、文献、古文字活起来，夯实资料基础。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总结这一时期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汲取智慧，发挥历史经世致用的作用，促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宋朝的核心地位；辽夏金的历史贡献；出土文献；宏观和微观研究 作者简介：史金波（1940—），男，河北高碑店人，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和西夏文史研究。 公元10—13世纪宋辽夏金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很有特点的时期——从隋唐的大一统时代，经过五代，进入了多个王朝并立时代。201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时特别提到，“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高度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分立、对峙的时代特点。 中国这一时期，包括宋、辽、夏、金王朝以及当时回鹘、吐蕃、大理等政权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宋辽夏金史”,根据立国先后顺序也可称为“辽宋夏金史”。在这一时期，宋朝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王朝，辽、西夏、金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王朝，各王朝内又都是多民族共处。 新中国成立前，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往往统称为“宋史”，一些著述把辽、金王朝称为“外国”“外族”或“异族”。对文献记载缺乏的西夏，更是采取漠视的态度，多不予撰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民族平等的立场研究历史。特别是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民族史学科蓬勃发展，给这一段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不仅在具体问题上多有创新，在对这一时期历史的整体认知方面更有明显提升。比如，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五、六、七册名为“宋辽金元时期”，将辽、金王朝与宋朝并列，虽然题目中仍没有西夏，但在第六册的三章中，辽、夏、金的历史各为一章。同时在“第六册说明”中特别指出：“在这个时期里，契丹、党项、女真等族人民都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说：“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契丹、党项、女真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开发了我国北部的广大地区，发展了社会生产，也创立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国通史类著作中，首次对宋、辽、夏、金王朝史作出比较准确的论述。 近些年来，辽宋夏金史研究有了更加突出的成就，优秀著述迭出。其中，邓广铭倡议，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尤为引人注目。该书编委包括了国内60多位专家，分7卷（8册），共380余万字，是一部全面研究宋辽夏金史的集大成之作。从书名即可看到全书将辽、宋、夏、金四个王朝并列，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反映出对这一时期历史认识的新的提升。全书以中华大一统和各民族平等的理念为指导思想，致力于探讨这一时期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特别是突破了以往对各王朝分别写作的惯例，以宏阔的时空观将各王朝历史依时间先后顺序论述，将当时中国全境内各民族的历史糅为一体，使各民族的历史社会清晰地展示出来，增强了对这段纷繁复杂历史的总体把握和深刻认识。 笔者认为，当今之宋辽夏金史研究尤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宋辽夏金各朝都自视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研究历史，胸怀要宽宏，视域要广阔，应站在全国的高度审视中国历史，甚至还要在世界的大视域下俯视中国历史。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情状，把宋辽夏金时期各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都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把其间的关系客观地认定为一个国家之内的兄弟关系，即便是王朝之间发生的战争也是一家之内的兄弟阋墙，而不能只将宋朝说成中国，而将其他王朝说成是中国以外的所谓“内亚”国家。 当时，各王朝尽管都称其他王朝为“外国”，但都不自外于中国。这四个王朝都争用“中国”名义，自称“中国”，均以“德运”之说维护自己的正统。所谓德运，即五德终始之说，各王朝按照木、火、土、金、水五德，相胜相代，循环往复。这成为从秦汉到这一时期王朝更迭的主要理论来源，以此强化君权神授的理念，证明本王朝的正统性，以利巩固自己的统治。宋朝受后周禅让为火德，辽承后晋为水德，西夏可能认为继承了唐朝的土德为金德，金灭北宋承续土德，都无一例外地认同中国的德运，表示继承中国的帝统。这反映出中国在这一多王朝并立的特殊时期，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王朝体系，视本朝为其支脉，表现出各民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认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宋辽夏金各朝都有皇帝专属的名号，也是自认承袭中国正统的重要表征。各朝皇帝都有尊号，死后有庙号、谥号，建陵后有陵寝号。如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尊号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葬永昌陵。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尊号为嗣圣皇帝，庙号辽太祖，谥号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尊号有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武烈皇帝等，庙号景宗，谥圣文皇帝，陵号泰陵。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尊号大圣皇帝，庙号太祖，谥武元皇帝，陵号睿陵。确定年号纪年，也是奉中国正朔的一种表示，宋、辽、夏、金四朝各代皆按中国历代王朝建有自己的年号。 这一时期的前段，主要是辽宋对立，双方有战有和。宋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辽宋订立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形成对等关系。此后双方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互使共达380次之多。期间，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西夏地处西偏，依辽抗宋，与宋、辽周旋，以战求和，于宋庆历四年 (1044年)，宋、夏达成协议，夏向宋称臣，西夏上书自称“兀卒”（西夏语“皇帝”之意）。宋朝赐给西夏银、绢、茶皆数以万计，实际上许其自置官属，承认了元昊“帝其国中自若”的状态。这样在同一中国境内，形成宋、辽、西夏三朝并立的局面。金朝灭辽后，南宋、金和西夏共存，再次出现三朝鼎立的格局。当时在中国西南部还有吐蕃，南有大理，西有回鹘等政权。 从当时各王朝互相之间的称呼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中国内不同王朝的关系。宋朝和辽朝互称南朝、北朝，都称西夏为夏或西夏。而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凡指称宋、辽时皆以民族名称“汉”“契丹”称呼。在西夏凉州感通塔碑中有内容大体相同的西夏文和汉文碑文，在西夏文碑铭中称宋朝为“东汉”，在“汉”之前加上了地理方位词。在该碑的汉文碑铭中，相应部分用“南国”称呼宋朝。这也表示出当时中国境内南为宋朝，北为辽朝，西为西夏的格局。 由于以契丹族为主体民族的辽朝在中国的北面，在其更北面的俄国等欧洲国家，便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临近他们的契丹看成是中国，泛称中国为“契丹”。至今还有近十个国家称呼中国为契丹，如俄语中的Китай。这说明，当时北方的外国人把契丹或契丹及其以南的地方都认为是中国。 前引习近平讲话中所提到的“桃花石”一词，是古代中亚人对中国的称呼。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去中亚，途经阿里玛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看见当地“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却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桃花石”是当时中亚人对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之称谓。 文化认同是深层次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绵延5000年的产物，在中国各民族间不断发展，不断交流，不断融通，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更高的层次和新的水平。宋辽夏金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断加大，共同的历史基因增强。各王朝出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学习、继承，除前述继承德运传统，设置年号、尊号等外，各朝都尊崇儒学，实行科举；继承中华法系，仿效中原官制；分别借鉴汉字创制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翻译中原典籍；承袭修史传统，编撰实录；学习文学艺术，因袭中原风俗习惯；师法科学，步武手工业技术，等等。当时各王朝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各自又对中华文明有新的发展和弘扬，加强了民族间的大交流、大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这一时期，各民族王朝在版图、政治、文化、精神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嬗变和发展，实际上存在一个凌驾于各王朝之上的“中国”，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准备了条件，为同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元朝以中华正统身份承袭中国作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打下了少数民族高度认同中国的厚重基础。 二、宋朝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依据自然地理、政治制度、历史发展和经济文化各方面条件，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的核心，就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原王朝。 从全国范围来看，地势西高东低。中原王朝占据自然条件优渥的东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人口众多，发展了以农耕为主的先进经济，形成了高度发展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日益完善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中国的核心，成为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压舱石。即便是宋辽夏金时期，辽和北宋平起平坐，金朝进入更南部的地域，宋朝仍然起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作用。中原历来被视为中国政权的正统之地，谁占据了中原谁就掌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这也是辽、夏、金各朝都接受和尊崇“中国”概念，想占据中原的原因。 宋朝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宋朝社会生产迅猛发展，经济一直处于全国主体和领先地位，有先进的生产力。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朝社会的支柱产业农业及手工业都为辽、夏、金所效法。宋朝贸易发达，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宋朝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入品大多是原料，而输出品大多是手工业制成品，这突出地反映了宋朝的经济地位。 其二，宋朝科学技术领先，就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而言，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当时很多高度发达的技艺被辽、夏、金借鉴，如对文化发展推动很大的印刷术方面，雕版印刷臻于完美，宋版书被历代称道，至今仍备受推崇。宋朝首创活字印刷，后播扬域外，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三，宋朝政治制度成熟，其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科举制度等，均为辽、夏、金所吸收。辽、夏、金各朝承袭宋朝职官制度，接受管理国家方法；参照中原法律制定律法和审刑制度，承袭中原王朝“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法制思想；沿袭宋朝选举方法实行科举，培养治国人才。中原王朝的基本制度已在各王朝落地生根。就连基层实用的户籍、账目、契约等也遵循着中原已有的程式，在形式与内容方面高度契合。 其四，宋朝文化影响深远，儒学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成为其他王朝学习和遵循的思想体系。世代传承的儒学是各王朝礼仪规范的依据，文化认同的根基。各王朝都无一例外地通用汉语文，并从汉文传统文献中吸取营养。辽、夏、金王朝先后创制的本民族文字均受到汉字的影响，并用以翻译中原地区的经史典籍，在本民族中传播儒学思想。 其五，宋朝文学艺术流光溢彩，达到新的高峰，被其他王朝所景仰、效法。当时宋朝流行的文章、诗词都有很高的造诣，为其他王朝社会所接受。耳熟能详的名句“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乃是西夏人描述宋朝著名词人柳永作品深得民间喜爱的情景。黑水城出土有供官员写作书信时参考的西夏文书仪，其最后部分有八句七言赞诗，平仄、格律是比较典型的传统七言律诗格式，从中可以看到中原传统文学对西夏的深刻影响。 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不仅是那一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很多领域在当时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充分认识宋朝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历史地位，对理解中国中原地区，中国的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三、各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锻造的。中国历史上各王朝在崛起时，有不少杰出的领袖人物出现，少数民族王朝也不例外。宋辽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王朝，无论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西夏景宗嵬名元昊，还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都能领导本民族大力吸收先进文明，实行社会改革，促进民族转型发展，推动社会快速进步，使力量不断壮大。 以中国东部、南部地区为主的农耕文明和北部、西部为主的草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北方少数民族长期依托于草原游牧，对构建草原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袤的草原蕴育了北方民族勇武、豪爽、重义的精神。契丹人精于骑射，勇敢强悍，崇智尚武。“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党项族“民俗强梗尚气，重然诺，敢战斗”，具有勇敢膘悍、质直尚义、浑朴忠厚的性格，有“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强梗民风。女真人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养成勇敢善战、吃苦耐劳的性格，“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温辛苦，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北方民族的这种勇敢坚强、侠义直率、热烈奔放的气质，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与农耕民族的勤劳奋勉、忠厚质朴、仁义诚信的精神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伟大民族精神。 北方草原上的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辽朝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南进后逐渐形成南农北牧的农牧并举经济格局，并在畜牧业中对牲畜牧养和草原牧场实行有效的管理。除契丹等族外，汉人、渤海人也兼营牧业，所谓“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由于畜牧业发展，“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直至辽后期，契丹马仍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可见当时辽地畜牧业之繁盛。西夏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党项马在唐朝就十分有名。唐代诗人元稹曾有“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的诗句。西夏时期，党项马更是驰誉当时，被大宗卖到中原地区。辽、夏、金相继仿照宋朝设有群牧使或群牧司，其职能比宋朝的群牧司经管军事马政要宽，掌管其国畜牧业。北方民族的畜牧业经济承前启后，为草原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辽、夏、金各王朝农业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有的地区农牧业兼营，各民族之间互学互补，共同繁荣发展与进步。各王朝之间经贸往来频繁，互通有无。辽朝、西夏以及回鹘地区继承原来中原王朝贸易体系，延续丝绸之路贸易，与西方很多国家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各王朝都是多民族政权，都进行了大幅度的社会改革，适时转型发展，实行了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特点的政治治理制度和民族政策，特别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方面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取得了历史性进步。辽朝开创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也积累了经验，留下宝贵的政治遗产。后来辽朝由“一国两制”而渐趋华夷同风，又显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辽、夏、金先后形成稳定政权后，皆大力借鉴、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取得了巨大进步，把中原王朝的文化影响以更深的程度推向了更大的范围。比如辽、夏、金三个王朝均把科举制度扩大到更为边缘的地区，一些远离中原的地区也被纳入科举范围之内，不少人跻身进士行列。中原地区的儒学普及到更为边远的地区，不少中原王朝的经学、史学著作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少数民族得以直接接受先进文化。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为辽、夏、金各王朝所吸收和遵循，使少数民族地区法制观念和实践得到跨越式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辽、夏、金王朝都在学习中原王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比如，辽、金两朝发展医学，出现了名医和医学著作。辽朝出现了一代名医直鲁古，撰著医学名著《脉诀》和《针灸书》等。金朝更是名医辈出，医学名著迭现。名医成无己是第一个注释《伤寒论》的人，所著《注释伤寒论》19卷使得《伤寒论》广为流传。在印刷术方面，辽、夏、金均继承和发展了宋朝的精美雕版印刷，特别是金朝的平阳，印刷技术上乘，成为北方的印刷中心。西夏继承宋朝泥活字印刷，留存有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并首创木活字印刷，还雕印了最早的藏文印刷品，对印刷术作出突出贡献。 在都城建设方面，少数民族王朝也有重大贡献。辽朝有五京之设，在原来幽州地方置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西南），开泰元年（1012年）改为析津府，为辽的陪都，至今北京西南部还保留着辽代的天宁寺塔。金朝天德五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成为金朝新的都城，至今留存有金代太液池遗址等。辽、金在北京的立都，对其后北京建设成为元、明、清三朝首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首都地位的确立，均有着奠基的重要作用。今西北重要城市银川是西夏王朝首府，该城是在河外九镇之一怀远镇的基础上经西夏多次修建而成的。可以说，没有西夏的建设、经营，就没有今天的银川。 综观中国历史，几次政权分立时期，恰恰也是各民族交往最迅速、最深入、最密切的时期。宋辽夏金时期民族大流动、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是各民族共性增加最快的时期。通过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密切交往和深度交融，淡化了民族和空间因素。辽、夏、金王朝的主体民族契丹、党项、女真族与各民族的交往加速，民族畛域弱化，特点逐渐消失，经过元代更大范围的民族大交流之后，多融汇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而汉族则融入了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分，吸收了更多民族的营养，进一步壮大。 辽、夏、金三朝在汲取中华文明力量的同时，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印证了中华文明是古往今来全国各民族互学互鉴、共同缔造的事实。继续挖掘、充分认识各民族对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仍然是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任务。 当然，在民族王朝分立颉颃时期，民族矛盾加剧，战乱频仍，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都遭受苦难。这也给后世很大警示，各族人民应加强交往、交流和交融，和睦相处，珍惜民族团结，共同维护祖国统一。 四、继续发掘传统和出土历史资料是进一步作好宋辽夏金史研究的基础 因元代编撰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加之留存下来的当时各种文献，有关宋、辽、金的传统汉文文献史料非常丰富，是取之不竭的资料宝库，历代的研究专家已大量利用。应注重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对海量存藏的传统文献认真爬梳，以新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继续发掘其中有价值的史料，使老资料发挥新作用，以期不断有新的收获，形成有价值观点的资料支撑。此外，还要注重文献背后的历史，包括应该记载但历史资料没有记载的问题，也应注意分析，探究其原委，讨论与此相关的史实。 开拓新资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责任。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创制记录主体民族语言的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同时代的吐蕃、回鹘、于阗等早有文字使用。各民族文字留存下多少不等的文献，这些文献记录是各该民族的第一手资料，往往为汉文资料所缺，有其特殊的史料价值。西夏研究专家经长时间不懈努力，将大批流失海外的资料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大型文献丛书陆续面世，实现了流失海外文献的再生性回归，为西夏学增添了大量崭新、重要的资料，突出了新资料优势，夯实了学术发展的基础，为西夏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科研前景。当代西夏研究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突破点，多来源于这批黑水城出土的文献。在近些年中国各朝代历史研究中，西夏研究新资料的收获成就显著，受到学术界的赞赏。这些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已被国家有关部门列为“绝学”，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应继续加大力量整理、翻译和利用。 有关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非常丰富，应加大整理、出版力度，为深入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近些年来，辽上京考古不断取得重要成果，近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对辽朝首都辽上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两座保存较好的大型宫殿遗址和大量文物，为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成果。契丹文大小字的碑刻、墓志陆续出土不少，专家学者已有系统整理研究。宋朝的文物更是丰富多彩，层出不穷。北宋东京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考古均有重大进展，宋陵以及遍布各地的寺庙、石窟、佛塔、地道、瓷窑以及大量出土文物为宋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金朝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金陵（今北京房山）和众多贵族墓葬，以及大量出土文物，显示出考古资料十分丰富。西夏陵的考古有很多新的进展，西夏陵、黑水城和西夏瓷窑的考察与发掘大大丰富了西夏的文物。经过近10年的努力，西夏文物已完成系统普查、整理，拟分5编出版，现已出版3编，即《西夏文物·宁夏编》12册（李进增主编，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西夏文物·甘肃编》6册（俄军主编，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西夏文物·内蒙古编》4册（塔拉、李丽雅主编，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共22册。据称，《西夏文物·石窟编》8册、《西夏文物·综合编》4册也即将出版。希望宋、辽、金朝的文物也能尽快普查、集结出版。总之，要将历史学和文献学紧密结合，让文物、文献、古文字活起来，夯实资料基础，以利进一步深入开展宋辽夏金史研究。 五、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总结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研究历史，首先应发挥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尽可能多地揭示历史事实，使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为增加历史知识作出贡献。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传统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文献中获取的。传统历史文献记载比较系统，但也需要甄别、考据、校证、筛选。有的文物资料要进行断代、对比，以揭示其历史内涵。出土文献是反映当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往往缺乏系统性，有的残损，有的甚至是一些残片。而解破难题的密码——历史的真实可能就存藏于这些碎片之中，故此也要下功夫进行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如辽夏金时期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的文献，则需专门人才进行翻译、整理、研究，以便提供鲜为人知的重要历史知识。总之，应重视资料工作，加强基础研究，发掘更多、更有价值的历史真相。 研究历史，还要发挥历史学的教育功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历史知识传递到社会，使民众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的历史，增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首先，认真梳理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将这一民族政权分立时期各民族往来密切、矛盾复杂、共认中国、高度融汇的史实研究好，认识好，宣传好。其次，在学术成果积淀下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应引入教科书，以使更多青少年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教育与熏陶。现行教科书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在新时代，历史研究应与时俱进，提供新时代所需求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宋辽夏金时期的历史还要通过现代化传媒及时传达到广大的普通民众当中。普通民众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认识，往往是通过电视剧、戏曲、评书等形式获得的。而通过这些文艺形式表达的内容，有的缺乏民族平等观念，过多地渲染民族矛盾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对于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各民族在历史中的积极贡献则多予忽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利于维护与促进民族团结和统一。希望文艺工作者在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创作一些真实反映宋辽夏金时期历史，传递中华民族真正精神意蕴的新作品。我们应在各族群众中加强正确的历史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深刻理解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和谐共进的民族关系。 中国的史学鼻祖司马迁曾以其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道出了史学的价值和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一论断，把历史研究的意义提升到有助于人类发展的高度。 研究宋辽夏金的历史，应注重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寻找有价值的规律性认识，以作为历史镜鉴。我们要在所获得的具体历史知识的基础上，登高望远，站在全中国的高度，而不是某一民族的狭隘视角来审视这一时期的历史。一是要提升对当时历史的宏观认识，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绵密的史料考证提升到恢宏而深刻的阐解，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二是要认真总结各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梳理各王朝之间的民族关系以及民族政策之得失，总结在王朝分立、竞争博弈时期人心思定，求稳求治，化解战争，寻求和平，以及订立和盟的理念与方式。三是要探讨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值得汲取的经验与教训，寻求促进各民族经济互相补充，文化互相学习，人员不断交融的途径。当然，还有很多丰富的命题值得发掘，需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深入探索、深度创作。 总之，宋辽夏金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当代现实意义。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传承中华文明为旨归，通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自觉地多方面总结认识，提炼规律，汲取智慧，深入解析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密码，促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统一提供智力支撑。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