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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子位于北京城南，亦称南苑，因受到永定河灌溉滋养而水草丰茂、物产丰富。自辽金至明清，一直是皇家苑囿或狩猎之地。这一历史可上溯到辽金四时捺钵中的“春水之地”。元朝帝室也曾在此纵鹰猎鹅，时称“下马飞放泊”。明朝扩建行宫和衙门，因“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一望弥漫”，故得名“南海子”。清朝改称南苑，为经常举行郊迎、围猎、阅兵、演习等活动的重要场所。表面上看，南海子作为辽、金、元、明、清的皇家苑囿，存在着线性发展的连贯性。实际上，几个朝代在这里行围打猎的原因和政治逻辑有着本质区别。 第一，南海子在辽金元时期的历史变迁。辽代早期，四时捺钵在以上京为中心的区域内举行。至辽圣宗时期，为便于筹备对宋朝的战事，从统和五年（987）到统和二十年，辽帝常驻南京（燕京），其春捺钵的区域大致在漷阴县（北京通州）之西的延芳淀一带。《辽史·地理志四》载：“漷阴县，本汉泉州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延芳淀的西部就是南海子。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是契丹人游牧特性的体现，现代学者以“行国政治”称之。同时，辽朝依靠多国都、多政治中心维持对其疆域的有效统治。这是辽朝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尚未完善的一种表现。 金朝初期，四时捺钵制度和五京制为女真人所承袭。最早的国都称为“御寨”，并未表现出突出的政治中心地位。在迁都燕京之前，金朝的春水捺钵之地应该在鸭绿江，与北京无关。从金世宗时期起，金朝“春水之地”均围绕中都燕京展开，但南海子明确成为金朝捺钵之地，是在金章宗时期。他巡幸南海子最为频繁，承安三年（1198）在那里修建了建春宫。他在位20年，共有17次春水记录，其中7次在建春宫。 从辽代到金代初期，捺钵制度的发达被视为国都政治功能弱化的表现，虽然当时确立了五京制度，但“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捺钵和斡鲁朵，而不是在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个京城，都城的存在仅具有象征意义，这是由辽、金两个北族王朝的游牧特性决定的”（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这表明当时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金朝迁都燕京后，国都的政治功能得到强化。捺钵遗俗仍在，但已开始趋向象征性。这一变化的内在政治逻辑在于，金初的分权体制逐渐过渡到中央集权体制，捺钵的色彩已大大淡化。这就改变了辽代以来移动政治中心的形式，转而形成了固定政治中心与移动政治中心相结合的二元形式。元朝完成统一后，这种固定都城与移动政治中心相结合的二元体制得到强化，皇帝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定期迁移，仍是捺钵制度的表现。他们在南海子的下马飞放仍被视为一种捺钵活动。 因此，辽金元时期，南海子地区行宫的建立是契丹、女真、蒙古在既保留捺钵习俗又逐渐接受汉文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过程中常见的政治现象。 第二，清朝承袭明朝行宫体制。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在迁都之前，明朝把元朝遗留下来的“下马飞放泊”改名为“南海子”，并在四周圈地，修建围墙，占地范围不断扩大。据《帝京景物略》载：“永乐十二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在修建围墙后，又新开四座大门，分别为北红门、南红门、东红门和西红门。随着地亩扩大，明朝在南海子内修建了名为“庑殿”的行宫，以及旧衙门提督官署和新衙门提督官署，这也成为清朝两行宫的前身。 很多明朝皇帝喜欢到南海子游猎，其频繁程度并不亚于元代皇帝，但这些活动与北方民族的捺钵制度没有必然关联。明朝的国都体制主要借鉴于汉唐宋代，从一开始便以突出皇帝中央集权制度为主要政治特色，并不存在由多政治中心向单一政治中心过渡的过程。虽然有陪都南京的存在，但南京显然并非真正的政治中心，更像地方管理机构。这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必然要求。 明朝在南海子修建的行宫、猎场等一切设施，均被清朝承袭和使用，成为顺治时期和康熙前期主要的皇家行宫与苑囿，自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首次在此围猎后，历代清帝共巡幸南苑262次，总计1200多天。清朝逐步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巡幸制度，进而以南苑为起点，逐步将其发展为清帝四方巡幸的制度。即便京城西北的皇家园林崛起后，南海子仍然是清朝重要的行宫、猎场和大阅所在，直至清末。 第三，清代不存在多国都体制。一些海外学者把建立多个国都的行为视为非汉民族的特殊政治现象，这种观点也是不准确的。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S. Rawski）认为，“清朝多个都城的体制是模仿10—14世纪统治华北的契丹辽朝（907—1125）、女真金朝（1113—1234）和蒙古元朝（1271—1368）这几个非汉族政权而建立的”。她试图将清朝国都机制的渊源上溯到辽金时期的五京制。（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其实，这种线性关系的构建并不成立。 在国都体制方面，女真—满人从未试图建立多政治中心的行国体制，而且在其发展历程中一直极力排斥、防范多政治中心的出现。当舒尔哈齐要求率领部众到其他地方分立时，努尔哈赤毫不犹豫地除掉了他。后来，舒尔哈齐的儿子阿敏也有过率众自立的意愿，也受到八旗高层的抵制和排斥。后金政权曾经有过五个都城，但都是前后相继，而非同时并立的关系。同一时期，这个政权只允许一个政治中心的存在。努尔哈赤也从不带领自己的大臣和部众按照季节迁移，举行捺钵。进入北京后，满人马上将政治中心由盛京移到北京。盛京名为陪都，但在整个清代只是作为处理东北事务的最高地方机构。清朝皇帝大多到过盛京，但主要是为了祭祖，且不具有按照季节迁移的规律性。盛京的地位更像明朝的南京，而非辽金元时期的行国政治中心。 至于承德，也有海外学者将其视为一个类似于都城的政治中心，这种认识也值得商榷。一个城市要成为一个朝代的“都”或“京”，即使在多国都体制下，也需要有官方的正式认可，给予封号。例如，辽金的五京都有统治者的正式册封，元代则有对“大都”“中都”“上都”的正式官称，“南京”的名称来自明朝正式册封。清朝封沈阳城为“天眷盛京”，但对承德则从来没有以之为“都”或“京”的正式表述。承德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热河行宫所在。雍正时期，承德只是一个“厅”，后改为“县”，乾隆四十三年（1778）才升为“府”。终清一代，历代皇帝并没有赋予承德以“都”的地位。 因此，北京是清代唯一的国都。与元代不同，历代清帝都不存在不同国都之间季节性游移的活动。虽然清代行宫遍地，但无其他国都，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强化的一种表现。 研究表明，战国时期的燕国已经实行“五京制”。燕都最早位于北京南部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后燕国吞并蓟国，并迁都蓟城；第三个都城是位于河北省易县易水之畔的临易；第四个都城位于北京市窦店；第五个都城位于河北省易县武阳城。特别是在燕昭王时期，燕国达到顶峰，以蓟城为上都，以窦店古城为中都，以武阳城为下都，形成三都并存的局面。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燕国多都制与渤海国和辽朝的多都制是否存在渊源，但把五京制或多都城制度归结为契丹人或北方民族自身特点的观点显然比较武断。恰恰相反，这应该是北方民族不自觉地接受和借鉴汉文化的一种表现。 因此，南海子是清朝最早的行宫所在地，是对明朝行宫体制的继承和发展。从历史渊源来看，与12世纪的女真祖先相比，17世纪的满人依赖打猎、采集和农业为生，并没有保留四时捺钵的习俗，筑城而居是满人政治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清朝皇帝们到南海子游猎，虽一再宣称是为了保持先人的骑射习俗，但就整个行宫体制而言，清朝在南海子的活动机制更多承袭自明朝，几个世纪以前的四时捺钵遗俗早已荡然无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