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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多认为晚商始于殷墟二期，也就是自商王武丁以降，从考古学文化而言是有别于早商文化陶器而形成的殷墟文化体系。殷墟系陶器的范围大体是以安阳为中心，在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分布，约与《战国策·魏策》所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的区间相差不远。向北约到邢台地区，南到郑州周边，也就是晚商王朝的国都大邑商殷墟及近畿地区，远不能和早、中商文化特征的陶器传播相比，给人有晚商王朝统治区域明显收缩和比较有限的感觉。但在实际上，晚商王朝的统治除了大邑商及周边地区外，其向外的控制力仍然较大，主要包括了殷墟卜辞所记的东、南、西、北四土，约与中商时期所控制的范围相当。只是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各地出现了变化，与殷墟形成了较大差异。依据近年陕晋地区商代晚期考古学遗存的发现，并结合过去的相关资料，本文拟对晚商西土的考古学文化变迁情况，做一些简单分析，以期对商代后期的社会治理特点有所了解。 一、西土的大体范围与文化遗存 殷墟卜辞中虽有“西土”的记载，但无具体的说明，而依据《战国策》等文献可推断，西土无疑应包括太行山以西的晋南、豫西以及关中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自然地理单元的渭汾盆地及豫西山地。这些地区早商时期都属于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无论出土遗物与相关遗迹，与郑洛地区二里冈期或略晚的商文化都保持了较明显的一致性，故学界普遍认为都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或其地方类型。豫西及关中东部属早商文化二里冈类型的分布区，晋南属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区，关中西部偏东地区则为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分布区，稍有不同的是后者的年代延续到晚商偏早阶段。就目前了解的情况而言，这几个地区也都有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发现，许多重要迹象及文化遗存与殷墟仍有较多联系，故应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 山西境内的晚商青铜器发现点比较多。浮山县桥北商周墓地的发掘，以及近年闻喜酒务头晚商墓地的发现，分别见到与殷墟相似的甲字形大墓、车马坑，以及青铜器等遗物，密切了晋南和殷墟文化的联系，可以相信晋南地区属于晚商的西土应该没有问题。而在地理位置更为偏北的晋中地区，灵石旌介、汾阳杏花村发现了类似于晚商文化的遗迹和墓地，应属于晚商西土的扩展区。 关中地区的晚商文化遗存，分布于周原至西安以西的晚商文化，属早商文化“京当型”的自然延续。关中东部晚商文化的主体是从早商文化发展而来，但因渭河南北的文化遗存有差异，分别称之为“老牛坡型”和“北村型”。三者的文化面貌不仅相互差异，也与殷墟商文化有较大的区别，但均为当地早商文化发展演变的产物，自然应属于晚商西土的文化遗存。只是约自殷墟二期偏晚阶段或二、三期之际，京当型商文化基本从关中西部淡出，接踵而来的是以武功郑家坡遗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和以扶风刘家墓地为代表的刘家文化。关中东部的北村型约在殷墟三期后段，可能为先周文化所取代或融合，老牛坡型一直到殷墟四期晚段才告消亡。 豫西地区除了洛阳盆地的偃师商城发现了丰富的早商遗存外，还有见于报道者的早年灵宝县东桥、赵家沟和王家湾三批铜器，有鼎、鬲等礼器，戈、钺等兵器及工具斧、锛等，这几批铜器的发现依然说明，豫西属于晚商西土的一部分，并居于连接关中地区的通道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晚商西土的文化变迁概况 晚商以后，西土范围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早商阶段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别。这种情况的发生既是考古学文化经过长时段的发展，制陶工艺技术自身演变的结果，也与当地文化或周边不同文化渗透影响有关。但此现象也不独见于西土地区，即使文化中心区的安阳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由于此类变化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不一，以致考古工作者在很长时间段内，未能识别出相关地区的晚商文化遗址。 晋南晚商遗存认识的突破，得益于浮山桥北墓地的发掘，特别是被盗墓葬所出方罍、觚、爵、卣等青铜器铸有“先”字铭文，可见桥北是商代先族的一处墓地。著录有“先”字铭文的“先鼎”1932年出于安阳，殷墟卜辞多有关于“先”的记载，或地名、族名，或称“先侯”，都表明与殷墟有关系。但墓葬所出陶鬲形制与殷墟有较大的差别，说明其文化来源有别，研究认为先族出自陶唐氏，后归附于商王朝而受封于浮山桥北一带，不无道理。这一发现初步揭示晋南的晚商陶器有地方特点，存在与殷墟不同的制陶体系。但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和青铜器形制纹饰、组合关系等与晚商文化联系紧密，表明其是隶属于晚商的西土重要据点。近年山西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的发现，再次说明晋南晚商陶器普遍存在地方性特征。晋南晚商西土的文化具有较多地方特色，但主要表现在制陶工艺技术的差别等方面，其他方面仍以晚商文化为主体。 关中地区考古工作更为充分，不同区域的晚商文化遗存已有较清楚的认识。关中东部在早商时期与郑洛地区有较强的一致性，属于二里冈型的分布区，晚商虽是继承前期发展，但其明显的地方特色将其分为老牛坡型和北村型（或称遗存），分布在渭河南北地区。老牛坡型大体是与殷墟文化相始终的一类文化遗存，但有较多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墓葬带腰坑、有殉人，铜器的器类、形制、纹饰等又同于殷墟。故其当是在早商文化基础上，吸收相邻文化发展起来的隶属于晚商王朝的一支西土地方文化，直到商末为周文化取代。北村型继承了早商文化，并持续发展到殷墟三期，麦粒状绳纹等因素同样是受到关中西部京当型及先周文化的影响。而个别陶鬲颈部出现堆纹的现象，似存在陕晋高原地区李家崖等北方文化的影子。 关中西部的京当型商文化约从二里冈上层晚段（或称白家庄期）形成，延续至殷墟二期后基本不见。周原王家嘴、壹家堡等遗址的地层关系则表明，其是被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在殷墟三期所取代。壹家堡遗址三期相当于殷墟三期，文化属性为刘家文化。王家嘴附近遗址第三段的典型单位H94和H147上层的文化属性，分别属于郑家坡类先周文化和刘家文化。这些典型层位关系和文化特征的差异表明，关中西部的京当型商文化确存在被先周和刘家文化更替的过程。先周文化属于以姬周为主体的人群，刘家文化则属商代古羌族人群的一部分，这是否意味着商王朝在殷墟二期之后，放弃了西土边缘的统治？ 三、晚商西土管理形式的认识 上述说明，晚商西土地区考古学文化除豫西资料尚缺外，晋南和关中均有较大变化。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分析，这种变化显然并非单纯的陶器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而是不同人群介入导致陶器风格和文化面貌发生变化。对于西土地区，殷商王朝能否管控、或如何实施管理显然值得思考。 商王武丁号称中兴之主，经营西土的事功多见于历史文献及殷墟卜辞。《后汉书·西羌传》：“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今本纪年》记载“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鬼方现在多认为与陕晋高原青铜器及李家崖、高红等遗址为代表的李家崖文化有关，主要分布在晋西北和陕北的黄河两岸。现据晚商西土考古资料分析却可能已靠近晋中及关中地区。本属早商文化分布区的关中东部合阳、华县等地，先后都有李家崖文化遗存发现。较早的遗存约为殷墟二期，与武丁在位时间吻合。故“次于荆”之所在，当指《禹贡》所载：“荆、岐已旅”、“汧及岐至于荆山”的“北条荆山”。《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荆山在雍州富平县。”即今西安市阎良与富平区（原富平县）之间的黄土山梁。可见商王武丁驻军之地已到关中东部的中心——富平东南，征伐的显然是已进入关中平原北部的李家崖文化。 与羌有关的殷墟卜辞多涉及战争，数量仅次于伐  方、土方，而多于伐鬼方。最著名的便是武丁的配偶，殷墟M5的墓主妇好率军伐羌的记录。另外卜辞还有许多伐羌、获羌的记载，显示羌人也是商王朝的宿敌。而羌之所指显然是关中的刘家文化、碾子坡文化等，许多军事行动应与之有关。大约通过妇好征羌、武丁伐鬼方的组合拳，西土关中的形势终得恢复，鬼方实力大挫，羌方主动臣服，考古学反映的则是京当型、北村型、老牛坡商文化在殷墟二期或其后还有延续。殷墟卜辞涉及战事最多的数  方及土方，武丁时期占相当大的比例。 方处在晚商西土的晋南地区西北，可能会与陶唐氏之后的桥北“先”族墓地，以及属于商系的灵石旌介墓地有关。殷墟卜辞记载了 方侵扰唐及苋地，唐向商王报告请求处置。唐可能就是桥北先族墓地及所属地区。先族本出唐尧之后，殷墟卜辞记载与商有过军事斗争，后归附于商并被册封为先侯。性质相似的族群在晋南至少还有闻喜酒务头墓地，以及晋中的灵石旌介、汾阳杏花村等人群和他们所能控制的地域。因此，晋南和晋中的汾河河谷及以东大致都属西土的范围，但据守西土者多为归附于商的先世旧族之民，并不全是殷商之族。这一局面的出现，可能和关中地区一样，有赖于武丁时代的强势挞伐。从殷墟卜辞的信息来看，西土地区类似于先族、羌族那样的地方古族，归附于殷商王朝者不少，著名的还有周人、鬼方等，也有先被征伐，后服务商王并称侯的经历。从各方面而言，无论关中还是晋南及晋中局部地区，显然仍属商王朝可控的范围，也即晚商王朝的西土，豫西则更不会例外。商王朝授权的守土者，除了可能为古崇国的老牛坡人，显然还有周人、先族、匿族、鬼方等。不然，武丁杀季历、殷纣醢鬼侯、囚文王又何以轻易做到？这就表明以陶器为标志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只代表不同制陶工艺技术及使用者的分布区域，并不能反映晚商国家社会结构的真实关系。 四、结语 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晚商西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复杂性，以青铜器、玉器等贵重器物、埋葬制度等体现社会等级的观念方面，与殷墟系统有较多的一致性，显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交错或融合。历史文献及甲骨卜辞记载反映，商王朝自身及臣属于商的部族，为维护晚商对西土的控制有过许多军事行动。不同的族群在商王朝的控制下均管理了西土的部分地区，说明晚商时期统治体系和族群的复杂化，出现了以陶器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与社会治理体系的二元结构。作为考古学文化表征的陶器，此时是以物化的实用技术形式服务于社会民生，既难涵盖国家层面的认知，也与单纯的族属关系有所脱离，而为局限于制陶技术传播范围内的物质存在。在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政治意志被强化的时代，代表社会治理体系的主要是青铜器、玉器等稀缺物资及附着于其后的礼制思想、社会意识观念等。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考古学文化及族群的剥离，实质是早期中国由血缘王国向地缘国家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关系研究的新课题。这些正是我们研究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